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张学良是怎么样的对张学良的评价
对张学良的评价
张学良，中国近世史上的风云人物。如果没有他和他所做的事的话，中国的历史肯定
要改写。
就事实而言，
对张学良的评价确实有很多人是赞扬和崇敬的，
但不乏有很多人持有
反面态度。
很多对张学良评价消极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富家公子、
纨绔子弟，
做人风流等。
他所执
行的蒋介石
“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沦陷，
更是这些人对他进行批判的最有利把柄，
可以
说这是张学良人生的一个最大污点，
足以使后人对他产生这种消极的评价并且是那么的理直
气壮。
但是，
我认为，
对张学良的消极评价虽然有一定的依据，
是不可抹去的历史事实。
但只
对张学良进行这些负面的评价，
恐怕是对他的不公正评价，
不客观评价。
张学良为什么一直
以来都被人称作“少帅”？“少帅”一词恐怕不是一个贬义词吧，这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
张学良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响当当的大人物。
在我看来，
少帅不仅是英雄，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张
学良虽然在战争年代隶属于国民党军队，是国民党军的司令。比如：
1928
年
6
月，张学良
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同年
12
月，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被任命为东北边防
军司令长官；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时，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受到全国舆论谴责；
12
月任国民党北平绥靖主任；
1935
年
10
月，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但
是他所做的另一些事情对于祖国的统一，
维护国家主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比如说最为着名
的“西安事变”
，这便是他最为有利的正面评价证据。
在当时，
面对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影响下，
少帅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
联共抗日，
但都遭到拒绝。
1936
年
12
月
12
日，
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事变发生以后，
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
并派
周恩来等为代表到西安帮助张、
杨正确解决事变。
西安事变使得和平统一战线形成，
国共共
同抗日的局面形成。
不仅从危机中解救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拯救了中国革命，
让中国从内战
走向了联合抗日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人民内部的团结，
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
献。但是，事变发生后，少帅却被蒋介石判刑，囚禁；受到蒋介石的监视长达
50
年之久。
可以说，少帅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国家主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做出了难得的牺牲。
所以，
在我们今天看来，
无论张学良是服从于国民党也好，服从于共产党也好，他始终
是坚守着自己的爱国热情。比如，在学生时代，
他参加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二十一
条”运动；从参加内战之时起，他就开始了反对当军阀，反对军阀割据和混战，反对军阀扰
民害民，
力主和平统一与和平建设，
力主对外征战的思想与主张，
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工
作；
1928
年，为了反抗日本侵略，发动东北易帜；
1929
年
7
月挑起“中东路事件”
，发动
“抗俄战争”
；
1930
年
9
月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基本上制止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为
中国“再造统一”
；
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所醒悟，坚信惟有联共抗日才是出
路„„这些都说明了张学良的爱国情怀，
他真正是一个爱国将领，
不论是从中国共产党还是
国民党方面都是不能够抹掉他爱国行动的历史证据的，
我们也应该给他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
评价，不可以因一时错误而抹杀掉所有的功绩。
张学良晚年侨居美国，
从未回国。
对于张学良从来没有回过大陆这个问题，
答案有的归
咎于身体原因，
有他晚年归信基督教的信仰原因，
也有归咎两岸的政治原因。
对于两岸政治
因素一项，
有人认为张学良不想表态偏向两岸中任何一方的政权。
这也能够说明张学良是一
个爱国将领，
从不偏向国、
共任何一方，
所做的事情都出自于自己内心的爱国热情，
无论国、
共谁对谁错，对张学良来说都无所谓，但有一点是不容出现任何错误的，那就是始终爱国，
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主权不受侵犯。
在军阀的后代之中，
张学良是难得的将门虎子，
是现代爱国主义者的典范，
尽管爱国主
义征程中也有过挫折，但暇不掩瑜，
他为祖国和平统一，
为东北的建设，为抗日复土的民族
解放大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
以及那种心地纯洁的爱国主义和举世罕见的牺牲自我精神将永
垂青史。
张学良在十几岁时，就忧国忧民，成为爱国狂。然而，爱国狂却不等同于爱国主义者，
让他最终成为爱国主义者的，
是他终生追求国家和平统一的目标，
是他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不
懈努力的实践。实现东北易帜、调停中原大战、发动西安事变，在这三次终止内战局面中，
三次扭转历史方向中，都表现出了一位伟大爱国主义者的胸怀与魄力。在发动西安事变后，
让他付出了被囚半个世纪的代价，
被囚半个世纪，
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但他却
始终无怨无悔，表现出一位真正伟大爱国主义者的圣洁心灵。
Ⅱ 谁知道张学良1928年在东北大学的讲话的具体内容（在4月1日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中听到过片断）
1928年9月14日年轻的张学良以东北大学校长的名义给学生的训词（片段）：“方才我说现在中国需要人才，不是指大人物而言，恐怕大人物多了，不但国家不能富强，反要捣乱（注：军阀搁置的年代大家都想当枭雄）。所以现在中国，不论哪省，大人物要多，必捣大乱，则人民将不幸矣。我说的人才，是指专门人才而言。他学的是工，就要做工，学的是农，就要做农。不要存着当官的心理。然而现在中国的学生，如果试问他们毕业后的事业，他们都说要为国做大事业，那么岂不是就要开争端了吗?所以专门人才要做专门事业。综之最重要约有两条：(一)自己看守自己的人格。(二)要将自己看小些将国家看大些”。
Ⅲ 对张学良的评价
你好:下面是从网络上摘要下来的.
