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王选的人物生平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五日，王选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4岁进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附属幼稚园，5岁入一年级，直到1954年高三毕业，一直在当时的上海南洋模范学校上学。
1954年秋，王选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前两年以学习基础课为主，师从江泽涵、程民德、丁石孙等一批着名学者，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
1956年，分专业，大多数成绩好的同学选择了数学专业，王选却有不同想法，他对当时还是新兴学科的计算数学专业情有独钟。他看到1956年1月制定的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未来重点发展学科就包括计算技术；又从报刊上了解到计算机在未来将对人类产生巨大神奇的作用。他认为，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奉献于社会，因此王选下决心选择了计算数学专业。
1954年至1958年，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学习。
1958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计算数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8年至1978年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教师。
1958年，王选大学毕业，留校在无线电系当助教，主持电子管计算机逻辑设计和整机调试工作，也参与过部分电路设计，一直在硬件第一线摸爬滚打，每天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通过阅读国外文献，他逐步领悟到只有同时掌握硬件设计和程序与应用，才能产生创新。
1961年，王选从硬件转向软件，但不放弃硬件，从事软硬件相结合的研究，以探讨软件对未来计算机体系结构的影响。
1963年，王选在研究过程中养成了每做一个项目先要了解国外现状的习惯，为了加快英文阅读速度，他开始锻炼英语听力，连续两年多每天半小时的收听使他的反应速度明显加快。当时这样做的理科教师很少，所以“收听敌台广播”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王选的一条“罪行”，但这对他了解外国的先进技术起了很好作用，并使他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
1964年，王选承担了当时正在进行硬件设计的DJS21机的ALGOL60编译系统，同时探讨适合高级语言的计算机体系结构。由于王选有硬件实践经验，所以很容易想出硬件上的方法来克服程序运行中的瓶颈。经过几年努力，该系统研制成功，在几十个用户中推广，成为国内较早的高级语言编译系统，被列入计算机工业发展史大事记中。这种软硬件两方面的知识和实践成为王选后来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
1974年8月，中国制定了国家重点项目“汉字信息处理工程”(简称“748工程”)。北京大学从1975年开始从事其子项目“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究工作，王选作为技术负责人领导这一科研项目。他在调研了国际技术发展方向后于1976年做出决策：跨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光学机械式照排系统、欧美流行的第三代阴极射线管式照排系统，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采取跨越式发展的技术路线。
1975年，王选听说国家有一个“748工程”，即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其中“精密照排系统”这一项目的价值和难度吸引了王选。王选当时正病休在家，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研制工作中。为了解国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向，王选常挤公共汽车到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查阅外文资料。为节约5分钱，他总是提前一站下车走去，并常常靠手抄节省复印费。 当时国内已有5家单位在从事汉字照排系统研制，但选择的都是模拟存储方式。
1975年开始，他作为技术总负责人，领导中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和后来的电子出版系统的研制工作，这一系统处于国内外领先地位，使中国沿用了上百年的铅字印刷得到了彻底改造，占领了国内报业99%和书刊（黑白）出版业90%的市场，以及80%的海外华文报业市场，并打入日本和韩国，累计利润15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极大地促进了印刷行业生产力的提高。研究成果两度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及中国十大科技成就。王选教授被誉为“当代毕升”。
1975年到1993年这18年中，几乎放弃了所有节假日，每天上、下午和晚上三段工作，身心极为紧张劳累。
1976年夏，王选在做了调查研究后决定采取数字存储方式，跳过当时日本流行的光学机械式二代照排机、欧美流行的阴极射线管式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他利用数学知识和软、硬件的实践经验，针对汉字字数多、印刷用汉字字体多、精密照排要求分辨率很高所带来的技术困难，发明了高分辨率字形的高倍率信息压缩技术（压缩倍数达到500∶1）和高速复原方法，率先设计了提高字形复原速度的专用芯片，使汉字字形复原速度达到700字/秒的领先水平，在世界上首次使用控制信息（或参数）描述笔画宽度、拐角形状等特征，以保证字形变小后的笔画匀称和宽度一致。西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采用“轮廓加参数”的描述方式（即称为提示信息或控制信息的HINT技术），而王选早8年提出并实现了这一方法，成为世界上使用这一方法的第一人，这一发明成为华光和方正激光照排系统的基石，获得了欧洲专利和8项中国专利。王选成为中国获欧洲专利的第一人。
1976年9月，电子工业部在了解了王选的方案后给予大力支持，把“748工程”中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制任务正式下达给北京大学，并成立了北京大学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室，由王选负责整个系统的总体设计和研制工作。
1979年7月27日，经与协作单位共同努力，王选主持研制成功汉字精密系统的主体工程，从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一张八开报纸底片。国务院副总理方毅来北大参观后，给予很高评价。1979年8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通栏大标题做了《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获重大突破——中国自行设计的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主体工程研制成功》的报道，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1980年2月22日，时任国务院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的江泽民给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写了一封4页的亲笔信，反对引进不适合国情的外国产品，坚决支持北大等单位的研制工作。
1980年9月15日，王选为首的课题组用激光照排系统成功地排出了一本《伍豪之剑》的样书，这是中国在告别铅字的历程中排出的第一本书。方毅看到后批示：“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术从火与铅的时代过渡到计算机与激光的时代，建议予以支持。”邓小平于1980年10月25日做了“应加支持”的批示。这一年，王选晋升副教授。
