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哈默博士是谁
石油大王——阿曼德.哈默 其人
财富档案 美国企业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曾被称为“经营之神”、“幸运之神”。在大学时就成为美国第一位在校的百万富翁，后成为美苏贸易代理人，与东西方政界的领导人都有深厚交情，在全世界享有盛誉。
企业类型
石油业。
成长记录
有人称他是沟通东西方贸易的“和平使者”，有人赞他是精通百业的“万能商人”，更有人惊叹他是有魔力的“商业精灵”。阿曼德·哈默，一位大学时代就成为百万富翁的美国商人，他曾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建立了友谊；与利比亚国王是莫逆之交；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都有密切联系；邓小平曾亲自邀请他到中国访问……哈默的一生，似诗，如谜，更像一本精彩纷呈的书，他的故事，就是一个时代风云的呈现。
20岁的冒险富翁
1898年5月21日，阿曼德·哈默出生于美国纽约的布朗克斯，他的祖父是移居美国的俄国犹太人。父亲朱里埃斯·哈默是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过铸造工人，经营过药店和制药厂，后来又通过攻读医学学位成为一名医生。哈默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具有敏锐的判断力和创新精神。
1917年，哈默进入他的父亲也曾经就学的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学习。当时，他的父亲一边行医一边经营制药厂，一心难以二用，致使药厂面临破产倒闭。这时，他要求颇有经商才华的儿子接管这家岌岌可危的药厂。
为不误学业，哈默邀请一个家境贫困而学习优异的同学住在一起，免费供给对方食宿，条件是这位同学每天去上课，做大量的笔记，晚上带回给他，供他应付考试和写论文。有了这个学习的“替身”，哈默就专心致力于公司的经营了。他改革了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推销方法，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推销员队伍，并把公司名字也改为响亮的“联合化学制药公司”。哈默终于把岌岌可危的公司从破产边缘拯救过来，雇员从十几人发展到1500人，产品畅销全国，公司开始跨身于制药工业的大企业行列。
就这样，20岁的大学生哈默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百万富翁。同时，他不但如期完成了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全部学业，还荣获医学院荣誉学士会授予的金质纪念章，经商和学习两不耽误。
1920年6月，发生了一件大事，由于一次医疗事故，1920年6月，哈默的父亲受审入狱。作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老哈默对苏联十分关注，并向被封锁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提供过必需品。这一突然变故，使年轻气盛的哈默决心完成父亲未遂的愿望，到父亲出生的国家，去帮助苏联战胜正在那里蔓延的饥荒和伤寒。
经过艰难的旅程，哈默终于来到苏联。战后的苏联百废待兴，哈默在乌拉尔地区考察时，看到了令人心酸的饥荒、疾病和死亡，也看到了巨大的市场，多少矿产急待开采，多少珍宝急待出售，但由于出口贸易的道路不畅，人们只能守着宝山挨饿。哈默决定以自己的力量来改变这种局面。他火速给哥哥发去电报，让他在美国购买100万美元的小麦运往苏联的列宁格勒港，以易货方式换取100万美元当地产的毛皮和矿产。
哈默的胆识受到了伟大领袖列宁的赞赏，但因为当时党内争论不休，在一片“宁可饿死不卖国”的声音中，列宁决定给哈默以特许经营权，并与哈默建立了一种不寻常的友谊。接着，哈默联络了福特汽车公司、美国橡胶公司、艾利斯—查尔斯设备机械公司等30多家美国公司共同与苏联做生意，他被推为这些公司在苏联的总代表。同时，在列宁的过问下，他还担任了苏联对美贸易的代理商，这使哈默在苏联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1921年，哈默在莫斯科官方的报纸上看到苏联即将进行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扫盲运动，这则新闻看过后，他并没有往心上去。但是，当他准备回国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苏联商店中的铅笔很少，而且价格很贵。这就是身边的财富呀！他决定兴办铅笔厂，尽管这个想法遭到了周围的朋友的强烈反对。但他向来坚持自己的想法，虽然本人并不懂得怎样制造铅笔，但他懂得如何使用懂行的人。他以高薪聘来技术人员，用美国的计件工资制度来管理生产，结果第一年就达到了250万美元的产值。几年后，哈默不仅满足了苏联铅笔、钢笔市场的需要，而且出口到英国等十几个国家。这家工厂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铅笔厂之一，给哈默也带来了几百万美元的收入。
哈默的巨大成就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一个年轻妇女为了在哈默的铅笔厂工作，把自己的求职申请递到了最高苏维埃主席那里。但是树大招风，报纸上也开始公开谴责哈默和新经济政策，哈默隐隐意识到，可能苏联要发生变化，自己也要离开了。
转战东西南北的战略商人
1930年，哈默回到美国，这是他一生中最为活跃的日子，他得心应手，点石成金，涉及了许多领域，赚得了巨额财富。
当时，苏维埃政权对沙皇皇宫里抄出来的大批古董和精致的艺术品并不看重，贫困的人们也往往低价出卖家中的艺术品换钱123456口。哈默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从事收购工作，时间一长，他竟成为这一行业的专家。当哈默把这些艺术珍品完好无缺地运到美国时，美国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许多人都认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些老古董不会有人愿意购买。哈默非常自信，他先后投资在纽约和洛杉矶建造艺术馆，并挑选精美的艺术品在国内各城市巡回展出，引起很大轰动。他还精心印制了艺术品存货目录，分别寄给美国各着名百货商店的经理，并诚恳说明，愿以零售价40％的折扣将这些艺术品委托商店出售。随后，他又大张旗鼓地举行拍卖会，让自己的艺术品名扬天下，引来了无数顾客。
哈默从来都不会把自己局限于一个领域，在集中精力推销艺术品的同时，他得知罗斯福将会在全国推行新政，而原有的禁酒令也会被解除，全国对啤酒和威士忌酒的需求量将会猛增，酒桶也将会供不应求。哈默当机立断，立即从苏联订购了几船优质木材，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酒桶厂。禁酒令废除之日，也正是哈默制桶公司的酒桶从生产线上源源滚下之时，他的酒桶被各制酒厂用高价抢购一空。接着，他又从酒桶生产进入了啤酒生产行业，他的丹特牌威士忌酒一跃而成为全美第一流名酒，年销售量高达100万箱。
可以说，没有人知道哈默下一步要干什么，他随兴而为，但却百发百中。因为爱吃牛排，市场上却很难买到优质牛排，于是，他进入了养牛业，同样也获得了成功。后来，他还介入了广播事业。这些他都未投入很大的精力，哈默的直觉和魄力，加上他天才的经营能力和学习本领使他无往而不胜，成了商界的传奇人物。
50年代中后期，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危机日趋严重。为了鼓励私人开采石油，美国政府在加重对其他行业税收的同时，减免石油行业的税收。这一政策对一向富有冒险精神的哈默颇具吸引力，他又开始尝试投资石油业，尽管现在他已经是快退休的年龄了。
哈默首先接触的是当时处境十分艰难的西方石油公司。他答应借给该公司5万美元，条件是必须打出两口油井，如果油井出油，利润由双方五五分成。十分幸运，西方石油公司打的两口井都出了油，而且含油量还很丰富。哈默喜出望外，抓紧时机购买了大量该公司股票，成为西方石油公司的最大股东，从此他又全身心地投入了石油事业。
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哈默冒着巨大的风险，开始建立一个石油王国。他招兵买马，物色到最优秀的钻井工程师和最出色的地质学家，1961年终于在加利福尼亚钻探到两个巨大的天然气田。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跃上升到每股15元，公司的实力也足以与那些世界上较大的石油公司分庭抗礼了。
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富饶的大油田，早已是号称“七姊妹”的西方七大石油公司的天下，哈默却另辟蹊径，他把眼光投向了利比亚。
在别的石油公司放弃的没有希望出油的两块租借地上，哈默锲而不舍，终于在利比亚打出了一口日产原油7．2万桶的丰产油井，使利比亚人民为本国能出产石油而无比自豪。利比亚国王亲自接见了哈默，对他表示衷心感谢。接着，哈默又在干旱的库夫拉地区创造了奇迹——打出了人们日夜盼望的水井，找到了丰富的地下水源。这一地区已经20余年没有下过一场透雨了，全国人民都把哈默当成了救星！利比亚国王甚至激动地要把自己祖先出生的地方命名为“哈默”。然而，哈默却拒绝了，他认为打出油井和水井，都是他事业的组成部分，能够与当地人民共享胜利的喜悦，也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在石油行业内，哈默的公司进去最晚，却最早出油。1974年，他的西方石油公司年收入为60亿美元。到1982年，西方石油公司已成为全美第12个大工业企业，成为紧挨着“七姊妹”的世界第8个最大的石油公司！
