① 第一架照相机谁发明进入清史稿的
邹伯奇
中国第一架照相机的发明创造者，其事迹入编清史稿。
邹伯奇
（1819～1869 广东南海人），清代物理学家，对天文学、数学、光学、地理学等都很有研究。他自己动手制作照相机并拍摄照片，并着有《摄影之器记》和《格术补》，专门探讨摄影技艺及理论问题。他曾独立制造了中国第一台照相机，比西方仅仅晚了4年；还曾参与测绘画出中国第一张有经纬线的中国地图，另外还测绘了广东地图、南海县地图、广州城地图、南海各司(相当于镇)地图甚至他所在的浔峰洲(金沙洲所在江岛)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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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记者王月华
超越时代
清末岭南书生
科学王国起舞
今天，如果自家孩子拿了物理学国际大赛的奖项，父母肯定会笑逐颜开。把时光倒推两百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你很难想象会有中国小孩托着腮帮子坐在树下，苦苦思考苹果为什么会掉到地上的问题。就算真有特聪明好奇的孩子，想安安静静做几道有难度的算术题，也多半会挨上父母的一顿笤帚：不多背几篇八股文，考个功名光宗耀祖，反而去整这些没几个人看得明白的“闲篇儿”，不是自个讨打嘛？
不说别人，就拿晚清名臣曾国藩来说吧，小儿子曾纪鸿酷爱数学，他压根没给什么鼓励，不过是没有打压而已，就成了现在历史学者眼里不可多得的开明父亲，可见数学家在当时的地位实在太低，压根入不了主流人群的法眼。
再翻翻本土地方志，狐仙蛇妖的传说时有出现，科学家的故事却几乎没影，倒不是当时一个“科学工作者”都没有，而是这个团体实在太不显山露水，没几个人理解他们工作的价值。
早慧少年
探究问题不眠不休
邹伯奇就是在这样贫瘠的土壤里成就自己的科学传奇的。1819年，邹伯奇出生在南海泌冲一个教书人家，父亲和外祖父都是学养深厚的“数学爱好者”，因而给了他当时少有的数理启蒙教育。这个早慧的少年表现出了极其罕见的探究精神，用同时代大儒、其知交好友陈醴的话来说，邹伯奇“读书遇名物制度必究，昼夜探索，务得其确”。正因热爱探究，他发现古代“诸经义疏”中的算学错误后，就开始孜孜不倦研究数学，而人们司空见惯的湖光塔影，又使他一头扎进对光学的研究中，那时他刚满17岁。
这么个满脑子“为什么”的早慧少年，如果非要他死记硬背，到科场里混个功名出来，那可就太“毁人不倦”了。还好，没人硬逼着邹伯奇走科举的路子，他的最高头衔不过是个生员(秀才)。据学者陈志国、倪根金的研究，这还是因为当时的广东学政戴煦见邹伯奇精通训诂之学，才将他破格提拔进官学的，之后他再未踏入科场一步。
成为通才
学识横跨几大领域
把邹伯奇这样一个身着长袍、头戴瓜皮帽的晚清秀才，比作科学王国里的孤独舞者，听上去很不搭调，却也符合事实。因为在自然科学几乎被知识界全然漠视的时代背景之下，他却在数学、光学、力学、天文、地理等诸领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根据学者李迪和白尚恕的研究，在数学上，邹伯奇曾写了《乘方捷术》一书，深入介绍了乘方、开方和对数的知识，他还自己设计了对数表和刻算板；在力学上，他找到了求解各种不规则形体重心的方法；在光学上，他独立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照相机，其研究几乎与欧洲同步；在天文学上，他计算了自1861年开始的若干年内五大行星的运行情况，还绘出了两幅巨大的“赤道南、北恒星图”；在地理学上，他率先采用经纬法画出了全国地图，并将经过北京的一条经线定为本初子午线。说实话，任何一个现代科学家，只要在以上任何一个领域作出成绩，就足可“笑傲江湖”了，两百年前的一个民间学者，却可以成为横跨几大科学领域的通才，的确是个奇迹。
有趣的是，邹伯奇一生“好覃思而懒着述”，留下的成书寥寥，大量遗稿只为备忘而记，很不系统。这一点，倒与文艺复习时期的最伟大通才达芬奇有得一拼。后者既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同时还是卓有成就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地质学家、水力学家、建筑学家、解剖学家……成就之高，令人仰止。达芬奇同样是脑子转得远比笔快，除了不成系统的《达芬奇笔记》之外，少有着述传世。
达芬奇生活的文艺复兴时期，是世界科学初迎曙光的年代；邹伯奇生活的晚清年间，是中国近代科学初迎曙光的年代。他们一个生活于贸易发达，中世纪的观念桎梏渐次松动的佛罗伦萨；一个生活于商业繁荣，儒家传统观念桎梏悄然松动的广州。邹伯奇的科学成就，当然远不能与达芬奇相提并论，但这惊人的相似，是否意味着某种历史的必然？
科学精神
灵感多多 着迷制造仪器
实验烧钱 日子越过越穷
既然说起了达芬奇，咱们再不妨说说一部被小资青年热捧的美剧——《达芬奇的恶魔》。在这部“神剧”里，牛气冲天的青年达芬奇研制炮弹、发明照相术和照相机，试造原始飞行器，捣鼓1.0版潜水服和潜水艇，总之是上天下海，无所不能。电视剧免不了夸张，但达芬奇留下发明创造无数，却是史实。翻开后人整理出版的《达芬奇笔记》，看一看他研制设计的“祖宗级”自行车、悬挂式滑翔机、升降机、降落伞、嵌齿轮、风速计和潜水呼吸器……种类之多，足可令人目瞪口呆。
灵光一闪
率先发明照相机
本来是为了写邹伯奇，结果又扯到达芬奇身上，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奇”字，而是因为邹伯奇对科学实验的痴迷程度，与达芬奇有得一拼。他发明设计了大量的科学仪器，其中最着名的当属中国第一台照相机。按自然科学史专家戴念祖的研究，邹伯奇在用透镜取火的时候，脑中灵光一闪，开始研制起了照相机的“鼻祖”——暗箱，当时他刚满26岁。不过，以笔者的理解，若不是在光学研究上花了近10年工夫，邹伯奇不会有这“灵光一闪”的时刻，比如，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脑中“灵光一闪”，多半只会想着去哪撮一顿，绝不会想到什么科学发明。
在一份遗稿中，邹伯奇详述了暗箱的制作过程：找一个木箱，前端开孔，安一个凸透镜，箱中放一张白纸，木箱后端再开一孔，将木箱后半部分用黑布蒙上，将凸透镜对准“拍摄”对象，影像就会清晰地出现在白纸之上。这一发明看似简单，但从墨子做出“小孔成像”的实验，到利用光学原理做成暗箱，中国人花了两千年的时间。
暗箱研制成功后，邹伯奇开始孜孜不倦地寻找感光材料。他的配料清单上有鸡蛋清、食盐、松香炭、火酒、鹿角汁、红信石铁锈水、银粉、桃树胶、苦木胶等不下数十种材料，其中一些还取自于岭南特有的植物。再看西方，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了“银板照相术”；1847年，欧洲人又发明了“玻板照相术”，用玻璃板取代了银铜合金板。欧洲照相术的发明与改进日期被记得清清楚楚，但学者要考证邹伯奇发明“玻板照相术”的日期，却不是一般的困难。戴念祖先生费了好一番周折，才推测出邹伯奇应该是在1846年～1850年之间的某一年，用“光药水”和“鸡蛋胶”独立发明了玻板照相术，这几乎与欧洲不相上下。
科研烧钱
富家子啃起菜根
照相机是邹伯奇最广为人知的发明，此外，他发明的科学仪器与其理论研究如影随形。换言之，邹伯奇痴迷于研制科学仪器，其目的就在于验证基础理论，这是科学精神的真正体现。在天文学上，他以自己绘制的赤道南、北恒星图为蓝本，制成了一台高约半米的天球仪，当时，哥白尼的日心说才传入中国不久，他率先运用日心说，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太阳系表演仪；在物理学上，他造出了“水银流溢式取准器”、气压计(邹称其为风雨针)；在测量学上，他造出了多种日晷，设计时还特意考量了广州的磁偏角问题……种种发明，尽显奇思妙想。
如果放在当代，像邹伯奇这样创造了多个“第一”的发明家多半不用为科研经费发愁，可在两百年前，他痴迷于科学仪器的研制，真是在跟自己的钱袋子过不去。作为一个民间学者，邹伯奇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资金支持，科学实验又相当之烧钱，邹家在南海有房有地，原本是个小康之家，可到了邹伯奇手里，日子越过越穷，昔日的“高富帅”不得不嚼起了菜根。可就算这样，邹伯奇仍两度拒绝了出仕的邀请。现在，绝大多数人将他的选择解读为清苦守志，可我不揣冒昧，觉得假如邹伯奇听到这样的言论，定会一笑置之。虽然身处南海一隅，但他的心灵可以在太阳系里徜徉，这样的日子，快乐还来不及，哪里用得着“清苦守志”？