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东北易帜。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从此，中国实现了辛亥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张学良功不可没。
九·一八事变大家都熟悉，张学良在九·一八的不抵抗，正是困扰了他一辈子的奇耻大辱。但是，让我们设身处地为少帅想想：东北易帜的目的，就是依赖全国的力量抗拒日本和苏俄。仅仅靠东北自己的力量，能同日本作战吗？ 张学良打定主意服从中央。而此时的中央，根本没有对日开战的实力和准备。 不论有什么理由，不抵抗也是民族耻辱。抵抗打不过，不抵抗是民族罪人，这种两难之火，烤炙着张学良的良知。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动因，正在于此。
关于西安事变，是评价张学良的一个关键。 我个人以为，张学良洗刷自己不抵抗将军名声的因素，在事变起因中占极大比重。至于杨虎城和中共，则是出于另外的考虑。多年以后张学良在对西安事变的自我评价中，称其误长官，害朋友，毁部下，莫此为甚（见凤凰卫视专访），值得深思。关于西安事变的书籍非常多，其中《挽救危亡的史诗》（广西师大出版社《抗日战争史从书》的一种）较好，尽管该书的观点非常正统，但史料是最详实的，也是相当准确的。
另外，西安事变后的谈判也充分体现了几方的不同立场。大体上，张学良不要地盘不要钱，只要抗日；相比之下，杨虎城要地盘，中共既要地盘又要钱，而且为地盘和钱几致后来的谈判破裂。这一情况，在当时的记载以及后来宋美龄、顾祝同等人的回忆中有相当详细的描述。
赤诚之言，肝胆照人，充分显示了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西安事变”发生不久，张学良就公开表示：“我们据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希望委员长能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张学良对赵一荻说：“若是真有不测，那我也是为抗日，为中国不亡，别说牢狱，就是刀枪相加，我也死而无悔。”
在送蒋介石上飞机时，他坚决表示：“学良主意已定，为了抗日，我万死不辞。”张学良为中华民族献出的是一颗燃烧的赤子之心，哪怕将自己焚毁，也要遗爱于华夏的明天。果然不出所料，后来蒋介石背信弃义，一回到南京，便把张学良软禁起来，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囚禁岁月。
1954年，在“西安事变”后的第18个年头，蒋介石召见了张学良，让他在晚年总结历史，撰写《西安事变忏悔录》(《自述》)。当时张学良与赵一荻有一段对话，张学良很严肃地说：自古以来写史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秉承帝王意志，无论是非曲直，指鹿为马，以博君主欢欣；另一种呢，就是杨刚那种人，刚直不阿，秉笔直书，纵使砍头也要维护历史的真实。我当然要作杨刚，否则十年、百年之后人们来看‘西安兵谏’，岂不要掉入一个大泥潭。”
夫人赵一荻听后感叹道：“我说汉卿啊汉卿，你这个刚直的脾气看来是没法改了。”“是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嘛!”张学良笑着说。
着名史学家许卓云对“西安事变”的看法是：“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从四十五年来，我们所得知的资料，我认为当时张学良先生完全是出于一片爱国心才做出挟持蒋委员长的决定。当时全国都笼罩在一片抵抗外侮抗日的气氛下，而张学良本人更有杀父失乡之痛……因此，他被逼冒死兵谏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许卓云老教授对张学良老校长的爱国热忱表示由衷的钦佩。真可谓“龄遐神龟，赤胆立巍峨”。
Ⅳ 日被人制造“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在做什么传言中说他在做什么并被人称为什么将军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时，在九一八事变那天晚上，他是抱病陪英国公使去长安戏楼听戏的。
随后，他奉蒋介石之名执行了不抵抗政策，落下一个不抵抗将军的称呼！在张学良视察某大学时，学生们没有给张学良面子，从楼上悬挂了讽刺张学良不抵抗的条幅，但是张学良并没有责怪学生，他事后说，他能理解学生的心情。但张学良本人对这个称呼不认同，因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丧心病狂的小日本打的竟然是占领整个东北的阴谋。大家都以为小日本只是和以前一样的挑衅滋事，都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张学良晚年说，如果他当时知道日本人妄图霸占整个东北，他是要和日本人拼命的。虽然张学良在东北沦陷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抵抗政策的发明人是蒋介石。
Ⅳ 张学良有哪些过错
张学良将军所犯的两大过错是：
01、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日军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借故攻击沈阳北大营东北军驻地，九一八事变爆发。根据张学良将军晚年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的回忆及已经公开的蒋介石日记记录：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以为日军只是小规模的挑衅，为了不引发中日大战，下令东北军向关内撤退。由此导致30万东北军一枪不放，白白的丢掉了东三省。在九一八事变中，蒋介石没有下令让张学良放弃抵抗。虽然从军事实力上来说，东北军确实不是日军的对手，但身为戍边大将，手握30万大军而不加以抗击，还是保全实力避战的私心在作祟。
02、围剿红军
1934年2月，张学良将军就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开始率部围剿红军。虽然在数年的交战中，张学良败多胜少，但给红军也造成了不小损失。这种结果是蒋介石南京政府喜闻乐见的，因为地方军阀与红军交战，不管谁胜谁败，都达到了削弱地方实力派而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目的。这一段时期张学良对中国工农红军及中国老百姓来说是有罪的。