世界公民
哈默的一生经历了一个世纪的9／10，他不仅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位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和平使者。
在苏联最困难的时期，他是第一个伸出援助之手，并沟通了苏美贸易渠道的西方商人。由于他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保持着友谊，便经常奔波于不同的国家传递和平信息、奔走于世界各国首脑之间进行私人外交活动。他曾设法促进美苏两国进行会谈，共同研究“星球大战”计划，共同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决定。
他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和平与人权会议”的发起者和赞助人。他经常慷慨解囊支持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他创办癌病研究中心，担任美国总统3人癌症研究顾问小组主席。他亲自率领医疗小组，去苏联抢救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
不仅如此，他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盛赞哈默当年对列宁的帮助，并邀请他到中国访问，希望哈默能为中国经济建设做出贡献。80高龄的哈默于当年便应邀访问中国，以后又多次来华，开始为中美贸易铺路搭桥。1982年，他与中国有关部门签订了山西平朔露天煤矿的可行性意向，并于1986年正式破土动工，这是当时最大的一项中外合资项目。此后，他的石油公司投标开采中国海洋石油资源，成为取得中国近海勘探石油权的第一家美国公司。1982年3月，哈默把他珍藏半个世纪之久的艺术珍品带到中国，在北京举办了“哈默藏画五百年原作展览”，为中美文化交流打开一扇窗口。
像这样的事情，哈默做了很多很多，他一生捐赠出去的钱自己都数不清了，为犹太人，为反法西斯，为和平，为教育……他永远没有停止自己的步伐。1990年11月12日，阿曼德·哈默这本精彩纷呈的书终于合上了最后一页，这位百战百胜的“经营之神”、走遍世界各地的公民因病逝世，享年92岁。
Ⅱ 舷号为911 的轻型航母是哪个国家的叫什么名字
泰国“差克里·纳吕贝特”号航空母舰 有的也翻译做“加克里·纳吕贝特”号
泰国皇家海军于1992年3月，与西班牙国营巴赞造船公司签约，订购了一艘能载直升机和鹞式垂直/短距起降机的轻型航空母舰，由该公司的法罗船厂建造。1996年1月1月20日下水。泰国王后诗丽吉亲赴西班牙，为其命名为“差克里。纳吕贝特”号，而“差克里”是曼谷王朝开国国王的名字。在命名的同还公布了此舰的舷号为911。
全长182.6米，宽22.5米，吃水6.25米，标准排水量7000吨，满载排水量11485吨。其动力装置为柴－燃联合形式，最大航速26节，续航力为10000海里/12节。它的标准载机为12架AV－8S“鹞Ⅱ”垂直起降战斗机或14架“海王”直升机(也可以是6架“支奴干”直升机）。舰员编制为455人，航空人员为146人。是世界最小的航母之一。
中国也有一艘舷号为911 的军舰， 但不是航母， 是天柱山号登陆舰。估计这两艘船一起到中东访问会大受欢迎，呵呵。要在美国露面，美国人看到肯定都是苦逼脸了。
Ⅲ 懂历史的进来~第一个把小提琴引进中国的人是谁
小提琴艺术是如何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转载）
作者：李德伦
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小提琴在我国也如此。我国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在国际上令人瞩目，我们的教学方法也被国外所公认，这条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呢?这就要我们的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理论家、音乐大师们认真思考并整理研究了。我后悔多年来不关心这方面的事，总以为这是许多人亲身经历过事，没想到转瞬间许多人都过世了，想问也不可能了。因此，有必要将我知道的、听说过的事记下一些，由于记忆模糊，传说或许有误，错误在所难免，仅供参考。
清末“西学东渐”后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起，西洋乐器逐渐在我国传播，从清朝的宫室到民初的大总统府、北京警察厅、北洋军阀的军队等都有吹奏乐队，其中也有以小提琴为主的小型管弦乐队。
在我刚记事的时候，(约在1920)，曾在北京的一个大宦家的婚礼上见过大总统府的管弦乐队，那一套大小不同弦乐器(特别是大贝司)给我很深的印象。我曾听过这个乐队队长(叫王汉卿、字庭选)拉琴，除了他拉的一些京剧曲调外，对他拉的那许多强烈的和弦和双音，我感到吃惊。
那个时期，演奏员的训练都是请外国教习，从贫儿院选或召集一些贫苦少年开班训练，像训练新兵一样，文化课、乐理课很少管，缺乏全面的训练，人们都叫他们军乐兵。我记得大军阀张宗昌就曾在山东搞了这样一个管弦乐队，是请白俄教习来训练的，后来张宗昌垮台，国民党政府接管后搬到南京，改名“南京市政府乐队”，那个白俄教习不见了，乐队弄得支离破碎。
民国初，学堂音乐教育兴起，人民对外国音乐发生兴趣。20年代至30年代，世界着名的小提琴大师也先后来我国演出。如：1923年克莱斯勒来华多次举行了独奏音乐会，节目有贝多芬《克莱采尔奏鸣曲》，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等。后来又有海菲兹、蒂博、戈尔德贝格、津巴利斯特和西盖蒂等陆续来华演出。这个时期值得一提的是马思聪在全国的巡回演出，1936年他来北平的第一场音乐会就是在北京饭店举行，担任伴奏的是清华大学的古普卡教授，那时北平的音乐爱好者们都以我们中国人有这样高水平的小提琴演奏家而感到自豪。抗战前最后一个来华的是爱尔曼，我记得爱尔曼来北平演出正值“西安事变”，之后，抗日统一战线大发展，在团结抗日的热潮中，吕骥同志到北平组成“北平歌联”，掀起了炽热的抗日歌咏高潮。爱尔曼开独奏会的那一天，我和吕骥都去了，还遇见好几位“民先”和“学联”的同志们。爱尔曼一上台拉出像小号一样光辉洪亮的号角声，使我震动而兴奋，那就是莫扎特D大调第四小提琴协奏曲开始的D大调分解和弦。
从1923至1937年这十余年中，有这么多为全世界瞩目的小提琴大师在我国演出，鼓舞了许多热爱音乐的青年学习小提琴。1920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设立了音乐科；1922，北京大学附设了音乐传习所，以后全国许多高等院校设立了音乐科系；后来又创立了上海音专、广州音专、福建音专等，这就要求有高水平的教员来培养专业的小提琴演奏人材。这时，由于欧洲大战及俄国革命的动荡局势，许多高水平的小提琴家来华工作。在北京的有：托诺夫(他是奥尔的学生，在华工作近40年，他的学生遍及全国，如刘天华、冼星海、赵年魁等)、普若洛夫斯基(在华工作40年，早期的学生有黎国荃、蒋凤之等)、欧罗谱(他也是奥尔的学生，在华工作20余年，他的学生很多，着名京胡大师杨宝忠就跟他学习小提琴)等，在上海的有：富华(上海音专教授，工部局乐队首席兼指挥，在华工作31年，“音专”早期的毕业生多出自他的门下，如陈又新、戴辉伦等)、普杜什卡(在华工作约30年，来自沙皇时的库斯维斯基乐团，晚年授课于国立音乐院常州幼年班，直至建国后，中央乐团许多老队员都出自他的门下)、阿德勒(原是维也纳歌剧院首席，受纳粹迫害来上海，任“音专”教授、工部局乐队副首席。在华十余年，他也曾在国立音乐院常州幼年班教学，现中央乐团的许多骨干队员多出自他门下)、黎扶雪(来自圣彼得堡乐队，曾为苏联无指挥乐队成员，来华工作近30年，曾任上海音专教授，工部局乐队二提琴首席，他的学生中有重要影响者颇多，如司徒兴城、华缄兄弟、窦立勋等)。在哈尔滨的有：特拉赫田伯格(曾任中东路乐团首席，他的学生很多，如后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的M·斯特恩也出自他的门下，特赫田伯格曾在北京教学，在华工作约30年)、西德洛夫(是朝鲜着名小提琴家白高山之师)等。
此外，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曾在华工作过的外国小提琴家们，他们是：金兹伯格(20年代曾在哈尔滨、上海等地工作过，后任美国费城乐队首席，朱利亚音乐学院脘长)、威廷伯格(约希姆的学生，柏林“斯特恩音院”的着名教授，30年代，被纳粹赶出德国来到上海，我国许多已成名的小提琴家们纷纷到他门下就学，他在华工作13年，1952年卒于上海)，我国老一代小提琴家、教育家大都出自这些老师门下，这些老师将他们的后半生献给了我国早期的小提琴教学事业，其中多数将他们的骸骨埋葬在我国的土地上。
我国早期的小提琴家还有不少是留学外国回来的，如马思聪，是大家所熟悉的，还有司徒梦岩，他1915年回国，是造船专家，他精于小提琴，也从事演奏和教学工作，他最早将小提琴用于广东音乐，并把广东戏的二胡发展为高胡，他又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制造家。直到抗日战争以前，我国的小提琴演奏者还很少，技术还很不成热，像马思聪这样的独奏家还只是个别的，在大专院校教琴的大都是上述外国教师，也有刘天华(在北京女师文理学院音乐科、北京艺专任教，主要教国乐，也兼教小提琴)、马思聪(在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任教)等少数中国人。当时音乐会的演出都是业余的，曲目多是综合性的(包括声乐和其他)，还没有以拉小提琴为生的提琴家。专业乐队除全部是外国人的上海工部局乐队外，从清宫，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的南京市府乐队都是只以军乐为主的仪仗乐队，配有极少数弦乐，待遇极低，音乐家们组织了一些业余乐队，但只维持很短时间，还要自己出钱，小提琴家们只能靠收私人学生或谋其他职业维持生活。
