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电影红星照耀中国选取了书中的什么情节
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代表作《红星照耀中国》改编成影片并于今日正式上映，从书本走向荧屏，斯诺及其着作《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近年来一直是各大高校考研真题的常客，今天阿匠专门开设一个专题版块来聊聊这位传奇记者的故事。
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他是第一个来到陕北苏区报道中国革命的记者，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采写《毛泽东自传》的作家，是第一个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传奇故事传遍世界的外国人，也是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陪同毛泽东观礼中国国庆庆典的外国记者。
除了埃德加·斯诺以外，抗战时期还有一些着名的外国记者来华采访报道，正是这些外国记者，利用各种途径走向抗日最前线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追寻中共足迹过程中探究中国革命的真相。他们用手中的笔和镜头，从不同视角将清贫而廉洁的共产党员、装备低劣却始终奋战在民族解放第一线的人民军队呈现在世人面前。
第一位访问延安的外国女记者史沫特莱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美国着名女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1929年初，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并赴各地进行采访。希特勒上台后， 她改为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中国记者。1934年史沫特莱再次来华。1936年冬，她到达西安，准备去延安。恰逢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封锁消息，史沫特莱在西安无线电台将事变情况及时向上海的西方新闻媒体通报，成了相当一段时间里唯一的英文新闻来源，一时声名鹊起。
抗战期间，她随八路军、新四军转战各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抗战的报道。同时，她在国际上积极为中国抗战筹集医药和其他物资，促成了中国红十字会成立。史沫特莱十分关注中国革命，撰写了《中国的战歌》《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击》等作品，在中国青年中影响很大。她写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主要记录了朱德60岁以前的革命历程），影响深远。
第一位访问延安的英联邦记者詹姆斯·贝特兰
詹姆斯·贝特兰，新西兰人，着名的新闻记者。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倾向社会主义。20世纪30年代，因获得英国西塞尔·罗得斯奖学金到燕京大学进修中国政治，与埃德加·斯诺夫妇交好。西安事变爆发后，贝特兰受邀对有关情况进行了采访，并打破新闻封锁，与当时正在西安的史沫特莱一起在西安无线电台通过英文把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向外传播。
与此同时，他搜集了大量有关西安事变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1937年在英国出版。该书1938年在美国出版，时改名为《中国的第一幕：西安兵变》，1939年在中国出版时由上海译报图书部印行的中译本名为《中国的新生———西安事变的真实记录》。正是他，传播出中国人民的心声，红军是农民的军队，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
“中国人民很好的宣传家”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着名记者，一生先后六次来到中国。她在美国各大报纸如实报道了抗战期间中共领导人民军队英勇抗战的业绩。同时，她高度关注延安的“红色理论”，通过纽约《亚美》杂志，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向世界推介，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民很好的宣传家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接待斯特朗，“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着名论断经她报道后被广泛传播。
为延安拍摄了影像片的瑞士记者博斯哈德
瓦尔特·博斯哈德，瑞士人，1931年来华，他是第一个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的欧洲记者。在周恩来、林伯渠等人帮助下，1938年4月，他与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阿·斯蒂尔跟随一支美国物资运输大队到达陕西。与其他外国记者相比，博斯哈德不仅是位优秀的文字记者，还是一位优秀的摄影记者。
在延安期间，他拍摄了大量照片， 还将从西安到延安沿途所见所闻拍摄制成视频资料， 留下了长达21分49秒的黑白无声纪录片。其中，既有毛泽东走出窑洞的画面， 也有抗大女生唱歌、边区百姓吃饼、士兵操练等场景。这段纪录片是外国记者在延安拍摄的第一部影像片，为研究延安时期的中共，积累了非常宝贵而又鲜为人知的新闻素材。
Ⅱ 《风筝》中，郑耀先在延安时为什么影子不和他接头
《风筝》是我近几年看的比较好的谍战剧，尽管在立场上有点明显偏向我方，极大的提高了我党人员的形象，当然，其中也有揭露和反思，总体上来说，在当前的审核体制下，比较有水平的影视作品吧！尤其是在逻辑的把握上，将国共两方的特务斗争情节展现的跌宕起伏。
郑耀先为什么被派去延安执行这次任务？
想要闹明白影子为什么不和郑耀先接头，事实上应该首先搞清楚戴笠为什么要让郑耀先去延安执行任务。
在文中出现的戴笠军统打入我方特工名单泄露，也就是曾墨怡泄密案，是一次重大的特情事件，70多个人军统特工潜伏人员被一网打尽，对军统来说，简直就是重创，就是耻辱。
很明显就是军统内部出了鬼，鬼是谁，极大的可能就是鬼子六，作为一个情报领导的戴笠，打入不了别人的内部并不丢人，最丢人的事是被敌人打入了内部。
老蒋说“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实际上还是特情工作做得不好，如果做好了，就应该是一杀一个准。
所以，戴笠极为怀疑郑耀先，但是紧接着郑耀先就被我党武装人员给打伤，而且差点打死，这对于军统，尤其是戴笠来说，是极为震惊的，大大降低了郑耀先的嫌疑，从本质上来说，郑耀先要是卧底，即使是做戏也不至于往死里做啊。
影子为什么不和郑耀先接头？
但是戴笠是什么人？他能那么容易就相信郑耀先吗？毕竟，曾墨怡案还没找出真兇，再加上戴笠很可能早就接到了军统高层有代号为风筝的卧底的情报，而且还有别的情报，一种不能用电报发送这样的情报（延安撤退路线图），所以，才要人去接头。
戴笠选择郑耀先，并不是戴笠相信郑耀先，而是一次考验，江心是一个障碍，宫庶也是一个障碍，影子又是一个障碍，所以，戴笠的目标就是看看郑耀先到底是不是卧底，是的话就干掉。
影子韩冰不和郑耀先接头，其实就是在考验郑耀先，江心这种性格根本不适合做特工，早就已经暴露了，之所以戴笠还利用她，就是为了遥控江心的父亲江副主任；宫庶是一个保险，一旦郑耀先暴露，宫庶就是结束郑耀先什么的刽子手。
其实很有可能，郑耀先到延安去这个任务，根本就是韩冰要求戴笠的，她也是在考验郑耀先，之所以不接头，很可能也是根本不想和郑耀先接头，直到郑耀先要离开延安的时候再递交情报，即使给情报，也不暴露自己，因为相对于证明郑耀先是叛徒更为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的身份，韩冰之所以一直到最后才暴露，很可能是从死人堆里面堆出来的，因为影子很可能是重影，前面都有挡的东西。
而且，影子给郑耀先的是两份情报，很可能也事先告诉了戴笠，那就是有两份情报，并且都是特殊处理密封的，一旦打开就可以确定郑耀先是特务，但是郑耀先不但打开了，而且两个都打开了（他要不打开，怎么可能知道有一份是撤退路线），最后却又密封回去了，手段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戴笠活着，那郑耀先一定是报废的，因为戴笠知道那是两份情报，少一份还是说明郑耀先是叛徒。
