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两国国事访问

Ⅳ 中国和德国什么交情

中德关系指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德两国从19世纪末开始进行直接的交流。刚刚完成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参加了八国联军。之后，两国持续了大约30年的合作关系，直到阿道夫·希特勒联合日本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国成为了敌对双方。二战之后，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在冷战中，西德属于美国阵营，而东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于苏联阵营。1990年，冷战进入尾声，两德统一，两国关系进入迅速发展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在同年10月27日承认其政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在1972年10月1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后，中国继续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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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一九几几年中国和德国之间发生的大事

1911至1941年间，中华民国和德国之间的合作对20世纪中前期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中德合作使两国结成联盟，亲密的合作关系使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军备迅速实现现代化，这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之前尤甚。中华民国的创立虽然使中国从衰败清王朝重新站起来，但国家一直在军阀割据与列强环绕的环境下艰难地生存着。1928年，中国国民党完成北伐虽在名义上统一了军阀动荡之中的中国，不过于同时期，日本对外扩张，主张对中国发动战争的鹰派势力却在该国政坛抬头。有鉴于此，中国迫切需要实现军备和国防工业现代化以获得自卫生存的能力，而德国方面则需要原材料的稳定供应。这种关系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末期间，将中德两国紧紧地维系在一起。虽然合作的蜜月期自1933年1月30日纳粹当政开始到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而结束，只持续了不到4年时间；而且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改革也到1936年才开始，但中德合作仍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着深远的影响。同样，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国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另外，在九一八的二战前期，中国还存在很多德国军事顾问