1981年开始，王选便致力于研究成果的商品化工作，使中文激光照排系统从1985年起成为商品，在市场上大量推广。
1981年7月，王选主持研制的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激光汉字照排系统原理性样机（华光Ⅰ型）通过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和教育部联合举行的部级鉴定，鉴定结论是“与国外照排机相比，在汉字信息压缩技术方面领先，激光输出精度和软件的某些功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83年，北京大学在原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王选任副所长。
1984年，他晋升为教授。
1985年初，华光Ⅱ型机研制成功，在新华社投入试运行。此后，华光Ⅲ型机、Ⅳ型机、方正91型机相继推出。
1986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
1987年，《经济日报》成为中国第一家勇试华光Ⅲ型机的报纸，第二年，经济日报社印刷厂卖掉了全部铅字，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彻底废除中文铅字的印刷厂。1989年，华光Ⅳ型机开始在国内新闻出版、印刷业推广普及，这年年底，所有来华研制和销售照排系统的外国公司全部退出中国内地市场。到1993年，国内99%的报社和95%以上的书刊印刷厂采用了国产系统，中国报业和印刷业掀起了一场“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
1988年后，他作为北大方正集团的主要开创者和技术决策人，提出“顶天立地”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模式，积极倡导技术与市场的结合，闯出了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道路。
1991—1994年，王选带领北大科研集体不断抓住机遇，用创新技术引领市场，又引发了报业和印刷业三次技术革新；告别报纸传真机，直接推广以页面描述语言为基础的远程传版新技术（1991年开始），致使中国报纸的质量和发行量大大提高；告别传统的电子分色机阶段，直接研制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1992年开始)，引起一场彩色出版技术革新；告别纸和笔，采用采编流程管理的电脑一体化解决方案（1994年开始）。
1991年，王选任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1991年和1994年，分别以计算机所为依托建立文字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电子出版新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均由王选任主任。1992到1994年，王选先后当选为三院院士，1992年当选为第八届政协委员。
1993年，王选主动表示自己的创造高峰已经过去，他决定退出科研一线，全力扶持年轻人创造更多新思想和新成果，这一年，他把三个年轻人同时推上研究室主任的位子，还随身带个笔记本，记录研究院每个年轻人的兴趣、特长、导师评语和进步，每天都在琢磨如何发挥每个研究人员的潜能，给予他们一个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在他的培养下，一批敢于创新、敢于拼搏的青年科学家走到了科研前沿。
1995年7月，北大计算机研究所与北大方正共同成立方正技术研究院，王选任院长，建立起从中远期研究、开发、生产、系统测试、销售、培训和售后服务的一条龙体制，树立了“顶天立地”的高新技术企业：“顶天”就是不断追求技术上的新突破，“立地”就是商品化和大量推广、服务，顶天和立地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实践证明，这是一条产学研一体化的成功之路。这一年，王选任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9月，李岚清副总理视察中央电视台，指示中央电视台与北大方正合作，研制中国自己的计算机动画制作系统，于是王选做出决定：以研制计算机动画制作系统为契机，开发数字视频领域，进军广电业，12月方正在香港以红筹股的形式成功上市，中国报业的技术水平已跃居世界先进行列。王选决定研制日文出版系统，进军日本市场，依靠自主创新技术走向国际。
1997年5月，方正集团与日本第二大杂志社——日本株式会社利库路特（Recruit）公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购买方正日文出版系统签约仪式，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出口和销售拥有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的高科技应用软件。其后，方正日文出版系统相继进入日本报纸、广告和杂志业，韩文市场也启动。
2001年，王选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2年2月1日，获500万元奖金。2002年3月18日，北京大学从并不充裕的经费中拿出500万元，重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王选院士，这一奖励在中国高校历史上尚属首次。
2006年2月13日11时许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❷ 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是何时发明的
使国产照排系统走向世界
——1981年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1981年7月，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激光汉字编排版系统原理性样机(印华光工型机)在教育部和国家电子计算机工业总局的主持下，通过了部级鉴定。
鉴定会肯定华光工型机在汉字信息压缩技术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激光照排机的输出精度和排版软件的某些功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的确，华光工型系统在不少方面都优于当代最先进的英国蒙纳公司的系统。凡看过底片和样书或参观过华光机的美、英、日等国的技术专家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在王选看来，一项科研成果，不管它获得多少的荣誉，再高的评价，只要它没有走出实验室，没有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不过是迷人的海市蜃楼罢了。“华光系统在成为实用商品之前，我们的成果只能算作零!”这是王选对自己提出的挑战。他没有退缩，而是作出了从零起步的战略决策。
1980年夏天，北大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软件的核心部分全部调通，其性能更加完善，已基本具备出版条件。很快，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成功地排出了样书——《伍豪之剑》。
全书只有26页，字形优美清晰，封面古朴典雅。从封面到正文，都是由点阵组成。这本书从文稿输入、编辑排版、校对修改、加添页码等一系列工序都是在计算机控制下自动运行的。它没有动用一个铅字，也没有经历铅排所必不可少的捡字、拼版、打纸型、浇铅版等一系列繁琐的工序，更没有熔铅、铸铅这类有毒作业。它是中国印刷史上完全甩开铅作业，用激光照排系统印成的第一本汉字图书。
当这本书送到分管科技工作的方毅副总理手中时，他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挥笔批示：“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术从火与铅的时代过渡到了计算机与激光的时代。”他爱不释手地翻看了样书之后，又把《伍豪之剑》带到中央政治局，分赠给每位政治局委员。
这些貌似平凡的绿色小册子，向中国最高领导层传递了一则重要的信息：北京大学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专家，已经在首都引发了一场划时代的汉字印刷术革命!