层层考验，层层试探，都是为了看看郑耀先到底是不是特务，因为曾墨怡案没有结案，没有结案就说不清嫌疑。
其实按照戴笠的设想，郑耀先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的。如果郑耀先是铁杆军统人员，我方延安军方不会放过这个让他们恨之入骨的鬼子六。如果郑耀先露出是我党潜伏人员的马脚，他身边的宫庶会对其格杀勿论。
只是没想到郑耀先凭借自己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过硬的公关交锋，硬是让延安方面没办法坐实他就是鬼子六郑耀先。其实在延安的时候，影子韩冰包括其手下江万朝都在想办法找出郑耀先的破绽，幸亏郑耀先临场处理能力强，完全以不变应万变，打死不承认自己是郑耀先。而且还差点被共方的江心用带毒的刀刺杀，这个时候影子和宫庶都不能确定郑耀先到底是什么身份了。
影子韩冰更加不会露出任何暴露自己身份的马脚，毕竟她的主要任务是找出潜伏中的风筝。而且在延安这种周围都是明岗暗哨的情况下，稍微一步不对，不仅完不成自己潜伏的使命和任务，还有性命之虞。
所以，最后影子在不能确认郑耀先身份的情况下，只好用一颗特制的子弹将情报交给郑耀先带回给戴笠复命，而且这也是极为阴损的一招。因为只有她和戴笠知道子弹里面的结构和情报的打开方式，并且告知郑耀先情报极为重要，倘若郑耀先是我方潜伏人员，必然会想方设法打开子弹获取情报，还好一切都在郑耀先的计算之内，郑耀先暂时化险为夷。
首先要说郑耀先非常迫切的找出影子，因为影子的危害，要远超那70个名单，而影子是怀疑郑耀先是不是隐藏的风筝而对他进行甄别。也就是说，她们两个是一个想见，一个不想见。
其次，也说明这个剧情出现了一个最大的笑话：一个非常精明，长着火眼金睛的郑耀先，一眼就看出来江副书记是特务，却花了近四十年的时间，都没有找到影子，而一个毫无经验的娃娃高君宝，用了不到数月就和影子接上了头，这是多么大的反差，难道这不违背逻辑吗？
柳云龙主演的另一部剧《告密者》同样范了同样漏洞，辗转曲折，死了那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双目失明的小女孩宝宝这条线索，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大笨蛋，最后还是断送了宝宝的性命。两个柳云龙，风格完全一致，千虑之后，出现更大的失误，实在是与智者不符。稍微动点脑子，全剧情节就不一样了，使人看着很不舒服，为什么呢，是演员，还是导演？
因为韩冰就是影子，而韩冰每天都在与郑耀先见面。只不过，韩冰不敢也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有三个原因：
第一，郑耀先这次带伤出行，实际是戴笠安排的一次试探行为，如果影子贸然暴露，就存在很大风险。
第二，韩冰负责郑耀先的沟通协调甚至是监视行动，对郑的行踪了如指掌，她有把握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用最安全的方式传递情报。
第三，影子之外还有影子，他就是江副主任，他的任务就是掩护真正的影子，在这种情况下，韩冰更没有必要跳出来相认。
《风筝》这部由柳云龙自编自演的电视剧剧情悬疑，故事情节令人深思，多数情节令人感动，他在剧中演的郑耀先是惟妙惟肖，深得广大人民的喜爱，剧中有个情节他在延安时影子为什么不与他接头，确实令人不解，但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 影子是戴笠安插在共产党内部的一个钉子，她不可能轻易暴露，这也是由于戴笠是个生性多疑的人，作为国名党军统的一个特务头子，他不轻易的相信任何一个人，对军统六哥（郑耀先）更是持有怀疑的态度，在不完全确定身份之前，影子是不可能暴露的。
2. 这也是柳云龙导演剧的高明之处，不让影子轻易暴露，是为了让剧情更加悬疑，吸引群众的眼球，要是极早暴露影子的身份，以后的剧情会不是那么精彩，那么的生动形象。
柳云龙的电视剧确实不错，剧情也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喜爱，真期待柳云龙会拍出更好的电视剧，给人们生活中带来一丝乐趣。
一下几个原因:第一因为她知道了风筝的存在，想要得到风筝是谁。
第二她是进入共产党心脏的人物，在没有得到撤退消息的时候是不会暴露自己，因此这个时候和一个没有百分之百保证的人是没法见面，一个高级特工的特点。
第三她也可能知道暴露会牺牲，所以她不愿意暴露，毕竟她还有下线和同伙。
第四这个问题真就没必要回答，因为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想法，只要能够符合剧情需要没有漏洞就行，而且要有一个深的伏笔，不然影子吃了盒饭，后面的剧情还怎么展开
《风筝》是近年来谍战片中表现较为突出的影片之一，之所以表现突出，就是因为该片更加符合实际，没有“标签化”，没有“脸谱化”，等到最后当大家知道韩冰就是“影子”后，更没有人能恨她，就想宫庶一样，虽然是特务，但又有多少人不喜欢他呢？
下面就来说说在延安时为什么影子不和他接头？
第一，其实已经接头了，“影子”只是一个代号，是一个小组，不单指韩冰，老常也是该小组人员之一。六哥，宫庶他们撤离时，老常已经表明了身份，并且打死了江心，将情报传递给了六哥他们，所以说没有接头是不对的，只是没有和韩冰见面。
第二，弄清楚六哥，宫庶去延安的目的。六哥去延安是为了情报但不单单是为了情报，还有他也知道这是戴笠对他的考验，对他的一种试探，试问这种情况下，那么重要的第73人，怎么可能随便见他。
第三，这就是这部电视剧的严谨之处，要知道不论是我党还是国民党在特工方面发展是很完善的。按照间谍工作原则，都是单线联系，是不允许横向之间联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老陆被害以后，六哥和我党失去了联系。所以韩冰也不能和六哥接头，只能通过老常来完成情报的传递。
主要有以下几点：
1、延安之行，本就是戴笠对鬼子六的试探甄别行为，并不是所谓的接头，戴笠临行前给宫庶的交代，共党江心的跟随，都足以证明这绝不是一个接头行动。
2、影子是隐藏延安我党心脏的高级特工，接头暗号只有宫门倒邮票，所谓的派克钢笔都是幌子，军统又不是傻子，也都是精英组成的，断不会贸然接头。
3、延安之行的甄别结果并没有结论，整个监视过程，发现鬼子六既有对延安的莫名情愫，又有原有的狡诈、阴险，甄别毫无价值。
综上无论从哪一点看，影子都不会与郑耀先接头。
因为戴笠怀疑老六，早就联系过影子，六哥去延安，用的是借刀杀人和一石二鸟的计策，派宫庶跟着监督。其实戴笠要就知道内部有风筝，最后六哥给拿回的子弹头情报其实就是份没价值的情报。
Ⅲ 梁漱溟为什么与众不同
做学问和做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不能上来就干，要有一些积累和准备，即所谓“学术基础”，或者说“知识结构”。鲁迅的学术基础是国学、德国哲学和浪漫主义诗学等；周作人的知识结构相当驳杂，他把它们分成八类：诗经论语注疏、小学、文化史料、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博物书、笔记、佛经、乡贤着作。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学者，各有偏好，术业也各有专攻，但私塾似乎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共同起点，差不多都是从四书五经中背出来的。梁漱溟则不一样。他接受教育，尽管也是从这里起步，但他生长在北京，其父为开明人士，因而能得风气之先，成长经历与同辈学者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
梁漱溟5岁开蒙，读过《三字经》和《百家姓》后，就在接着要读四书五经的当口，赶上了变法维新。父亲梁巨川本来就不赞同儿童读经，此时借“停科举、废八股”之机，便断了儿子的读经之路，让他去看《地球韵言》。此书的内容，顾名思义，多是一些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之类，说的是世界大势。第二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漱溟便被父亲送到这里读书。后虽因社会动荡，他转过几次学，11岁时还曾回家请先生教读一年，但仍不习四书五经，而是读小学课本，他后来曾回忆说：“我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的。”1906年，13岁的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于顺天高等学堂。这便是梁漱溟最后的学历。
梁漱溟曾说：“我的自学始于小学时代。”在同龄孩子死背四书五经的时候，他却能津津有味地看着一种课外读物――《启蒙画报》。《启蒙画报》的创办者彭翼仲与梁家是亲戚，他手创了三种报纸――《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启蒙画报》作为中国人在北京创办的第一家报纸，读者寥寥，头几年一直负债经营，几度濒临倒闭。这类不为当时社会主流观念所接受的读物，却成就了梁漱溟的自学基础。梁漱溟成名多年以后，仍能清晰和细致地回忆出《启蒙画报》的大致内容。梁漱溟十来岁时，已经拥有了三整年六巨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和一整年的《新小说》（杂志月刊）。