在这一时期，曾经出版过丰子恺、袭梦痕编写的(小提琴演奏法》及张洪岛翻译的俾托维斯基所住的《小提琴演奏法》这两本书，他们曾给那些远离大城市又找不到老师的小提琴爱好者以很大帮助。在20——30年代，我国还出现了小提琴制造家，除上述的司徒梦岩(他制做的琴至今还保存在他的子女手上)外，还有王玫、李信征、谭抒真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风起云涌的抗日歌咏运动在全国城乡展开，器乐活动的规模也相对地扩大，因此，小提琴也被介绍到大后方和根据地。在音乐院校，中国的小提琴教师担负了全部教学任务，一些院校则创办了幼年班，为迎接新的时代培养人材。在大后方，出现了规模不大的管弦乐队——中华交响乐团，小提琴也逐渐地为根据地乃至敌后到处都有的宣传队、文工团所用，到解放战争时期，延安成立了中央管弦乐团，东北有鲁艺音工团，而在各解放区的文工团里，小提琴也被大量应用。
应当说小提琴真正深入广泛地发展是在建国以后，原来全国只有三个音乐学院。建国后，又陆续建立了七个音乐院校，各省还设立了艺术学院、师范学院音乐科、系。中央音乐学院还请来了苏联专家米希强斯基、马卡连珂、别列金这些经验丰富的小提琴教师。原有的教师在与苏联专家共同交流切磋的过程中得到了明显地提高，学院建立了新的教学方法、大纲，制度和体系，改变了过去那些缺乏系统、散漫的教学方法。此外，我国还派了一些留学生去苏联、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学习，这批留学生回国后，充实了教师队伍，提高了教学质量：原有上海交响乐团充实扩大一倍以上，成为完整的交响乐团：在北京建立了规模宏大的中央乐团，请了德国专家及苏联专家帮助工作：在西安、广州也陆续建立了乐团，全国各省、市的歌舞团也都有了各种规模的管弦乐队，这比在建国前只有一个小型的中华交响乐团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建国后的50到60年代初，世界着名的小提琴大师陆续来到我国演出的有：大卫·奥依斯特拉赫、柯岗，巴丽诺娃，克里莫夫、皮凯金、施赫莫尔佐耶娃，萨图列斯基、沃依库、苏克等。从 1969年起，斯特恩、梅纽因，赛维尔斯特恩、依达·亨德尔、嘉祉、莫耶、泰来福森、特里齐亚柯夫等人师又相继来华演出，表演遍及全国，不仅开独奏会，还和各地乐队合作，演出协奏曲，规模、范围、影响之大，远非20—30年代小型演出可比。
我们的小提琴艺术家们终于踏上了国际乐坛，并在世界上最重要的比赛(如伊萨依、卡尔弗莱什、帕格尼尼、柴科夫斯基等命名的比赛)中获奖。记得1985年，我在巴黎观看梅纽因小提琴比赛，听到我国选手赵茜演奏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时，几个评委眯起眼睛说：“真美、真迷人”，喷喷声称赞不已。我国青年小提琴家吕思清及留苏学生罗小峰在加拿大、苏联演出此曲时，也有同样反映，这不仅说明我们的演奏技术已发展到很高水平，而且还具有自己的演奏风格、特色，这些成绩的取得有力地说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摸索、积累，我们终于走上了与世界许多国家高水平的小提琴家们并肩前进的道路，也逐渐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教学体系。
我们要很好地分析总结这半个多世纪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要搜集整理这六、七十年的历史资料，找出它的得失的事实和原因，总结出具有我们自己特点的一整套教学体系和方法。
参考资料 http://www.yyjy.com/yyjy/xy/jx/200409/4513.html
Ⅳ 求斯大林平身简历。
苏联领袖斯大林生平简介http://jczs.sina.com.cn 2005年04月20日 18:52 新浪军事
生于： 1879年12月9日生于格鲁吉亚哥里；
卒于： 1953年3月5日；
简要生平 斯大林(1879年～1953年)苏联共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战略家，苏联大元帅。生于格鲁吉亚哥里城一鞋匠家庭。1894年进正教中学读书，开始参
加革命活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3月开始职业革命家生涯，投身俄国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先后被捕 7次，流放6次。1903年被选进党的高加索联盟委员会。曾参加俄国 1905年革命，捍卫并执行布尔什维克的战略和策略。1912年被增补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并领导中央委员会俄罗斯局的工作。1917年 5月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主持党领导武装起义的革命军事总部，协助列宁组织和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革命胜利后，他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国家监察部人民委员等职。在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先后担任全俄中执委工农国防委员会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南方、西方、西南等战线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转战各地，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卓越功勋。
1922年4月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中央 总书记。
1924年1月列宁逝世后，他领导苏联党和人民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把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为国防奠定了牢固的经济技术基础。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担任国防委员会 主席、国防人民委员和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他动员、组织和领导全民进行反法西斯战争。依靠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及其总参谋部，及时作出 战略决策，制定战略计划，组织战略协同，组建和使用战略预备队，先后取得了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等一系列战略决战的重大胜利。同时，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曾参加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举行的会议，在推动世界反法西斯 联盟的建立和巩固，制定打败德意日法西斯的战略决策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战后，斯大林担任苏联共产党党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苏联武装力量部长，领导苏联人民恢复和发展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经济，加强国防建设，迎接“冷战”的挑战。
在斯大林的一生中，军事活动占有重要地位。他对苏联军事理论和军事学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斯大林是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在一生中也犯过许多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搞个人迷信、后期思想僵化和把苏联一国经验绝对化等，给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不良影响。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患脑溢血在莫斯科去世，终年73岁，被葬于莫斯科红场。
军衔： 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被授予苏联元帅(1943年3月6日)，苏联大元帅(1945年6月27日)，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苏联英雄称号(1945年6月26日)，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39年12月20日)。
受嘉奖情况： 1枚苏联英雄奖章，1枚苏联劳动英雄“镰刀斧头”奖章，3枚列宁勋章，2枚“胜利”勋章(1944年7月29日和1945年6月26日)，3枚红旗勋章，1枚苏沃罗夫一级勋章(1943年11月6日)，共计9枚勋章，5枚奖章，第一骑兵集团军军刀1把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赫-巴托尔”勋章1枚(орден Сухэ Батора)
在斯大林身边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新中国建国前后，那时，中国共产党领袖刘少奇和毛泽东先后访问苏联，在苏联，汉学家尼·费德林受到了重视，他进了克里姆林宫，参加了斯大林同刘少奇、毛泽东的会谈。在斯大林身边，他目睹了这位领袖的多疑和偏执，也感受了这位领袖非同寻常的个性和魅力。