② 前端八股文指的是什么
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个部分。
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
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
③ 八股文指的是什么
八股文又叫制义、时艺、时文、八比文，八股文是一种俗称，它是明代
朱元璋创制的一种科举考试文体。
八股文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落下等组成部分。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条详细说明了八股文的起源、格式和演变情况：“‘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明宪宗)成化(1465—1487)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并密，恐有借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
清人陶福履甚为简明地叙述了经义文体演变为八股的历史：“四书文，经义也，宋熙宁中王安石所创。《宋史》：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朔，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士，命中书省撰大义式颂行，试义者须有文采，乃为中格。元仁宗皇庆初，复科举，仍用经义，体式小变，其文有破题、接题、小讲、谓之冒子，冒子后入官题，题下有原题、大讲、余意、亦曰从讲，又有原经，亦曰考经，有结尾。后又小变，然冒题、原题、讲题、结题，一定不易。明初小变，然文后尚有大结，犹其遗法，成、宏以后纯为八比之格矣。”1
有些学者从构成八股的各种成分如破题、对偶等方面来追论八股的起源，2 也有的学者从原始结构和义理来源溯其远祖，3 从而把八股的萌芽追溯到明初、元、宋乃至于唐、汉、战国、春秋，不一而足。本文不拟细探八股文的源流，也不欲明确系年八股产生的时间，因为这里首先涉及到一个标准的问题，4 即首先要确定什么是标准、典型的八股文？如果说入语气、用排偶即为八股，则宋人文天祥乃至王安石的经义文已经是八股了；如果说对偶句段为八方为八股，则清代制义亦非全是八股，晚清许多试卷其实只是六比也属正格，更勿论还有许多或二、或三、或十、十二比等种种变化了。所以，更重要的可能还是要看全体、看整篇，看是否已形成垂之长久的定式。5 故本文仅拟紧密联系科举考试来看一种较完整成形、长期固定的经义八股，这种八股文作为一种综合的文体样式，尤其是作为一种相当持久固定、为千百万人小心遵循的文章程式，6 离开考试就确实是一件难以解释的事情。本文想强调八股形成过程的长期性、渐进性和自然而然性。
自明代延至晚清的经义应试文（八股）的基本格式是：
──破题（两句散行）
──承题（三、四散句）
冒子 ──起讲（七、八句或十余句，散行浑写题意）
……入题（一、二或三四散句）
──起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出题（一、二或三四散句）
比 ──中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后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束二比（两股对偶成文）
收结（三、四散句）7
元倪士毅说，宋之盛如张才叔自靖义，“至宋季则其篇甚长，首有破题，之下有接题、有小讲，有缴结，以上谓之‘冒子’，然后入官题，官题之下有原题，有大讲（有上段、有过段、有下段），有余意（亦曰从讲），有原经、有结尾。篇篇按其次序，其文多拘于捉对，大抵冗长繁复可厌，宜今日又变更之。今之经义不拘格律，然亦当分冒题，原题，讲题，结题四段。”8 由此可大略得出发展到宋季时的经义文结构如下：
破题
接题
冒子 小讲
缴结
原题
上段
入官题 大讲 中段
下段
从讲（余意）
原经
结尾
元代基本上如宋，但比其简单，一定不易的只有以下四个部分的结构：
冒题
原题
讲题
结题
从北宋熙宁四年（1071）到南宋末（1279）约二百年间，经义文已发展到一个格式相当繁复固定的程度，甚至可说与明中叶以后的八股格式相差无多。此又不仅经义，宋代的“论”这一应试文也在这期间形成了与经义相差无几的格式。纪昀说∶宋代考试“论”体使用得比其他文体还要多些，其始也不拘成格，如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自出机杼，未尝屑屑于头项心腹腰尾之式，南渡以后，讲求渐审，程式渐严，试官执定格以待人，人亦循其定格以求合，于是双关三扇之说兴，而场屋之作遂别有轨度，虽有纵横奇伟之才，亦不得逾越。“论”体中之破题、接题、小讲、大讲、入题、原题诸式，基本上跟经义式一样，甚至更为发达，“实后来八比之滥觞。”9 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任何考试内容都有一种向客观程式化、甚至向日益严格固定的客观程式化发展的自然趋势，即便是并无经题之限，而是要求“自出机杼”的论也不例外。只要有百十年的升平，任一考试科目都有可能演成繁复严密的程式。当时论体限五百字以上，却无下限，经义亦同。这易助长繁复之风，实际上，在南宋晚期，已经形成了一种虽不叫“八股”，却很接近于八股（至少比元代及明初经义文更接近）的经义式，其文不仅略具三部分结构，且已“拘于作对”，也就是说，在“八股”之前，经义式已经走过了类似“八股”的一圈。
宋末战乱，元代早期科举考试又停了几十年，客观上可能反有助于斩断繁复琐碎的严密程式之风，10 所以，元代，明初的经义文反趋朴实，不再拘于比偶，格式也只需循大要而不必严守细节。明初四书义又限三百字以内，五经义五百字以内，文较短小简明。但时间一长，试文又渐至严密，要求一种更固定的程式以便考官衡文和士子准备，后人习称的“八股”也就在此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八股在明代的产生正如顾亭林所言：“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1465～1487）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1457～1464）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可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又说：“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千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益密，恐有借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11 清代八股比较起明代中叶来，变化主要是大结缩短，起讲延长和字数增加。12
在此，有一种说法尤须加以辨析，即认为八股文体是由朱元璋所定，由朝廷立法所定，其根据大概是来自《明史·选举志》：“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诗、书、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13 明洪武三年定考试文字程式，并没有厘定八股程式，明洪武二十四年所定“文字格式”也仅规定：“凡作四书经义，破承之下，便入大讲，不许重写官题。”14 固定的两两对偶及全篇之式看来还是如顾炎武所说直到十五世纪中叶以后的成化、弘治年间才逐渐定型，至此以后四百多年，在格式上方无大变。
④ 什么是“冷兵器时代”其前后是什么时代
冷兵器时代，指由远古时兵器由生产工具分化出来，也就是兵器发明开始，到火药发明并广泛使用于战争的这段时期。
人类的战争主要有三个阶段：人类与野兽之间的战争，冷兵器作战时代，热兵器作战时代。