Ⅵ 世纪行过——张学良的背景资料
陈年酒香溢神州
七年前，郭冠英先生在台湾北投张学良的居所访问了他，在家中访问了三次，每次两个半小时，第四次是在台湾世贸顶楼聚餐时做的两个钟头的采访；接着就按着张老先生口述中涉及的地点及人名逐一去大陆寻访，长达40天；然后回台湾整理、剪辑精心制作出四集、长达4×53分的纪录片《世纪行过》，分别是《白山黑水》、《国难家仇》、《西安事变》、《真自由》。本该在1993年制作完后即刻播出，可为何一拖就是七年？
“这真是一言难尽。”郭冠英先生打开了话匣子。原来这个节目的构思、促成、制作皆出自于郭先生，但那笔不小的制作费用(约新台币480万元)是由他的制作伙伴王念慈女士向一位有心人捐来的，因此播出的事就完全由王念慈去负责。王念慈一直认为该片应等到张学良百年之后播出，才会更有价值；对于王念慈的“固执”，郭冠英束手无策，加上后来张学良听信传言，误以为小郭子要拿片子去牟取暴利，所以当时郭冠英也有些心灰意冷，对播出这个节目也没有什么骄傲感。郭后又出国多年，此事就搁浅了。但心里总牵挂着，觉得应该向那个捐款人有所交待。捐款人并不在乎要有回报，但辛辛苦苦、费尽唇舌才拍到的独家新闻那么珍贵，为何要冷弃在一旁呢？这个想法也是导致郭先生第一次和张学良产生误会的原因。这还是发生在拍《世纪行过》之前，日本NHK驻台湾记者通过熟人找到郭冠英，知道他有办法找到张学良，并提出想访问张学良，但郭冠英深知少帅是缄口的，更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但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谁知少帅竟爽快地答应接受日本NHK的采访了，不知道他老人家那天是动了什么玄机？
既然可以接受日本媒体的采访，那为什么不能接受《联合报》、“中华电视”的采访呢？郭不由分说，也向张学良提出了这项要求，而且还认为他既然有那么高的采访价值，又为什么要白白便宜日本人？应该向他们收取正常的版权税。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NHK驻台湾机构当地请的一个台湾人从中挑拨离间，告诉张学良的侄女说，郭冠英在外面打着张家的旗号到处要钱，结果传到张学良耳中已面目全非，老人家自然十分不悦，一度与郭不和，弄得郭冠英喟然长叹。
一直等待陈年好酒出窖的机遇。终于盼来了2000年，张学良真的百岁华诞。不好再往后拖延播映了，刚好王念慈也与TVBS谈好了，终于在6月5日之夜，《世纪行过》在台湾与观众见面了，播出之后反响热烈，接着凤凰卫视又在7月初在香港通过卫星向泛亚地区转播，才使得这瓶保存了七年的美酒得以香飘万家。
荧屏内外的少帅传奇
看过《世纪行过》纪录片的朋友一定记得王一方这个人，没有王一方，郭冠英也不会认识张学良。
王一方何许人也？他是王新衡之子，王新衡曾是当年国民党军统局派去西安的官员，才到西安没一两天，就赶上西安事变爆发了，但他私下与张学良交情不薄。到台湾后，两家经常走动，张学良亦十分喜爱王新衡之子王一方。
王一方在1993年5月12日不幸遇难于台北的一场火灾。但就在去世之前，与张学良、郭冠英、孙运?、梁肃戎、吴大猷、张捷迁、刘绍唐等在台北世贸顶楼上有一次聚餐，是郭冠英假东北同乡的名义安排的。少帅那天谈兴很高，谈了对蒋的看法。其实他对蒋介石评价并不高；其中还谈到了与赵四如何相识、卜卦杀杨宇霆、“二二八”事件等，这些内容的大部分在纪录片《世纪行过》中能看到，但有些内容郭冠英保留了，没放到片中去。例如少帅谈到蒋介石时有一段话：“王新衡曾跟我说，蒋先生不用人才，爱用奴才。”王一方一旁听到了，马上在郭冠英耳旁轻声说道：“他说就他说嘛，引我爸爸做啥？”说罢两人相视一笑。
席间，没有赵四小姐作陪，张学良更加无拘无束，忽然跟郭冠英开玩笑：“小郭子，要是哪一天我们没有钱用了，我就把我年轻时的艳史讲给你听，你写了之后就拿去卖钱，到时我们就有钱花了。”满座皆笑，过了一会儿他又打趣说：“我不能讲给小郭子听，说不定他真的拿去卖钱了。”郭冠英在旁忙接着说：“张伯伯，你不用担心，我早就拿去卖钱了。”席间笑声不断，那是最成功的一次采访。
最令郭冠英觉得可惜的是那段关于长征的谈话在后期制作时被删掉了。其中张学良谈到中共长征对他震动很大，曾对其部将们训话：“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不都带没了(指吃不了长征的苦)？为什么他们(红军)能做到？”节目中只出现了这段，接下来张学良自答部分都剪掉了，张学良说：“那就是因为他们(红军)真有他的主义、思想，他们是一致的。而我们，则不过是混饭吃罢了。”张学良的这段话，正好说明了最初北伐为什么能成功，红军后来为什么能百死不折，以致最后取得胜利之因。
所以东北易帜之后，为了加强对官兵的党化教育，张学良曾建议东北大学增开三民主义思想教育课程，然师资力量薄弱，只能从国民党军队中挑选一些干事来充当教员。当时东北大学代理校长宁恩承反对开设这门课程，他认为缺乏像样的老师，那些干事们多数不学无术，知识贫乏，当时还闹了不少笑话。宁恩承先生讲的这一段可惜也被剪掉了。
“松花江上”响起童真的歌声
郭冠英先生是一直主张要张学良回东北看一看的，而且张学良曾亲口跟他说：“想回东北看看的。”据最后一任保护张学良特勤组的队长李振元说，原来1993年少帅是准备参加何世礼(原张学良的随从官)的孙子在香港婚礼之后从香港回东北的，后因何世礼太太去世，其孙子的婚礼改在美国举行而只好作罢，据少帅当年的解释是怕回家乡心情太激动，再加上赵四小姐常劝他，反正都成了基督徒，什么事都看开了。
然而，为了整个纪录片有个精彩的结尾，也为了再次撩起少帅的爱国思乡之情，郭冠英匠心独运，特地叫自己的孩子(一个12岁、一个10岁)学唱《松花江上》这首歌。这首歌很难唱，但儿女们都觉得义不容辞。到采访少帅的最后一天，郭冠英带着妻儿，捧了一大盆花到张家。那天，少帅为郭冠英的子女们题了“爱人如己”四个字，孩子们围在张老身边唱《松花江上》这支歌，少帅很兴奋，并“嗯嗯”地和着旋律，这或许是少帅自幽禁以来第一次完整地听到这首歌，而且是用稚嫩的童声去敲打着一个已被战鼓敲得耳聋了的中国老人的耳膜，或许敲打到了老人心里最柔软的那个部分，当天的采访非常圆满。
原来郭冠英是打算在片头及结尾处的《松花江上》都用纯真的童声配音的，可最后制作公司还是改用了专业的男中音演唱，到底哪个效果好？各说各理。最可惜的还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被剪掉了，如果用来作节目的结尾就再好不过了。张学良说：“年轻人，不要自私，知道外患才知道你的国家，你能存在还是因为自己的国家，你看亡国奴，没了国家多可怜。你看看人家强国人多厉害，要国家强，你要占这个便宜，你自己要尽力量。”