A 斯大林亲拟电稿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刘少奇访问苏联时，有一次，斯大林在“远方别墅”会见刘少奇，当时需要把一份重要情报寄给北京的毛泽东。
斯大林对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说：“我认为我们应立刻把这问题通报毛泽东同志，让他了解我们的观点。同志们，你们有意见吗？”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总是不发表意见，所有的人都明白，领袖怎么说，就该怎么办。
“那么谁来起草电文？”斯大林又说。
没有人打破沉寂。
“既然一致同意发通报，那么现在……马林科夫同志，你来动手怎么样？”那一位坐在那里没有反应，不过，他的耳朵似乎竖起来了。
“那么我们请……算了吧，还是不求人，我自己来。”斯大林断然地说，他把打字员叫来，一面口授，一面沿着会议桌走来走去。
我把他口授的内容给刘少奇翻译，后者十分专注，一字不漏地听着。斯大林说得很慢，一字一句斟酌着，仿佛要把每个字都刻下来一样。每讲完一句就停一下，提醒打字员严格按照他的要求打上标点符号，不要任意改动句子。他说得干脆利落，而且只说一遍不再重复。后来我也渐渐适应了他的做法。
口授完毕之后，斯大林要求迅速打印出来，在座者人手一份。不一会儿，每人面前都放了一张印好的通报，文字只占半页左右。应刘少奇的要求，我又把印好的文本翻译了一遍。文本异常简练，没有多余的字，也没有多余的标点符号。顿时，我对领袖敬佩得五体投地，这是扎扎实实的本领，决不是卖弄聪明信口开河可以得来的。
念完文本，斯大林又对在座者说：“看完请大家发表意见，有没有补充或删节？”
谁都不吭声。刘少奇首先打破沉默，他说：“写得好极了，斯大林同志。通报简明扼要。感谢您，祝贺您，斯大林同志。”
是的，是的，好极了。别的人马上一个个附和：“我们祝贺您，斯大林同志……”还有其他一些赞美词，如光荣光荣之类，他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可以膜拜的偶像。
B 他的脸上有麻点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来到莫斯科，他和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见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办公室举行。我负责陪同毛泽东，担任这次和以后几次会见的翻译。
打开门，斯大林坐在办公室的最里端，我们需穿过房间才能到达他跟前。他慢悠悠地站起身来，离开办公桌，不慌不忙地走过来。他的神态沉稳凝重，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
“您好，斯大林同志。”毛泽东激动地说。
“欢迎您光临，毛泽东同志。”斯大林的声音不高，停一下，又说：“您比我想象中更年轻，更健壮……”
接着斯大林请客人在一张顺着墙放的长桌旁就坐，那是一张专用的会议桌。
“请毛泽东同志对面坐，我们好面对面地谈。”东道主向我指了指客人的坐位。斯大林的动作不大，手势平缓，胡子里透出友善的微笑。
毛泽东坐下，他的随行助手师哲坐在他近旁，斯大林转过头对我狡黠地笑了笑，压低声音轻轻说：“你坐到桌子顶端主席座上去，那里方便些，也不会影响我们……”
我们靠得很近，我第一次看清了斯大林的脸，脸上有天花留下的麻点。
我觉得自己在这是个多余的人，即使没有我，宾主也会谈得很高兴。但是出于礼貌，只得硬着头皮坐下来。这完全是语言上的需要，因为一方讲的是俄语，而另一方只会讲汉语。接下来的几个故事便发生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会谈中。
C 汉字引来的疑惑
有一次，毛泽东在回忆同国民党军队战斗的艰苦岁月时，介绍了共产党军队被敌军包围的情形。当时的形势极端危险，多次冲锋而未能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于是指挥员号召战士：“不畏艰险，视死如归。”
当时我听不懂这种概括性的口号，便请毛泽东用汉字写在纸上。并请他解释一下这个字的意思。
“你的秘密活动要搞多久呀？”耳畔传来了斯大林的声音。想象一下我当时的感觉吧，好像被电击中一样。对于斯大林的喜怒无常我是早有所闻的。他总觉得有许多幽灵在他身边活动，每走一步都见得到叛徒、奸细和人民公敌的影子。
“是这么回事，我在理解上有困难……”我连忙解释。
“你的困难是不是拖得太久了？”这是警告性的谴责，起码我这样认为。
“有一个字弄不懂……”我又试图说明。
“你是不是想使我们陷入中国学的迷魂阵？”他还没有罢休。
“就只一个字，它的意思译不出来……”我赶忙说。
“那就劳驾把这个字和整个句子都按字面直译吧！”主人不容分辩地说。
我遵命照办。当时在我的眼里斯大林是一位语言专家。他沉吟了一会儿，问道：“毛泽东同志是怎么解释的？”
“我也想知道呢，不过他什么都没说。”我回答着。
“那就继续搞你的秘密活动吧！”斯大林没有转过头来。这时，幽灵一般的贝利亚，他那鸢一样犀利的目光透过夹鼻眼镜朝我的方向闪了几眼。贝利亚并不参加讨论，他在场纯粹是监视别人的一言一行。我似乎感到，他那尖利的目光正在宣判我的死刑。
我再次向毛泽东求教。他说，这话出自中国古代名将岳飞之口。他还说：“‘归’在这里不作通常的‘回来’、‘再来’解。在中国历史上，‘归’的原始含义是‘回到原本状态’，因此，这个成语应该理解为：‘藐视一切困难和痛苦，像看待自己回到原本状态一样看待死亡。”
斯大林听完毛泽东的解说和我的翻译之后，沉吟了一下，轻轻说：“这位将领，真是有勇有谋啊！”
顿时，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把我的脑袋从断头台的刀口上拉了出来，我如释重负。
D 斯大林的葡萄酒
有一次，会晤照常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进行，我坐在毛泽东一侧。他悄悄问我，为什么斯大林要把红白两种葡萄酒混合起来喝，而别的同志却不这么做。我答不上来，要他问问斯大林本人，但是毛泽东不好意思，他说这样问不合适。
“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不能说给别人听听吗？”斯大林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我吓得哆嗦一下，转过脸来，正好碰上斯大林透过夹鼻眼镜射过来的严厉目光。这双眼睛随时在瞄准着大家。我明白，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上，天有不测风云，随时都可能大祸临头。
“哦，他在问……”我嗫嚅着。
“是吗，问什么呢……”斯大林冷言冷语。
“毛泽东同志问，您为什么把不同的酒掺起来喝，而别的同志却不是这样喝。”我一口气说了出来。
“那你干嘛不问我？”他紧盯着我问。
我早已发现主人对我不信任。他患有多疑症吗？是经常性的吗？对所有的人都怀疑吗？一连串的疑问从我大脑中掠过。
“对不起，是毛泽东不让我问，他怕这样问不礼貌。”
桌子对面发出一声冷笑。
“那你在这里该听谁的呢？”斯大林狡黠地问，胡子下面带着几分笑意，他开始向客人解释：“这是长期来的习惯了，每种葡萄酒都有自己的味道和醇香，特别是格鲁吉亚酒。我觉得红酒中渗一点白的味道更浓郁，就像一束鲜花散发着多种花的香味。”
“斯大林同志，那你更喜欢哪一种呢？”毛泽东问。
“我么，更喜欢白葡萄酒。不过我也相信红葡萄酒的好处。以前，在流放期间我患了伤寒症，监狱里一位好心肠的狱医悄悄给我一点红葡萄酒，大概是西班牙酒吧，把我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起码，我是这样相信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葡萄酒的疗效。”斯大林若有所思地说。
E 惊心动魄的一道菜
在一次宴会中，“费德林同志，”斯大林对我说，“请你把盘子递过来。”
我走到他跟前，他像往常一样，眼睛看着别处对我说，“你来尝尝这个菜。恐怕你从来没吃过哩……说不定，是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他加上一句，眼睛仍然望着别处。我心里嘀咕，为什么要扭转脸说话呢，难道我就这么让他讨厌吗？平时人们交谈，总是望着对方的眼睛，这是一个基本态度。眼睛也是会说话的，起码有助于理解。
我感谢他的款待，但是并不感到快活，心里老是忐忑不安。女服务员上菜时，同主人悄悄说了几句，她没有把这个菜撤到摆餐具的小桌上而是留在斯大林身边，我想起斯大林说的“头一回和最后一回”，就似一只受惊的寒鸦，警觉地注视着他们。
“费德林同志，味道如何？这个菜你喜欢吗？”斯大林马上就问我。
“对不起，斯大林同志，我，我……”我紧张地勉强说了一句，“做得很精美……”
牙疼不等于没有胃口。
“那你怎么不说话？”他没有责备之意，我却仿佛被戴着羊皮手套的手轻轻抽了一下。
这个菜确实很好吃：火鸡的肝，加上辣椒和盐，完全是高加索风味。不过中国有句古诗：“醉翁之意不在酒……”虽然款待了我，我仍然惶恐不安。
一切总算对付过去了。我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结果还算好，没有恶意没有中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自有分晓。（司马林/整理）
斯大林为何最后一刻下令别碰希特勒？
据俄罗斯《论坛报》报道，苏联英雄、卫国战争参加者、作家卡尔波夫用了数十年时间亲自调查1941—1945年卫国战争的某些事件，依靠保存下来的零星档案，以及对参战将领和特工、外交家的访谈，试图为卫国战争史填补空白。
传闻一：莫斯科保卫战期间斯大林建议德国停战，共同打击英美
这样的谈判确实举行过，在1942年2月20—27日。当时的情况很像列宁在1918年为了拯救年轻的苏维埃俄罗斯而缔结了相当苛刻的布列斯特和约。斯大林看到，红军损失严重，大多数军工厂正在向大后方撤退，急需喘息时间。最高统帅下令情报机关同德军指挥部联系，以他的名义建议停火。