冷兵器的发展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个阶段。时间主要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热兵器最早出现在12世纪时的中国南宋时期。热兵器随后首先在欧洲普及，到了16世纪欧洲首先进入了热兵器时代。
到了18世纪，随着技术进步，出现了来复枪，自动步枪，自动机枪等新的轻武器，滑膛炮，榴弹炮，迫击炮等自动化重武器相继出现，改变了整个战争形态，人类进入了热兵器时代，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首先使用了核武器，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核武器时代。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战争形态开始向信息化战争发展。
(4)前端八股扩展阅读：
人类战斗战斗方式发生转变的关键：
1、火的发现和使用，基本扭转了人与动物之间战争的不利局面，并加速了人类向更智慧方向进化的过程。这一阶段的结束实际上是另一阶段的开始，当绝大多数动物对部落不构成威胁的时候，部落之间的相互威胁便产生了，从此，以冷兵器为战争工具的时代开始了。
2、人类的文明史，大多数时间是冷兵器作战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时期，利用枪炮等武器不紧密接触便可大规模杀伤敌人时，热兵器时代才来临。
3、热兵器时代的先进文明之间的战争，最后决定胜负的，不是战场的几个胜利，而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以及科技实力转化为先进武器的能力。热兵器时代下，装备先进火器的军队，在和冷兵器的文明进行作战时，基本占有战场的绝对优势。
⑤ 判官笔是什么
判官笔是一种兵器，主要用于取穴打位。
判官笔武术杂兵械之一，属暗器类。又称状元笔。器形似笔，笔头尖细，笔把粗圆，也有两端均为笔头的，笔身中间有一圆环，形状比较接近峨眉刺，环套在手指笔可以旋转，还有的只是一端有笔头在笔的尾部有环也是可以让笔旋转的。
笔长约20厘米——30厘米，前端稍重于后端，多以硬木或金属制成。主要用法有穿、点、挑、刺、戳等。动作招势有穿喉、仙女引针、白猿献果、叶底偷桃，双蝶舞花等。
(5)前端八股扩展阅读
判官笔主要用于取穴打位。对于判官点穴笔，武学有云：“一寸短，一寸险！”普通的判官笔二尺八寸。
唐朝大内三大高手之一的宇文通（安禄山门下武士）所用的判官笔只有七寸长，实是短得不可再短，因此每一招都是欺身进搏，凶险万分。
而更绝的是他这对判官笔在对敌时能陡然暴长七寸，原来他的判官笔共有四节，每一节长度七寸，一按机关，便可以一节一节的伸出来，全长仍是与普通的判官笔一样。但他这判官笔能瞬间暴长，威胁极大，不是武艺惊人之士难以躲避。（见梁羽生《大唐游侠传》）
武当七侠中的张翠山也曾使一柄镔铁判官笔，使对手闻风丧胆。他使判官笔在石壁上使倚天屠龙功刻出“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二十四个大字，令武功盖世的金毛狮王谢逊也不得不甘拜下风。（见金庸《倚天屠龙记》）
⑥ 像《三国演义》《西游记》之类的古代小说最初是怎么发行的当时有出版社一类的东西吗
古代有书商，但古代写小说的文人都觉得写小说丢人，所以，就是为了糊口，才“有辱斯文”。（一直到金庸先生那代人，都不认为文人写小说是好事，金庸先生健在的几位友人都认为他写小说是“明珠暗投”。）
当然，古代也就不会要什么版权，交稿拿钱再无瓜葛,跟做了坏事似的。
也有那种，本来就是社会上有手抄本的小说，书商找几个人一攒就是个小说，随便标个什么笔名就行了。
明代是中国刻书的一个高峰期，有官刻、私刻、坊刻等。官刻是朝廷官方的印书机构所出的书，除国子监、太医院、经厂还有穷极无聊的宗室藩王自己办的刻坊；私刻是私人出资延请刻工雕版成书，多是一次性的，比如给自己老师老爹刊印着作。真正决定明代印刷行业气质的，是坊刻。坊刻就是书坊出的书，书坊的地位跟现在的图书出版公司差不多。
都说明代有资本主义萌芽，而且都举纺织业为例，其实书坊也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明代的书坊非常兴旺，各地尤其是江南苏杭，本来就是工商聚集之地，市民阶层初步形成，又多文人墨客，文化昌盛，连带着印刷业也跟着发展起来。江南一些大城市有专门的图书铺子一条街，里面卖书的叫坐商，还有走门串巷的书客。定期有书市，运输有书车、书船，物流非常发达。雕版印刷的工坊也鳞次栉比，大的书商往往都是有自己的后端工坊和前端销售网点，产销一条龙。
这些明代书商最可爱的地方在于，他们不像士大夫一样板着面孔把书籍当成神圣的东西，而是当成一件商品。既然是商品，那么作为商人就要绞尽脑汁将之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因此他们的思维非常活跃，客观上促进了技术进步。比如为了招徕买主，他们促进了套色印刷的出现，推动了版画艺术的进步，还初步催生了广告和版权意识；比如为了节约成本，嘉靖年间的书商在要求工匠在雕版时使用以平直为风格的字体，提高刻字速度，称为匠体，即后世宋体字之滥觞。宋体出来以后，刻板效率大增，制作成本一路下滑。以嘉靖年出的《豫章罗先生文集》为例，一共刻了八十三片板子，上下两帙，一共一百六十一页，付给刻工的酬劳是二十四两银子。若以字数来算，当时汲古阁每百字三分五厘左右，三分银子刻一百字。当真是低廉得紧。
而当时的书价又相当贵。万历年间余献可在居余堂刻的《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选唐诗训解》，一部七本，每部纹银一两。而《大明统一志》更贵，每部纹银三两。其他书籍相对便宜，但少说也有数钱之价。比照万历年《宛署杂记》提供的价格，一两银子可以买三百多斤大米，上好猪肉可买八十多斤。卖书在那个时候，可谓是暴利行业了。
书商们的销售渠道非常畅通，销售理念十分先进，制造成本十分低廉，利润十分巨大，那么他们还缺什么呢？
跟现在书商面临的情况差不多，缺好稿子。
明代书商们无所不印，经史子集、医书农书，道藏佛典等等，时人诗文乃至高考作文精选，每年刊行数量巨大。但他们很快发现，明代的老百姓、尤其是城市里的老百姓——所谓初步形成的市民阶层和市井文化——最喜闻乐见的是各种通俗小说。书坊里卖的最好的，永远都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畅销书。清人金缨《格言联璧》：“卖古书不如卖时文，印时文不如印小说”，正是书商经营的诀窍。康有为亦有诗为证诗证：“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奈小说何。”
罗贯中、施耐庵生不逢时。他们虽然写出好书，但没赶上市场上的好时候，古人又没版权意识。三国水浒被各大书商印了一次又一次，版本无数，但他们并没得到什么大利。这些畅销书从明初开始，出了一遍又一遍，连书商自己有抱怨说“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时间长了，市场饱和，人民群众难免腻烦，需要书商推出新产品，市场出现了新的需求。
书商们看到这种巨大利益，自然不会不心动，决定要把这个市场做大做深。当时的情形是：“宋元旧种, 亦被搜括殆尽, 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 意当别有秘本图书而衡之”
写新鲜东西？没问题，但作者得有才气、有学识。古代识字率低，有文化的人都得从士林里找，可偏偏当时士林风气视小说为小道，都不愿意写，愿意写的也不敢露名。
到了嘉靖年间，稿荒和对新书的渴求已经到了巅峰。书商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条特别奇葩的路来。
这条奇葩之路，是福建建阳书坊清白堂主杨涌泉想到的。
当时的福建建阳，是东南最着名的刻书中心，号称闽刻。建阳书商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走低端市场，他们的书质量一般，胜在便宜、量大，虽然口碑不及苏杭，但市场占有率相当高。建阳书坊的商人们头脑思维灵活，对市场极其敏感，什么点子都想得出来。
杨涌泉当时在印一本书，记录岳飞事迹的《精忠录》。印完了审校，他突然脑子一激灵：
《精忠录》是史书，没什么意思，但如果把它写成三国那样的小说呢？关于岳爷爷的通俗演义，那得多牛逼啊！