Ⅶ 中德合作的调停

全部德式装备的中国士兵——头盔， 防毒面具和毛瑟手枪在1930年代后期的德国政界中，老牌政治人物如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长牛赖特多采取亲华态度，而新进纳粹党高官如里宾特洛甫，则采取亲日态度。在德国政府内部亲华与亲日两大阵营的交锋中，亲日派的地位逐渐上升。1936年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该协定还附有一份补充议定书和一份秘密协定，规定两国结成共同反对苏联的军事同盟。日本从此取代中国，成为德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德日签署防共协定后，蒋介石对德日合作的前景感到担忧，并担心日本据此干涉中国的“剿共”战争，于是在1936年12月1日令驻德大使程天放拜访德国国防部和外交部，向其转达国民政府对德日协定的疑虑。德方官员对程天放表示，德国政府非常了解中国的处境，以及蒋介石的坚定反共立场，因此在与日本缔约当初就已屡次声明，德国对中国毫无恶意，在将来也绝对不会让日本把《反共产国际协定》当作压迫中国的工具[23]。
1937年6月9日，参加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后归国的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顺道访问了柏林，同沙赫特、戈林、勃洛姆堡、马肯森（外交部副部长）举行了会晤，商讨中德易货贸易问题和德日同盟问题。6月13日，希特勒会见孔祥熙，表示德国和中国的贸易将使两国互惠双赢，德国在远东既没有政治目的，也没有领土意图，唯一的想法就是做生意。希特勒还希望中国和日本友好合作，不要发生问题。6月18日，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公共拜访马肯森，询问孔祥熙此行有没有提到军火输送问题，马肯森表示否定。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极大地损害了1927～1937年间一直处于密切合作中的中德两国关系。希特勒的亚洲政策是毁掉中德合作关系的主要原因。由于日本军事实力的优势，希特勒选择日本作为其对抗苏联的战友。[24] 尽管中国政府官员和德国投资者在不断的游说纳粹政府，但希特勒一意孤行。他虽然同意合步楼公司将中国已订购的货物运往中国，但禁止任何人从中国进口货物。另外，中苏两国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和希特勒的战略完全相背。
中日战争爆发初期，德国外交部希望采取完全中立的立场，既不得罪日本，也不疏远中国。虽然武者小路公共要求德国采取对华军火禁运措施，但在1937年7月仍有7艘德国商船离开汉堡前往上海，向中国运去大批军用物资，另有3艘商船准备起航。为稳住日本政府，德国外交部在7月25日谎称已对中国实施军火禁运，德国驻日武官奥特同时指责日本在华北的行动严重影响了德中经济关系[25] 。
中国方面，在1937年7月21日至1937年7月28日的一周内，蒋介石先后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大使詹森、德国大使陶德曼、意大利大使柯莱、苏联大使波格莫洛夫和法国大使那齐雅等人，要求各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但日方态度强硬，宣布不欢迎任何第三国的调停。1937年7月26日，陶德曼对蒋介石表示，虽然德国愿意调停，但日本已声明不愿第三国干涉，因此调停不会收到成效。蒋介石指出，中日战争的继续发展必将导致中国在中苏关系上发生转变，以此来要挟德国出面调停。
这一谈话传回柏林后，德国政府不得不慎重考虑苏联插手的问题。1937年7月28日，希特勒指示狄克逊，要求他设法通过外交途径阻止日本把中日冲突升级为战争。由于害怕苏联恢复对华影响，德国的对日态度逐渐变得生硬。德国外交部要求狄克逊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企图利用反共产国际协定来为其进犯中国找一个体面的借口是不合适的。德国认为“日本（对中国的）进犯违背反共产国际协定精神，妨碍中国稳定，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并最终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同时表示拒绝终止对华军火输出，拒绝召回在华军事顾问。
淞沪会战中的国民党军队，其头盔与枪枝皆为德军制式。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日本本企图速战速决，在击败中国军队后强迫对方订立城下之盟。但是日军在淞沪战役中直接面对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即德械师和德训师，因此在战事中失利，迟迟不能攻占南京。
淞沪会战的爆发使德国认识到中日战争不可能只是华北的局部冲突，而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因此在对日立场上有所改变，在新闻报导中对日本采取偏袒态度。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尤其使德国震惊，冲击了德国外交部中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的传统派势力。
1937年10月中旬，戈林和里宾特洛甫要求德国国防部终止向中国供应军火，并要求外交部采取鲜明的亲日立场。这一要求引起了国防部和外交部的强烈不满。德国一旦调整其东亚政策，就将在中国失去许多重要的经济利益，而日本方面却不能保证德国在华贸易的优势。在这样的考虑下，戈林又改变了立场，指示德国供应商可以继续向中国提供军火，但需由丹麦货船运送，并通过新加坡的一家英国公司中转。
1937年9月以后，中日战争的形势已经明朗化，这场战争不可能是一场短期的冲突，而必将成为一场长期的、耗费巨大的战争。经过多次反复，德国在中日战争的立场问题上逐渐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一方面，纳粹党中的亲日派不希望日本的实力消耗在中国战场上；另一方面，德国军政界和工业界的保守派势力也不希望日本完全占领中国、垄断中国市场和战略原料。因此德国在1937年10月初表示，希望中日双方通过谈判尽快停战。此时日本也出台了《处理支那事变纲要》，表示愿意促使中国重新考虑中日关系问题，结束事变，恢复邦交。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展开了调停工作。
1937年11月2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致电陶德曼，转达了日本外务省提出的七项和平条件：一、内蒙古自治；二、在华北建立一个沿满洲国国境线的非军事区；三、扩大上海的非武装地带，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队；四、停止抗日政策；五、共同反对共产主义；六、降低对日关税；七、尊重外国权益。1937年11月4日，陶德曼将日方条件转达给蒋介石。蒋表示，只要日本不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他就不会接受日本的任何条件。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次日日本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华北临时政府”。由于取得了攻克南京的战果，日本国内主战派势力抬头，1937年12月20日，日本政府与大本营召开联络会议，修改了原来的条件，提出了四项更苛刻的和平条件，包括“日满华合作”（即承认满洲国）和“向日本作必要的赔偿”。
虽然德国希望充当调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南京的失守让日本军部的主战势力变得强大，日本政府已彻底丧失对军方的控制力量，中日之间已不存在任何媾和的可能。德国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1937年12月28日，国民政府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条件，最后一致认为中国无法接受如此屈辱的条款。当日，蒋介石通知陶德曼，中国拒绝接受日本的条件。
1938年1月14日，日本内阁会议达成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一致意见，并在1月17日下午发表了《对华政策声明》，即第一次近卫声明，彻底终结了中日媾和的一切可能。陶德曼调停以失败告终。
调停失败后，德国决定改变对华政策。1938年初，德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组，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长牛赖特均被撤换，亲日的里宾特洛甫上台。此后德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德日关系中的几大障碍——承认满洲国问题、在华军事顾问问题和军火出口问题。1938年2月21日，德国承认满洲国为独立的国家。同年3月3日，德国决定在中日战争结束前不再接收中国军事学员，并遣散现有的中国在德军事学员。4月22日，陶德曼通知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返回德国。
在日本的坚持下，德国政府于1938年5月3日下令禁止一切战争物资发往中国。中国向德国订购的2艘IIB型潜艇、8艘大型鱼雷快艇和“戚继光”号鱼雷艇供应舰也遭扣押。滞留在德国的中国军事订货总额达2.82亿帝国马克。德国国防部认为，这对德国的军火工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1938年6月24日，里宾特洛甫命令陶德曼大使立即回国。他在6月25日向蒋介石辞行，于26日从汉口乘飞机前往香港，从那里返回德国。此后德国在中国只保持了代办级的外交官员（中国则仍保留驻德大使），直至1941年中德宣战。
此外，里宾特洛甫还通知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如有不遵元首指令、拒绝回国者，则被视为公然叛国，将遭受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之处分。在这种最后通牒下，国民政府只得同意无条件放回德国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将军在启程回国之际，曾向蒋介石允诺绝不会向日本人透露任何他在中国期间的工作内容。7月5日，德国军事顾问乘坐中国政府安排的专车离开汉口，经香港回国。