到德军占领下的姆岑斯克参加谈判的苏方代表是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德方是党卫军参谋长沃尔夫。斯大林建议，1942年5月5日6时到8月1日18时全线停止军事行动，随后德军应撤到事先商定的界线，并在1943年底前与苏军一起对英美开战。文件还说，苏联准备考虑对德媾和条件，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到国际犹太人组织头上；如果德方拒绝，德军将被击败，德国将不复存在。
梅尔库洛夫1942年2月27日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德方建议停火后把战线现状维持到1942年底，苏联政府应立即把犹太人送到极北地区的集中营里消灭；在随后的世界格局中，德国要求统治拉美、中国和阿拉伯世界。
苏方表示无法接受德方要求，谈判中断。斯大林没有出卖本国的犹太人。
卡尔波夫认为，斯大林想同德国一起对英美开战是一种策略手法，目的是赢得时间。
传闻二：苏联特工机关制订了消灭希特勒的计划，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斯大林在最后一刻放弃
早在1941年苏联就准备谋刺希特勒。当时苏联情报机关推测，希特勒会像拿破仑一样，在攻占莫斯科后亲临苏联首都。情报机关成立了几个小组，准备了好几套方案。但德军并未攻下莫斯科。
第二个计划是1942年制订的，当时获悉希特勒要到德军占领下的乌克兰文尼察的野战指挥部。当时正在敌后的苏军颠覆队队长、资深特工梅德韦杰夫被责成执行这项任务。但行动失败。
最接近于成功的是老特工苏多普拉托夫和伊林筹备的“连环套”。他们通过希特勒的亲信，步步接近“元首”。第一环是名演员布鲁门撒尔—塔马林娜的儿子弗谢沃洛德，他曾投靠德国，并与希特勒宠爱的影星契诃娃一起，取得了法西斯的充分信任。第二环是苏联把弗谢沃洛德的侄子米克拉舍夫斯基派到他身边。1943年，这时情报机关向斯大林请示行动。斯大林听完梅尔库洛夫和苏多普拉托夫的报告，只说了一句话：“这事别干了。” 但米克拉舍夫斯基的线没有断。1944年，机会又来了，再次请示，斯大林指示：“希特勒不用收拾掉。”这次梅尔库洛夫大着胆子探问原因。斯大林说：“要想彻底击溃德国，我们需要希特勒。只要他活着，德国就不会同西方单独媾和。万一希特勒消失，西方就可能同他的继承人戈林等谈妥条件。这对我们不利，我们已经接近于彻底打败德国了。所以你们别碰希特勒……” 就这样，斯大林出于战略考虑，放过了希特勒。
传闻三：德国也想对斯大林搞恐怖，但没成功
希特勒曾下令弄死斯大林。
为采取行动，德国人挑选了前苏联军官塔夫林。此人在前线向德军投降，后又进入德国军事情报机关的间谍学校，他表示愿意去暗杀斯大林。打入国防人民委员部干部局和预备队司令部的两名德国间谍给他伪造了假履历，塔夫林和报务员希洛娃将装成在前线行动中负伤的苏军锄奸总局少校夫妇。塔夫林的行动方案有两个：第一方案是潜入有斯大林出席的一场庆典，用淬毒子弹对斯大林开枪；第二方案是用特制的微型火箭筒打斯大林的汽车。
但是，1944年9月5日，空投塔夫林和希洛娃的德国飞机被苏军高炮击伤后迫降，他俩被捕。塔夫林马上招供。苏方将计就计，让他呼叫德国请求支援，轻易地消灭了新派来的德国特务。这场游戏一直持续到1945年4月，德国还在眼巴巴地等结果，丝毫没有怀疑塔夫林和希洛娃已被识破。我们的反谍机关一直等到1952年，确信再也没有德国特务上钩，才枪毙了他俩。
传闻四：希特勒没死
许多人相信，希特勒并没有服用致死剂量的毒药，而是逃出了地堡，后来做了易容手术，长期隐姓埋名。
这完全是杜撰。
有许多确凿证据表明，希特勒是1945年4月30日自杀的。就以希特勒的私人司机埃里希·肯普基的回忆录《希特勒的尸体是我烧的》为例。
当时，苏军已经推进到波茨坦广场和直通帝国总理府的大街。接到这个报告，第三帝国的“元首”明白，再不自杀他就可能被活捉。他先让爱犬吞了毒药囊，然后自己和头天才成为他正式妻子的埃娃·布劳恩也服了毒。根据他的遗嘱，“元首”夫妇的遗体由埃里希·肯普基在帝国总理府旁的花园里烧掉。
传闻五：斯大林是奉贝利亚之命被毒死的
有许多根据认为，这个说法有道理。
第一，这是事态的直接见证者莫洛托夫告诉我的。他是这么说的：“完全有理由产生这样的怀疑。也许，不是贝利亚亲自动的手，而是他假手他信任的特工或医师干的。1953年5月1日，在列宁墓检阅台上，他向我、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承认：‘我非常及时地把他给收拾了……’” 第二，医师会诊材料间接证明斯大林死于中毒。据米亚斯尼科夫教授事后回忆，斯大林有中毒的一切迹象。但是，医务人员在贝利亚冷酷阴毒的目光逼视下，不得不写下了迎合他意见的尸检鉴定。
Ⅳ 文学家的故事
高尔基 玛克西姆·高尔基是伟大的俄国作家、“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列宁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生于尼日尔爾尼·诺 夫戈罗德城（现名高尔基城），父亲是细木工，早逝。高尔基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外 祖母家贫，十一岁的高尔基就不得不出外谋生。他曾在鞋店、圣像作坊当学徒，在轮 船上帮厨，做过脚夫、锯木工、园丁、面包师等等以维生计，少年时期曾参加倾向民 粹派的大学生秘密团体；这一切就是高尔基的“大学”。二十岁后，高尔基开始在祖 国各地流浪，目的在于“了解一下俄罗斯”，“看一看人民是怎样生活的”。在长期 的流浪期间，他一面做工，一面组织秘密小组，进行革命宣传。一八九二年九月高尔基发表了他的处女作《马加尔·楚德拉》，从此，一颗光芒夺 目的明星升上了俄国文坛。九十年代高尔基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大多取材于“底层”社会（如《马尔华》、《柯诺瓦洛夫》、《切尔卡斯》等）。在高尔基早期作品中，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民间传说和寓言式的故事占有重要地位，如《伊则吉尔婆婆的故事》、《鹰之歌》、《海 燕之歌》（1901年）；其中《海燕之歌》是一曲鼓舞人心的向革命进军的号角。九十年代末，高尔基的创作思想臻至成熟，这时期高尔基发表了第一部着名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1899)，接着，《三人》(1900)也问世了。此外，高尔基还写了许多具有极大社会意义的剧本，如《小市民》(1901)、《底层》(1902)、《消署客》(1904)、《太阳的孩子》(1905)、《野蛮人》(1905)、《仇敌》(1906)等等。 一九0六年高尔基最着名的长篇小说《母亲》问世。高尔基在许多作品中无情地抨击了作为旧制度支持力量之一的小市民意识（如中篇小 说《奥古罗夫镇》，1909；《马特威·克日米亚金的一生》，1911）。第一次世界大 战前夕高尔基发表的重要作品有《意大利的故事》、《俄罗斯漫游记》等。在准备十月革命的年代里，高尔基完成了自传性的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 (1914)和《在人间》(1916)，第三部《我的大学》于一九二三年写成。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完成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事》(1925)，同时又创作了几个剧本，其中着名的有《叶戈尔·布雷乔夫及其他》(1932)等。高尔基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一部史诗式的不朽巨着。 高尔基不仅是语言艺术家，同时还是评论家、政论家和学者。高尔基的文学论文是对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大贡献。此外高尔基还从事大量的社会活动，他曾担任《红色处 女地》杂志的编辑工作，组织“世界文学出版社”，领导一九三四年第一次苏联作家 代表大会工作，同时他还是国内战争史和工厂史写作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在他的关怀 下，培养出整整一代的苏联作家。
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对他晚年的沉重打击。随后，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中断。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俄罗斯作家申塔林斯基在前苏联秘密警察（克格勃）档案中，发现列宁和斯大林统治时期有关作家艺术家的大量秘密档案，皆属苏联政权的高度机密，多年被封锁，申塔林斯基把这些史料整理成一本书，1993年在巴黎出版法文本；1995年英国伦敦出版克罗福特译自俄文的英文节译本《克格勃文学档案》，对了解斯大林时代苏联作家、艺术家遭受的种种迫害实情以及死亡的真实原因和日期，都是第一手史料；倍受赞扬、地位首屈一指的高尔基，虽未被监禁过，同样受到克格勃的秘密监视，苏联秘密警察总部档案室存有大量关于他的秘密材料。
跟列宁闹翻
高尔基被前苏联当局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也跟列宁有 “伟大的友谊”，但从克格勃档案里看，高尔基与这位俄国“革命之父”之间发生过多次观念和政治冲突，几乎闹到决裂地步。高尔基稍有摇摆，列宁就会批评他，高氏则报以诙谐一笑：“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说去，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有那么几分傻劲儿……”。十月革命发生后，高尔基被事实震骇，在《新生活报》 （左派孟什维克办的日报，1917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发表文章，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认为这是俄罗斯的悲剧和毁灭，由此，1918年夏列宁则以一纸命令关闭了这家报纸。第二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开幕时，列宁评论高尔基为此次会议写的文章“毫无共产党人气味，却有浓厚的反共性质。因此，这种文章绝不能在杂志上发表。”