日理万机的邓小平也没有忽略这一信息。他当即写下了“应加支持”的批示。
1980年10月，方毅带着批示来到北大，向王选及全体研制人员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王选是幸运的，几年的顽强拼搏换来了华光Ⅰ型的具体成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而在他之前起步的六家，现在怎么样了呢?
上海的两家，一家下马，一家改变了研制方向。
北京的两家中，有一家在1979年就已经停顿下来，照排机没出实验室就夭折了。另一家负责光学和精密机械设计的同志，在看到《光明日报》以通栏标题报导了华光工型机主体工程已获重大突破的消息之后，立即长叹一声说：“我们的方案就要被淘汰了!”不久，这家也半途夭折了。
南京的一家二代机协作单位，也是见报后派人坐飞机到北京了解情况，不久就停止了二代机的研制工作。
王选丝毫没有幸灾乐祸的想法。他知道这几家科研骨干和技术负责人都是很有才华、在某一方面有特长的专家。他们的专业水平，他们所设计出的高难度机械动作都达到了国内极高的层次。但仅仅因为没有选好方案，致使十年之功，付诸东流，数百万元的科研经费也泡了汤，这实在是每位科技人员都不应忘记的惨痛教训!
只剩下云南一家了。王选曾对他们过时的模拟式三代机技术方案提出过忠告，但终因骑虎难下，未能下决心改变方案，到了1982年才下马。
王选的获胜，使他一时成了新闻人物。然而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错，华光I型系统已经通过了部级鉴定；核心技术已经登记了欧洲专利，但华光系统离目标还远着呢!它现在只不过是一台原理性样机。它采用的是小规模集成电路，是落后的磁芯存贮器。这些国产部件仅能达到70年代初的水平，可靠性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仅仅是样品而不是商品!
正当王选和研究室内外的科技人员齐心协力，埋头苦干，为华光系统的商品化而奋斗的时候，社会上掀起了出国热、理论进修热、辅导孩子热等冲击波，搅扰了研究室的正常秩序。出国、职称、调资、住房、子女升学等问题，王选一概没有能力解决，他只能怀着惋惜和内疚的心情，为调出人员送行。研究室搞硬件的原来有9人，后来剩下两人，王选还算其中一人。在80年代初，普遍存在的心态是，把学术研究与商品生产截然对立开来，把科学与技术分为上下两等。“北大是全国着名的高等学府，怎么也搞起商品来了?”“大学是搞科学研究的，不应该做具体的技术工作。”还有朋友好心相劝：“王选，你已经在学术上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功成名就。剩下的工作让别人干去吧!何必还这么辛苦?”这些打上了计划经济时代烙印的思想观念和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清高态度，曾困扰着王选，形成了不小的精神压力。
王选认真统计了一下国外在计算机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即荣获过计算机最高荣誉奖——图灵奖的人。结果惊奇地发现：他们都是两位一体的人——既是提出新思想的人，又是亲自实现的人。
由此看来，科学家介入生产实践活动，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迅速变为商品，不仅是一件无可指责的事情，相反，这倒是科学家的必由之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一个吉兆。
“干!不搞出商品型华光系统，死不瞑目!”王选作出了研制汉字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以来的第二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他领导的北大研究集体的骨干力量，一个个都铁了心要干到底。
就在王选费尽心机安定研究所人心的时候，外地协作单位也频频告急。潍坊计算机厂的部分领导人对华光系统的前途产生怀疑，下令冻结了几十万元的研制经费，强迫研制华光系统的技术人员立即下马。后来，计算机工业管理局长亲自出面做了领导工作，才渡过了这场危机。
又恰是在王选于逆境中奋力拼搏的时候，他工作上最得力的助手，生活上最亲密的伴侣爱人患了癌症!王选险些被这一晴天霹雳所击垮!他深感内疚，但又无可奈何。他没有忘记病弱的妻子，但他必须为华光事业全力拼搏，否则就会跟历史的机遇失之交臂。
王选带领研究室的全体成员，夜以继日地投入到华光系统的换代工作中。他负责新一代产品——华光Ⅱ型的逻辑设计和微程序的编制。原系统小规模集成电路被中、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微处理机取而代之，研制工作进展顺利。
1983年夏天，华光Ⅱ型系统研制成功。随即，大样机在普通纸上打出了清样!要知道，当时国外最先进的照排系统也只能在价格昂贵的照相纸上打出清样。直到1984年初才在普通纸上打出了清样。
1984年初，华光Ⅱ型系统在展览会上刚一亮相，就被新华社大胆采用了。这是华光系统第一次进入试用状态，既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华光Ⅱ型系统每天要处理14万多字的新闻稿。新闻稿不同于普通文稿，时间性极强。邮车每天清晨都准时来取稿，不能有丝毫延误，华光Ⅱ型系统能禁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吗?王选心里又兴奋又紧张。
国内的电脑市场上，从微机到大、中型计算机，几乎全是进口货。数十种国产计算机产品静静地躺在仓库里无人问津。外国计算机设备仍然像潮水般地涌向中国海关，大有一举冲垮中国电脑工业的势头。
有人断言：进口是阻止不住的。深圳、广东等地的厂商与外商结合，引进先进设备之后，华光系统肯定得完蛋!有人讲得更具体、更吓人：1984年10月，是华光系统正式垮台的日子。他们的断言并不都是无稽之谈。这年10月将在北京举办国际印刷设备展览会。很多国家的先进设备都将来华参展。不少人认为，到了那时，华光系统将无立锥之地，只能彻底瓦解。
更令人感到担心的是，王选在《人民日报》专家论证会上的失败。《人民日报》自1983年就考虑引进激光照排设备，以实现编辑排版现代化。1984年召集专家论证会。专家们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引进国外激光照排设备。主张引进的意见，在论证会一开始就占了优势。他们认为，《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喉舌，是中国影响最大、发行量最高的综合性报纸。照排系统的任何差错都会引起严重后果。而国产照排系统至今不过是样机和展品，能否达到真正实用的水平，现在还很难预料。即便研制出来也必然是落后的，无法与先进的英美电脑公司所生产的照排系统相匹敌。
王选在发言中力排众议，极力主张选用华光系统。他引用一系列数据表明华光系统的优越性，但仍未能扭转论证会的倾向。有人认为王选不过是在进行“王婆卖瓜”式的自我吹嘘。
“华光”照排系统在《人民日报》的论证会上遭到失败之后，华光系统的处境更趋恶化。因此，王选深知新华社能否用华光Ⅱ型照排系统顺利排出日刊，已成为决定华光系统成败的关键一仗。王选决心背水一战。在电子工业部主持召开的制定“七·五”规划会议上，他郑重宣布：明年2月1日，如果华光Ⅱ型系统还不能在新华社排出日刊，我们自动放弃“七·五”攻关的经费，“统统不要，分文不取!”