在采访过程始终，张学良一直说他最佩服的就是周恩来，周恩来一直想营救他，至死都念念不忘。在50年代周恩来亦托人传话给蒋介石，要他不要杀张，“否则大家将来也不好见面”。同时，宋美龄、宋子文也一直护张，所以张一直未遭受到杨虎城那样的不幸。其实，自蒋经国死后，张学良就已完全自由，他离台定居夏威夷，也不要台湾当局“批准”。郭冠英坦言，少帅其实是个随心所欲、不太深思的人，他坏也坏在这一点上，所以外界人士不要再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想，给少帅编一部政治上的《人间六月天》。(作者：王明青/转自《新民周刊》)
《世纪行过———张学良传》购播记实
西安事变主角、牵动着千万人心的少帅张学良，在被蒋介石软禁半个世纪之后，近年已自由自在地居于美国檀香山。但他大半个世纪仍未还乡，近日虽已度过百岁，却与白山黑水的东北故乡仍天涯路远。不过，最近，少帅的风采却在香港凤凰卫视开播迈向五周年之际，进入了千家万户，走进了数亿观众的心坎。离乡六十载的少帅，终于坐着“凤凰”，回到神州大地。
Ⅶ 张学良是怎么样的人
张学良，大汉奸、卖国贼
纨绔子弟，“民国四公子”之首。丢失东北的千古罪人。
张学良总做令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每每出人意料。1928年，一改从前奉系凡是失败出关，就宣布“独立”，跟中央政府对着干的惯例，出人意料地宣布“易帜”，归顺国民党政府。1930年，当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他突然冒出来，宣布调停，实际上是从背后插了冯阎一刀，全不顾狐悲兔死同病相怜的情谊，结果导致冯阎一败涂地。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人们都认为家仇在身的他能抵抗的时候，他却一枪不发，拱手让出了东北。1936年，在蒋介石对他已经十分信任的情况下（因为张学良前面帮他的两件事），出人意料地发动兵谏，扣押了来到西北剿共前线督战的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历史应该说做过一些好事，比如易帜，比如办东北大学，但无论如何都属于大节有亏之人。身为东北地方的守土长官，居然在日本人发动侵略的时候，下令不抵抗，无论如何掩饰，都说不过去。当时，东北军虽说在关内有十余万人，但根据地东北依然有二十余万，发动事变的关东军，事先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因此只有1万多兵力。事变后统计，东北一共损失飞机300余架，战车26辆，各种火炮300多门，其中重炮200多门，轻重机枪5864架，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有这样强大的武力，无论如何，都堪一战，居然拱手把大片国土让人，实在是不可思议。纵使不论家仇国恨，生民涂炭，经此事变，作为军阀的他，老家没了，家底没了，就算没有父亲被人炸死之仇，为了自己的根据地，为了自己的财产，也该一战，可是他却没有（有材料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家产损失金条80000余条，超过了当时东三省的官银行的全部损失，一方面可见损失之惨重，一方面则表明，张氏父子在东北搜刮之烈）。
九一八的过失，过去我们的史书一直是算在蒋介石身上的，说是蒋介石下令让他不抵抗，甚至还煞有介事地说什么，不抵抗的电报一直藏在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身上。其实，张学良本人一直都承认，不抵抗是他自己的决策，现在的档案也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早就有学者指出，即便是蒋介石让他不抵抗，以当时他实质上属于独立军阀的身份，在涉及国家和自身利益的时候，也完全可以“抗命”不遵。所以，九一八的不抵抗，只能是他的责任，赖不到别人头上去。对于一个人来说，尤其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某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犯就是千古罪人，百身莫赎。
当时的人们和舆论，并不像解放后人们那样看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之后，声讨声铺天盖地而来，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骂他卖国，骂他无耻。最有名的是马君武的两首仿李义山的《北齐》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赵四是指赵一荻，朱五是指朱启钤的女公子朱湄筠，常陪张学良跳舞的。蝴蝶是着名电影演员胡蝶，当时确在北平拍电影，但是否跟张学良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不得而知。）上海的报界还传说，德国有报纸提议把本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张学良，奖励他维护东亚以及世界和平的贡献，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此，那个武力决定一切的年代，拥有几十万大军的张学良，不得不在1933年下野出国，可见当时他的不得人心。后来的历史书写，把这个经历也说成是蒋介石找来张学良，要他替自己顶罪，张学良出于义气，答应了。无疑荒唐透顶，既然当时人们并没有像后来一样，认为丢失东北是蒋介石的过错，蒋又何必要张来顶罪？
实际上，后来之所以出现那么多为张学良开脱的历史解释，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安事变。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成了民族英雄，一白遮百丑，所以，他之前的所有作为，哪怕非常不堪的作为，都有了借口，甚至有了正面的意义。