在中学时代，梁漱溟依然不看“正书”而读报，这在与梁漱溟同辈且齐名的学者中，似乎很难找到这样类似的成长经历。这应该归因于父亲对他的“放任”。梁漱溟在一些回忆文字中，也曾反复申明过。他说：“由于先父对子女采取信任与放宽态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见为止，从不加干涉，同时又时刻关心国家前途，与我议论国家大事，这既成全了我的自学，又使我隐然萌露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而鄙视只谋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汉’生活。这种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可见梁巨川不仅“放任”梁漱溟，更影响着梁漱溟。
正因如此，梁漱溟与那些“国学大师”们，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他们是先打基础，然后专心问学，梁漱溟则说：“我本来无学问，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他颠覆了治学之路上的某些铁的定律，这是尤其发人深思的。同时，父亲对梁漱溟的影响，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持久的。1918年，梁巨川在60生辰的前三天，因忧国而投湖，临走前他还在和儿子讨论国际形势，他问梁漱溟：“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点头说：“能好就好啊。”这是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梁漱溟感慨说：“父子最末一次说话，还说的是社会问题。”
不是学者
梁漱溟是不是学者，这本来不成问题。1916年，他23岁时就在蔡元培校长的引荐下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门（系），次年开讲，先讲“印度哲学”，再讲“儒家哲学”。讲“儒家哲学”时，因听者踊跃，除一般学生外，还有三四五十岁的前辈，还有一些当时及后来的风云人物。四年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更使他享有新儒学先驱者的盛名。他是因学问而出名的，世人历来也是以“知名学者”来看待他的。
但是，梁漱溟本人却一向不自视为学者，也一向不为了学问而做学问。他生前曾在许多文字或演讲中明确表态。1930年，他在题为《我是怎样一个人》的文章中写道：“大家误解我什么？这就是误认为我是一个学者，甚或说是什么‘哲学家’、‘佛学家’、‘国学家’……这真是于两面都不合适：一面固然糟蹋了学者以及国学家；一面亦埋没了我简单纯粹的本来面目……谈学问，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是有心……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外人看我像是在谈学问，其实我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我的问题而已，志不在学问也。我一向之谈哲学，谈心理学，始终是此态度；今日所谈又涉及政治与经济，仍不外此。”
此时，梁漱溟不足40岁，他的后半生，依然没有变。在梁漱溟看来，儒学也好，佛学也好，都是人生实践之学。他曾说：“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认为如果在大学讲堂里把孔子学说只当做哲学思想来讲，则“其固有精神实质亡矣！”梁漱溟曾再三强调，孔子的学问是专门致力于人的身心进于自觉、自主，使人的生命整体上有所变化和提高，将自己的智慧用于修养实践上。把四书五经背得烂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儒家的精神用在自己身上，用在人类社会。这个观点贯穿于梁漱溟的一生，他晚年依然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人有的是需要学习的东西，而中国古书汗牛充栋，除了少数研究者，未必人人都要去读，但有一本书，即《论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是不可不读的。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曾与梁漱溟有过十余次长谈，他称梁为“最后一个儒者”。1924年夏天，他在当讲之年毅然辞去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北大教职，此后，再也没有回到大学的讲台上。当时也有几所大学请梁漱溟去，但梁漱溟谢绝了这些邀请。多年后，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又说：我“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在这样的信念驱动下，梁漱溟南来而北往，数十年如一日，奔波于他的“人生实践”之路。
请看梁漱溟的若干经历：他在1924年（31岁）辞去北大教职后，先用七八年的时间，到山东、广东、上海、山西、河南等地办学和考察。自1931年起，梁漱溟落脚山东邹平，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两年后，他把妻子及两个孩子从北平接到邹平，全家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于从一个世界到了另一个世界。他的长子梁培宽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邹平县城很小，一个百货店都没有……没有水电，我们生活在那里，吃的是井水，点的是油灯。当然也没有什么剧院影院之类的文化场所，除了县城西关在逢五逢十两天上午集市中有一番熙熙攘攘的热闹，平日县城里总是冷冷清清，基本上过的就是农村生活……父亲平时在研究院与学生同吃同住，只是偶尔回趟家”。
在这样的环境里，梁漱溟一干就是七年。梁漱溟曾在若干场合对这七年有过简略总结。例如半个世纪后，他在自撰的《生平述略》中说：“1931年与同仁赴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研究院……它以全体乡民或村民为对象，培养农民的团体生活习惯与组织能力，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并借团体组织引进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建设国家。此项试验在进行七年之后，终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抗战的爆发，让梁漱溟为之努力七年的乡村建设活动戛然而止。但随后他进入了自己政治上的活跃岁月。1938年1月，梁漱溟访问延安，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毛泽东谈话达八次之多（其中两次通宵达旦）。1939年2月，梁漱溟赴晋冀豫皖苏鲁等地的敌后游击区巡视，与国民党将领蒋鼎文、阎锡山、卫立煌、程潜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罗荣桓、陈光、彭雪枫等都进行了会晤，在枪林弹雨、风餐露宿甚至上顿不接下顿的严酷环境中度过了八个月。他后来在回顾这段经历时，用了“历经艰险”四个字。1940年底，梁漱溟与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共同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试图以“第三方面”的力量协调国共两党关系，促成两党的团结，以求抗战的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梁漱溟于1946年4月接任民盟秘书长。直到晚年，他在一次带有总结性的演讲中依然这样说：“我不是一个书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家、理论家，我是一个实行家、实干家……我是一个要实践的人，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