到了1920年上半年，他们之间几乎断交，高尔基在列宁五十寿辰之际，把他同彼得大帝相比，说：“看见这个伟人，总让人有那么一种恐惧，他随心所欲地摆弄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历史杠杆。”1922年， 秘密警察第七部在暗中准备整肃高尔基，他们从高氏的朋友和熟人那里收集证据。此时，列宁和契卡总头目捷尔任斯基依然在世。
列宁和高尔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10月20日，关于此次相见，有过一些戏剧化的描述，如电影《带枪的人》（1938年）。这次相聚也是分手，列宁一再要高尔基移居国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
这是对持不同见解者的一种驱逐方式，两年之间有数十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国。可是苏共却不让另一些需要出国的人走，1921年诗人布洛克重病，高尔基一次次催促列宁和卢那察尔斯基放布洛克去芬兰治病，但诗人还是在得到护照前去世了。18天后，即8月25日，另一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白卫分子，尽管根本没有证据，高尔基对此案的求情同样毫无作用。这两位诗人的死亡，开启了作家受害的时代。
1921年10月8日，高尔基写信跟列宁告别，离开苏联去了欧洲。 1922年夏他在德国北部一个小城，得知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正在莫斯科受审，7月1日写给苏维埃政府首脑里科夫：“亲爱的阿列克谢 ：如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这场审判以谋杀告终，那么这将是一件有预谋的罪恶谋杀。我请求你把我的观点告诉托洛茨基和其他人。我希望这不会使你惊讶，因为在整个革命期间，我已经向苏维埃当局一千次指出，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是愚蠢和犯罪行为。我现在坚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一罪行将会使俄国在道德上自绝于社会主义欧洲。高尔基”。他7月3日也写信给法朗士，希望在欧洲唤起公众关注此事，流亡国外的孟什维克人士 主办的杂志发表了高尔基这封信。两封信都保存在克格勃总部。他写给法朗士的信产生广泛影响，惊动了克里姆林宫。列宁称高尔基的信“卑鄙”，托洛茨基则指示《真理报》“就作家高尔基，写一篇措辞温和的文章，搞政治的人不会把这种文人放在眼里，要用外文发表”。一篇题为“几乎堕落到极点”的措辞严厉、猛烈批判高尔基的文章说：“从这种政治声明可以看到，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他的危害极大……”。但也许是高尔基的呼吁起了效果，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革命法庭通过的死刑判决，却没有执行死刑。
流亡意大利
高尔基和家人住在意大利的索兰托，他在整理他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撰写文章和回忆录，与外界保持广泛的通信关系，身边朋友和客人不断。他已年近花甲，似乎应当决定自己晚年的去留问题，可是当他听到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开列了一个书单，要把所有图书馆里的《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的着作下架的消息之后，决定宣布放弃他的苏联国籍，甚至为此写了一份声明。
他为此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强烈批评。莫斯科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公开说他是一具僵尸，在文学上已成废物；流亡巴黎的旧俄人士则强烈谴责他跟苏联革命的关系，把他那篇关于列宁的随笔视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奇耻大辱。高尔基《论俄罗斯农民》一书出版后，既引来克里姆林宫的愤怒，也遭到一家流亡报纸的谴责，说他诽谤俄国农民。另一家报纸则刊登苏维埃政府一项决定：如果高尔基进入苏联边境将会被逮捕，迫使高尔基马上声明自己忠诚于苏俄，他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这一期间，莫斯科的秘密警察总部文件柜多了一份题为“高尔基在国外”的文章，无人署名，也没有日期，可能是秘密警察派在外国的某个间谍撰写的一份汇总材料，以备发表用。新闻界对高尔基的各种报导，都在秘密警察总部有细致分析，国外流亡报纸都被打印出来，各种文字都被译出。高尔基的大量信件，特别是他人写给高尔基的信，都被秘密警察总部收集。高尔基1924年3月3日致叶卡特琳娜· 彼什科娃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不要再谈论什么我是受某个人影响这种话。大家应当知道，我55岁，我自己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那么容易受影响，那么我很久以前就应当服从伏拉基米尔·伊利奇，他在影响别人方面无人能及，那么今天我就应当灯红酒绿，有芭蕾舞女演员们簇拥，坐着最豪华轿车满城兜风……”这封信写于列宁死后六周。
秘密警察感兴趣的是高尔基的着作和观点，以及他对苏俄政权的敌人所持的态度。他的秘密档案成为一项巨大工程，耗费大批特工的劳动。他的信件上有许多批注，如“送第七部”、“送阿格拉诺夫”、“存档”、“对照原文查过”，等等。
秘密档案中有高尔基1927年9月8日写给身在苏联的年轻作家朋友维·伊凡诺夫的一封信，此信从未披露过，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观点：“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种把群众、把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级理想化的做法。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喜欢把人生的责任由个人转移到群众、集体、某个党或某个集团。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罂粟种更有生命。我相信，如果我倒过来看问题，那就虚伪可笑了”、“当我想象俄国、中国、印度和所有其他乡村地区那一片无知而又混乱的大漠，看到这大漠前面那位极为渺小、非常疯狂的俄国革命者——尽管他发现了阿基米德的杠杆——便唤起我对这位俄国革命者命运的某种焦虑……”
从高尔基这些观点可以看出，他是怀疑、批评俄国革命的，为此他曾不得不流亡，但当他后来回到苏联之后，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为什么要回国？关于这个问题，秘密档案没有交待，也未见到关于高尔基的研究对此做出解释。
利诱与监视
1928年，高尔基回到阔别近七年的俄国，但他只是要在苏联度夏，每年秋天还回索兰托。
斯大林亲自在莫斯科为他找了一幢房子，离克里姆林宫很近，是一位百万富翁的豪宅，这里很快成为苏联领袖和艺术家、作家们聚会的地方。他还分到两座大别墅，有警卫保护，一座在克里米亚，一座在莫斯科近郊。
至于这背后的事情，可以通过秘密档案来看。第二个阶段收集的档案从1926到1928年，此时列宁已死，斯大林执政，捷尔任斯基也死去，继任者是雅果达，一个极端阴险的克格勃头子，他手下的秘密警察，不仅遍及苏联，而且遍布海外。现在他们不仅继续收集高尔基的材料，并且开始操纵他，秘密监视他的活动。
秘密档案显示，克格勃对高尔基的控制，主要通过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此人从1918年开始为高尔基工作，聪明能干，成为高尔基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人物，逐渐控制了他的社交、文学和出版方面的联系，处处代表高尔基。
未知克鲁奇科夫与雅果达相识之前是否与克格勃有联系，但他在1937年被视为人民敌人和反革命阴谋集团而随雅果达一起被逮捕后， 在狱中承认，雅果达经常来找他，他也去秘密警察总部找雅果达；他 还承认，他找雅果达商谈去意大利看望高尔基；1932年，雅果达给他四千元，为身在国外的高尔基买轿车；1933年，高尔基没有足够钱买下索兰托的别墅，雅果达给克鲁奇科夫两千元去支付，他拿了这笔钱，没有签写收据。
由此可见，高尔基侨居意大利时就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资助。高尔基当然知道这笔款子，这种事很自然地使他与克格勃头子雅果达相识。秘书招认，不仅涉及高尔基，而且高家其他成员也受到资助：他好几次从雅果达那里拿现金给M·巴德勃格（高尔基最后一位妻子， 同时又是H·G·威尔斯的情妇）；1936年雅果达交给他和高尔基的儿媳彼什科娃400英镑，也是给巴德勃格的；最后一次是在1936年9月 （即高尔基去世后），彼什科娃告诉他，她从雅果达的私人秘书那里收到一大笔钱，她迷惑不解地说：“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硬塞给我呢？”
这位秘书的口供中，提到与高尔基有特殊密切关系的两个女人。 一位就是玛丽娅·巴德勃格，一个迷人而且大胆的女人，有好几个有名的情人，有人认为她是双重特务，既为英国服务，也为苏联工作。 这种说法没有证据。高尔基秘书的调查案卷中有一个八人名单，她的名字被列入“参与反苏右派分子组织”，只有她既未逮捕也未被处 决。1938年雅果达及其他人受审时，她已经远在伦敦，苏联秘密警察鞭长莫及。另一位女人是纳狄娅·彼什科娃，高尔基的儿媳，长得很 美，罗曼·罗兰说她“年轻，非常美丽，单纯而且快活”，雅果达试图通过她，更深地打入高尔基家庭内部。