北大汉字信息研究室及协作广的科技人员，都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全力以赴地参加了大决战。
1985年2月1日，新华社用华光Ⅱ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连续运行排印出《新华社新闻稿》日刊和《前进报》旬报。Ⅱ型系统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
5月，中国计算机界，新闻界和出版界一百多名专家，出席了国家经委主持的鉴定会。专家们对华光Ⅱ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和审查之后，郑重宣布：华光Ⅱ型编排系统是我国研制成功的一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科研项目。它开创了我国印刷技术发展史上的新纪元。
我国各大报刊都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并宣布华光Ⅱ型系统即将正式投入批量生产。
那些耸人听闻、喧嚣一时的凶险预言一一破产了。华光系统不但没有垮台，而且在中华大地上站稳了脚跟。
接着又传来一个喜讯：华光Ⅱ型系统被评为1985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
❸ 王选发明激光照排系统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1976年，英国蒙纳公司将激光扫描技术应用到照相排字机上，制成Lasercomp型激光照相排字机。
王选院士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就是激光照排在中国的应用技术。外国用外文的激光照排设备和技术。
补充：
这就好象是活字印刷一样，英文只有26个字母，中文汉字浩如烟海，常用的就是3000-5000，当然是不能通用的。
“汉字字形是由以数字信息构成的点阵形式表示的，汉字字体、字数比西方字母多，如一个一号字要由八万多个点组成。因此全部汉字字模的数字化存贮量高得惊人。研制人员发明了一种字形信息压缩和快速复原技术，使存贮量减少到五百万分之一，速度大大加快。这一构思新颖的高分辨率字形、图形发生器和高速字形复原方法，解决了汉字激光照排的关键难题。”
网络粘贴的
❹ 求王选的一些典型的事例,简洁点的,不要太长
王选是当代中国着名的科学家，是举世公认的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大学选择专业时，他看到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把计算技术列为重点发展学科，又了解到未来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将对国防和航空工业产生巨大影响，便毅然决定攻读当时冷门的计算数学专业。大学毕业后，他以巨大的热情投入计算机应用研究工作。他敏锐地意识到国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中“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究成功将引起中国报业和出版印刷业的深刻革命，项目的巨大价值和技术难度激起了他攀登科技高峰的豪情，他毅然决定用数字存储方式，跳过当时日本流行的第二代机械式照排机和欧美流行的第三代阴极射线管照排机，直接研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发明了高分辨率字形的信息压缩、高速还原和输出方法等世界领先技术，成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技术核心。1979年，他主持研制成功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主体工程，从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了一张八开报纸底片。1981年后，他主持研制成功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方正彩色出版系统相继推出并得到大规模应用，实现了中国出版印刷行业“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成为中国自主创新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行业的杰出典范。他对科研项目的市场前景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是促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先驱，被誉为“有市场眼光的科学家”。上世纪80年代起，他就致力于科研成果的商品化。90年代初，他带领队伍针对市场需要不断开拓创新，先后研制成功以页面描述语言为基础的远程传版新技术、开放式彩色桌面出版系统、新闻采编流程计算机管理系统，引发报业和印刷业三次技术革新，使得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占领99％的国内报业市场以及80％的海外华文报业市场。他积极倡导产学研结合，在北大方正集团中建立起从中远期研究、开发、生产、系统测试、销售、培训和售后服务的一条龙体制，还力主由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与北大方正集团共同成立方正技术研究院，走出了一条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成功道路。
王选是科学工作者的杰出代表，人民教师的优秀典范。他一生献身科学，淡泊名利，始终孜孜不倦地埋头于艰苦的科研工作，即使患病期间也没有停止过。他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努力拼搏、勇攀高峰的作风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好评。在科研成果和崇高荣誉面前，他始终强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把科研事业当作毕生的追求，以提携后学为己任，甘为人梯，为培养和造就出一批批年轻的学术骨干呕心沥血。作为一名计算机应用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和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他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和年轻技术骨干严谨勤奋的科研作风，经常鼓励和帮助他们选择具有挑战性且应用前景光明的课题，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2002年，他用获得的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及学校的奖励金共900万设立“王选科技创新基金”，支持和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从事具有基础性、前沿性的中长期科技创新技术研究。在他的培养下，一批敢于创新、勇于拼搏的青年科学家走到了科研前沿。