30岁到50岁，被视为生命的黄金时期。学者们的“代表作”，也大多出自这个年龄段。而梁漱溟从31岁退出北大后，二十余年间奔走于社会，他参与的所有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无疑都属于在儒家大义指导下的远离书斋的人生实践。自这个意义上看，梁漱溟虽享学者之名，实乃一个社会活动家。而他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出发点，也就是他一生不断思考和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国问题，二是人生问题。
脱离了俗念
1934年，梁漱溟写过一篇题为《三种人生态度》的文章，当中的第一种，他称之为“逐求”，并解释说：“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纵观梁漱溟的一生，上列“逐求”的东西，他都看得很淡，甚至视而不见。他在回答艾恺的问题时说：“我总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觉得茶，它有点兴奋性。我都不要喝茶；白开水好。我吃饮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类，人家认为好吃的东西我都不要吃，并且我吃得还很少。”上世纪50年代初，梁漱溟在一个《自我检讨提纲》上，也写过这样的话：“志不在温饱，”“恶莫大于俗，以俗为耻。”许多事例表明，梁漱溟达到了这个境界。
梁培宽曾这样评价父亲：“一辈子的态度都是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拖累所奔赴的大事，是他的原则。”梁培宽拿自己为例回忆说，母亲在世时，家事都由母亲操办，1935年母亲去世后，父亲就把他们兄弟两人交给学校或亲戚家照管生活。而父亲对自己和弟弟的教育，一向采取放任的态度，“从小学到中学，父亲从不过问我的考试成绩，从没有向我要过成绩单。考大学这样的大事他也不管不问。我上初一的时候，考试成绩一般都是中等，父亲也没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年寒假，学校突然通知我补考地理，那时是60分及格，我考了59分。通知单寄来时，父亲刚好在旁边，我就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一个字都没有说就还给我了，没有不满的表示或任何批评。我理解他的意思，不及格是怎么造成的，你自己清楚，不需要我说，我也说不出来；不及格之后应该怎么办，你自己也应该知道，也不需要我多说。”在梁培宽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唯一一次看到自己的成绩。后来涉及到“子承父业”的问题时，梁漱溟明确表示，如你们有此意，也很好，但他本人并无此要求。他的意思是，只要你将国家和社会需要作为考虑自己前途的出发点，干大事小事，干这种事那种事，全由自己决定。像梁漱溟这样以如此态度对待子女的成长，在今天，恐怕是没人能做到了，即使是在当时，在当时的名家当中，也没几个人能做到。不仅是子女的成长，世俗所看重的许多“模式”，在梁漱溟看来，都不是不可以破的。例如过年，在梁漱溟的生活中就几乎不存在。1930年在河南辉县办村治学院时，他给亲戚写信说，看到老百姓生活之苦，就没有心思回北京过年了。那时兵匪不分，这个年，他是和衣而睡，在分不清鞭炮声和枪声中一个人度过的。1935年春节，他在上海访问军事家蒋百里。1936年春节是在梧州到南宁的途中过的。1938年初梁漱溟去延安，归途坐火车到开封时恰值大年三十晚上，他一个人住进河南旅馆，就这样把年过了。1939年春节，他正在前往敌后巡视的途中，2月18日的日记记道：“旧历除夕，车过三原，晤赵戴文于一花园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1940年春节，梁漱溟觉得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便利用寒假带两个孩子去重庆北碚，除夕是在附近的缙云寺里过的。解放后，生活稳定，不再东奔西跑，过年时他也和平时一样，一般都是在写作，从没把它当做什么特别的日子。
很多名人在本业之外，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爱好。上世纪30年代，留美女学者俞庆棠曾问梁漱溟有什么爱好，梁答：我的爱好是思考问题。俞听后说，这太可怕了！思考问题本是一种工作，怎么能够当做爱好呢？梁漱溟的一个学生有一次和梁漱溟夫妇同坐一趟火车，见梁夫妇间一路无话，就对梁漱溟说，旅途中应该聊聊天，怎么你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梁漱溟说，你不要以为我是在闲着，你看我闲的时候可能是我最忙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个“爱好”，梁漱溟在北大教书时一度脑子总停不下来，以致严重失眠，身体不能支持，向蔡元培校长提出过辞呈。他曾说，自己的头脑“好像一条长的绳索，发挥放射出去，就收不回来”。他也曾在一个记事本上写过这样两句话：“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负担。”
梁漱溟信佛，甚至被许多人视为佛学家。但他从不烧香拜佛，家里也从不供奉佛，入庙也只是参观式地看看。梁漱溟的信佛，和芸芸众生从利害出发许愿还愿那一套是两回事。宗教信仰在境界上有高低之分，后者满足于偶像崇拜，心态上并没有脱俗；前者则是从佛理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梁漱溟正是出于对佛教教义、教理的理解和推崇而走进佛学的。但形式上的一些东西，他并不去追求。例如他的食素，和僧人的吃斋是不一样的，类似牛奶、鸡蛋这些能提供人体必须摄取的营养的食品，他并不一概拒绝。梁漱溟被称为新儒学的奠基人，但他从不以这个称号自居，就是对孔子的学说，自己也只是在其殿堂之外往里看，看到了一些，还不敢说已登堂入室，只是比有些人多一点罢了。他的这种学术境界，在当年和今天，都是十分难得的。
Ⅳ 这是毛主席给傅斯年的手迹、周恩来与傅斯年的合影，为何会在台湾
1945年7月傅斯年、黄炎培等6人访问延安时，留下了两份珍贵的 历史 资料。
如今，这两个珍贵的 历史 资料珍藏在台湾。它们的背后有何动人的故事？
傅斯年（1896-1950年），字孟真，我国着名的史学家、教育家、 社会 活动家。他的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开国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
此后，傅氏家族便荣冠当世，渐成聊城名门望族。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少负才名，博古通今，尤精诗文书画，年仅17岁便被选为拔贡。傅淦却不愿入仕，终生不愿谋取一官半职。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中举之后，也是不肯人仕，而是甘心以教书为业。
先辈两代绝意仕途的品行就影响了傅斯年的一生，所以才有傅斯年“参政不从政”的人生轨迹。
不幸的是，傅旭安年纪轻轻就过早亡故，傅氏家境开始衰落。那年，傅斯年刚满9岁。
由于生计艰难，他的母亲经常带着他与弟弟去乡下外祖母家小住，使他目睹了聊城农民的困苦生活，对他影响至深。
于是，在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人生艰难的压力，也使他日后比较容易接近和了解中国的下层 社会 。并铸就了他一生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生活俭朴、憎恨贪官污吏的性格。
后来，他成了着名教授、北京大学代校长。
讲到农民的艰苦时，他说道： “孟子说乐岁终生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乃是至理真言。中国这块土地上，自从有了农民后，这千千万万的农人就没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可政府官员还要千方百计去盘剥他们，天理难容，天理难容！”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杖在地上捣，透露出义愤填膺、欲为百姓讨公道的神情。他提出“贪污要绝对禁止，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
他对国民党高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他刚正不阿，喜欢仗义执言。说到动情处，总是慷慨激昂，一扫知识分子的那种斯文修养，故有“傅大炮”之称。
1938 年7月，国民参政会成立，傅斯年作为教育界的代表，被选为国民参政员。