杨涌泉想到这儿，赶紧去找他的亲戚，也是个书商、忠正堂主熊大木。杨涌泉说我水平是不行了，但你读书多，写东西没问题。咱们找不到人写稿子，可以自力更生嘛！熊大木一听也对，挽起袖子，当即就搞出了一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熊大木在序里谦称“才不及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自己其实内心很自得。
熊大木认识字，可实在没什么写作天分。罗贯中是七实三虚，他是十实无虚，就是把史书拿大白话讲了一遍，还舍不得删，把岳飞的所有奏章、题记、檄文、书信全扔进去了，文学效果惨不忍睹。熊大木自己也觉得太枯燥，脑子一转，往岳飞传里硬夹了一段路遇关胜的故事，还得意洋洋地加注释说这个关胜是梁山的人曾经征讨方腊云云，借来水浒传的大皮给自己宣传。
别看这书写得糟糕，当时销量却十分惊人。现在能查到的版本，就有七种，也就是说至少先后被七家出版商翻刻过，甚至其中一个版本还是内府本。换句话说，嘉靖修道有暇，还让经厂刻成御本来欣赏。
熊大木一战成名，士气大振，一口气又”翻译“了《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南北宋志传》与《全汉志传》三部通俗小说，销量都不错。
可见当时市场上的读者饥渴到了什么地步。
自古跟风者众，熊大木的成功，引燃了建阳书商们的雄心。这些书商亲自挽起袖子，开始改史写文，一时如过江之鲫，有道是十亿书商九亿写，还有一亿在发帖——当然，质量也极其堪忧。
到了万历年间，在这股低劣仿古的大潮中，建阳书系出现了一位绝世强者，姓余，名象斗。
余象斗字仰止，坊名双峰堂、三台馆，自称三台山人。此人生平履历不详，但研究明代出版， 却是绕不开的一位巨擘。
他有个长辈叫余邵鱼，当时也投身到这股创作大潮，写了本书叫《列国志传》，讲春秋战国的，销量不错。余象斗接了书坊生意以后，亲自写了一本《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从盘古讲到商周。在这本书后面，余象斗夹了一页广告说：“至武王伐纣而有天下，《列国传》上载得明白可观，四方君子买《列国》一览尽识。” 然后把《列国志传》重新翻印了一遍。读者买了《列国前编》，自然就得去买《列国志传》，两部书互相带动，又大赚了一笔。
得了甜头，余象斗先后又推出了《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
全像列国志传》、《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列传》、《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和《新镌全像东西两晋演义志传》等等，几乎要把中国历史搞过一遍。
万历二十年，一部神书横空出世，书名《西游记》。市场上都疯了，没见过这么牛逼的小说，情节有趣，文笔也极赞，是文人中的高手，跟原来那些粗制滥造不可同日而语。余象斗一看，一拍桌子：”他卖的好，咱们也能卖的好，跟风呗！“
但跟风也得有人写啊？没问题，我余象斗也是文人啊！我也写过小说嘛！
然后这位有眼光没节操的营销大师亲自上阵操刀，速成了一部讲真武大帝的《北游记》，然后又出了一部讲华光的《南游记》，全是自己写的，文字粗陋不堪。他还从吴元泰那儿买来讲八仙的《东游记》，盗了《西游记》的版权，凑成一部东南西北俱全的《四游记》，扔到市场上去卖。读者早听说西游记的大名，听说又出了三部，高兴坏了，立刻掏钱去买。
万历二十二年，有一个作者叫安遇时，通过与耕堂出了本公案小说，叫《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余象斗看见成了畅销书，一拍桌子：“跟！” 可是时间紧、任务急，又没人会写，怎么办？余象斗一拍桌子：”抄“，找人搬来了刑部和各地衙门的卷宗，硬是拼凑出一部《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这部公案是部奇书，罗列了一百多件案子，一半的故事惨不忍睹，一半连故事都没有，就是把
判词、诉状往那儿一扔……但当时正流行公案小说，读者照单全收，高高兴兴也买了，销量大好。
在他之后，一群反应迟钝的书商在抓住这个主题，一时间奇案、公案满天乱飞，市面上全是此类。可大明的案子素材也就那么多，又没人会编新的，于是这些人就互相抄袭，让这类书的质量更加惨不忍睹。最后连官府都看不下去，一纸禁文下来说，才算稍微消停。
这几件事可以看出余象斗的行事风格：紧随市场风潮，运用营销手段刺激销量。无关产品质量，无关人品节操——这是一个标准的市场营销天才。
余象斗在市场营销领域的杰作还不止于此。比如他对图书插图十分重视，每本书做得好似连环画，上面是图，下面是字。虽然余家的刻工比起苏杭一代的雕工水平差得远，但架不住图多，图多就易读，读者就愿意买。在书的细节上，余象斗也下了大工夫，他印的书，多冠以“新镌”、“新刻”、“新锲”、“新刊”、“新锓”，他往旧书掺杂私货，就可以当成新书来卖了。余象斗出过《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 往里面多加了花关索的一段故事。水浒传也难逃他的毒手，被出了一版《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看名字就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书名后缀还往往以“批评”、“评林”结尾。这是因为余象斗首创了弹幕体，对一些旧书夹以注释批评，读者边读边看他在书旁发的议论，等于是买了一条导演评论音轨。这样一来，既可以借名着的东风，再赚读者一笔，又不会被说是旧书新印，里面有原创的内容，更刺激读者去买。
其他的如书页广告、牌记广告、在自序里反复提醒读者注意购买双峰堂品牌，都是余象斗的创举。这哥们儿后来自恋到每出一本书，必在后面加一页自己的自画像，号为“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图”，虽然自恋，但品牌影响不容忽视。
余象斗虽然人品有限，但还有个不错的原则，就是只做忠义，不碰色情。他出的书，多是历史演义或怪力乱神，但总体来说三观颇正，忠义廉耻不会轻忽。双峰堂发行量那么大，却几乎一本色情书都没有。嘉靖、万历年间色情书那么泛滥，销量那么好，余象斗也没碰过。
老先生活到76岁，临死前还刻了一本《五刻理气详辩纂要三台便览通书正宗》，真是生命不息，出书不止。
说跑题了。
总之，以建阳书商为基地，熊大木、余象斗为巨擘，书商们在稿荒的时候，找出一条原创之路。可是因为他们水准太低，这条路只可以取得一时之效，却后劲不足。读者们开始读着新鲜，但很快就意识到其品质太过低劣，要求推陈出新，出些好书。
于是回到了原来的问题：文人不肯写，书商写不好。
好在这时候朝廷帮了大忙。一是科举之路愈渐艰险，使才不如使钱，让很多读书人举官无能，只能另谋出路；二是经济发展，言商不再是什么丢人事，士林和商贾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先以财生文，再以文生财变得稀松平常。有人评论当时情况：”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
所以到了明中叶，文人终于放下身段，愿意鬻文以求财，如唐寅、文徽明、徐渭这样的大才子，可以靠卖画、给别人写碑文墓志铭贺词什么的为生，像吴承恩这种仕途失意、文名不显的，就只能“卖文为生“，这个卖，就是给书商写稿，所谓”润笔“。
于是书商开始四处搜购，笼络文人，或者从他们手里购稿，或者约写主题。文人们虽觉此系小道，但家中贫寒，仕途无亮，只要能赚钱，写写字又算得了什么？从嘉靖、万历以降，文人们开始悄然介入小说创作。比如天许斋刻印《古今小说题辞》，明确交代了稿件来源： “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之一为初刻。” 就是书商从文人手里收上来若干稿子，编撰之后刊行。凌蒙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里把这层关系说的更明白：“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侦，因以梓传请。遂为钞撮成编，得四十种。“ 可见当时书商缺稿何其严重，要派人专门去各大名家那里去”侦“ 察。像冯梦龙这种超级写手，还会应邀做题，他的《古今小说》，就是“家藏古今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儿四十种，畀为‘一刻”，明显就是约稿了。