王选在计算机应用研究和科学教育领域里的重大成就，赢得了祖国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赞誉。1985年获首届中国发明协会发明奖，1986年获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1987年获首届毕升奖，1987年和1995年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9年获中国专利金奖，1990年获陈嘉庚技术科学奖，1991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1995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还先后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教育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北京市劳动模范、“首都楷模”等荣誉称号，并被授予人民教师奖章。
王选的一生是献身科学、追求真理的一生。他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生活朴素，平易近人。他对国家和人民忠心耿耿，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祖国的完全统一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的爱国情操和崇高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❺ 王选在科技方面有哪些成就
1981年7月，中国第一台计算机——激光汉字编排版系统原理性样机(即华光Ⅰ型机)在教育部和国家电子计算机工业总局的主持下，通过了部级鉴定。
鉴定会肯定华光Ⅰ型机在汉字信息压缩技术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激光照排机的输出精度和排版软件的某些功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的确，华光工型系统在不少方面都优于当代最先进的英国蒙纳公司的系统。凡看过底片和样书或参观过华光机的美、英、日等国的技术专家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在王选看来，一项科研成果，不管它获得多少的荣誉，再高的评价，只要它没有走出实验室，没有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部不过是迷人的海市蜃楼罢了。“华光系统在成为实用商品之前，我们的成果只能算作零!”这是王选对自己提出的挑战。他没有退缩，而是作出了从零起步的战略决策。
1980年夏天，北大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软件的核心部分全部调通，其性能更加完善，已基本具备出版条件。很快，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成功地排出了样书——《伍豪之剑》。
全书只有26页，字形优美清晰，封面古朴典雅。从封面到正文，都是由点阵组成。这本书从文稿输入、编辑排版、校对修改、加添页码等一系列工序都是在计算机控制下自动运行的。它没有动用一个铅字，也没有经历铅排所必不可少的捡字、拼版、打纸型、浇铅版等一系列繁琐的工序，更没有熔铅、铸铅这类有毒作业。它是中国印刷史上完全甩开铅作业，用激光照排系统印成的第一本汉字图书。
当这本书送到分管科技工作的方毅副总理手中时，他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挥笔批示：“这是可喜的成就，印刷术从火与铅的时代过渡到了计算机与激光的时代。”他爱不释手地翻看了样书之后，又把《伍豪之剑》带到中央政治局，分赠给每位政治局委员。
这些貌似平凡的绿色小册子，向中国最高领导层传递了一则重要的信息：北京大学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专家，已经在首都引发了一场划时代的汉字印刷术革命!
日理万机的邓小平也没有忽略这一信息。他当即写下了“应加支持”的批示。
1980年10月，方毅带着批示来到北大，向王选及全体研制人员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王选是幸运的，几年的顽强拼搏换来了华光Ⅰ型的具体成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
王选的获胜，使他一时成了新闻人物。然而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错，华光I型系统已经通过了部级鉴定；核心技术已经登记了欧洲专利，但华光系统离目标还远着呢!它现在只不过是一台原理性样机。它采用的是小规模集成电路，是落后的磁芯存贮器。这些国产部件仅能达到70年代初的水平，可靠性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仅仅是样品而不是商品!
正当王选和研究室内外的科技人员齐心协力，埋头苦干，为华光系统的商品化而奋斗的时候，社会上掀起了出国热、理论进修热、辅导孩子热等冲击波，搅扰了研究室的正常秩序。出国、职称、调资、住房、子女升学等问题，王选一概没有能力解决，他只能怀着惋惜和内疚的心情，为调出人员送行。研究室搞硬件的原来有9人，后来剩下两人，王选还算其中一人。在80年代初，普遍存在的心态是，把学术研究与商品生产截然对立开来，把科学与技术分为上下两等。“北大是全国着名的高等学府，怎么也搞起商品来了？”“大学是搞科学研究的，不应该做具体的技术工作。”还有朋友好心相劝：“王选，你已经在学术上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功成名就。剩下的工作让别人干去吧!何必还这么辛苦？”这些打上了计划经济时代烙印的思想观念和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清高态度，曾困扰着王选，形成了不小的精神压力。
“干!不搞出商品型华光系统，死不瞑目!”王选作出了研制汉字计算机激光照排系统以来的第二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他领导的北大研究集体的骨干力量，一个个都铁了心要干到底。
就在王选费尽心机安定研究所人心的时候，外地协作单位也频频告急。潍坊计算机厂的部分领导人对华光系统的前途产生怀疑，下令冻结了几十万元的研制经费，强迫研制华光系统的技术人员立即下马。后来，计算机工业管理局长亲自出面做厂领导工作，才度过了这场危机。
