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自编历史情景剧 ;《孙中山求见李鸿章》
孙中山是民主革命先行者，李鸿章是晚清元辅重臣。孙中山与李鸿章的关系，涉及到他们的思想风貌和晚清政局的演变，但因史料残缺，难窥真相。现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庚子年间孙李关系和中国政局作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批评指教。
一庚子孙李关系颇为微妙，甚至富于戏剧性，这主要表现在筹议“两广独立”问题上。
所谓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是在义和团掀起反帝狂飚和八国联军闯进国门，推行分裂剥削中国的政策、清朝统治营垒发生破裂的形势下，由香港华人上层、广东绅商和香港殖民当局所策动的。
香港华人上层和广东绅商非常担心北方动乱扩展到两广和香港地区，危害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把稳定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在李鸿章身上。据《中国旬报》记载，当清廷“特召粤督李鸿章入都，粤省绅商纷纷禀留，而其禀稿措词命意各有不同，尤以西关文澜书院绅士公禀为最得体”。禀稿写道：
禀为爱戴情殷，恳思暂缓北上以顺舆情而维大局事。窃粤者盗风素炽，民困日深，外侮内讧，祸机隐伏。幸值中堂莅粤，整顿庶务，地方赖以绥靖，太平景象，绅等方拭目俟之。忽闻拳党倡乱，傅相奉诏入都，君父之命，诚无敢阻。惟据外间传闻，近畿地方多被蹂躏，道路梗塞，音信难通，中堂此行恐难遽达，与其停留中道而无补时艰，何如稍缓行期而徐商进止。与其单骑见敌，徒有空拳孤掌之忧，何如保守完区，徐图靖难勤王之计。在宪台公忠体国，固欲不俟驾而行。而绅等愚见以为，臣节所在，本闻命而不可违，而全局攸关，亦虑定而后可动。况使旌一启，粤省盗患更恐复张，此时情势，不又跋前顾后耶？可否吁恳仁恩，俯顺群情，暂缓北行。如蒙俯允，绅等无任馨香祝祷之至。
这份禀稿真实地反映了广东绅商企图挽留并依靠李鸿章“保守完区”、防止“外侮内讧”、维护“太平景象”的殷切心情。据詹森在《日本人与孙逸仙》一书中说，广东绅商提供现款2500万两，作为发动挽留李鸿章的经费。《士蔑西报》报道广州商人甚至威胁说要躺在李鸿章的车轮前而不让他走。李鸿章也一再声称“粤民遮道攀留”。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华人上层，既依托广东腹地，又在香港拥有巨大财富，认为李鸿章一旦北上，“粤省盗患更恐复张”，危害广东，波及香港，因而与广东绅商怀有同样心情。何启和刘学询策动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的活动，正是香港华人上层和广东绅商这种愿望的反映。
何启是香港华人上层的代表。何启祖籍广东南海，出生于香港，其父何福堂为伦敦传道会着名牧师，又投资成巨富。何启早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后留学英国，取得医科学位和大律师的资格。在英国留学期间，娶英国女士雅丽氏为妻。1882年回香港，被委任为太平绅士，1890年港督称赞他是香港“最受尊敬的华人领袖”，推荐他为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在香港除政府官员外，具有最高政治及社会地位的是立法局和行政局议员。当时立法局只有一名华人议员，行政局议席非英人莫属。何启不仅在香港具有“华人领袖”的政治、社会地位，同香港历任总督、特别是卜力总督“甚为相得”，而且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着特殊关系。1887年何启用亡妻遗产创办了雅丽氏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同年孙中山进入香港西医书院求学，当时何启为该院教授，遂与孙中山相识，有“师生之谊”。何启从1887年开始与胡礼垣合作发表抨击清朝统治、宣传社会改革思想，认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在于“行选举以同好恶，设议院以布公平”。何启的言论，对孙中山早期思想影响极大。1895年何启曾经参与孙中山广州起义密谋，负责起草对外宣言和交涉事宜。值得注意的是，何启对李鸿章也不无好感。1889年何启创办的西医书院推举时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该院的赞助人，李鸿章欣然接受，特地致书该院掌院表示感谢，并对医学教育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期望“其能使西方科学之利益，沾惠于中国医学之实用”。1892年在该院第一届毕业典礼上，教务长康德黎发表演说，盛赞李鸿章：
各位亦知，李鸿章者，中国之俾斯麦也，伊对本院极爱护。……各位勿谓贵国之当局不信仰科学，彼极有权威之李鸿章氏，对于本院院务，曾复书述其意见，谓希望化学与解剖学，成为吾人欲为训练之一特别部门等语，彼不似流俗之只说：“惠我奇方”，而欲以启牖运动，使成为赫胥黎或邓德尔，彼谓“先予吾人以科学，则一切可随之而至”。
这里所谓李鸿章“信仰科学”，为“中国之俾斯麦”云云，不只是康德黎个人的看法，也可以说反映了该院创办人兼教授何启的见解。正因为何启是香港“华人领袖”，并同香港总督卜力、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两广总督李鸿章有着特殊的关系，所以他才有可能反映香港华人上层的意愿，依靠港督卜力、策功孙中山与李鸿章合作搞“两广独立”。冯自由记述说：庚子五月，何启“以时势紧急，瓜分之祸，濒于眉睫，粤省如不亟谋自保，决不足以图存。因向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献策，主张革命党与粤督李鸿章合作救国，首先运动鸿章向满清政府及各国宣告两广自主，而总理率兴中会员佐之。其进行方法，则先由中国维新党人联名致书香港总督卜力求其协助中国根本改造，以维世界和平。再由卜力根据书中理由，转商鸿章，建议广东自主方案，并介绍兴中会首领孙某与之合作。鸿章如赞成此策，即由渠电邀总理回国同组新政府”。陈少白记述说：庚子五月，何启“私下与我商量，使我们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他愿意代说香港总督转劝李鸿章”。冯、陈的记述虽然有些出入，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何启是借重香港总督之力、策动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的倡议者。