Ⅷ 中国和德国的关系怎么样

大致和英国差不多吧，德国和英国在很多国际事务上的观点和中国很大不同，同时对于中国内部很多问题都指手画脚的。还有一点，德国在1990年代积极推动东欧剧变和北约东扩，尤其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支持前南斯拉夫分离的国家，这，事实上是严重损害中国海外利益的。当然由于德国在对经济贸易方面相对于英法两国更加务实（英法两国间情况不同，英国是由于当地媒体对于很多贸易产生的经济问题的浮躁态度，法国是由于自身经济在欧洲国家的特殊性，不象其他西欧国家那样依赖于贸易），所以，就德国人均对华贸易和对华提供技术转让的积极性，德国远走在英国之前。

不过有一点，德国和英国一样，和台湾政权都保持相当的距离，从不对台湾出售任何武器。同时，就反G传统来说，德国也不如大多数美洲国家那么强硬。

1972年联邦德国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这在绝大多数美洲国家之前，在西欧大国，却属于相对较迟的一个。

附：

西欧大国和大陆建交时间表：

英国：1954年和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1972年升级为大使级外交关系。

法国：1964年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意大利：1970年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联邦德国：1972年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西班牙：1973年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Ⅸ 德国总统在同济大学演讲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受嗟来之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昨天上午，在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在同济大学送上百年校庆祝福，并作了长达40分钟的主题演讲，而中国的这3句传世名言，成为其演讲的3大“关键词”。他呼吁，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且形成经济、命运和学习的共同体。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国家间应该互相尊重

演讲一开始，克勒就提出了3个“共同体”的概念。“全球化已经使我们成为了经济、命运的共同体，而人类必须成为学习的共同体，不应互相指责，而要共同探究哪些错误是不应该重犯或继续的。”他表示，欧洲的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注释，“欧洲曾经历过战争，而在和平地接受和欣赏彼此的差异后，如今逐渐变得美好富足”。

“孔子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勒表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走自己的道路，必须学会尊重不同的多样性，互相学习、接受彼此的不同点，才会共同进步，“我非常高兴，我们两个国家正本着这种精神在进行对话”。

不受嗟来之食———公民尊严、权利最值得保护

克勒表示，实现国家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他再次引用了中国儒家的另一位先贤孟子关于“嗟来之食”的典故：“即使快饿死的人，也不会吃‘嗟来之食’，这就体现了中国自古对于人的尊重理念。”

克勒特别对中国在克服贫困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据我所知，中国在1981年有64%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而到了今天贫困人口减少至不到总人口的15%，有4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这个成就非常值得钦佩。”克勒表示，中国的发展为联合国在2015年实现全球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做出了巨大贡献。不过，克勒强调，非洲的贫困问题日益严重，这种情况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需要引起重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环境保护值得每个人关注

演讲的最后，克勒还就环境保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德国最初几十年重建家园的过程中，由于没有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因此走了很多弯路，最后我们得出结论，避免环境污染比消除已经产生的污染，成本要小得多。”

得知中国长江的白鳍豚数量急剧减少，濒临灭绝的现状后，克勒联想到了几十年前的莱茵河。他回忆到，当时急速发展的工业、农业和乡镇，也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并通过下水道直接排放到莱茵河，造成了污染，莱茵河的鱼类濒临灭绝。“经过环保意识的提高和长期的治理，最近三文鱼又重现莱茵河，这意味着莱茵河的治理有了成效，希望白鳍豚有朝一日能重返长江”。

“地球像艘大船一样承载着所有的人，每个人都要对地球环境保护承担一份责任，就好像同济校名的由来———‘同舟共济’，也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克勒第3次援引中国名语，结束了自己的演讲，全场掌声雷动。

德国欢迎更多中国留学生

昨天，克勒还与同济学生进行了现场对话。在被问及德国的教育和留学方面问题，克勒透露，德国的教育目前正处于改革时期，最重要的是在科研学术领域，“我们正在资助那些优秀的学校，使他们变得更优秀”。他特别强调，希望更多的中国学生去德国留学。“中国学生的加入，使得中德两国能更进一步互相了解，也能对学校教育产生良好影响”。

据了解，为了庆祝同济大学建校100周年，克勒昨天还专门在同济大学中德学院设立了“总统奖学金”，将每年资助4名优秀学生前往德国学习一学期至一年的时间，并连续资助3年。克勒昨天还在同济见证了中德学院项目、中德合作职教师资培养项目的签约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