又恰是在王选于逆境中奋力拼搏的时候，他工作上最得力的助手，生活上最亲密的伴侣爱人患了癌症!王选险些被这一晴天霹雳所击垮!他深感内疚，但又无可奈何。他没有忘记病弱的妻子，但他必须为华光事业全力拼搏，否则就会跟历史的机遇失之交臂。
王选带领研究室的全体成员，夜以继日地投入到华光系统的换代工作中。他负责新一代产品——华光Ⅱ型的逻辑设计和微程序的编制。原系统小规模集成电路被中、大规模集成电路及微处理机取而代之，研制工作进展顺利。
1983年夏天，华光Ⅱ型系统研制成功。随即，大样机在普通纸上打出了清样!要知道，当时国外最先进的照排系统也只能在价格昂贵的照相纸上打出清样。直到1984年初才在普通纸上打出了清样。
1984年初，华光Ⅱ型系统在展览会上刚一亮相，就被新华社大胆采用了。这是华光系统第一次进入试用状态，既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华光Ⅱ型系统每天要处理14万多字的新闻稿。新闻稿不同于普通文稿，时间性极强。邮车每天清晨都准时来取稿，不能有丝毫延误。华光Ⅱ型系统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吗？王选心里又兴奋又紧张。
国内的电脑市场上，从微机到大、中型计算机，几乎全是进口货。数十种国产计算机产品静静地躺在仓库里无人间津。外国计算机设备仍然像潮水般地涌向中国海关，大有一举冲垮中国电脑工业的势头。不少人认为，到了那时，华光系统将无立锥之地，只能彻底瓦解。
更令人感到担心的是，王选在《人民日报》专家论证会上的失败。《人民日报》自1983年就考虑引进激光照排设备，以实现编辑排版现代化。1984年召集专家论证会。专家们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引进国外激光照排设备。主张引进的意见，在论证会一开始就占了优势。他们认为，《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喉舌，是中国影响最大、发行量最高的综合性报纸。照排系统的任何差错都会引起严重后果。而国产照排系统至今不过是样机和展品，能否达到真正实用的水平，现在还很难预料。即便研制出来也必然是落后的，无法与先进的英美电脑公司所生产的照排系统相匹敌。
王选在发言中力排众议，极力主张选用华光系统。他引用一系列数据表明华光系统的优越性，但仍未能扭转论证会的倾向。有人认为王选不过是在进行“王婆卖瓜”式的自我吹嘘。
“华光”照排系统在《人民日报》的论证会上遭到失败之后，华光系统的处境更趋恶化。因此，王选深知新华社能否用华光Ⅱ型照排系统顺利排出日刊，已成为决定华光系统成败的关键一仗。王选决心背水一战。在电子工业部主持召开的制定“七·五”规划会议上，他郑重宣布：明年2月1日，如果华光Ⅱ型系统还不能在新华社排出日刊，我们自动放弃“七·五”攻关的经费，“统统不要，分文不取!”
北大汉字信息研究室及协作广的科技人员，都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全力以赴地参加了大决战。
1985年2月1日，新华社用华光Ⅱ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连续运行排印出《新华社新闻稿》日刊和《前进报》旬报。Ⅱ型系统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
5月，中国计算机界，新闻界和出版界一百多名专家，出席了国家经委主持的鉴定会。专家们对华光Ⅱ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和审查之后，郑重宣布：华光Ⅱ型编排系统是我国研制成功的一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重大科研项目。它开创了我国印刷技术发展史上的新纪元。
我国各大报刊都报道了这一重大新闻，并宣布华光Ⅱ型系统即将正式投入批量生产。
那些耸人听闻、喧嚣一时的凶险预言一一破产了。华光系统不但没有垮台，而且在中华大地上站稳了脚跟。
接着又传来一个喜讯：华光Ⅱ型系统被评为1985年中国十大科技成就之一。
在一片赞美声中，王选却以十分苛刻的目光对华光Ⅱ型系统横加挑剔：体积大，外观不秀丽；主机硬盘对机房的要求过高；软件要进一步改进提高，它还应付不了对开大报及版面复杂的科技版；滚筒式激光照排机也不过硬，有时还出毛病；用户也太少了，全国只有五家。
王选冷静地宣布：如果把华光I型系统的样机视为零的话，那么华光Ⅱ型系统只不过是开了一朵小花，结了一个小果子!
于是，他和伙伴们又马不停蹄地发起新的攻坚战——发展小型化的华光Ⅲ型系统，进一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提高排版软件的功能。
他以身作则，分秒必争。平时没有节假日自不必说，春节期间，大家都休息，干扰最少，这段时间成了王选工作效率最高的工作日。华光系统中很多技术难关都是在这时突破的，一些难度最大的设计方案，也都是在这时完成的。
1986年春节，王选因在山东潍坊计算机厂劳累过度，患肺炎，高烧39℃，在病床上打点滴度过了春节。
1987年春节，王选在完成Ⅲ型机微程序设计的同时，又巧妙地构思了空心、旋转、勾边等一系列美观新颖的字体设计方案。
在华光Ⅲ型系统的攻坚战中，北大汉字信息研究室的年轻一代科研人员在实践中崭露头角。他们在研制数学版、化学版的软件过程中，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对此，王选特别高兴。他说：“我们研究室里年轻一代的崛起，比华光系统本身的成果更令人欣慰!”
1985年11月，华光Ⅱ型系统通过鉴定不过才半年的时。间，潍坊计算机公司在北大的支持下，向用户提供下第一套华光Ⅲ型系统。
跟华光Ⅱ型系统相比，Ⅲ型系统不仅体积小，外观小巧漂亮，而且在技术指标和功能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它不但能排大小报刊和辞典，还能排那些带有复杂数学公式、化学方程式以及各种表格的科技书刊。价格也大幅度下降，朝小型化、实用化和商品化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王选认为华光系统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实现输出对开的日报。但这需要有一个实践的机会；以便进一步开发和完善华光系统编排大报的功能。
大报纸跟一般书刊可不一样。它的日发行量高达几十万甚至数百万份，万一卡了壳——哪怕只延误一天，也会引起读者的骚动。况且，用激光照排系统输出整页中文报纸，在世界上还没有先例。日本及欧美各国当时都在加紧研制，但没有一家获得成功。谁敢担当如此巨大的风险，轻易上华光系统？
“我们第一个上‘华光’!”首都报业中，第一个站出来装备华光系统的是《经济日报》印刷厂。1987年初，《经济日报》印刷厂购进的两套华光Ⅲ照排系统先后安装调试完毕。为以防万一，工厂仍然保留了全套铅排工艺。
1987年5月22日，在共和国的首都，在《经济日报》印刷厂的激光照排车间里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张整页输出的中文报纸!