一位资历很高的党内历史学家讲过，说是在中国现代的历史上，不管你是流氓地痞，土匪军阀，只要最后跟党合作，就有光明的前途。反之，管你是什么绅士、学者，不跟党合作，就什么都不是。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很长时间段内的历史评判准则，在这个准则里，党是唯一的衡量尺度，所有的好坏，善恶，所有的扬抑，褒贬，都以跟党的关系为准，即使是历史本相，而且这个本相已经为档案材料所证实，也得根据党的需要加以改变，就像我们把不抵抗的屎盘子，硬是从张学良头上移开，转而扣在蒋介石头上几十年一样。
誉美自己所喜爱的人，是人的天性，只是这种天性，不好滥用在历史评价上，否则，我们的历史学家，就变成了护犊子的家庭妇女，追星的少男少女。谁都知道，这种家庭妇女加追星少年式的历史书写，对所有想要了解历史的人来说，都是毒药。
最后要说的是，虽然我们这边对张学良深情款款，赞美有加，但晚年的张学良却并不买账，宁肯客死万里之遥的他乡，也不肯叶落归根，回到自己的父母之乡。大概，其中最大的障碍，令张学良最担心的，恰是这种铺天盖地的不虞之誉。
Ⅷ 历史上对张学良的评价应该有多数答案没标准答案
历史，自古都是成王败寇。张学良是军阀出身，又是蒋介石部下，但他的爱国情怀，促使他兵谏蒋介石，发动的西安事变，协助了共产党。
现在是共产党胜利了，所以对他总的来说是褒扬，但因其出身，并未大事宣扬。但如果是蒋介石赢了，那张学良一定被贬为千古罪人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察角度，评价标准。要想真正的品读一个人，一定要全方面的了解有关史实，至于里面的评论文字，只是个参考。
我本人对张学良是非常敬佩的。他的确是出身军阀，但他出生在那样的家庭，不是他能决定的。当时国共两党都打着救国救民的旗号，谁能看出来哪个党真的能救国啊，只能赌，而张学良赌了蒋介石，把宝压在他的身上。但当形势日渐清晰，他毅然不顾自身安全，发动了西安事变，兵压蒋介石，响应了共产党。这足以说明他是个爱国爱民的好官军。他也重情重义，他和蒋介石是有私交的，兵谏是在多次劝谏未果的情况下发动，迫不得已，但事后他还是善待蒋介石，放出了他，要不是他念私情，也不至于被关那么多年，这样的结局难道他没有料到吗。他也是个有种的人，少年事后张学良是吸食鸦片的，像他那样的公子哥，有钱有势，不愁吃穿，本来可以那么逍遥下去，可他决定了戒掉鸦片，就毅然戒掉了，试问现在有几个人有这样的魄力？
他的一生值得同情，一生搅合在政治的漩涡中，晚年在美国，多次想回过，回他的东北老家，可政治牵绊，牵涉太广，都无法实现他的心愿，就那样，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
Ⅸ 张学良以前被关闭的地方是哪里
1936年 36岁 12月31日，军法会审结果，张学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剥夺公民权5年，他从宋子文公馆移住南京中山门外孔祥熙公馆。 1937年 37岁 1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但仍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从此开始幽居生涯。 1月13日，迁移浙江奉化溪口镇雪窦山中国旅行社。 2月17日，致函于学忠，希望维护东北军团结。 3月30日，于学忠到溪口见张。 冬，迁移安徽黄山“听涛居”。十天后迁移江西萍乡“绛园”。 1938年 38岁 1月，迁移湖南郴州苏仙岭。 3月，迁移湘西沅陵凤凰山。 1939年 39岁 11月下旬，日军进犯湖南，张又迁移贵州修文县阳明洞。 1940年 40岁 2月，于凤至因病赴美就医，赵一荻由香港到阳明洞陪张幽居。 1941年 41岁 5月，张因患盲肠炎到贵州中央医院做手术，出院后移住贵阳黔灵山麒麟洞。 1942年 42岁 2月，迁移贵州开阳县刘育乡。 1944年 44岁 春，移居距息蜂县15华里的阳朗坝。 初冬，日军进犯湘南，贵阳告急，张迁移黔北桐梓县天门洞。 1945年 45岁 春，东北籍国民党中央委员莫德惠到桐梓天门洞。 1946年 46岁 11月2日，迁移重庆戴笠公馆。不久被骗到台湾新竹井上温泉（也称清泉）。 1947年 47岁 10月，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奉命陪张居住数月。 是月，张治中夫妇到井上温泉看望张学良。他托张治中向蒋介石提两点要求：（一）恢复自由；（二）希望刘乙光搬出本该由他居住的房子。张治中的此次控访引起蒋的不快。蒋介石手谕：“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不人不得见张学良”。 1954年 54岁 5月下旬，在蒋介石官邸与蒋晤面。 1957年 57岁 9月，蒋介石70寿辰前夕，张学良托人送蒋一块金表，以示祝贺。蒋介石回赠一根拐仗，表示谢意。 1959 59岁 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张学良提出要在台北市郊自己盖房。蒋经国表示赞成，并亲自在台北市北投复兴岗给张学良选择地皮。 1961年 61岁 张学良新居落成后，蒋经国给张送了一套客房用的家具。此房是栋两层小楼，位于北投路70号。张学良自己买了一部二手福特汽车，可以自由进城拜访张群、莫德惠老朋友。在台的亲朋故旧偶尔也去看望他。 8月30日傍晚，张学良在寓所会见了他的长女张闾瑛及丈夫陶鹏飞教授。这是他25年来首闪见到他久别的女儿和他未曾谋面的女婿。 8月，周鲸文应台北“国民政府”之邀，出席阳明山座谈会。经有关方面批准，前去会见分别25年的老朋友张学良。 1964年 64岁 7月4日，64岁的张学良与53岁的赵一荻正式结婚。他们经过20多年与世隔绝、相依为命的生活后，在台北杭州南路美国人吉米·爱尔窦的家中举行婚礼。爱尔窦是张学良的老朋友，证婚人是年已百岁的陈维屏牧师。女方证婚人是黄仁霖。13人的来宾中有宋美龄、张群、王新衡、莫德惠、何世礼、冯庸等。 1966 66岁 7月，周鲸人又一次到台访问张学良。这时张学良正在参加美国一家神学院的圣经函授学习，并着手翻译一本有关基督教的书。精神更集中宗教了。 1971年 71岁 周鲸文再次访张学良，被警察人员挡驾，说张先生旅游去了。 1975年 75岁 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去世。次日，张群电话告诉张学良。 4月8日，张学良和赵一荻前去吊唁，并送去自己题写的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 ，宛若仇雠。” 1976年 76岁 张大千从巴西回台定居，在台北市郊外双溪自建摩耶精舍。张学良与这位老朋友经常会晤。后来在张大千的提议下，张学良、张群、王新衡（监视张学良的特务，后来成为朋友），每月在摩耶精舍欢聚一次，人称“三张一王团团会”。 