刘学询是广东绅商的代表。据冯自由记述：“刘学询字问刍，又号耦耕，粤之香山人，少登甲榜归广州为大绅，交结权要，势倾一时，有土豪之称。时粤垣有一种官督商办之公开赌博，号闱姓者，每届科举皆以报考士子之姓氏为赌，政府度支及试官私囊均恃为收入之大宗。刘包办闱姓多年，其金钱势力足以左右士子的成败及官吏之进退，典试者莫不仰其鼻息。”作为“广州大绅，中过进士，并且大富”的刘学询“颇为当道倚重”。早在甲午前后，刘学询就受到两广总督李瀚章、广东巡抚刚毅的赏识和庇护。1899年时任军机大臣的刚毅称誉刘学询为“中国三人才”之一，并推荐他赴日考察。清廷特地将刘学询由四品知府衔擢升为二品衔道员，作为钦派专使前往日本。刘学询返国不久，就与商务大臣李鸿章频繁交往。12月19日在李鸿章受命署理两广总督之日，清廷下谕将刘学询交李鸿章“差遣委用”。按清制，凡奉特旨交“差遣委用”的人，地方督抚均须另眼相待，因为他们与朝廷声息相通，迥非寻常僚属可比；再加上需要借助这位“广东大绅”稳定广东统治秩序，所以李鸿章非常器重刘学询，将其视为自己的心腹幕僚。刘学询不仅“颇为当道倚重”，而且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有着密切关系。孙中山因刘学询与自己“有同邑之谊”，并“蓄志非常”，所以早在甲午前后，就与之往还，邀请他列名发起“农学会”，并参与乙未起义密谋。1899年刘学询访日期间，曾与孙中山多次秘密会见，表示“若政治革命，可以协力，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因素，使得刘学询既能掌握广东绅商的心态，又能成为沟通李鸿章与孙中山的桥梁。陈少白记述说：何启与他在密商“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之后，就使人约请“李鸿章幕下的要人”刘学询、曾广铨，“他们甚以为然，答应相助”。冯自由记述说：“先是何启、陈少白已由香港卜力斡旋，劝李鸿章乘机宣告独立。李幕中有刘学询、曾广铨二人亦极力从旁怂恿”。
香港总督卜力在7月2日从休假地返回香港之后，确曾“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当然这并非是为了支持中国“革新运动”，而是出于英国自身利益的考虑。首先，卜力和香港的英国人担心李鸿章一旦应召北上，两广那些“与义和团同属一类的会党”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就有“可能利用这个不受羁绊的机会”发动起义，而“卜力和这个通商口岸的发言人认为，北方的排外运动是由暴力行动引起的，因此任何暴力行动，即使它是反对清政权的，都是对西方生命财产的威胁”。所以防止“南方发生暴乱”、保障香港和两广地区“西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成为卜力策动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其次，卜力和香港的英国人深知香港是英国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两广是香港的腹地，长江流域是英国势力范围。面对迅速扩大的北方动乱并得到“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湖南和南方爆发”的信息后，卜力便向英国政府建议“英国应该准备照料它在长江和西江流域的权益”。在他看来，“如果赞同孙中山和李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于英国的利益将是最好不过的”，因为当时局势“系由清国分割两广成立独立国的好机会”，经过自己策动的由孙、李合作搞出的所谓“独立”的两广，势必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所以孙中山判断“香港总督之说系扩大英属邻土利益范围至两广之计略”。英国政府有鉴于此，欣然赞同卜力的建议，但强调只有孙中山得到李鸿章的同意而回来的时候，方准撤销对他的驱逐令；同时电示驻广州领事萨允格说：“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李鸿章留在广州比他前往北京将更有效地促进维护秩序的目的。”
不过，香港华人上层、广东绅商和香港殖民当局的策动，只是筹议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的外因。孙、李能否合作，“两广独立”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内因，即孙中山和李鸿章的态度。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二对于香港华人上层、广东绅商和香港殖民当局所策动的“两广独立”，孙中山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两广独立”即据有两广以为根本，是孙中山自从踏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后所执意坚持的战略思想。早在1895年春，孙中山就对日本驻香港领事中村恒次郎表示“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他所以筹划乙未起义，目的就在于实现这个战略思想。在1897—1898年间，孙中山曾与宫崎寅藏等日本友人认真地讨论过战略问题，孙中山主张“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威于四方，奠定大局”。但他对选择哪个省分作为“发轫之处”，一时还举棋不定。他从前认为“发轫之处”“以广东为最善”，而此时却改口说：“广东者，今日非善矣”。因为乙未起义失败后，“当地之官已如惊弓之鸟，到处提防，我辈举动较前略难矣。”不过，即使这样，他在内心深处，“仍不能舍广东”。及至1900年随着中国政局的剧变，孙中山明确表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与华南人民协商，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所谓“要在华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具体说来，就是要搞“两广独立”。孙中山一直钟情于“两广独立”，并不是偶然的。他认为“不先择一地”作为“发轫之处”即“起点之地”，“则无由定经略之策”。而选择“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已矣”。在“聚人”、“接济”和“进取”三者之中，“仍以聚人为第一着”。孙中山说，自己所以“心仍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据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统计，甲午至庚子年间，兴中会会员共计250人，其中籍隶湖南、福建、外国和不详者只有33人，而广东籍的却多达217人。