斯大林的宠臣
高尔基于1933年回苏联定居后，便受到秘密警察的警察来访和包围。甚至他的日常用品，都与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一样，要由秘密警察部门负责。
庆祝高尔基创作四十年闹得很红火。斯大林下令以高尔基名字命名城市、研究所、街道等等。有人战战兢兢对斯大林说，莫斯科艺术剧院是契诃夫创办的。斯大林回答：“没有关系。高尔基是个没有用处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拴在党的身上。”高尔基接受了这些礼物，他也不必害怕别人的批评，政府不许人们批评他。在斯大林的主持下，文学界开始崇拜高尔基。
1932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高尔基家有一次着名聚会，冠盖云集，有克里姆林宫的首脑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他们谈笑风生，觥筹交错；还有五十余位作家，如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普拉托诺夫、布尔加科夫、巴贝尔等，举止却相当恭谨自制。忽然，作家马利什金来到斯大林面前和他碰杯，诗人卢果夫斯科依大声喊道：“让我们大家都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此时，坐在斯大林对面的小说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来说：“我听厌了这种话！我们已经为斯大林的健康干了114万7千次了。他大概已经厌烦这套了……”顿时冷场。斯大林伸出手，握着这位小说家的指尖说：“谢谢你，尼基夫洛夫，谢谢你。我确实厌烦 这套。”几年后，那天晚上参加聚会者中，每四位就有一位被投入监狱，许多人被枪决。被枪决者中也包括那位小说家尼基夫洛夫。后来，高尔基的秘书在狱中交待，雅果达在幕后积极操纵文学界活动和作家协会主席人选，1934年作家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他要高尔基写信给斯大林，推荐阿维尔巴科作主席。
有人说高尔基反对暴力，说他会反对1937年的“大清洗”，因此斯大林才把他除掉。现在看来，这种说法纯属编造。阿维尔巴科在狱中受审时证实，高尔基对秘密警察的工作给以极高评价。高尔基对1932年8月7日通过的法律毫无抗议，这项法律规定，12岁的儿童也可以像成人一样判罪，包括死刑。他对着名作家科里乌耶夫和曼德尔斯塔姆的被捕漠不关心。1929年，他参观索洛维基，赞扬苏联这个第一座集中营。
在集体化时期，高尔基向当局提供一个骇人听闻的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同时，当局策划公开审判“工业集团”，包括那些革命前的老一代工程技术人员，高尔基如此写道：“读到关于那些恶棍的报告，我怒火填膺。”1931年3月，他同意孟什维克人士受审，其中包括他以前的一些朋友，他称他们是罪犯和破坏者，还说他们还有人漏网，应当继续搜捕。他在一封信里称赞：“斯大林干得多漂亮呵！”
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刺，给斯大林展开大清洗一个借口，许多人未经调查或审判就以间谍罪名立即枪决。高尔基1935年1月2日在《真理报》发表一篇文章为斯大林呐喊助威： “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们的喘息和呻吟。”
难堪的晚年
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神秘死亡，是对高尔基晚年的沉重打击。随后，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中断。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也死去，死因不明。
生命最后两年，高尔基完全成为政府的驯服工具，他不倦地颂扬斯大林，可是后者对他已毫不在意。他建议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真理报》立刻发表一个御用文人的文章批判他犯了“自由主义”。甚至，高尔基看不到报纸，克格勃有几次还专门为他印了一份报纸，高尔基纪念馆就保存着这样一份报纸。
高尔基想去意大利旅游，但得不到批准。他被锁入囚笼。表面上他的名声仅次于斯大林。作家什喀帕在回忆中，谈到高尔基绝望地喃喃自语：“我实在太疲倦了。好像他们把我圈在篱笆里，我走不出去。我落在陷阱里。进退不得！我不习惯这种生活……”
高尔基在克里米亚的别墅度过最后一个春天。法国作家安德列· 马尔罗去那里访问他。在苏联秘密警察总部保存的巴贝尔审讯档案证辞中，提供了此次会见的细节。马尔罗问高尔基，苏联文学现在是否正处于衰落阶段，高尔基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时《真理报》正在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学形式理论，以及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高尔基非常关心，他不同意那些批评；他心情抑郁而孤独，多次说有人不许他回莫斯科，去从事他热爱的工作。雅果达和克鲁奇科夫安排一些行迹可疑的女人和高尔基一起彻夜纵酒狂欢，直到高尔基昏昏睡去。克鲁奇科夫控制了高尔基的日常生活，那些来访者都得经他挑选，使高尔基只能见到雅果达秘密警察圈子里的人物和一些文化骗子。
这位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之死，官方的解释是一桩罪恶的谋杀，是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庞大阴谋的一部分，由布哈林、里科夫、雅果达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直接操纵，阴谋在于推翻斯大林政权。连他的死也被斯大林用来大做文章。高尔基死后，他的房子被彻底搜查，而且不只一次。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被捕时，秘密警察甚至把薯仔一个个切开，寻找他们需要的材料。
高尔基的可悲命运，耐人深思。他顺从于斯大林政权，享受最高的名誉和地位，却付出一个知识分子最高的代价——人格的丧失和良知的扭曲。他参与残酷，宣扬虐杀，既是虐政的受害者，也成为虐政的工具
一八六八年俄历三月十六日，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即马克西姆·高尔基），生于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五岁时，做木匠的父亲去世，于是他寄居开设染坊的外祖父家。幼年的高尔基常常陷入日渐衰微的家庭小私有者们凶狠的争吵斗殴中。后来，破了产的外祖父把老房子卖掉，在卡那特街另买了一所房子。“这是一条没有铺装、长满了草，然而却很清洁而且安静的街，它穿过两排色彩斑斓的小屋，一直通到田野。新房子比从前那所漂亮、可爱；正面涂着令人感觉温暖恬静的深红的颜色；三个天蓝色的窗扉和一扇带栅栏的顶楼白叶窗鲜亮得耀眼；靠左边的屋顶遮掩着榆树和菩提树的美丽的浓荫。”———《童年》
在高尔基的童年，曾是织花边女工的外祖母是他“最亲近的人”。
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在这所老木屋里，外祖母常常坐在炕炉沿上，望着被小洋灯的亮光照耀着的小外孙，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勇士伊凡和悲哀的强盗母亲等许多童话。外祖母的疼爱和那些如现实生活一般不幸又闪烁着善良和理想光芒的童话，使过早就饱尝底层生活艰辛的高尔基获得了“坚强的力量以应付困苦的生活”。同时，这些童话正如高尔基后来回忆的，“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外祖母的童话，就像蜂房里充满甜蜜一样”。正是这些记忆给了作家以最初的丰赡的滋养。
高尔基童年故居至今仍完好保留着，并已辟为作家纪念馆，当地人依高尔基原姓亲切地称其为“彼什科夫小屋”。
Ⅵ 奥巴马生平情况
奥巴马生平：从混血少年到政坛新星
超党派的扑克社交
每周三晚，在结束了一整天关于税收、死刑或其他争议问题的讨论后，巴拉克•奥巴马就会前往参加一个固定的聚会，在这里，国会议员、说客，不论他们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会暂时收起他们的政治观点，每周一次地在一块玩牌。
对奥巴马来说，这样的聚会让他可以通过扑克牌和雪茄来进行社交。这名哈佛毕业的黑人律师也可藉机显示他有能力成为那些政客中的一员。
适应这类场合对奥巴马来说并不困难。早在还是男孩、学生和青年时，他就游刃有余地往来于夏威夷和印尼颇富异国情调的各个角落，出入哈佛各大讲堂，也曾深入芝加哥贫困破旧的街区。一路走来，奥巴马逐渐明确了他的做事风格：弥合分歧、建立联系、形成联盟。
与他有一半血缘关系的妹妹玛雅•索伊托洛评价说：“他游走在不同的世界之间，他一生都在这样做。”
复杂的文化背景
奥巴马一出生，身上就混合了不同文化背景。
他的父亲也叫做巴拉克•奥巴马，他生长在肯尼亚的一个小村庄，靠奖学金就读于夏威夷大学。他的母亲斯坦利•安•邓哈姆是一名白人，她18岁时在俄语课上遇到了奥巴马的父亲。1961年8月4日，奥巴马出生了，但是奥巴马父母的婚姻十分短暂。
很快，奥巴马的母亲再婚了，他的继父是一名叫做罗洛•索伊托洛的大学生。接着他们一家一起搬到了继父的祖国印度尼西亚，6岁的奥巴马来到了一片对他来说十分新奇的土地，这里有蛇肉餐、蝗虫餐，可以养猴子当宠物，同时也有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和疾病。
奥巴马在这里住了4年，然后返回了夏威夷。在夏威夷，奥巴马起初与母亲同住，后来与外祖父和外祖母同住。