傅斯年曾为国共两党和谈积极奔走。1945 年4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望，毛主席发表了《论联合政府》一文，提出了把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这个主张得到了民主人士的普遍拥护和响应。傅斯年、黄炎培、褚辅成等人商议，要为国共和谈、和平建国做些推动工作。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召开。它违背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愿望，决定于11月12日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公开制造分裂，并通过两个反共的决议。
6月2日，参政员傅斯年、褚辅成、黄炎培等七人，联名致电毛主席、周恩来：
要求访问延安。
6月18日，毛主席、周恩来致电七位参政员： “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 全面阐明了我党的立场和态度。
6月27日，傅斯年等七大参政员会见蒋介石，提出两项建议：
蒋介石表示可以商谈。
于是，七大参政员决定访问延安。
7月1日上午9时35分，七位参政员除一人因病未能成行外，傅斯年等6人在王若飞的陪同下，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下午1时抵达延安。
他们在机场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然后乘车至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吃午餐，又乘车至瓦窑湾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下榻。
从7月2日起，傅斯年等人同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林伯渠、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3次会谈。六位参政员认为国共两党商谈的大门没有关闭。
毛主席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
他们会谈的事项特别多，但气氛和谐融洽，大家各抒己见，尽情自由发言，但不涉辩论， “彼此都十分坦诚，十分恳切” 。
最后，双方在两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方面还建议国民党当局：“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这一会议的组织、性质、议程以及释放政治犯等作出确定”。
六位参政员同中共方面取得的两点共识和中共对国民党当局的建议，构成了《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
傅斯年和毛主席是老相识。“五四运动”时期，二人同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图书管理员，傅斯年则是北大学生，常到图书馆看书，二人逐渐相识。
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傅斯年在北大创办了《新潮》杂志。二者遥相呼应，相互声援。
这些使毛、傅二人更觉亲近。
因此，7月5日凌晨，毛主席单独邀请傅斯年会谈。
谈话中，毛主席高度赞扬傅斯年“五四”期间在反帝反封建方面做出的贡献。
傅斯年回答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两人无拘无束，从局势到 历史 ，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和谈，无所不谈。
当长谈结束时，傅斯年提出想要一幅毛主席的亲笔手书，毛主席欣然应允，以章碣的诗作为交谈的延续，所谓“述唐人语以广之。”
毛主席写的条幅，是晚唐诗人章碣的一首《焚书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另外，毛主席还写了一封亲笔信，内容为：
毛泽东把信写好后，交给了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王世英，信封上写道： “早上 送交际处 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 毛缄”。
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代表，长期活动在国民党的“心脏”重庆，在国民党和民主党派中有很多朋友，是一个受到广泛尊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
当傅斯年和身穿中山服、英俊潇洒的周恩来见面时，两人紧紧地握着手，互相问候，并进行了愉快的交谈。
周恩来向傅斯年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坚持和平反对战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他说： “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国共合作，这是 历史 的潮流，顽固派搞摩擦，这是不会得逞的。”
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了维护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的光明前途。
周恩来侃侃而谈的时候，傅斯年静静地、专心地听着。
面前这位着名的共产党领袖的精辟的政治见解、平易近人的作风、虚怀若谷的胸襟，傅斯年深为折服。
之后，傅斯年向周恩来介绍了和平解决国内团结问题的情况，表达了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派人士的愿望，他说： “我们这次来延安是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竭诚合作，促进全国统一。”
周恩来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对傅斯年等参政员所作的贡献十分赞许。
从周恩来和傅斯年的合影来看，他们是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会谈的。
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结束后，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于7月7日开幕。
当日下午，他们会见蒋介石，汇报了延安商谈的结果，并将《延安会谈记录》交给国民党方面。
与此同时，傅斯年把毛主席所书条幅、亲笔信、信封和毛泽东宴请时的请柬，以及周恩来和傅斯年的合影，交际处安排的访问活动日程表和他访问延安时的笔记等全部带回了重庆，后来又带到南京，1948年又带到台湾，如今保存在台湾研究院 历史 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
Ⅳ 陈嘉庚的投身政治
陈嘉庚虽身处南洋，但一直心系中国，积极支持中国国内的革命活动。他结识了孙中山，在1910年加入同盟会并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陈嘉庚担任福建“保安会”会长，筹款支援福建，稳定了当地局势。
陈嘉庚对于文化事业，也是积极支持。他支援了范长江、夏衍等人主办的“国际新闻社”和《华商报》等，还汇款支持邹韬奋复办《大众生活》周刊。
1928年中国济南惨案发生后，南洋华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援运动，陈嘉庚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积极筹款救济难民，还发起抵制日货运动。 陈嘉庚坚持抗日到底，针对汪精卫等人的妥协方案，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提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的着名提案。电文提案经5次删改，原意被歪曲，锋芒被砍掉，尽管如此，仍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振奋了全国人民和广大海外侨胞的人心，对于当时重庆的主战派亦起着很大的鼓舞作用。
（按：上述“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是盛传的十一字之提案，和事实有出入。提案原文不止11字，而是三条、100多字。汪精卫一伙删去其第二、三条提案，对第一条则几经修改，想模糊提案的针对性，删改为“公务员不得谈和平案”。后经大会成员激烈讨论，认为9个字的修改案含糊不清，不伦不类，形同儿戏，表示反对。最终定下的则是19个字，即“在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公务员不得言和案”，成为国民参政会正式文献记录在案，在1938年11月2日重庆《中央日报》上公诸于众。由于这是陈嘉庚提出的震动中外的坚决反对汉奸国贼、妥协分子投降卖国的着名提案，因此特摘录原文如下：