兴中会员的业居地，则主要集中在檀香山、横滨、香港和广州等地。上述事实表明，兴中会具有明显的地方性质。孙中山在海外主要依靠从广东籍华侨中筹款，在国内则主要依靠广东会党群众。他声称“在广地，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万”。广东不仅易于“聚人”，而且“利于接济”，因为广东既靠近英葡殖民地香港和澳门，又有较长的海岸线，便于获得海外饷械的接济。加之广东地处边陲，距离清朝统治中心较远，攻占较易。在孙中山看来，广东一旦得手，夺取与广东密迩的广西则易如反掌。然后据有两广以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豪杰必齐起响应，“成恢复之大功，立文明之政体”。为了实现据有两广以为根本的战略思想，孙中山非常重视抓住时机问题。筹议乙未起义，是在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际。孙中山说：“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庚子筹议“两广独立”，是在义和团掀起反帝风暴、八国联军大举入侵、清朝统治陷于瘫痪之时。孙中山说：“时遇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北京风云变幻，是一个亟需注意的时机。如果说清政府最终完全丧失实力之时则正是我们成事的好机会，那么我觉得目前的状况正应特别加以注意”。
当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任何国家革命运动的成功都离不开国际援助。孙中山认为争取一二强国的支持，是实现据有两广以为根本的战略思想的重要条件。早在筹划乙未起义时，孙中山就曾与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会晤，请求日本提供二万五千枝步枪和一千枝短枪。这次求援遭到拒绝，但兴中会员谢缵泰却声称“我们通过日本领事得到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1897年—1898年间，孙中山在与宫崎寅藏等笔谈时，赞成宫崎提出的“中东合同，以为亚洲之盟主”，“阻遏西势东渐之凶锋”的主张，说“极是，极是。惟不可先露其机，以招欧人之忌，则志无不成也。”孙中山表示要“暗结日、英两国为后劲”，借以对抗列强瓜分中国的阴谋，推进“先据有一二省为根本”的革命大业。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孙中山把日本朝野作为重点争取对象，但结果收效甚微。当历史跨进1900年时，孙中山面对北方的风云变幻，认为“机不可失”，更加积极地开展争取外援的工作。何启、陈少白关于“借重香港总督之力”搞“两广独立”的提议，正中孙中山的下怀，所以孙中山接到陈少白的通报后，“大喜，立复电少白赞成”，并亲自赴港，企图与香港总督直接取得联系。“在香港因五年不许入境之期尚余八个月，未能上陆，于客轮中呈书于认识的总督卜力氏，并得其答书。”孙中山不仅企图借重香港殖民当局，而且积极争取日本和法国政府和台湾殖民当局的援助。孙中山还曾分别会见法国驻日公使和印度支那总督代表，希望法国援助武器和军官，并允许从北圻进入广西。孙中山所以把“两广独立”的希望寄托在英、日、法等列强的援助之上，是因为他赖以实现自己战略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十分薄弱，还没有与民主革命主力军农民阶级结成联盟，加上自己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对外国资本主义本质缺乏认识。孙中山为了取得英、日、法等列强的援助。竟然不惜以出让国家某些权益作为代价。他明知香港总督卜力意在使“独立”的两广“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而默然置之。他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和台湾殖民当局的援助，曾允诺尽力代为平息台湾闽、粤人士的抗日活动。他甚至表示“愿意接受”法国“一切的要求作为交换”，以取得法国的支持。孙中山这种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作法，显然是不足取的，但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孙中山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制约，一是源于孙中山的深受美国影响的实用主义倾向。孙中山的这种政治性格，在他处理与李鸿章、刘学询的关系方面，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半殖民地中国，要想实现“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的理想，舍弃武装斗争别无他途。兴中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决定采取武装斗争的方法，推翻清朝在两广的统治，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了1900年，孙中山却一面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一面宣称“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前者表现为“命郑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谋响应”，并企图“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秩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后者表现为“借重香港总督之力，劝李鸿章独立”。不管采取暴力仰或和平方法，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据有两广以为根本，即搞“两广独立”。