不过冯、凌二人本是名家，凌蒙初自己家就是开书店的，所以待遇奇好，他们是在金字塔的尖端。对了，比较出名的还有一个王世贞。王世贞是明后七子的领袖，大文豪，可是他在出版界的待遇，和白岩松在微博的遭遇差不多，古往今来第一大马甲。无论什么书，只要作者来历有疑问的，都有人说是这可能王世贞写的。比如《金瓶梅》，有传说他是为了报复严世藩故意写的，还在书页之间用毒药粘连，严世藩看得入迷，用指头蘸口水去捻书页，然后中毒而死。还有的民间故事更荒唐，说严世藩死后，嘉靖听说《金瓶梅》好黄好暴力，找王要来看。王世贞怕皇上也被毒死，连夜赶了另外一部献上，就是《封神演义》——你说王世贞招谁惹谁了……
前面说的是名家。次一级的作者，是书商一次性买断书稿。《归田琐记》里引用林樾亭讲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说从前有个书生，大女儿出嫁罄尽家财。二女儿说我出嫁时候该怎么办啊！这书生说我想办法！然后回家翻书，看到《尚书》里有句话叫“惟尔有神，尚克相予”，一拍脑袋说有了！花了几个月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给女儿做陪嫁。二女婿把书稿拿给书商一看，大为激赏，重金购得，于是嫁妆问题就解决了。这位书生叫许仲琳，这部书叫《封神演义》。
你说《封神演义》招谁惹谁了……
《封神演义》的作者到底是谁，这故事是真是假，无可考。但读书人可以写小说拿去卖钱，而且卖的不少，这是明确确凿无疑的。
类似的情况还有清代袁枚。临死前他写了份遗嘱跟儿子说“我一生着序，都已开雕，尚有《随园随笔》三十卷，正想付梓，而大病忽来，因而中止，他日汝二人行有余力，分任刻之，定价发坊，兼可获利。” 也是类似情形。可见手里若有新稿，大可以卖给书商赚一笔钱。
更牛的书商，还会自己养一批专职写手，那就更便宜了。比如明代有一位奇幻作家叫邓志谟，极有才华，”两脚书橱“这个外号，就是从他这里传出来的。邓志谟因为生活贫困，寄寓在福建建阳，在余象斗家当塾师，其实是被包养，半是写手半是编辑。余象斗给他的任务，就是写神魔小说，学西游记，于是他写了诸如吕纯阳飞剑记、许旌阳擒蛟铁树记、咒枣记等一系列奇幻小说，编了故事黄眉、故事白眉等辞书，销量颇高。但他的利益，都被他的出版商余象斗拿走了，以致于生活只能勉强糊口。邓志谟给朋友写的信里哭诉：“仆穷愁着书，雕虫技尔，然不能藏之名山，徒为梨枣也者。" 梨枣指梨木和枣木，这是雕版最常用的两种材料，代指出版。邓志谟觉得自己写的这些雕虫小技上不了厅堂，藏不进名山，但是没办法，还必须得写，因为他太穷了，“弟今岁厄甚，薄田数亩，悉燔于骄阳，稼穑之枯，且如蜀之眉山草，家人泣馁也。”
像这种小作者，命脉全被出版商掐住。出版商让写什么，就得写什么，不然全家都要饿死。和现在的一些人的境遇……呃，也差不多。
总之在明代中、晚期，各大书商家里涌现出一大批塾师，他们都是落魄文人出身，为书商提供各类稿子，半作者半编辑，生活凄苦，生活在出版界食物链的最低层。他们所出的书良莠不齐，多以神怪、色情为主，其中放荡肆意之处，令人惊叹。我手里有七百多部明清二、三流小说的文档，曾经随便打开过几个看，其中一部——我名字忘了——的开头，就是书生、小姐、丫鬟、家丁几个人在闺房里围成一圈，前后相插，群P为乐。
顺带一提，到了清代，古今第一才子（我个人这么认为）李渔就想开了。
李渔本来也是怀才不遇，写书卖给书商。书商说你这故事不错，就是太短，你再给我写十个，凑个短篇集我就给你出。李渔只能答应，他很快意识到，这样下去永远没出路，就对自己进行了一次SWOT分析，认为“一艺即可成名，农圃负贩之流，皆能食力。古人以技能自显，见重于当世贤豪，遂至免于贫贱者，实繁有徒，未遑仆数。即今耳目之前，有以博弈、声歌、蹴趵、说书等技，邀游缙绅之门，而王公大臣无不接见恐后者。“
所以他痛痛快快甩开文人那点矜持。自己写书，自己印书，还自己卖书，开了个芥子园书肆，还自己当导演自己当编剧还找来乔、王二姬来排戏，活得潇洒自得，成了彻底的职业作家。红楼梦之前，四大奇书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就是从他的书肆刊行里叫出来的。
但和现在一样，李渔这种作者兼书商的定位，也遭遇到了他的克星。
盗版。
盗版古已有之。
这里先要推荐一下李渔的所有小说，极其有才，有才到你不敢相信这是古人写的，充满了一派现代气息。
他的小说太有才了，太受欢迎了，苏杭的书商都盯着。先是苏州，然后是杭州，然后是南京，后来他每出一本，书商都盗刻一本，不出击日，千里外市面上就有盗版了。有一次，李渔南下广东，走到一半想起来东壁简陋，恐有盗贼侵入，就写信回家，提醒家人把出书用的雕版挡在东边。等到他回来，发现雕版也被偷走了，过了几天，市面上出现一模一样板式的盗版书…盗版盗版，即从此事而来。
更有无良书商，干脆找个枪手写本烂书，也说是李渔写的，影响极坏。李渔大怒，叫上女婿沈心友去告官维权。李渔在苏州告赢过几次，当地官员孙道台判书商赔偿，还发了公告。书商群起攻之，朝廷要维稳，要大事化小。李渔虽然满腔愤懑，却也无可奈何。他要起诉的书商太多了，为这个甚至把家都从杭州迁到南京，方便上庭。
他在《闲情偶寄》里对盗版一事说得十分慷慨：“是集中所载诸新式，听人效而行之。惟笺帖之体裁，则令奚奴自制自售，以代笔耕，不许他人翻梓，已经传札布告诫之于初矣。倘仍有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 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当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 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总之天地生人，各赋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尝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夺吾生计，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这一篇声讨盗版的檄文铿锵有力，搁到现在，一点不过时，特此录全，推荐大家仔细读读。
其实文人和盗版之间，早有纠葛。宋代朱熹，就曾经因为自己的《论孟精义》一书被浙商盗版，一纸告到当地，吓得官府立刻下公告禁止翻印，以免得罪这位大儒。从此以后，朱熹的书都是自印自卖，获利极丰润，一生不愁吃穿。朱氏子孙对朱熹着作的刻印出版享有垄断权，延至明清，都独得其利。
没办法，李渔写的是小说，盗就盗了。朱熹写的是马哲、马经，事关意识形态，谁盗那就是真不知死了。明清两代政府对这类书监督都非常严，连版式、字体都不准妄改，生怕错一处而误人子弟，两类书境遇大不相同。
至于小说作者，就只能发布声明，说说气话，指望能稍微震慑到有良心的盗版书商。崇祯年有本书叫《道元一气》，上头牌记写了类似声明：“倘有无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闻之当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缘”。气魄挺大，口气却很无奈。
冯梦龙在《智囊》里讲过一个故事，说某书坊主怕自己的书被盗，还没出，就先跑到衙门说有人盗版。衙门发出海捕文书去抓盗版者。其他书商吓得惶惶不可终日，他趁机再上市，总算版权得全——不过这个大概只是文人的美好愿望吧。
说到盗版，不得不再提一下天才营销家余象斗。这哥们儿盗版盗起来毫不脸红，还换着马甲盗。余君召、余文台、余元泰、余世腾、余象乌，都是他的马甲。发起狠来，他甚至把熊大木的《大宋中兴岳王传》那么烂一本书给盗了，重出一本，作者名改成了余应鳌，真是丧心病狂。以至时人评价说“福建书坊⋯⋯专以获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开价高，即便翻刻”。
当时建阳书坊的质量不好，金陵的刻本质量高。余象斗二话不说，把要出的新书全都加上京本二字，鱼目混珠。如果你们看到《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新刊京本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西汉志传》之类的名字，还有双峰堂的印记，别多疑，肯定是盗版。