议长、秘书（长）公鉴：
东电悉。庚因事未能赴会，甚歉。
兹有提案二宗，乞代征求参政员足数同意并提请公决。
一、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
二、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
三、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陈嘉庚叩首（1938年10月26日）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慰劳抗日前线的将士与后方的军民，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从1927年到1940年回重庆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称“蒋委员长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蒋委员长的意志，即中国全国国民的意志”。抗战义捐款项悉数汇交国民政府行政院。访问重庆与延安之后，他了解了中国抗战的真相，分清了是非，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断定“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
陈嘉庚访问延安是他政治生活的一个里程碑。他说，这次来延安慰问不容易，国民党造谣言破坏共产党的名声，处处设障碍阻挠我们到延安。蒋介石捧他、拉拢他，并干扰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接触。陈嘉庚为了弄清国共摩擦的真相，劝说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于1940年5月31日抵达延安。他原定在延安停留三天，恰巧因随行的李铁民车祸住院，这样陈嘉庚在延安多住了四天， 6月8日清晨，离开延安东行，前往山西战区慰问考察。
“陈嘉庚当时访问延安是需要一定的胆略的。当时延安临近前方，经常受到空袭。延安城已被日机炸平，新建的窖洞也有被炸塌的，空袭警报的枪声不时破空而起。就在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之前的4、5月份，王震将军刚率领三五九旅粉碎了日寇对晋西北河防的六路进攻，山西全境的八路军配合晋西北战场，大破日军，歼敌5万余名。在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的战备大演习刚刚结束，留延安的200多名华侨青年，也在各自的学校、机关参加了演习，随时准备行军打仗。”
在访问延安期间，陈嘉庚先生参加了四次群众性集会，同毛泽东、朱德和其他党政领导人多次会晤，深入交谈；参观了中国女子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市容和安塞钢铁厂、印刷厂；与财政、公安、司法负责人谈话；广泛接触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并同延安各界人士和归国华侨青年进行了多次接触和座谈；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会和欢送会。
与毛泽东会面时，毛泽东曾对陈嘉庚描绘未来的国家：一没贪官污吏；二没土豪劣绅；三没赌博；四没娼妓；五没小老婆；六没叫化子；七没结党营私之徒；八没萎靡不振之气；九没人吃摩擦饭；十没人发国难财。
陈嘉庚这次访问延安，经过实地考察，亲眼看到边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认为这是“克敌制胜之本”。反观国民党“大后方”官员腐败，坐待外援，民众疾苦无人过问，军事节节失利。对比之下，感到中国共产党深知民心侨心，国民党无视民心侨心。陈嘉庚说，这次访问延安最感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立场坚定，态度诚恳；对边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动。通过这次访问坚定了他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他心中的“疑团”也解开了，破坏抗战、投降卖国、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是国民党，真正抗日救国、维护团结统一、廉洁奉公的是中国共产党，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9年5月，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当年9月，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此后，陈嘉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1961年0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后安葬于福建集美鳌园。
Ⅵ 冷遹的生平经历
冷遹（1882—1959），字御秋。江苏省镇江人。军事家、政治家。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前身）创始人、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建国会前身）创始人。
1905年毕业于安庆武备学堂，期间加入“同学会”、“岳王会”。后加入同盟会，是安庆起义总指挥，因密探告发被捕，经营救出狱。创建并主持同盟会广西支部及《南报》（后改为《南风报》）。历任同盟会广西支部副支部长，代理支部长、民军混成帮统，参加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授予其中将军衔和文虎勋章。先后任陆军第一军第三师师长、安徽军政府参谋部长。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15年回国，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运动，任参谋处长。护国军政府正式成立后，孙中山任命其为护国军政府总参议（武官最高职位）及内务部副部长、代理内务部长。
1916年，与黄炎培等人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
1921年，退出军界，致力于实业和教育救国。先后创办江北盐垦公司、蚕种场、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师范学校、农村医院和镇江农村医药学校。组织农村信用合作社。创办镇江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在杭州组建了丝绸公司，在嘉兴改进了丝纺织工业，开展国际贸易活动。
1928年起，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32年开始，江苏省政府聘请其为江苏省保卫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义务教育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教育事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赈济委员会委员、镇江商会主席及江苏省商会执行委员等职。
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历届参政员。与张澜等人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1945年7月，与黄炎培等六人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商谈国是。与黄炎培等人创建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和常务监事。