作为晚清元辅重臣的李鸿章本来属于民主革命的对象，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却企图争取李鸿章、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两广独立”。这种反常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决定的。孙中山早在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前，就对李鸿章抱有好感。这不仅因为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声势显赫，并为洋务派的首脑和旗帜，“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而且由于李鸿章是孙中山肄业的香港西医书院的赞助人，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1892年孙中山既在毕业典礼上聆听了康德黎盛赞李鸿章“信仰科学”、为“中国之俾斯麦”的演说，又经香港总督和驻京英国公使推荐，获得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曾准予孙中山赴京候缺，暂给月俸50元，授予“钦命五品军牌”，此事虽因两广总督衙门刁难而未果，但却不能不影响孙中山对李鸿章的好感。正是基于这些因素，1894年孙中山才有上书李鸿章，企图依靠这位晚清元辅重臣“倡行新政”、进行某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之举。由于上书李鸿章被拒和清廷的倒行逆施，使孙中山“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不过，到了庚子年间，孙中山既坚持以暴力对付清廷，又对李鸿章寄以厚望。在孙中山看来，由于义和团风暴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冲击，清朝统治营垒必将发生破裂，李鸿章作为汉族大员、总督远离京畿的两广，有可能独树一帜；加之“清朝虽颓，犹俨然一大帝国，北地虽糜烂，而南部尚金汤无缺”，相比之下，兴中会则“万事草创，人才、兵械多形不足”，敌强我弱之势显得十分突出；因而孙中山认识到为了实现据有两广以为根本的战略思想，有必要并有可能联合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奋斗。他说：
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此外，对国内的李鸿章等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这样可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渐次施行。
这里所谓“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显然是指义和团风暴、八国联军入侵、清朝政治营垒破裂和满汉民族矛盾等等；所谓中国的“政治改革派”，既指革命派和改良派，又包括清廷派驻东南的某些汉族封疆大吏。孙中山认为在中国政局激烈动荡的时刻，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各派力量有可能联成一体，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香港总督卜力“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更使孙中山对李鸿章的幻想有增无减。
孙中山为了争取李鸿章，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两广独立”，曾经从流亡地三次冒险返国活动。起初，孙中山虽然“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却认为“此举设使成功，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6月17日孙中山一行从日本乘船抵达香港海面，为防范李鸿章“设阱诱捕”，“不欲冒险入粤”，特派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赴广州与李鸿章的代表刘学询会谈，会谈双方就特赦孙中山、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和贷款十万两两个问题，达成了共识。当谈判结束宫崎等人返回香港海面时，孙中山的坐船“已经启碇，正向西贡开去”。孙中山到达西贡后立即致电刘学询探问谈判情况，并致函在香港的同志说“今日者乃分头办事之时”。所谓“分头办事”的内容之一，就是争取李鸿章搞“两广独立”。7月17日孙中山从新加坡乘船回到香港海面，等待香港总督卜力和应召北上的李鸿章会谈结果，准备登岸与李鸿章密商。孙中山认为“李这个人既无主义上的信念，又甚缺乏洞察大局的见识。并且年已老迈，对功名事业早已看透。所以，总督的劝止多数不能为李所接受。但这是旱天的一朵乌云，我不能不预先考虑万一的可能性”。结果所谓可能性并没有变成现实性，“这事又变成一场梦”。但是孙中山却没有因此而从幻梦中彻底摆脱出来。他在日本对某人说：相信“随着时势的变迁”，“清国南部各总督及进步的智能人士”“迟早会同自己的意见相一致。因为身入故国，必有危险，因此，根据场所，为了不出太大危险，作为平和手段来达到目的的方法，与持有这种意见的人会面，很有必要。只要没有危险，也可与李鸿章会谈”。正是基于这种设想，孙中山于8月29日特地从日本回到上海。孙中山在上海期间，曾访问英国驻沪总领事，会晤刘学询，与之商定“行事之法，一为车驾回京之办法，一为车驾西迁之办法”。据刘学询后来说，他当时曾陪同孙中山“往见李鸿章”。上述事实说明，对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之事，孙中山虽然为一种怀疑和希望交织的复合心态所支配，但总的说来，希望压倒怀疑，采取了积极争取其实现的态度。
其实，对李鸿章寄以希望的，并非只有孙中山一人。早在1898年2月章太炎就上书李鸿章，企望他“转旋逆流”，说什么“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及至1900年6月，面对北方变局，章太炎再次上书李鸿章，公然要求他据有两广宣布独立，以为东南各省督抚的表率，说“某等所望于公者，则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甚至连一度主张过暗杀李鸿章的梁启超都认为在夺得广州之后，以李鸿章“为傀儡最妙”。在他看来，“此举有数利：示人以文明举动，一也；借势以寒奸党之心（助我声势），二也；西人颇重此人，用之则外交可略得手，三也；易使州县地方安静，四也。”由此可见，对李鸿章寄以希望，是当时的一种普遍倾向。
三和孙中山不同，李鸿章并没有什么“两广独立”的念头，有的只是设法“罗致”孙中山以为我用。
李鸿章“罗致”孙中山的活动，见诸载籍的，一共有三次：1899年冬为第一次，第二、三次则在1900年春夏。这三次是一脉相承的。