—时间，《经济日报》的版面成了全国最漂亮，最富于变化的版面。它的标题字字体之多，居全国之冠，丰富多彩，赏心悦目。
《经济日报》的时效更是惊人。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全文达34，000多字。各大报社在收到新华社电讯稿之后，即使立即召集一批最熟练的印刷工人，也得苦战三四个小时才能完成排版任务。只有《经济日报》，借助华光系统的威力，在收到电讯稿之后，仅仅用20分钟就在照排车间完成了全部排版任务!
厂房占地面积也大大缩小。过去拥挤不堪的厂房，现在绰绰有余。劳动生产率更是今非昔比。原来铅排作业的夜班需要35人，现在照排车间只需1人排字，1人拼版。两套班子才4个人，再加1名领班，总共5个人就够了。
印刷厂的经济效益也显着提高。1988年，每天输出成品50万字，清样200万字。与此同时还承担着33种报纸、11种期刊的编排任务。与同等任务的铅作业相比，可减少厂房面积68％，用人减少60％，耗电量减少68.7％，成本下降27％，年利润达200万元。1989年的日排字量达80万字。年产值达700万元，年利润250万元，人均利润突破了万元大关。
1988年7月，《经济日报》印刷厂又爆出一条轰动全国的新闻：经济日报印刷厂卖掉了铅字，全部废除了铅排作业，成为中国第一个甩掉铅字的印刷厂。人们欢呼着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欢笑着跃入电与光的时代。
从1981年王选发明激光汉字编排版系统原理性样机(即华光Ⅰ型机)，通过国家鉴定后，到1991年又相继推出了华光Ⅱ、Ⅲ、Ⅳ型和新一代方正91电子出版系统。
王选成功的关键在于，在强烈的科技创新意识，发展机遇意识和市场竞争意识的驱动下所作出的一系列决策。当华光Ⅰ型机问世时，他已谋划着要实现研究成果向商品的转化；而当华光Ⅱ型机被一片赞誉声环绕，有入主张停下来喘口气时，王选却洞悉到：停顿就意味着失去市场，意味着失去发展的机遇。他没有松劲，从而也就在不断开拓进取中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1988年投放市场的华光Ⅳ型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字形复原速度高达710字／秒，(对于100×100点阵)，是国产照排系统走向成熟的标志。方正91系统则采用集成度更高的专用芯片，体积更小、速度更快。1993年推出的方正93系统是北大方正十多年最重要的技术突破，采用了国际标准页面插述语言PostSeripi2，并研制了0.7微米线宽的手用协处理器芯片，其复杂度为方正91芯片10倍以上。这一系统能在8—10分钟内出四开一版分色片，在中文彩色出版物的输出速度方面世界领先，引起了海外中文报业和印刷业的强烈兴趣，并很快进入了海外市场。1990年，6月，采用华光Ⅳ的香港新晚报成为港澳地区第一家全部版面都用电脑编排的报纸；1992年1月，采用方正91彩色照排系统的澳门日报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彩色照片与文字合一处理的中文日报。
值得一提的是，在如何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问题上，王选也是深谋远虑的。他选择一条科工贸一体化的道路，把科技人员、生产厂家和用户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在开发——生产——商贸不断良性循环过程中，他始终站在了科技的前沿，掌握着商战的主动权，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❻ 王选解决汉字字母存入计算机的发明比西方早了多少年
王选解决汉字字母存入计算机的发明比西方早了十几年。
❼ 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王选是谁
20世纪初，国外出现了一种利用照相原理来代替铅活字的排版技术，实际上是“西文打字机”加“照相机”。70年代国外的印刷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激光照排机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而我们的印刷业却还在汉字的“丛林里”艰难跋涉。
1974年，电子部等5家单位发起汉字信息处理技术的研究，被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748工程”。北大计算机教授王选得知这个信息，跃跃欲试。当时国内已有5家院校和科研单位申报承担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王选决定参加这场竞争，“因为它的难度和价值吸引了我”。没人知道王选初涉这一领域时的艰辛。在做研究前，他必须先弄清国内外的现状和发展动向。为了广泛查阅资料，王选往返于北大至科技情报所之间，每次两角五分的公共汽车费都舍不得花，常常提前下车步行一站。由于缺乏经费，他也常常用手抄代替复印。
一旦选择这个目标，汉字字形信息量太大就成了最大的难题。汉字字模的组合高达100万个以上，若采用传统的点阵汉字，储存量将高达200亿位。那些日子，王选满脑子的汉字横竖弯钩，连做梦也尽是笔画，终于想出了用数学方法计算汉字轮廓曲率的“高招”。经过几个月呕心沥血的奋斗，他就像一位魔术师那样，让庞大的汉字字模减少了500倍，扫清了研制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最大障碍。1976年9月，“748工程”中的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研制任务，终于正式下达给了王选所在的北京大学。
就在王选紧张地投入研制时，全球着名的英国蒙纳公司，凭借着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也正在加紧研制汉字激光照排机，想一举占领中国市场。面对双重压力，王选只是默默地加快自己的工作进度，带领着一帮年轻人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他们创造性地采用了许多令世界瞩目的新方法，照排控制机上的电路板，那些由密密麻麻的集成电路组成的尖端高科技设备，大多是王选他们自己动手做出。