抗战胜利后，拒绝担任蒋介石的“经济部长”。历任国大代表、军事考察团代表、江苏省临时参议会议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水利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民建江苏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理事兼上海分社主任等职。是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冷遹故居坐落于江苏镇江黄墟镇，其中坐落于冷遹中学的冷遹铜像由江渭清同志题写。“冷遹故居”由钱正英同志题写。“冷遹纪念馆”由李岚清同志题写。
故居占地1400平米，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冷遹在上海工作期间居住在复兴中路（辣斐德路）285弄47号（瑞华坊）；
冷遹在南京工作期间居住在乾河沿前街94号；
冷遹在重庆工作期间居住在张家花园。
Ⅶ 明初六公、二十八侯——大明功赏
大明洪武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征虏大将军中书右丞相、信国公徐达、左副将军、浙江行中书省平章李文忠奉诏各自从北方班师回京。
初八日早朝，太祖驾临奉天殿，皇太子、亲王侍，百官朝服陪列，徐达率诸将上《平沙漠表》，接着李文忠上《贺表》。狠狠吹捧了下太祖皇帝的丰功伟绩。
太祖自然高兴，当廷宣布了大封文武功臣的决定，确定了封功原则。群臣欢呼，各自分头准备封功的大事。
洪武三年十一月初九日早晨，太祖率群臣以武成告于郊庙，诏谕文武群臣 ：
尔等戮力王家，着有茂绩，非有世赏，何以报心。朕已命大都督府及兵部官，禄诸将功绩，吏部定勋爵，户部备礼物，礼部定礼仪，工部造铁券，翰林撰制诰。明日是仲冬丁酉之吉。诸臣各宜明听朕言。
次日五鼓，太祖临奉天殿。皇太子及诸王、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率文武百官朝礼毕，分列丹墀左右。太祖诏谕群臣：
汝等其听朕命，朕今日定封行赏，非出己私，皆仿古先帝王之典，筹之二年，以征讨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创业之初，天下扰乱，群雄并起，当时有心于建功立业者，往往无法以驭下，故皆无成。朕本无意天下，今日成此大业，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有非人力之所致。
然自起兵以来，诸将从朕被坚执锐以征讨四方、战胜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报以爵赏，其新附将帅之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赏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无私。
如御史大夫汤和，与朕同里闬，结发相从，屡建功劳，然嗜酒妄杀，不由法度；赵庸从平章李文忠取应昌，其功不细，而乃私其奴婢，废坏国法；廖永忠战鄱阳时，奋勇忘躯，与敌舟相拒，朕亲见之，可谓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向，以徼封爵；佥都督郭子兴不奉主将之命，不守纪律，虽有功劳，未足掩过。此四人止封为侯。
平章李文忠总兵应昌，逐前元太子远遁漠北，获其皇孙、妃嫔、重宝，悉归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邓愈自幼相从，屡更任使，虽经摧挫，口无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
左丞相李善长虽无汗马之劳，然事朕最久，供给军食未尝缺乏；右丞相徐达与朕同乡里，朕起兵时，即从征讨四方，摧强抚顺，劳勚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进封大国，以示褒嘉。余悉据功定封。
《书》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赏。今日所定，如爵不称德、赏不酬劳，卿等宜廷论之，无有后言。
大明朝爵位分公、侯、伯三等，有流有世。封号有四等：辅佐太祖定天下者，叫做开国辅运推诚（成祖时，做了修改，从成祖起兵立功的，叫做奉天靖难推诚）；其余为奉天翊运推诚，奉天翊卫推诚。
文臣统一为守正文臣，武臣统一为宣力武臣。岁禄以功劳大小区别。已授封而又有功劳者，仍爵或进爵，同时增禄。有才能而且贤德的，充京营总督、五军都督府掌佥书、南京守备或出充镇守总兵官，否则食禄奉朝请而已。年幼而嗣爵者，一律先到国子监读书学习。
就这样，大明朝确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封功制度体系。遂封李善长等六人为公爵：
李善长： 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兼太子少师、宣国公，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进封韩国公，参军国事，食禄四千石。
徐 达： 征虏大将军、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国公，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进封魏国公，参军国事，食禄五千石。
常 茂： 翊运推诚宣德靖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保、中书右丞相、开平忠武王，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封郑国公，食禄三千石。
李文忠： 荣禄大夫、浙江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国公，同知军国事，食禄三千石。
冯 胜： 银青荣禄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兼太子右詹事，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封宋国公，同参军国事，食禄三千石。
邓 愈： 荣禄大夫、御史大夫兼太子谕德，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右柱国，封卫国公，同参军国事，食禄三千石。
以上即明初六公，全部令子孙世袭，只有常茂，如无子嗣，即以兄终弟继的形式世袭。各赐 诰命铁卷，由中书宣读卷文。
封汤和等二十八人为侯爵，各给丹书铁券，皆世袭罔替：
荣禄大夫、御史大夫兼太子谕德汤和，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中山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荣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唐胜宗，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延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荣禄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陆仲亨，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同知大都督府事，封吉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资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周德兴，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江夏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荣禄大夫、燕相府左相兼同知大都督府事、北平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华云龙，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燕相府左相，兼北平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封淮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骠骑上将军、副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事顾时，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同知大都督府事，封济宁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资善大夫、秦王相府左相兼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耿炳文，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秦王相府左相，仍兼陕西行省右丞，封长兴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镇国上将军、佥大都督府事陈德，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同知大都督府事，封临江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镇国上将军、佥大都督府事郭子兴，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巩昌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昭勇大将军、平阳卫指挥使王志，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同知大都督府事，封六安侯，食禄九百石。