1899年11月24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商务大臣，前往各端口考察商务。据《清史纪事本末》说：“时因上年八月南洋、美洲、日本等处商民，屡有申请帝安及归政之事，联署以万数千计，特命鸿章前往各端口，宣布太后德意，及两宫和好，劝侨民勿听党人煽惑。”这里所谓“党人”，系专指逃亡海外的康有为及其领导的保皇党。慈禧视康有为及其保皇党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当面指令李鸿章“设法捕逆”。李鸿章本来是同情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领导的维新运动的，但因时迁势易，现在既“管商务又奉密旨，不能漠视”。他特地奏明将“设法捕逆”之事，“仍交”刘学询等“妥办”。既然说是“仍交”“妥办”，那就无疑表明在此之前刘学询等业已承担了“捕逆”的重任。其实，早在7—9月间，刘学询出访日本的使命，就是“明以振兴商务，暗以访拿康逆”。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在“面奉懿旨”之后，就把“设法捕逆”的希望寄托在刘学询等人的身上。可能是由于这位与孙中山“有同邑之谊”的刘学询的献策，李鸿章才决定“罗致”孙中山来对付康有为的。李鸿章鉴于康有为尊皇复辟严重威胁慈禧的宝座而为慈禧所不容，孙中山虽然倡导反满革命但因众寡势弱对清王朝尚未构成直接威胁而不大为慈禧所重视；孙中山熟悉“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是一位有改革进取精神的青年；因而认为“罗致”孙中山既能得到慈禧的允准，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改革和振兴；又能离间孙、康两派，以孙制康，消弭革命和镇压保皇党。因此，李鸿章与刘学询等往返电商，急迫之情跃然纸上。11月27日李鸿章《致上海虎城》电中说：“孙已到否？康已离港否？究在何处？望查明随时电知两广密捕是确。”28日刘学询复电：“孙函约尚未得复。康仍在港。英捕忌厘家，饬广密捕。沪上各报已播传，恐打草惊蛇，蹈上年李盛铎覆辙。并恐碍孙办法。询现拟得到回音，即先赴粤，可否请奏饬粤暂缓，俟询到商妥再办。”29日李鸿章致电刘学询：“孙未复，或尚迟疑。粤早奉电旨，难再饬缓。拟赴粤，有何办法？”30日刘学询致电李鸿章：“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上瞒港官串巡捕，如劫盗行径，与国事无涉。询已有港、澳可用之人，逆不远扬，相机必得。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防逆闻此次诏捕外窜。”当日李鸿章即复电刘学询：“用诱用掳，能生获尤妙。瞒港官串巡捕，除此祸根，有俾国事，兄勉为之。逆闻诏捕，乃意中事，难保不外窜。欲请赴粤面陈，恐来不及。孙无来信，何也。”上述电报表明：一、李鸿章是通过刘学询函约孙中山的；二、李、刘企图“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防止康有为离港“外窜”；三、李、刘议定对付康有为“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瞒港官串巡捕”，收买港澳“可用之人”，“相机”下手；四、孙中山既未复信，也未前来，因而李鸿章第一次“罗致”孙中山的活动，就以失败而告终。
② 过年的时候有什么习俗家里都吃什么东西
过年习俗及相关食物如下：
腊月
二十三祭灶日
小年就是腊月二十三日（腊月二十四日），是汉族民间祭灶的日子。民谣中“二十三，糖瓜粘”指的即是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的祭灶，有所谓“官三民四船家五”的说法，也就是官府在腊月二十三日，一般民家在二十四日，水上人家则为二十五日举行祭灶。
祭灶，是一项在我国汉族民间影响很大、流传极广的习俗。旧时，几乎家家灶间都设有“灶王爷”神位。人们称这尊神为“司命菩萨”或“灶君司命”，传说他是玉皇大帝封的“九天东厨司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理各家的饮食，被作为一家的保护神而受到崇拜。灶王龛大都设在灶房的北面或东面，中间供上灶王爷的神像。没有灶王龛的人家，也有将神像直接贴在墙上的。有的神像只画灶王爷一人，有的则有男女两人，女神被称为“灶王奶奶”。这大概是模仿人间夫妇的形象。灶王爷像上大都还印有这一年的日历，上书“东厨司命主”、“人间监察神”、“一家之主”等文字，以表明灶神的地位。两旁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对联，以保佑全家老小的平安。
灶王爷自上一年的除夕以来就一直留在家中，以保护和监察一家；到了腊月二十三日灶王爷便要升天，去向天上的玉皇大帝汇报这一家人的善行或恶行，送灶神的仪式称为“送灶”或“辞灶”。玉皇大帝根据灶王爷的汇报，再将这一家在新的一年中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的命运交于灶王爷之手。因此，对一家人来说，灶王爷的汇报实在具有重大利害关系。
送灶，多在黄昏入夜之时举行。一家人先到灶房，摆上桌子，向设在灶壁神龛中的灶王爷敬香，并供上用饴糖和面做成的糖瓜等。然后将竹篾扎成的纸马和喂牲口的草料。用饴糖供奉灶王爷，是让他老人家甜甜嘴。有的地方，还将糖涂在灶王爷嘴的四周，边涂边说：“好话多说，不好话别说。”这是用糖塞住灶王爷的嘴，让他别说坏话。在唐代着作《辇下岁时记》中，间有“以酒糟涂于灶上使司命（灶王爷）醉酒”的记载。人们用糖涂完灶王爷的嘴后，便将神像揭下，和纸与烟一起升天了。有的地方则是晚上在院子里堆上芝麻秸和松树枝，再将供了一年的灶君像请出神龛，连同纸马和草料，点火焚烧。院子被火照得通明，此时一家人围着火叩头，边烧边祷告： 又到二十三，敬送灶君上西天。有壮马，有草料，一路顺风平安到。供的糖瓜甜又甜，请对玉皇进好言。
送灶君时，有的地方尚有乞丐数名，乔装打扮，挨家唱送灶君歌，跳送灶君舞，名为“送灶神”，以此换取食物。
送灶习俗在我国南北各地极为普遍，鲁迅先生曾写有《庚子送灶即事》诗： 只鸡胶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无长物，岂独少黄羊。 他在《送灶日漫笔》一文中说："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这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舌，对玉帝说坏话。"鲁迅诗中提到"黄羊"的典故，出于《后汉书·阴识传》："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巳后，暴至巨富。至识三世，而遂繁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阴子方看见灶神，杀黄羊祭祀，后来交了好运。从此，杀黄羊祭灶的风俗就流传下来了。
唐宋时祭灶的供品是相当丰富的。宋代诗人范成大的《祭灶词》对当时汉族民间祭灶作了极其生动的描写：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米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勺长勺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