1979年7月27日，精密汉字照排系统的第一台样机调试完毕。大家围在样机旁，紧张地注视着它的动作，机房里只有敲击计算机键盘发出的嗒嗒声。转眼之间，从激光照排机上输出了八开报纸大小的一张胶片，王选怀着兴奋紧张的心情接下这张可以直接印刷的胶片，各种精美的字形、字体、花边、图案美不胜收。1980年，支持这套系统的电脑软件，包括具有编辑、校对功能的软件也先后研制成功，并排印出第一本样书。
通过鉴定验收后，王选和他的同事们马不停蹄地向实用性的激光照排机发起冲锋。不久，一个响亮的名称——华光电子排版系统诞生了。它象征着中华之光，照亮了神州大地。
“精密汉字照排系统”的发明，使中文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大步跨进“光与电”的时代。王选被公认是对中国印刷出版业的现代化作出最大贡献者之一，被人们赞誉为“当代毕A”和“汉字激光照排之父”。
王选，这位“当代毕A”，以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托起了中国出版印刷业的伟大革命，为国家创造了数十亿元的效益。他说过：“我们所干的是前人没干过的事业。”毕A的活字印刷术使中国的印刷业受惠了1000多年，但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毕A！我们有理由感到骄傲，也有信心在许多科技领域取得新成绩。
❽ 王选的选择是什么
没有什么比抉择更能影响人的前程，没有什么比认识更能影响人的一生。认识更重要，因为它是抉择的前提，是创造前程真正的出发点。王选一生中有许多次重要选择，其中有四次选择在他的人生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王选1937年2月生于上海。他一生中第一次大的抉择发生在1956年夏天。在北京大学二年级选择专业的时候，班上大部分同学选择了纯数学，因为“纯数学的光芒可以照耀到一切科技领域”。另一项选择是计算数学，这只是一个分支学科，北大也刚刚开设，连教材都缺乏，可谓冷清而荒凉。
王选就选了这个“冷门”。他后来回忆，其实他注意到，中国1956年1月刚制定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把原子能、自动控制、计算技术列为重点发展学科，周恩来总理也说，计算技术是我国迫切需要发展的重点技术。1958年，研究计算机的热潮在中国掀起，留校后曾先后在数学系和无线电系任教的王选，成为国内最早研究计算机技术的奠基者之一。这项选择决定了他此后一生的走向。在一个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必蕴藏着人生的远大前途。至于“冷清和荒凉”，那才是更容易出彩的地方。
但时至1961年，王选因饥饿加上劳累，患重病久治不愈，生命危在旦夕，第二年被护送回上海老家。在母亲坚持为他请医治疗和精心照料下，生命才出现了转机。他得以继续计算机领域的研究。
1975年王选三十八岁了，仍病休在家。还能做什么？就在这年，他做出了又一个重大抉择——决定投身于改变铅字印刷术的“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研究。
这个抉择是不可思议的。美国于1946年发明了第一台手动式照排机；50年代发展了“光学机械式”二代机；1965年德国推出“阴极射线管”三代机；1975年英国研制的“激光照排”四代机即将问世。王选的选择是直接向第四代激光照排机挺进。他的研究被认为是“妄想一步登天”，还被戏称为“数学游戏”。但正是这个“数学游戏”，踏上了数字化技术的台阶。其实他早在1975年便开始向数字化时代挺进。
当时中国连“一代机”都没有研制出来，他的这项选择在今天看来，还可称之为选择了“跨越式研究和发展”。在世界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也只有选择“顶天”科研才有大前途。针对精密汉字字形信息量大的问题，王选发明了高分辨率字形的高倍率信息压缩和高速复原方法。他的技术获得了欧洲专利。时值1982年，我国专利工作尚未出台，王选申请的专利表明了他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的先进性，他也由此成为世界进入工业时代数百年来，中国内地第一个获得欧洲专利的人。
但是，难题接踵而至。英国、日本、美国搞的汉字照排系统相继打进中国市场。王选虽握有“顶天”技术，却眼睁睁看着外国产品长驱直入。多少年来，他一心只想努力搞好科研，能为祖国作贡献……现在就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技术若不能尽快变成产品，就会变成废物。他做出了一生中又一次重大抉择——与企业合作，走与西方企业集团决战市场的道路。北大新技术公司通过经营王选主持研制的照排系统，迅速发展为北大方正集团。到1989年底，其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已稳固占据了国内报业百分之九十九、书刊(黑白)出版业百分之九十的市场，以及百分之八十的海外中文报业市场，所有来华的同类外国产品全部退出了中国内地市场。
1994年，王选五十七岁，他已是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此时，西方电子印刷技术仍占领着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市场，特别是彩印市场。这时的王选发现，自己的科研思维已不如年轻人敏捷，因此他做出了人生中又一次重大抉择——让年轻人来挑重担。此后，由他的学生主持完成的研究在彩色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为方正系统挺进香港、台湾乃至日本市场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次是王选人生中最智慧的选择。
从青年时代开始，王选在同疾病作斗争的一生中，完成了我国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研制。他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以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多项国内外大奖，并有《王选文集》《王选谈信息产业》等多种专着问世。他把创新的科研成果推向产业化，从而结束了我国排版印刷“铅与火”的时代，进入“光与电”的世纪，其意义更在于依靠自主创新能力，使我国编辑、印刷、出版全行业实现了从工业时代向数字化时代的历史性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