别看余象斗盗别人书毫无含糊，可容不得盗自己的书。前面讲了他盗了吴承恩，凑出《四游记》。南北二记是他自己写的，质量低劣，《东游记》是吴应泰的手笔，水准不错，销路最好。结果这书就被苏杭书商给盗了，余象斗大怒，再刊的时候，在序言里大骂说盗版的都是浪棍、都是逃奴，无耻之甚乎！据说他在自己每本书里加自己的肖像，也是有类似于激光防伪标签儿一样的防伪功能，至于效果只有天晓得。
最后说一个无关的人。清代有个大文人袁枚，这一辈子被盗版过无数次，他的《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三有首诗《余所梓尺牍、诗话被三省翻板近闻仓山全集亦有翻者戏作一首》——光看诗名就知道心情有多糟糕——可为千古读书人对盗版的心情：
自梓诗文信未真
麻沙翻板各家新
左思悔作三都赋
枉是便宜卖纸人。
⑦ 怎样认识鲁迅对《儒林外史》“戚而能谐, 婉而多讽”的评价。
《儒林外史》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具有独特艺术成就的长篇小说。它不但具有与其它优秀小说共同的特点，即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有它自己所独具的特色，即强烈的讽刺性。它的这两种特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了一幅封建社会末期的光怪陆离的长幅画卷。 所谓讽刺是对假、丑、恶的否定，是一种特殊感情的表现形式，运用讽刺的目的在于揭露，揭露被讽刺者的矛盾所在，以及他的可笑可恶。作为一部讽刺杰作，鲁迅高度评价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认为它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讽刺艺术的高峰，使后来者难以为继。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精辟地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解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所谓“戚而能谐”，是指描写内容上的悲剧性，作品在内容上是描写了病态社会造就了病态人物，病态心理，这是内容上的悲剧性。在表现形式上却具有喜剧性，描写深入到社会的时代原因，讽刺的矛头不是对着某一个人。所谓“婉而多讽”，是指委婉曲折的讽刺，他不直接的褒贬人物，力求隐去作者的身影，而让形象直接同读者接触，在平凡、平庸、平常生活中表现出令人惊异的讽刺力量。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在艺术形象的塑造方面的成就曾有过很高的评价。他指出：“敬梓之所描写者……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见《中国小说史略》)。《儒林外史》以其三十万字的篇幅，共塑造出了三百多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即有五、六十人。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个个描绘的性格鲜明。像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严贡生、严监生、匡超人、牛浦郎、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胡屠户、王仁兄弟、杜少卿、沈琼枝等，个个都栩栩如生，各具其不同的性格和特点。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讽刺’。”正是如此，它所讽刺的形形色色的丑恶人物和事件，都是当时社会中实际存在着或是曾经出现过的事情。可以说是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中摄取而来，作者虽不加任何评论，然而事实的可笑、可鄙、可恶和不合理的特性却立刻跃然于纸上。作为讽刺艺术的典范，它的高明处主要在于是用真实而典型的故事情节来体现讽刺的意味，而不是由作者露面直接对形象作如此这般的揶揄和嘲弄。仿佛只是信笔写来，读者却感到心驰神迷，余味无穷。如第三回写考官周进因为自己有过辛酸屈辱的经历，所以对穷困不堪的老童生范进格外垂恩，先后以全副精神细读范进的试卷，第一遍觉得不知所云，是篇坏文字；过了一会读第二遍，却“觉得有点意思”，不坏了；后来读第三遍时竟忽然认为它是“天地间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于是认定自己不是“糊涂考官”。醉心举子业的选文名家马二先生除了昂头讲章，其他几乎一无所知，游览西湖面对秀山丽水全无会心，唯见其一路大嚼不停。对眼花缭乱的各种吃食却馋得咽唾沫，看到鱼翅燕窝从眼前端过去就羡慕，看到皇帝御书就舞蹈扬尘，磕头跪拜，看到书店里卖他的“选本”，就翻翻看看，打听销路，这些如实的描写，活画出一个迂腐寒酸、精神空虚而可笑的落魄冬烘先生的形象。当了翰林编修的几位老先生孤陋寡闻，经常闹笑话；附庸风雅的杨执中抄袭前人诗作，若无其事地署上自己的尊讳，但相府公子对此叹赏不置，鲁编修也并不怀疑其为膺品。蘧駪夫得到海内孤本，添上自己的大名饮誉文坛。牛浦郎冒着别人的名字，到处招摇撞骗。一省学道连北宋苏轼的大名都不知道，结果成了帐下门客的笑料。再如第十七回“斗方名士”浦墨卿、支剑峰和匡超人关于“中进士”和“全福”的争论，把所谓“名士”灵魂的空虚，生活的无聊极生动地描绘了出来。作者明明是在讽刺这些官师、儒者、名士、山人，但他只是狡黠地隐在一边，没有片言只语的直接抨击或挖苦，有的只是用白描手法竭力刻画的形象和场面，那些可鄙可笑的人物一个个纷至沓来，登场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这是非常高超的讽刺艺术，它的讽刺效果远远高过于作者直接出面作讽刺和嘲弄。探其原因，当与吴敬梓的身世、生活、思想和奉行的创作方法有关。他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从小饱受儒学的熏陶，由于中秀才后一直不曾出仕，又性耽挥霍，长期过着“困穷途而瑟缩”的生活，对科举氛围笼罩下的社会现实体察和感受日益加深，完全有余裕提炼足够的故事情节，以塑造他非常熟悉的各种人物形象。可见，对生活熟悉而真实的描绘，正是吴敬梓笔下人物之所以生动的原因之一。当然作者的思想倾向，感情爱憎更是构成作品讽刺性的基础。加上他有极为高超的文字表现能力，于是许多“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事物，经他写出，便令人感到“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了。像那个家境豪富而又悭吝成性的严监生，自述其仅有“几亩薄田”，平时舍不得买肉吃，独生幼子吵吃，“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临终时为了灯盏燃着两根灯草，竟伸着两个指头不肯咽气。描述这样生动的情节，就足以塑造守财奴的形象了。正因为作者有十分厚实的生活底子，又娴熟地应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刻画伪妄也好，抨击习俗也好，总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那些借助直接嘲弄，缺乏真实性的讽刺作品难免询意浅露，如同谩骂，自然不能望其项背了。 《儒林外史》有正面的人物和肯定性事物的描写，从而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追求和理想，但揭露和讽刺知识界的丑恶、堕落以及科举仕途的荒谬和危害，则是最主要、最突出、最精彩和部分。不过，作品并没有停留在以此专刺某人某事，或仅作为陪衬烘托角色的程度上。它的讽刺矛头虽也落到各个具体形象上面，但实际上它把人物的种种秽行劣迹和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都与腐朽僵死的科举制度联系了起来，把批判的锋芒刺入到了社会的本质方面。这就大大高出于同类的作品。“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还能指望士品不破产，儒生不堕落吗？