腊月二十三日的祭灶与过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一周后的大年三十晚上，灶王爷便带着一家人应该得到的吉凶祸福，与其他诸神一同来到人间。灶王爷被认为是为天上诸神引路的。其他诸神在过完年后再度升天，只有灶王爷会长久地留在人家的厨房内。迎接诸神的仪式称为"接神"，对灶王爷来说叫做"接灶"。接灶一般在除夕，仪式要简单得多，到时只要换上新灶灯，在灶龛前燃香就算完事了。
俗语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 。有的地方，女人是不祭灶的，据说，灶王爷长得像个小白脸，怕女的祭灶，有“男女之嫌”。对于灶王爷的来历，说起来源远流长。在中国的汉族民间诸神中，灶神的资格算是很老的。早在夏代，他已经是汉族民间所尊奉的一位大神了。据古籍《礼记·礼器》孔颖达疏：“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为灶神。”《庄子.达生》记载：“灶有髻。”司马彪注释说：“髻，灶神，着赤衣，状如美女。”《抱朴子.微旨》中又记载：“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状。”这些记载，大概是祭灶神的来源吧。还有，或说灶神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或说是神农氏的火官；或说是“黄帝作灶”的“苏吉利”；或说灶神姓张，名单，字子郭……众说不一。
由于各地风俗不同，汉族民间还有“跳灶王”和“打灶王”的活动。 “跳灶王”是汉族民间由古代“驱傩”发展而来的一种活动形式，主要是乞丐们的活动，由腊月一日至二十四日是“跳灶王”的日子。进入腊月后，乞丐们三五成群，扮灶公灶婆拿竹枝闹于门庭，乞钱，谓之“跳灶王”，也含有驱邪之意。这一活动主要在我国的东南方进行。
祭灶节，汉族民间讲究吃饺子，取意“送行饺子迎风面”。山区多吃糕和荞面。晋东南地区，流行吃炒玉米的习俗，民谚有“二十三，不吃炒，大年初—一锅倒”的说法。人们喜欢将炒玉米用麦芽糖粘结起来，冰冻成大块，吃起来酥脆香甜。
晋东南地区汉族民间流传着两首歌谣，其一是“ 二十三 ，打发老爷上了天；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蒸团子；二十六，割下肉；二十七，擦锡器；二十八，沤邋遢；二十九，洗脚手；三十日，门神、对联一齐贴”。体现了时间紧迫和准备工作的紧张。 其二是一首童谣：“二十三，祭罢灶，小孩拍手哈哈笑。再过五，六天，大年就来到。辟邪盒，耍核桃，滴滴点点两声炮。五子登科乒乓响，起火升得比天高。”反映了儿童盼望过年的欢跃心理。 在所有准备工作中，剪贴窗花是最盛行的民俗活动。内容有各种动、植物等掌故，如喜鹊登梅，燕穿桃柳，孔雀戏牡丹 ，狮子滚绣球 ，三羊（阳）开泰，二龙戏珠，鹿鹤桐椿（六合同春），五蝠（福）捧寿，犀牛望月，莲（连）年有鱼（馀），鸳鸯戏水，刘海戏金蝉，和合二仙等等。也有各种戏剧故事，民俗有“大登殿，二度梅，三娘教于四进土，五女拜寿六月雪，七月七日天河配，八仙庆寿九件衣”的说法，体现了汉族民间对戏剧故事的偏爱。有新媳妇的人家，新媳妇要带上自己剪制的各种窗花，回婆家糊窗户，左邻右舍还要前来观赏。 腊月二十三后，家家户户要蒸花馍。大体上分为敬神和走亲戚用的两种类型。前者庄重，后者花梢。特别要制做一个大枣山，以备供奉灶君。“一家蒸花馍，四邻来帮忙”。这往往是汉族民间女性一展灵巧手艺的大好机会，一个花馍，就是一件手工艺品。
二十四扫尘日
腊月二十三以后，家家户户都要写春联。汉族民间讲究有神必贴，每门必贴，每物必贴，所以春节的对联数量最多，内容最全。神灵前的对联特别讲究，多为敬仰和祈福之言。常见的有天地神联：“天恩深似海，地德重如山”；土地神联：“土中生白玉，地内出黄金”；财神联：“天上财源主，人间福禄神”；井神联：“井能通四海，家可达三江”。面粮仓、畜圈等处的春联，则都是表示热烈的庆贺与希望。如“ 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米面如山厚，油盐似海深”；“ 牛似南山虎 、马如北海龙”；“大羊年年盛，小羔月月增”等等。另外还有一些单联，如每个室内都贴“抬头见喜”，门子对面贴“出门见喜”，旺火上贴“旺气冲天”，院内贴“满院生金”，树上贴“根深叶茂”，石磨上贴“白虎大吉”等等。大门上的对联，是一家的门面，特别重视，或抒情，或写景，内容丰富，妙语联珠。
举行过灶祭后，便正式地开始做迎接过年的准备。每年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起到除夕止，我国汉族民间把这段时间叫做“迎春日”，也叫“扫尘日”。扫尘就是年终大扫除，北方称“扫房”，南方叫“掸尘”。在春节前扫尘，是我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大江南北，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气氛。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的风俗 ，由来已久。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汉族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 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吃灶糖，灶糖是一种麦芽糖，粘性很大，把它抽为长条型的糖棍称为“关东糖”，拉制成扁圆型就叫做"糖瓜"。冬天把它放在屋外，因为天气严寒，糖瓜凝固得坚实而里边又有些微小的气泡，吃起来脆甜香酥，别有风味。真关东糖坚硬无比，摔不能碎，吃时必须用菜刀劈开，质料很重很细。口味微酸，中间绝没有蜂窝，每块重一两、二两、四两，价格也较贵一些。糖瓜分有芝麻的和没芝麻的两种，用糖做成甜瓜形或北瓜形，中心是空的，皮厚不及五分，虽大小不同，但成交仍以分量计算，大的糖瓜有重一二斤的，不过用作幌子，买的人很少。
二十五接玉皇
旧俗认为灶神上天后，天帝玉皇于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亲自下界，查察人间善恶，并定来年祸福，所以家家祭之以祈福，称为“接玉皇”。这一天起居、言语都要谨慎，争取好表现，以博取玉皇欢心，降福来年。
送灶神上天后至除夕才迎回，其间人间无神管辖，百无禁忌，汉族民间多嫁娶，被称为“赶乱岁”。乱岁是民众为自己设计的调节社会生活的特定时段。岁末年终，人们有了闲暇与积蓄，对于平时难得有精力操办大事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好时机。因此，人们根据现实生活需要，发明了这一特殊的时间民俗。可见，在传统社会里，民众生活秩序是依赖着民俗进行调节的。
照田蚕也叫“烧田蚕”、“烧田财”，是流行于江南一带的汉族民间祈年习俗。腊月二十五这一天将绑缚火炬的长竿立在田野中，用火焰来占卜新年，火焰旺则预兆来年丰收。有些地方在年三十举行这一活动。