蒋经国当上台湾“行政院长”后，张学良与蒋经国达成君子协定，每半年两人会面一次。 1978年 78岁 蒋经国被选为台湾的“总统”，第一个打电话祝贺蒋经国的就是张学良。 1979年 79岁 10月5日（中秋节）下午，张学良应邀，到蒋经国官邸参加蒋经国夫妇举行的中秋节茶话会。这时张学良在台北第一次露面。前去参加的还有张群、何应钦和张大千等。10月10日，参加“双十节”庆祝大会，就座中央观礼台上。 1980年 80岁 春，张学良的好友、前东北冯庸大学校长去世，张学良、赵一荻前去参加追思礼拜。 9月，四子闾琳到台北看望父母亲张学良和赵一荻。 10月20日，张学良偕夫人由“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和副参谋长马安澜陪同，访问金门，眺望大陆。 1981年 81岁 9月18日，到台北荣民总医院看望齐世英。 1983年 83岁 4月2日，任张大千治丧委员会委员。 1984年 84岁 6月，张学良五弟张学林之女张闾蘅从香港到北京谈商务时，受伯父之托特地看望吕正操，并介绍了张学良在台北的情况。 1985年 85岁 12月25日，看西安事变影片时，因心情激动没看完就离去。 1986年 86岁 3月13日，张学良与赵一荻陪同张群游览桃园龙潭小人国。 1987年初，张学良又托张闾蘅带给吕正操诗作。 1988年 88岁 1月14，张学良到强北荣军总医院怀远堂吊唁蒋经国，并向他这位老朋友深鞠躬。 3月4日，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邀张学良赴美参加东北大学建校65周年和张学良兼任校长60周年纪念会，由于台湾当局未予允准，未能成行。会后50多位学者和热心人士联署签名，成立 了“争取张学良将军全面自由”执行委员会，并致函继任“总统”李登辉。要求李作出答复。当局迫于无奈，让有关人士“同张学良进行商讨”，决定以发表公开信的方式处理这件事。是月26日，台湾各大报纸都在显着位置登载了以张学良名义写的公开信。 1989年 89岁 5月31日，张学良复函日本人池宫成晃：“华函奉悉，老配林下寒居，素不见来客，警请原宥。老朽年岁衰迈，目朦手软，又乏记室，对于一般信件素不作复。感先生素昧平生，远邦厚谊，破例勉为动笔，字迹草率，文句粗陋，先生当可见及矣。愿上帝祝福！” 11月26日，张学良给居住上海的杜重远夫人侯御之复信：“御之夫人惠鉴：11月10日来信及照片8张俱已收到，我十分欣慰。你辛苦扶养子女成人，仲（重）远有知，当已含笑地下也。我也为你骄傲。我目力衰退，书写费力，恕不多写，愿上帝祝福你！” 1990年 90岁 1月30日，于凤至在美逝世，享年92岁。 6月1日，台湾各界人士庆祝张学良90华诞。 6月3日，是张学良90华诞。5月30日，邓颖超特电祝贺。 5月末，张学良书寄吕正操《谒延平祠旧作》。 6月6日，东北大学校友会等在沈阳庆祝张学良将军90华诞。 6月17日和8月3日，日本 NHK电视台采访组三次访问张学良。 2月16日，张学良复函沈阳张学良陈列馆：“敬启者：兹收到《张学良将军》共五册，十分感谢，专此万事如意。 3月10日，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赴美探亲。 3月14日，张学良夫妇去了儿子张闾琳居住的洛杉矶。 4月10日，张学良单独去到纽约。 4月17日，张学良在纽约公开露面。 6月25日，张学良结束了在美国105天的控亲访友和旅游，从旧金山返回台北。 3月8日，国家教委正式批准东北大学复校。新的东北大学校名，由张学良题写。 1997年 97岁 6月6日，在夏威夷会见了率团访美的渖阳市市长慕绥新。 2000年 100岁 6月，夏威夷时间22日上午11点11分，陪伴张学良将军大半生，人称“赵四小姐”的张学良夫人赵一荻女士，因肺炎及并发症，逝世于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享年88岁。张学良遽然痛失老伴十分伤痛，沉默不语地坐在轮椅上，泪水缓缓流下来。 2001年 101岁 10月15日，张学良将军因病抢救无效在美国夏威夷逝世，享年一百○一岁。
Ⅹ 抗日英雄事迹5条，要精简再精简格式为：某某人做了什么英雄事迹，有没有牺牲。很急急急急。悬赏5分呢！
张家福
戴安澜将军率领200师在缅北山林里战死，全师打得只剩下几百号人，是这些残存的官兵千里迢迢把将军的遗体运到昆明。
张家福就是戴安澜将军率领的200师的一个上尉也是将军的秘书，他就是把将军遗体运回昆明的人之一，“在云南省的腾冲县，由县长张问德领全县父老乡亲沿街而跪，迎接我们200师的官兵。我当时就下了决心：可爱的祖国，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土地，我还要上前线。”1846年在云南定居，生有一子一女，1948年被GCD逮捕，1976年释放，这时他已经72岁。他在劳改队里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去文山修水库，从1月到8月，130人只回来了30个，一顿饭只有6两红薯片。释放之后分去旧冶炼厂当工人，年年是先进工作者，82岁退休，现在每月退休费只有420元
安顺花
安顺花，朝鲜族，1909年出生于朝鲜咸镜南道瑞川郡一个贫苦的家庭。1930年，她和丈夫李凤珠一起背井离乡，来到中国吉林省，在珲春县一个大地主家里做佃农。
1930年10月，安顺花和丈夫一起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反日会”，负责通信联络工作。她工作认真，积极勇敢，每次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1931年1月，安顺花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朝鲜族女党员。
1932年4月，李凤珠被党组织调到金区党委工作，安顺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1933年秋，安顺花带领7名妇女为抗联游击队缝制军装。1934年春，她带领的缝纫组被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四团缝纫队，安顺花任队长，从此开始了艰辛的军工生活。她带领缝纫队背着机器和布匹随部队转战，利用日伪军“讨伐”的间隙生产军服。从珲春到汪清，从金仓到宁安，到处都留下了缝纫队的足迹。
1937年3月26日，日伪“讨伐队”来密营袭击。安顺花为掩护同志们，不幸被捕，敌人对她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审讯、逼问，撕扯她的头发，撕破她的衣裳，砍掉她的双手，都没能使她屈服。凶残的日寇用削好的木楔子一根根钉入她的胸部和腹部，直到气绝，年仅28岁。