明威将军、朔州卫指挥使司副使郑遇春，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同知大都督府事，封荥阳侯，食禄九百石。
镇国上将军、佥大都督府事费聚，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平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镇国上将军、佥大都督府事吴良，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同知大都督府事，封江阴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资善大夫、吴王相府左相兼佥大都督府事吴祯，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吴王相府左相，封靖海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资善大夫、中书右丞兼太子副詹事赵庸，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同知大都督府事，封南雄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兼同知詹事院事廖永忠，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德庆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荣禄大夫、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俞通源，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南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荣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华高，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广德侯，食禄六百石。
荣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杨璟，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营阳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推忠翊运宣力怀远功臣、光禄大夫、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蕲国武义公康茂才之子铎，授荣禄大夫、柱国，封蕲春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中奉大夫、浙江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朱亮祖，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永嘉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中奉大夫、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傅友德，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同知大都督府事，封颍川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荣禄大夫、中书平章政事兼同知詹事院事胡美，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豫章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荣禄大夫、山东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韩政，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东平侯，食禄一千五百石。
中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黄彬，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宜春侯，食禄九百石。
荣禄大夫、山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曹良臣，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宣宁侯，食禄九百石。
资善大夫、浙江等处行中书省右丞梅思祖，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汝南侯，食禄九百石。
中奉大夫、山东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陆聚，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河南侯，食禄九百石。
以上全部令子孙世袭。惟有华高的儿子，许令承袭食禄米五分之四；康铎嫡终，如无后嗣，庶长及之。康铎为康茂才子，茂才随大将军徐达征西北，在定西沈儿峪大败元将王宝宝，班师途中，在西安病逝，子康铎世袭。赐众人诰命铁券、文绮及帛如下：
李善长、徐达各百疋，常茂八十疋，李文忠六十疋，冯胜八十疋，邓愈六十疋；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各四十疋，华云龙三十疋，顾时、耿炳文各四十疋，陈德、郭子兴、王志、郑遇春各三十疋，费聚四十疋，吴良、吴祯各三十疋，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各二十四疋，华高、杨璟二十二疋，康铎、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汪兴祖各二十疋；佥都督金朝兴、平章李思齐各一十四疋，平章李伯升十六疋，参政戴德、曹兴各二十四疋。
另赐征进回还、复征兴元指挥二十四疋。各千户卫镇抚二十疋，百户所镇抚十六疋；征定西、兴元、应昌指挥二十疋，千户卫镇抚十六疋，百户所镇抚十二疋；遍赏守御、未出征指挥文绮及帛十六疋，千户卫镇抚十二疋，百户所镇抚八疋；诸军士除在逃不赏外，每人赏银十两、钱六千。赏陕西行省所属守御将士，诏曰： 兰州乃西北重地，近因大将班师，元将王保保乘隙攻城，指挥张温奖励将士，坚壁固守，屡出挑战，大振军威，元兵力屈。又闻大军入关，彼遂敛兵遁去，以此保障关中一方以安，其功最大。指挥每人赏文绮帛十四疋，千户卫镇抚十二疋，百户所镇抚十疋。围城之日在内守御军士，不论新旧，总旗人赏白金十两，小旗九两五钱，军人九两。
不久又封中书右丞汪广洋为忠勤伯，御史中丞兼弘文馆学士刘基为诚意伯，皆赐诰命。兹录给刘伯温的诰命如下：
朕观诸古俊杰之士，能识真主于草昧之初，效劳于多难之际，终成功业，可谓贤知者也，汉之张子房、诸葛亮独能当之。朕兵至括苍，前御史中丞刘基挺身来归，委质事朕，累察乾象，多效谋猷，特加尔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护军、诚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石。
同时，补充完善了大都督府编制和官员，曹国公李文忠领大都督府事，颖川侯傅友德、吉安侯陆仲亨、济宁侯顾时、临江侯陈德、六安侯王志、荥阳侯郑遇春、江阴侯吴良、南雄侯赵庸同知都督府事。
升指挥王成、单发、沐英、何文辉、陈桓、庄龄、王蕳、蓝玉、仇成、金朝兴、费震、王弼、胡德为大都督府都督佥事，子孙世袭指挥。
至此，天下应赏者皆受赏，有功者具得功。文武功臣欢喜不尽，真个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