千灯节是蒙古族、达斡尔族的宗教性节日。蒙语称“明干卓拉”，意即千盏灯节。腊月二十五这一天，做“明干卓拉”去庙里点燃，认为点得越多越吉利。这一节日习俗，在新疆维拉特蒙古族中最为盛行。当地群众在这天吃烤牛羊肉，举行传统的体育游艺活动。
二十六洗福禄
传统民俗中在这两天要集中地洗澡、洗衣，除去一年的晦气，准备迎接来年的新春，京城有"二十七洗疚疾，二十八洗邋遢"的谚语。腊月二十六洗浴为“洗福禄”。
二十九小除夕
除夕前一日，叫“小除夕”，家置酒宴，人们往来拜访叫“别岁”。焚香于户外，叫“天香”，通常要三天。
过赶年，土家族的传统节日，也叫“调年会”。土家族比汉族提前一天或几天过春节。
在天津过春节还有挂中国结的习惯，大年30之前有到古文化街乔香阁请中国结的习俗，取乔香纳福之意。
三十日除夕夜
除夕是指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它与春节（正月初一）首尾相连。“除夕”中的“除”字是“去；易；交替”的意思，除夕的意思是“月穷岁尽”，人们都要除旧部新，有旧岁至此而除，来年另换新岁的意思，是农历全年最后的一个晚上。故此期间的活动都围绕着除旧部新，消灾祈福为中心。
周、秦时期每年将尽的时候，皇宫里要举行“大傩”的仪式，击鼓驱逐疫疠之鬼，称为“逐除”，后又称除夕的前一天为小除，即小年夜；除夕为大除，即大年夜。
古代的人们除了在春节的时候贴春联，还要贴着门神。传说，大门上贴两位门神就会让所有的鬼怪害怕，从而保护家里平安。古人认为，相貌出奇的人都会有神奇的本领和不凡的品性。他们善良正直，驱邪捉鬼是他们的责任，就像天师钟馗一样。所以汉族民间的门神都是长相凶狠的，手里都拿着一把武器。
唐朝以后，门神除了以往的神荼和郁垒外，百姓又把秦叔宝和尉迟恭这两位唐朝名将当做门神。据传说，唐太宗李世民得了病，常听见外面有鬼哭狼嚎，于是就让这两位将军镇守在门口，之后那些鬼怪就没有再来。于是汉族民间就开始流传了将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个将军当做门神贴在门上。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当午夜交正时，新年钟声敲响，整个中华大地上空，爆竹声震响天宇。在这“岁之元、月之元、时之元”的“三元”时刻，有的地方还在庭院里垒“旺火”，以示旺气通天，兴隆繁盛。在熊熊燃烧的旺火周围，孩子们放爆竹，欢乐地活蹦乱跳，这时，屋内是通明的灯火，庭前是灿烂的火花，屋外是震天的响声，把除夕的热闹气氛推向了最高潮。历代的诗人墨客总是以最美好的诗句，赞颂新年的来临。王安石的《元日》诗：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置天地桌，这是一个临时性的供桌，是除夕专设之桌。一般无大祠堂之家特别重视天地桌，因为平时对先祖神仙供献较少，到年终岁尽时对先祖神仙大酬劳一次，此外，这桌主要是为接神使用。天地桌的内容与常年祠堂有所不同，除共有的挂钱、香烛、五供、大供之外还要挂画像，与拜偶像不同，大都是表达对先祖敬意，福禄寿三星画像等。以上诸像有的接神后即焚化，有的则须到破五、甚至到灯节才焚烧。摆天地桌的位置也不统一，如堂屋地方宽大，可置于屋中，如屋内无地，就置于院中。传说此夜为天上诸神下界之时，所以汉族民间有此接神习俗。
我国汉族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俗名“熬年”。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地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根据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至少在南北朝时已有吃年夜饭的习俗。 守岁的习俗，既有对如水逝去的岁月含惜别留恋之情，又有对来临的新年寄以美好希望之意。
放爆竹描绘了我国人民欢度春节盛大的喜庆情景。爆竹声响是辞旧迎新的标志、喜庆心情的流露。经商人家．放爆竹还有另一番意义：他们在除夕之夜大放炮仗是为了新的一年大发大利。不过，据旧习认为，敬财神要争先，放爆竹要殿后。传说，要想发大财者，炮仗要响到最后才算心诚。
孩子们在玩耍放爆竹的时候，也正是主妇们在厨房里最忙碌的时刻，年菜都在前几天做好了，而年夜饭总要在年三十当天掌厨做出来。在北方，大年初一的饺子也要在三十晚上包出来。这时家家的砧板都在噔噔噔地忙着剁肉、切菜。此时，家家户户传出的砧板声，大街小巷传出的爆竹声，小店铺子传出的“劈劈啪啪”的算盘声和抑扬顿挫的报帐声，再夹杂着处处的说笑声，此起彼伏，洋洋盈耳，交织成除夕欢快的乐章。
吃年夜饭，是春节家家户户最热闹愉快的时候。大年夜．丰盛的年菜摆满一桌，阖家团聚，围坐桌旁，共吃团圆饭，心头的充实感真是难以言喻。人们既是享受满桌的佳肴盛馔，也是享受那份快乐的气氛，桌上有大菜、冷盆、热炒、点心，一般少不了两样东西，一是火锅．二是鱼。火锅沸煮，热气腾腾，温馨撩人，说明红红火火；“鱼”和“余”谐音，是象征“吉庆有余”，也喻示“年年有余”。还有萝卜俗称菜头，祝愿有好彩头；龙虾、爆鱼等煎炸食物，预祝家运兴旺如“烈火烹油”。最后多为一道甜食，祝福往后的日子甜甜蜜蜜，这天，即使不会喝酒的，也多少喝一点。[3]
年夜饭的名堂很多，南北各地不同，有饺子、馄饨、长面、汤圆等，而且各有讲究。北方人过年习惯吃饺子，是取新旧交替“更岁交子”的意思。又因为白面饺子形状像银元宝，一盆盆端上桌象征着“新年大发财，元宝滚进来”之意。有的包饺子时，还把几枚沸水消毒后的硬币包进去，说是谁先吃着了，就能多挣钱。吃饺子的习俗，是从汉朝传下来的。相传，医圣张仲景在寒冬腊月，看到穷人的耳朵被冻烂了，便制作了一种“祛寒娇耳汤”给穷人治冻伤。他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温热的药材，用面皮包成耳朵样子的“娇耳”，下锅煮熟，分给穷人吃，人们吃后，觉得浑身变暖，两耳发热。以后，人们仿效着做，一直流传到今天。新年吃馄饨，是取其开初之意。传说世界生成以前是混沌状态，盘古开天辟地，才有了宇宙四方，长面，也叫长寿面。新年吃面，是预祝寿长百年。
压岁钱是由长辈发给晚辈的，有的家里是吃完年夜饭后，人人坐在桌旁不许走，等大家都吃完了，由长辈发给晚辈，并勉励儿孙在在新的一年里学习长进，好好做人。有的人家是父母在夜晚待子女睡熟后，放在他们的枕头下，更多的人家是小孩子们齐集正厅，高呼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新年快乐，列队跪拜；而后伸手要红包。甚而追讨到爷爷妈妈的卧房，一齐跑到床沿，大嚷特嚷：“压岁钱，压岁钱！”老人家还嫌不够热闹，故作小气，由讨价还价到围攻摸索，最后把老祖宗的红包挖掘出来，大家抢掠一空，才呼啸而散。老人家逢此情景却乐不可支，认为这是新年事事顺利的好兆头。过年给压岁钱，体现出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和晚辈对长辈的尊敬，是一项整合家庭伦理关系的民俗活动。