刘黑仔
短枪队长威震港九
在日本侵略军侵占香港期间，香港、九龙曾活跃着一支威震港九、使日寇汉奸闻风丧胆的短枪队，这就是刘黑仔率领的广东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短枪队。
刘黑仔，原名刘锦进，1919年生，广东省宝安县人。因为他身体结实，皮肤较黑，人们便亲切地称他为“刘黑仔”。
1939年，刘黑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经党组织批准，到惠阳坪山参加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队。1941年，刘黑仔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惠阳大队短枪队小组长，主要任务是保证部队供给，侦察敌情，打击日伪汉奸特务。
1942年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扩编为游击总队（后称东江纵队），并立即组建港九大队，统一领导港九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港九大队下属有短枪队和几个区中队，刘黑仔先后任短枪队副队长、队长。他带领短枪队忽东忽西、时隐时现、神出鬼没地袭击日本军营，摸掉日军岗哨；扮成敌探，击毙汉奸特务队长肖九如；化装成日军小部队，活捉日军特务东条正之大佐；设计消灭日军多名密探和特工……短枪队就这样巧妙地袭击日军，惩办汉奸，掩护和支持整个大队的行动。刘黑仔的名字使日伪军闻之丧胆，多次用重金悬赏他的人头。
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5月，刘黑仔等10人在一次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27岁。
冯安邦
冯安邦，陆军中将第四十二军军长,字化民，山东省天禄县冯家铺人。
一八八五年生。先世以耕读传家，在乡间很有声望。冯安邦的青年时代，正值清末，民不聊生，他只得远走他乡，入伍为兵。民国后，转隶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麾下。
一九一七年任该旅骑兵营排长，参加了讨伐张勋复辟的作战。
一九二一年，随军入陕，参加讨伐陕督陈树藩之役，因功晋升第十一师工兵营连长。次年调该营营副。
一九二四年，参加冯玉祥发动的首都革命，招升营长。
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于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职，冯安邦升任第一师工兵团团长。
翌年夏，被派往宁夏训练部队，因成绩优异，晋升第十六师第四十八旅旅长，旋调任第三混成旅旅长，隶孙连仲麾下。
一九二八年，西北回族军阀为争夺地盘与西北军发生冲突。一时河隍等地的马仲英、韩进禄及马廷瓤兄弟纷纷乘机而起。冯安部奉调甘肃征剿，首先在南大通阻击马廷部部十且，韩进禄部退出河州，猛扑天水并将其逐出永登、凉州。冯安邦与吉鸿昌部坚守天水，力克强敌，迫使韩部与马仲英会合后向纸县临谭清退，是谓陇南之役。随后，冯部跟踪追击，于次年一月攻陷长拉麻川村落。不料，马仲英部转扑宁夏，宁夏后方告急。冯安邦率军回剿，再次告捷，遂因功摇升为第二十六师师长，并代理宁夏省主席。
一九三〇年，蒋冯阎大战中原，冯安邦部隶庞炳助第二路军，由郑州以南地压东进，投入陇海线反蒋作战。作战结果反蒋军失败。十月下旬，冯安邦随孙连仲投蒋，所部被编入孙之第二十六路军，调鲁西驻扎。
一九三一年春．冯安邦随第二十六路军由山东开往江西兴国、瑞金、宁都一带，参加对工农红军的围剿。同年十二月，该军将领赵博生、董振堂率一百七千余人在宁都举行起义，投向红军。二十六路军元气大伤，孙连仲被迫收容残部，重新整编，冯安邦出任新组建的第七十四旅旅长，下辖两个团。
一九三二年，第二十六路军在宜黄遭到红军惨重打击，实力更减。孙连仲被迫再次实行改编，将原第二十五师缩编为一个旅，由冯安邦任旅长，第二十七师也缩编为一个旅；两个旅合编为第二十七师；二十七师与独立第四十四旅组成第四十二军。师长、军长职均由孙自兼。同年十二月，冯安邦晋升第二十七师师长，率军进驻安乐县。一九三三年初，奉命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级班受训。结业后，返回江西。
一九三四年，蒋介石洞二十六路军开往宜昌、宜都一带，“围剿”湘鄂边区红军。冯安邦部奉派公安、石首参加“围剿”作战。一九三五年，调往江苏淮阴一带整训。 七七事变生的爆发引燃了民族抗战的圣火。七月九日，二十六路军即接到了开赴保定、石家庄集中，支援第二十九军保卫平洋的命令。十二日，部队开投北上，踏上了抗击日寇的光荣征途。行前，冯安邦慷慨激昂地表示：“杀敌报国，就在此时！贪生怕死，保存实力的军人，是国民革命的败类，不算是炎黄的子孙”！ 北上后，冯安邦率第二十七师布防于北平以南琉璃河一线。八月中旬，日军在攻占北平后，沿平汉路南下，第二十师团向二十七师阵地发起攻击。冯安邦指挥官兵应战，多次挫败其攻势。
九月十八日，二十七师奉命撤离琉璃河，退往石家庄休整。九月下旬，受命担任平汉线以南、淖沦河北岸一线的守备。九月三十日，第二十六路军被扩编为第二集团军，孙连仲任总司令，冯安邦升任第四十二军军长，辖第二十七师（自兼）和独立第四十四旅。
十月上旬，沿平汉路南下的日军第二十师团连克津沦河北昆的灵寿、平山、新安、正定，十日攻占石家庄。冯安邦奉命东移，援助晋军守卫山西。十月十二日，四十二军抵达娘子关一线。冯安邦令二十七师一部占领北峪，支援友邻第十七师作战，主力则集结于娘子关附近，独立第四十四旅进占六岭关，阻击西进及南下之敌。十四日拂晓，冯安邦组织部队向占据旧关之敌发动反攻，并令二十七师一部向新关、核桃园和大小龙窝出击，配合反攻行动。旧关日军经我反击，退据东南高地顽抗。核桃园及大小龙窝之敌遭到反击后，夺路逃窜，冯安邦急令二十七师七十九旅派队堵截，将日军包围。经二小时激战，将该敌全歼。同日，旧关日军向冯军反扑，经奋勇阻击，日军败走。其后，冯安邦令二十七师在大小龙窝至自石头之线设防，独立四十四旅则固守六岭关，并同夏口村、洪子店一带八路军部队取得联络，于十四日合力击退经洪子店西犯之敌。十五日，二十七师再次击退由1日关批犯之敌。十六至十七日，冯安邦指挥四十二军反击旧关、关沟之敌，～未果。 二十日，日军发动猛攻，冯军据险死守，激战至暮，与效形成对峙。二十二日，日军增兵攻击，冯部伤亡用累，被迫沿正太路西撤。十一月一日，转移途中的四十二军遭敌包围，冯安邦挥军死战，付出重大牺牲才得以突围。突围后，二十七师向太原转移，后转向汾河两岸。独立四十四旅向芹泉镇转移。经连日苦战，四十二军歼灭日军第二十师团七十七联队大佐联队长鲤登行一以下一千余人，自身伤亡也极大。太原会战结束后，冯安邦率部开赴河南许昌补充整顿。