考取了“功名”，“出”者多成寡廉鲜耻的贪官，“处”则沦为横行地方的劣绅；考不取“功名”，孜孜砣砣，追求不息，糊涂迂腐，形同废物，或者混充名士，奴颜婢膝，利欲熏心，自欺欺人。哄吓诈骗，无恶不作的严贡生是如此，反复无常、道德沦丧的匡超人也是如此。难得仍有君子品行的马二先生又何尝免得了“迂腐”二字！八股文只是在特定程式里，变换些词句来阐发所谓圣贤经传道理的玩意儿，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已僵化透顶，中与不中，本无什么凭准可言。小说中人物所以可笑可怜、可鄙可憎，归根结蒂都归咎于科举制度的牢笼和毒害。小说描写的两个贫苦人家子弟匡二和牛浦，他们原先并不坏，后来为什么成了无赖和编子？就是因为沾了科举的边！揭露并讽刺科举制度在社会各方面散发的腐恶臭味，这正是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正是作为讽刺艺术的精髓所在。鲁迅所说的“秉持公心”、“以公心讽世”、“指摘时弊”一类评语，必须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和领会。此外，夸张手法的运用，也是构成《儒林外史》讽刺性特点的原因之一。利用艺术夸张，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我们知道，夸张是为了增强效果采取的放大手法，其本质是形象的强化。范进中举发疯，胡屠户打了范进一巴掌，再也回不过手指来，都是寓讽刺于夸张之中，这些高度的夸张突出了本质。范进对名利的潜心追求把命运押在科举业上，若痴若狂的精神状态；胡屠户的势利、迷信、愚蠢都是人物性格的本质。作者把这些真实本质的东西通过变形、夸张，成倍的夸大，使其原形毕露。这样就达到意趣横生，讽刺之光四射，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起着深刻批判作用。夸张不是失实而是更加突出事物的本质。周进撞号板，痛哭而至于口吐鲜血；范进见报贴，高兴得至于发疯；严监生见燃着两个灯芯就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这都是从生活中精选出的最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加以夸张，把人物的精神世界鲜明地展现出来，从而收到讽刺鞭挞的良好效果。作者无限夸大假的，给假的蒙上了庄严的外表，在与真的对照中让假的暴露原型，如匡超人吹嘘自己有学术，他说：“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家里有个账，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处读书的人，家里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之神位。”这段话匡超人吹嘘自己的着作多，着作受欢迎，越吹越来劲儿，越吹越悬乎，最后说到自己受尊重时候就露了馅。我们知道，“先儒”是已经去世的儒者，因此牛布衣指出：“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乎？”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这样作者让人物自己大吹特吹，吹到一定时候，轻轻一点点出漏洞，达到讽刺的目的。《儒林外史》的讽刺性还表现在它往往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而不是作者直接表露自己的看法或抽象的议论，来说明某人具有哪种性格，这可以说是中国古典优秀小说的一个显着特色。吴敬梓继承了这一传统的艺术手法，并巧妙地把它和讽刺结合在一起。他以敏锐的洞察力透过事物复杂的表象，抓住人物的本质的、具有典型性的特征，把他放在当时的典型环境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中，突显人物的行动，通过行动自然地显示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如第五回“严监生疾终正寝”的一段，作者对严监生无一褒贬之词，而只靠人物临死前一个极平常的细节活动，就使一个地主守财奴的悭吝本性活灵活鲜地表现出来。只是因为这个情节的描述，严监生便成为久久活在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悭吝的典型了。作者揭示出人物前、后言行的矛盾，把事物发展的过程尽量的缩短，让相反的两种情况直接的相接，一针见血地刺穿灵魂。如塑造胡屠户这一形象，是将他前后相反的言谈举止加以对比，在对比中就跃出了一个活脱脱的势利小人的形象。胡屠户对范进态度的变化，真可谓“大、快、自然而又准确”。他以范进举业上的成败为标准，像科学仪器一样的准确，测出范进地位的浮沉变易，从而决定自己的变化和变化的幅度。他对范进的称谓，中举前是“现世宝穷鬼”，中举后就变成“贤婿老爷”。对范进参加考试，他以前测之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中举后范进就立即从“癞蛤蟆”变成“文曲星下凡”。他的语言随着范进中举，从训斥、谩骂到讨好、取乐。他的态度从“腆着肚子”的高傲自得，恶则一口啐在脸上，骂个狗血喷头，变为毕恭毕敬，低声下气。他给范进治病以后，赶忙上去赔小心，见女婿衣裳后襟皱了许多，一路上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前倨后恭，一副道地的奴才相。甚至范进的外貌也因为中举，由尖嘴猴腮，不三不四，突变成方脸大耳，如此等等，变不胜变。这样，作者让人物的一招一式，一言一行，处于前后的尖锐矛盾之中。作者就用这种近似白描的手法，摒弃了不必要的修饰，让人物处在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让讽刺对像鲜明地表现出来。由于作者看透了人情世故，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讽刺被压缩在极凝练之中，因此，讽刺就具有尖锐性。鲁迅称这种讽刺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现”。作者这种全让事实说话，全让人物自我表现，自我矛盾的讽刺手法，达到了“一挝一掌血，一鞭一条痕。”除上所述，《儒林外史》的作者，还擅于运用细节的描写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如第四十五回余敷兄弟验土相坟的一段细节描写，可说是惟妙惟肖，绘形绘声。作者通过对余敷、余殷兄弟二人装腔作势，虽明明是骗人的勾当，却偏要使人深信不疑的神态心理的描绘，把两个可憎的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如第四回写“遵制丁忧”的范进，在张静斋的怂恿下到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席上逡巡不肯用“银镶杯筋”，换了“瓷碗”、“象牙筋”也不肯用，可说是尽到了礼节，可是正当主人为难之际，他却把“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寥寥几笔便对所谓“孝道”的虚伪性揭露无遗。总之，通过细节的描述，对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揭露封建社会的虚伪，可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优秀的讽刺小说语言是幽默的，风趣的。《儒林外史》用富有口语特色的个性化语言，对各色人物的外貌、心理、行动进行刻画。当范进接到报喜的捷报，证实了他的梦想成为现实，这突如其来的欢喜，似一股强大的冲击力，使他那长期受折磨而又脆弱的心灵都承受不住了，于是他疯了，嘴里反复说：“噫！好了！我中了！”这简短的三个感叹词，包括了很深的内容，这一连三句短促的感叹，交织着极度的痛苦和欢乐，“好了!”是庆幸人生的转机，屈辱穷困的生活从此可以结束了。“我中了!”是欢呼梦寐以求的名利到手了。我们知道，穷秀才，富举人，中举就意为着爬上了统治阶级的行列，可以升官发财，可以作威作福。范进在极度兴奋的一瞬间呐喊出来的心声，就道出了他几十年辛苦的挣扎的奥秘，暴露出他性格中追名逐利的特点。如上所述，不难看出以讽刺见长的《儒林外史》，由于作者熟悉生活，深入生活，同时又能运用生花的艺术之笔，遵循着艺术的规律去描写人物、刻画人物，因而才塑造出了一组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了广阔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⑧ 磁悬浮列车