接神是为新旧年分野，但接神时间亦不太统一。有的子时一到就开始举行仪式，有的到"子正"之时，即午夜零点开始接神，有的则在"子正"之后方接。祭灶后，诸神都回天宫，不理人间俗事，到除夕子时后，即起源新一年来临时，又降临人间理事。接神的仪式在天地桌前举行，由全家中的最长者主持。因为诸神所居的天界方位不同，下界时来的方向自然也不同，至于接何神，神从何方来，要预先查好"宪书"，然后带领全家举香在院中按方位接神。如辛未年的"宪书"上指示："财神正东、福神正南、贵神东北、喜神西南、太岁神西南等"。按方位叩首礼毕后，肃立待香尽，再叩首，最后将香根、神像、元宝锭等取下，放入早已在院中备好的钱粮盆内焚烧。焚烧时同燃松枝、芝麻秸等。接神时鞭炮齐鸣，气氛极浓烈。
接神后，将芝麻秸从街门内铺到屋门，人在上面行走，噼叭作声，称为"踩岁"，亦叫"踩祟"。由于“碎”与“祟”同音，取新春开始驱除邪祟的意思。
古时，祭祖礼俗很盛。因各地礼俗的不同，祭祖形式也各异，有的到野外瞻拜祖墓，有的到宗祠拜祖，而大多在家中将祖先牌位依次摆在正厅，陈列供品，然后祭拜者按长幼的顺序上香跪拜。汉人祭祖，多半做鱼肉碗菜，盛以高碗，颇有钟鸣鼎食之意。南方人流寓北京的，祭祖尤为隆重，大半是八碗大菜，中设火锅，按灵位设杯箸，在除夕、元旦、元夜，都将火锅扇开，随时换菜。旗族人祭祖，满蒙不同，蒙古旗人供以黄油炒黄米面，撤供时炸以香油，蘸以白糖，另有风味。满洲旗人祭祖，供核桃酥、芙蓉糕、苹果、素蜡檀香，静肃异常。除夕夜和元旦供素煮饽饽，上元夜供元宵，每日早晚焚香叩头，献供新茶。祭祖形式虽各不同，大半都是除夕夜悬影，上元夜撤供，亲朋之至近的，拜年时也必须叩谒祖先堂，不独慎终追远至意不泯，因其人敬其祖的美德，也借此保存了。
屠苏酒是一种药酒。在古代习俗中，元日全家饮屠苏酒，以祛不正之气。制作屠苏酒的方法是：用大黄一钱，桔梗，川椒各一钱五分，桂心一钱八分，茱萸一钱二分，防风一两，以绛囊盛之悬于井中，至元日寅时取起，以酒煎四五沸。古时饮屠苏酒，方法很别致。一般人饮酒，总是从年长者饮起；但是饮屠苏酒却正好相反，是从最年少的饮起。大概年少者一天天长大，先饮酒以示祝贺，而年长者过一年少一年，后饮以示挽留。宋朝文学家苏辙的《除日》诗道：“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说的就是这种风俗。这种别开生面的饮酒次序，在古代每每令人产生种种感慨，所以给人留有深刻的印象。
在北方，有的人家还要供一盆饭，年前烧好，要供过年，叫作“隔年饭”，是年年有剩饭，一年到头吃不完。这盆隔年饭一般用大米和小米混合起来煮，北京俗话叫“二米子饭”，是为了有黄有白，这叫作“有金有银，金银满盆”的“金银饭”。不少地方在守岁时所备的糕点瓜果， 都是想讨个吉利的口彩：吃枣（春来早），吃柿饼（事事如意）吃杏仁（幸福人），吃长生果（长生不老），吃年糕（一年比一年高）。除夕之夜，一家老小，边吃边乐，谈笑畅叙。
正月
初一拜大年
春节俗称“过年”，但是一般正月初一也被称为“元旦”，隋代杜台卿在《五烛宝典》中说：“正月为端月，其一日为元日，亦云正朝，亦云元朔。”“元”的本意为“头”，后引申为“开始”，因为这一天是一年的头一天，春季的头一天，正月的头一天，所以称为“三元”；因为这一天还是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所以又称“三朝”；又因为它是第一个朔日，所以又称“元朔”。正月初一还有上日、正朝、三朔、三始等别称，意即正月初一是年、月、日三者的开始。
十五元宵节
元宵节是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也叫元夕、元夜，又称上元节，因为这是新年第一个月圆夜。因历代这一节日有观灯习俗，故又称灯节。元宵节俗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据一般的资料与民俗传说，正月十五在西汉已经受到重视，汉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活动，被后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因为它处在新的时间点上，人们充分利用这一特殊的时间阶段来表达自己的生活愿望。
元宵放灯的习俗，在唐代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中唐以后，已发展成为全民性的狂欢节。唐玄宗（公元685—762）时的开元盛世，长安的灯市规模很大，燃灯五万盏，花灯花样繁多，皇帝命人做巨型的灯楼，广达20间，高150尺，金光璀璨，极为壮观。
以后历代的元宵灯会不断发展，灯节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唐代的灯会是“上元前后各一日”，宋代又在十六之后加了两日，明代则延长到由初八到十八整整十天。
到了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宫廷不再办灯会，汉族民间的灯会却仍然壮观。日期缩短为五天，一直延续到今天。
“猜灯谜”又叫“打灯谜”是元宵节后增的一项活动，出现在宋朝。南宋时，首都临安每逢元宵节时制迷，猜谜的人众多。开始时是好事者把谜语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上供人猜。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有兴趣，所以流传过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
唐宋时灯市上开始出现各式杂耍技艺。明清两代的灯市上除有灯谜与百戏歌舞之外，又增设了戏曲表演的内容。
历代人们除游灯市外，又有迎紫姑祭厕神、过桥摸钉走百病等习俗，有击太平鼓、秧歌、高跷、舞龙、舞狮等游戏。同时，还要吃些应节食物：南北朝时代元宵节吃伴和肉与动物油熬煮的豆粥或米粥，唐代吃一种叫“面茧”的面食和焦饣追（即烤饼），到宋代有盐豉汤和绿豆粉做的科斗羹，并出现了“圆子”，此后元宵节南北方均以吃元宵
元宵
为习。
传统社会的元宵节是城乡重视的民俗大节，在城市元宵喧闹尤为热烈，它体现了中国民众特有的狂欢精神。传统元宵所承载的节俗功能已被日常生活消解，人们逐渐失去了共同的精神兴趣，复杂的节俗已经简化为“吃元宵”的食俗。
送孩儿灯简称“送灯”，也称“送花灯”等，即在元宵节前，娘家送花灯给新嫁女儿家，或一般亲友送给新婚不育之家，以求添丁吉兆，因为“灯”与“丁”谐音。这一习俗许多地方都有，陕西西安一带是正月初八到十五期间送灯，头年送大宫灯一对、有彩画的玻璃灯一对，希望女儿婚后吉星高照、早生麟子；如女儿怀孕，则除大宫灯外，还要送一两对小灯笼，祝愿女儿孕期平安。
迎紫姑，紫姑也叫戚（七）姑，北方多称厕姑、坑三姑。古代汉族民间习俗正月十五要迎厕神紫姑而祭，占卜蚕桑，并占众事。传说紫姑本为人家小妾，为大妇所妒，正月十五被害死厕间，成为厕神，所以汉族民间多以女子做成紫姑之形，与夜间在厕所间猪栏迎而祀之。此俗流行于南北各地，早在南北朝时期就见于记载。
走百病也叫游百病，散百病，走桥等，是一种消灾祈健康的活动。元宵节夜妇女相约出游，结伴而行，见桥必过，认为这样能祛病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