一九三八年三月，第二集团军划归第五战区指挥。其时，日军第十师团不顾东面第五师团攻势受阻，直扑台儿庄，企图一举攻克徐州，打通津浦线。鉴于孙连仲部队以善于防守着称，第五．战区决定令其担任守卫台儿庄的重任。三月十八日，孙连仲部奉命由河南归德（今商丘），许昌东开徐州。二十一日，一部抵台儿庄。其中，、立第四十四旅为总预备队，并接替五十二军担任台儿庄至韩庄间运河南岸的防务。二十三日，二十七师抵徐州以北汪柳泉。二十四日晨，日军正式向台儿庄发起猛攻，当晚突入台儿庄东北角。中国军队据城死守，将入城日军歼灭，堵住了缺月。冯安邦严令独立四十四旅固守运河一线，并派一部北出朝鲁沟，威胁日军侧翼。次日，二十七师徒步开抵台儿庄，担任城外右翼防御，准备侧击日军左翼。二十七日，日军得到增援后，对台儿庄再次发起进攻，占领城寨东北角。冯安邦亲赴右翼督战，率二十七师协同三十一师反击刘家湖日军，将刘家湖包围，与敌展开自刃厮杀。激战一直持续到三十一日，有效地牵制了日军对台儿庄城的进攻，减缓了守城军的压力。至四月一日，台儿庄城内守军伤亡近半，西北门、东门、北门、东南门均沦入敌手，守军仅据有北站、西关和南门。 为了支援城内守军，四月二日凌晨，冯安邦特令敢死队二百余人附一营士兵从东门攻入城内，袭击城内日军左侧背，一度攻占了东门和城东北角。同日，二十七师与日军坂本支队在台儿庄以东发生了空前激烈的阵地战。冯安邦乘马督战。官兵视死如归，予敌以惨重打击。
日军《战斗详报》称：“研究敌第二十七师第八十旅自昨日以来之战斗精神，其决心勇战气概，……全部守军顽强抵抗直到最后。以至于此狭窄的散兵境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惨烈之状亦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此役，二十七师仅营长即阵亡三名。四月三日，敌坂支队与漱谷支队会合后，即发起猛攻，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台儿庄。冯安邦急令独立四十四旅一个团开赴台儿庄南门外堵截日军，并阻敌渡河。经过城内外中国军队的共同努力，终于顶住了日军的最后一次猛攻。
四月四日，外围中国军队已开抵台儿庄附近，对台儿庄构成大包围态势。五日，冯安邦令二十七师组成敢死队，发动夜袭，攻占了台儿庄东北的孟庄、裴庄、邵庄、彭村、沧浪庙，日军向东北、西北两个方向清退。六日，日军主力为免于后路被断，乃窜入峰县附近之漳山、龙山及税廓等坚固围寨内死守待援。七日，台儿庄城内之敌被彻底肃清，台儿庄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 随后，冯安邦率四十二军参加了峰县追击战，于八日攻占了金陵寺一带，堵击逃窜之敌。十四日，奉命夜袭福家庄和峰县南关，受阻。由于日军援兵已由津浦线南下，开到枣庄附近，台儿庄战役的最后一战——峰县追击战遂于四月中旬结束，第五战区转入防御。此后，冯安邦率二十七师在峰县以南监视当面之敌，并阻敌增援，断敌补给。
五月五日，冯安邦及二十七师师长黄椎松亲率该师主力与日军第十师团第六十三联队激战于泥沟西庄，毙敌大队长吉帜重冶少佐以下四百余人。由于冯安邦指挥作战有功，国民政府明令授予青天自日勋章。 徐州撤退中，冯安邦率第二十七师转归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张自忠指挥。所部首先在郝寨、萧县附近占领阵地，掩护大军集结，尔后又占领徐州西北九里山阵地，协同张自忠部完成了掩护主力突围的艰巨任务。
徐州突围后，冯安邦部经江苏淮阴退往大别山区，在鄂豫皖边区小界岭一带抗击来犯日军，曾死守阵地四十余天，使日军未能越雷池一步。一九三八年十月，冯部奉命向襄樊转移。由于部队连续作战，减员很大，冯安邦拟请将五十二军并入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建制，自己则坐镇襄阳收容溃散部队。不料，日军航空兵于十一月三日对襄阳实施猛烈空袭，昭明台、东门街一带被炸成一片瓦砾。在一片混乱中，冯安邦从容不迫，不肯逃避，在春风旅社不幸被炸伤腹部，当日殉国。享年五十四岁。
冯氏身躯魁伟，勇武过人，性格朴实，治军严明。尤其值得赞赏的是，由于长期服役于西北军，深受冯玉祥先生爱民思想的熏陶，冯安邦热心于赈济贫困，尽力于慈善教育。每到一地，常组织部队协助百姓耕作收获，修筑道路等等。自己的薪俸所入，也常常悉数捐出，接济寒苦或创办学校。殉国之后，家无余财，遗族生活均靠僚属们集资安顿。为了纪念他，当时赣南的永丰、湘西的慈利、鄂北的应山等地都筑有“化民桥”。 冯安邦牺牲后，被安葬于襄阳南七、八里的周公庙附近烈士塔中。国民政府特令发给治丧费一万元，并准照上将阵亡例给恤。一九四零年九月二十五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表彰了冯安邦“奋迹戎行，战必先驱”的抗日功勋。
仵德厚
台儿庄战役中，仵德厚带领均由中校军官组成的敢死队，和三营官兵一起杀入台儿庄城内，与日军展开了一天一夜的血战，日军龟缩到城西北等待增援。次日，在李宗仁将军的命令下，仵德厚手舞大刀，腰束手榴弹，率领敢死队向日军发起最后的冲锋。仵德厚的敢死队里只有三个人活了下来。之后在八年抗战里，仵德厚率部与日军血战数十次，由于功勋卓着被升为少将。1949年在太原被GCD俘虏，当年8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59年刑满释放，被指定到太原一砖厂当工人，直到1975年才回到故乡陕西泾阳，而1974年他的父亲已经逝世，紧接着妻子也因为子宫癌去世。回家之后仵德厚成为一个农民，从1976年到1986年他没有领到国家一分钱，到了现在政府每月发他300元的补助，这让他非常满足，他说他感谢GCD的恩情。仵德厚患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没有钱根治，他一直吃一种很便宜的药，吃完总得昏迷几个小时。在凤凰卫视采访他后，世界各地的许多华人打来电话，托凤凰卫视向这位抗战老兵转达敬意。一位马来西亚华侨寄来2万港币为他治病，还有几位海外观众不远万里到泾阳看他，仵德厚对他们说：“受之有愧，所有的荣誉都应属于那些死难的英雄。想当初和我一起参加抗日的弟兄，几千人跟着我干，最后只有几个看到抗战的胜利……”此时他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