中国是掌握了磁悬浮列车技术但是根本达不到实用的要求,没有掌握磁悬浮的核心技术.只能在实验室里做研究.德国的磁悬浮列车经过了几十年的改进,已经达到了实用的阶段,也是安全性比较高的.当今，世界上的磁悬浮列车主要有两种“悬浮”形式，一种是推斥式；另一种为吸力式。推斥式是利用两个磁铁同极性相对而产生的排斥力，使列车悬浮起来。这种磁悬浮列车车厢的两侧，安装有磁场强大的超导电磁铁。车辆运行时，这种电磁铁的磁场切割轨道两侧安装的铝环，致使其中产生感应电流，同时产生一个同极性反磁场，并使车辆推离轨面在空中悬浮起来。但是，静止时，由于没有切割电势与电流，车辆不能产生悬浮，只能像飞机一样用轮子支撑车体。当车辆在直线电机的驱动下前进，速度达到80公里／小时以上时，车辆就悬浮起来了。吸力式是利用两个磁铁异性相吸的原理，将电磁铁置于轨道下方并固定在车体转向架上，两者之间产生一个强大的磁场，并相互吸引时，列车就能悬浮起来。这种吸力式磁悬浮列车无论是静止还是运动状态，都能保持稳定悬浮状态。这次，我国自行开发的中低速磁悬浮列车就属于这个类型。
“若即若离”，是磁悬浮列车的基本工作状态。磁悬浮列车利用电磁力抵消地球引力，从而使列车悬浮在轨道上。在运行过程中，车体与轨道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磁悬浮间隙约1厘米，因而有“零高度飞行器”的美誉。它与普通轮轨列车相比，具有低噪音、低能耗、无污染、安全舒适和高速高效的特点，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广阔前景的新型交通工具。特别是这种中低速磁悬浮列车，由于具有转弯半径小、爬坡能力强等优点，特别适合城市轨道交通。
德国和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磁悬浮列车研究的国家，德国开发的磁悬浮列车Transrapid于1989年在埃姆斯兰试验线上达到每小时436公里的速度。日本开发的磁悬浮列车MAGLEV (Magnetically Levitated Trains)于1997年12月在山梨县的试验线上创造出每小时550公里的世界最高纪录。德国和日本两国在经过长期反复的论证之后，均认为有可能于下个世纪中叶以前使磁悬浮列车在本国投入运营。
磁悬浮列车运行原理
磁悬浮列车是现代高科技发展的产物。其原理是利用电磁力抵消地球引力，通过直线电机进行牵引，使列车悬浮在轨道上运行（悬浮间隙约1厘米）。其研究和制造涉及自动控制、电力电子技术、直线推进技术、机械设计制造、故障监测与诊断等众多学科，技术十分复杂，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和工业水平的重要标志。它与普通轮轨列车相比，具有低噪音、无污染、安全舒适和高速高效的特点，有着“零高度飞行器”的美誉，是一种具有广阔前景的新型交通工具，特别适合城市轨道交通。磁悬浮列车按悬浮方式不同一般分为推斥型和吸力型两种，按运行速度又有高速和中低速之分，这次国防科大研制开发的磁悬浮列车属于中低速常导吸力型磁悬浮列车。
磁悬浮列车的种类
磁悬浮列车分为常导型和超导型两大类。常导型也称常导磁吸型，以德国高速常导磁浮列车transrapid为代表，它是利用普通直流电磁铁电磁吸力的原理将列车悬起，悬浮的气隙较小，一般为10毫米左右。常导型高速磁悬浮列车的速度可达每小时400～500公里，适合于城市间的长距离快速运输。而超导型磁悬浮列车也称超导磁斥型，以日本MAGLEV为代表。它是利用超导磁体产生的强磁场，列车运行时与布置在地面上的线圈相互作用，产生电动斥力将列车悬起，悬浮气隙较大，一般为100毫米左右，速度可达每小时500公里以上。这两种磁悬浮列车各有优缺点和不同的经济技术指标，德国青睐前者，集中精力研制常导高速磁悬浮技术;而日本则看好后者，全力投入高速超导磁悬浮技术之中。
德国的常导磁悬浮列车
常导磁悬浮列车工作时，首先调整车辆下部的悬浮和导向电磁铁的电磁吸力，与地面轨道两侧的绕组发生磁铁反作用将列车浮起。在车辆下部的导向电磁铁与轨道磁铁的反作用下，使车轮与轨道保持一定的侧向距离，实现轮轨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无接触支撑和无接触导向。车辆与行车轨道之间的悬浮间隙为10毫米，是通过一套高精度电子调整系统得以保证的。此外由于悬浮和导向实际上与列车运行速度无关，所以即使在停车状态下列车仍然可以进入悬浮状态。
常导磁悬浮列车的驱动运用同步直线电动机的原理。车辆下部支撑电磁铁线圈的作用就象是同步直线电动机的励磁线圈，地面轨道内侧的三相移动磁场驱动绕组起到电枢的作用，它就象同步直线电动机的长定子绕组。从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可以知道，当作为定子的电枢线圈有电时，由于电磁感应而推动电机的转子转动。同样，当沿线布置的变电所向轨道内侧的驱动绕组提供三相调频调幅电力时，由于电磁感应作用承载系统连同列车一起就象电机的“转子”一样被推动做直线运动。从而在悬浮状态下，列车可以完全实现非接触的牵引和制动。
日本的超导磁悬浮列车
超导磁悬浮列车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其超导元件在相当低的温度下所具有的完全导电性和完全抗磁性。超导磁铁是由超导材料制成的超导线圈构成，它不仅电流阻力为零，而且可以传导普通导线根本无法比拟的强大电流，这种特性使其能够制成体积小功率强大的电磁铁。
超导磁悬浮列车的车辆上装有车载超导磁体并构成感应动力集成设备，而列车的驱动绕组和悬浮导向绕组均安装在地面导轨两侧，车辆上的感应动力集成设备由动力集成绕组、感应动力集成超导磁铁和悬浮导向超导磁铁三部分组成。当向轨道两侧的驱动绕组提供与车辆速度频率相一致的三相交流电时，就会产生一个移动的电磁场，因而在列车导轨上产生磁波，这时列车上的车载超导磁体就会受到一个与移动磁场相同步的推力，正是这种推力推动列车前进。其原理就象冲浪运动一样，冲浪者是站在波浪的顶峰并由波浪推动他快速前进的。与冲浪者所面对的难题相同，超导磁悬浮列车要处理的也是如何才能准确地驾驭在移动电磁波的顶峰运动的问题。为此，在地面导轨上安装有探测车辆位置的高精度仪器，根据探测仪传来的信息调整三相交流电的供流方式，精确地控制电磁波形以使列车能良好地运行。
超导磁悬浮列车也是由沿线分布的变电所向地面导轨两侧的驱动绕组提供三相交流电，并与列车下面的动力集成绕组产生电感应而驱动，实现非接触性牵引和制动。但地面导轨两侧的悬浮导向绕组与外部动力电源无关，当列车接近该绕组时，列车超导磁铁的强电磁感应作用将自动地在地面绕组中感生电流，因此在其感应电流和超导磁铁之间产生了电磁力，从而将列车悬起，并经精密传感器检测轨道与列车之间的间隙，使其始终保持100毫米的悬浮间隙。同时，与悬浮绕组呈电气连接的导向绕组也将产生电磁导向力，保证了列车在任何速度下都能稳定地处于轨道中心行驶。
目前存在的技术问题
尽管磁悬浮列车技术有上述的许多优点，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1)由于磁悬浮系统是以电磁力完成悬浮、导向和驱动功能的，断电后磁悬浮的安全保障措施，尤其是列车停电后的制动问题仍然是要解决的问题。其高速稳定性和可靠性还需很长时间的运行考验。
(2)常导磁悬浮技术的悬浮高度较低，因此对线路的平整度、路基下沉量及道岔结构方面的要求较超导技术更高。
(3)超导磁悬浮技术由于涡流效应悬浮能耗较常导技术更大，冷却系统重，强磁场对人体与环境都有影响。
⑨ 烦恼女孩子学前端和ui哪个找工作好一点呢
前端跟UI设计相比，UI设计更适合女生一下。UI设计师偏设计方向，代码量相比前端来说很少很少，不会像前端这么累。但是目前市场上前端的薪资、人才需求是比UI设计要高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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