奥巴马的妹妹认为，母亲、外祖父以及外祖母对奥巴马的人格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弥合分歧、保持开阔思维的能力，以及好奇心、同情心和对冒险的热爱；从外祖母那里，他继承了实用主义、冷静的头脑以及在风暴中心处变不惊的能力；从外祖父那里，奥巴马学会了打牌，也学到了外祖父对生活的热情和“一切皆有可能”的生活态度。
少年时期也曾叛逆吸毒
在夏威夷，奥巴马就读于当地声望卓着的普纳霍私立学校。他的妹妹说，奥巴马很勤奋，但并不特别聪明。他性格外向，喜欢大笑，却从不喜欢炫耀。
小时候的奥巴马喜欢收集《蜘蛛人》漫画，青少年时期他又迷恋上了爵士萨克斯乐。他喜欢篮球，开外祖父的老福特车、打高尔夫、玩牌，他也参加合唱团，并为学校的文学刊物写稿。。
他的朋友群体中各个种族都有，但是奥巴马仍然会每周定期与学校里仅有的另外2名黑人学生聚会，他们讨论不同种族之间的约会、教育等话题，他们也讨论是否有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美国出现黑人总统。
成年后的奥巴马在自己的回忆录《来自父亲的梦想》中披露，由于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白人，他曾一度对自己的种族身份感到迷惑，并为此使用大麻和可卡因等毒品。
他在1999年的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我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我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但是家人都十分温和，我所处的环境并不应当让我产生如此多的怨恨，而我也并不总是以很有建设性的方式来疏导这种怨恨。”
手段圆融的协调者
1985年，大学毕业的奥巴马来到了芝加哥，他获得了一份社区干事的工作，年薪为1.3万美元。此前在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曾短时间地在纽约工作过一阵，他对芝加哥并不熟悉。但是奥巴马在海外的生活经验使他很容易就适应了外来者融入当地的过程，此外，他对贫穷和弱势群体也有着天然的感染力。
科尔曼回忆说，奥巴马总是善于倾听，学东西很快，他不畏惧挑战权威，但从不会采取正面冲突的策略。此外，他还善于调解纠纷。
他为当地社区撰写生动的小故事，这些故事的灵感来自于他早年在海外的生活。
奥巴马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这段在芝加哥的经历打破了他刚抵达时的巨大孤独感，他发现，和人们分享自己的生活故事开始使他隐约意识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目标。此后，他再度求学，进入了哈佛法学院。
哈佛法学院可谓是美国精英阶层的培养皿，奥巴马在入学时比他的许多同学年纪都大。他的同学和教授回忆起奥巴马时评价说，奥巴马是一名有着成熟判断的知识分子，是善于看到事物两面性的协调者。
在哈佛的第一个夏天，奥巴马受雇于一家芝加哥法律事务所当实习生，在这里他遇到了另一名哈佛校友米歇尔•罗宾逊，她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在专业方面，他当选为《哈佛法律评论》的第一位黑人主席。
混血身份惹争议
毕业时，各种热门工作纷至沓来前，但是奥巴马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回到了芝加哥，从事民权工作，并在芝加哥法律学校讲授宪法课。
1996年，奥巴马出马竞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席位并获得了成功。在州议会中，他以超越党派界限的实用主义而着称，在有关死刑、种族和税收等问题上赢得支持。
与此同时，奥巴马的风格以及他的种族身份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他总是尽力避免许多黑人政治家喜欢谈论的带有种族色彩的话题，这使一部分黑人政客和评论家质疑他是不是“足够黑人”。对此，奥巴马回应说，他是个黑人，这毫无疑问，但是他的种族身份从来就不是他成其为他的关键。
他曾写道，成为州参议员使他免于了许多黑人都曾遭受的“跌跌撞撞”，但是他仍然无法避免生活中绵绵不绝的细微伤害。例如他去百货商场购物时，保安人员会密切留意和尾随他，在餐厅门口，一些前来就餐的白人会把他当成黑人门童，把车钥匙扔给他等等。他说：“我知道那是什么样，人们会告诉我因为我的肤色所以我不能做某些事，我也知道那种强咽愤怒的痛苦。”但是不论是童年还是现在，奥巴马始终保持着一个多种族的朋友圈子。
或成首位黑人总统
在做了3年州参议员后，雄心勃勃的奥巴马挑战老牌黑人政客博比•鲁什，开始竞选国会众议院议席。在竞选期间，奥巴马仍然受到同一个问题的困然，就是他是否“足够黑人”。这次竞选奥巴马以31个百分点的差距遭到了惨败。不过他并未就此放弃，2年后，奥巴马开始计划下一步的举措，出马竞选参议员。
很多人依然记得2004年7月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奥巴马所做的主题演讲，这次演说被称为“造星转折点”。在那之前，奥巴马在伊利诺斯州以外默默无闻。只有民主党当时提名的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对他印象深刻。但是在民主党全国大会的那次演说，让奥巴马从走上演说台时的无名小辈变成了走下演说台时的政治明星。
4个月后，奥巴马以压倒性优势当选国会参议员，他也是南部诸州并入美国联邦以后第三位黑人参议员。此后，奥巴马在美国政坛变得炙手可热，他出了2本畅销书，其中之一改变编电视后获得了格莱美奖，他也不时出现在杂志封面上和电视节目中。
当全美的聚光灯都集中在奥巴马身上的时候，一个问题开始被不断问起：他会竞选总统吗？2006年的奥巴马回答说，不，绝不会。
不到2年后的2008年2月，奥巴马再次回到伊利诺伊州首府斯普林菲尔德，正式宣布，他将角逐美国总统的宝座。若成功当选，他就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青云）
Ⅶ 有什么好看的书吗
好看的书有：《活着》、《骆驼祥子》、《巴黎圣母院》、《白夜行》、《告白》等。
一、《活着》
《活着》是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在大时代背景下，随着内战、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社会变革，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
余华因这部小说于2004年3月荣获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
五、《告白》
《告白》是日本推理小说家凑佳苗创作的长篇小说，于2008年8月出版。
该书主要讲述了一位中学女老师在校园游泳池内发现自己的四岁女儿意外溺毙，后来经她私下调查，原来是班上两位学生谋杀的，但杀人动机实在荒唐。痛失爱女的老师辞职，不向警方申请重新调查，而在结业式那天向全班学生告白真相，并透露了她的复仇计划，在学生们的心底种下恐惧的种子的故事。
Ⅷ 苏联百姓当年有多穷
曾经的社会主义老大哥，我学习他的发展模式甚至是教育模式，至今对我国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苏联也是社会主义的旗帜，他的失败对于我国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到底路该怎么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国的改革应该吸取苏联的发展教训，少走弯路。今天带大家看看苏联的经济发展。为什么这么庞大的外表下，百姓生活如此贫穷？
叶利钦访美受到巨大震撼，很多苏联支持者难以理解。他们举一些经济数据反驳，苏联经济虽不如美国，好歹有点家底。他们不能想象，外表光鲜的苏联，内里却穷困潦倒。
苏联没有第三产业的概念，经济统计通常不说 GDP ，只有工农业产值，外界估算GDP通常以工农业产值作参考。鼎盛的勃烈日涅夫时期，苏联工业总量相当于美国一半，发电和钢产量几乎持平。无论领导人讲话还是公开出版物，苏联都号称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经济体，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量五分之一。维基网络“苏联经济”词条估计，苏联1990年的GDP为2.659万亿美元、人均GDP 9130美元，相当于美国40%左右。
1980年代日本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苏联的宣传当然有吹牛成分，不过和美国的差距并没有达到惊人的程度。无论GDP还是人均GDP，和今天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差不太多。现在中国人到美国并没惊讶之色，叶利钦访问休斯顿的一家小超市，竟受到极大冲击，他好歹也是一个超级大国的首都市委书记，眼界这样浅？
只能说，苏联和美国的真实生活水平差距，远比统计数字的差距大得多。
1987年，美国记者、作家米奇·德克特发了一篇来自莫斯科的报道：“为了买东西，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耐心地等待了好几个小时，在一个街角，人们正等待着一个纸板箱中购买番茄，一人一个，而在我们所住旅馆旁边的商店外面，队伍已经排了3天了。我们了解到原来就在我们到达的同一天，那个商店接到了一批新的男士汗衫。”
很多人会说美国人的视角不客观，不妨看看社会主义伙伴的记载。刘治琳是中国的外交信使，曾走访多国，他的外交笔记《百国旅行记》记载了苏联社会的一些风貌。下面几段文字摘自刘治琳的记录。
“1988年10月，莫斯科市场供应全面紧张，物资极度匮乏…多数中小型商店里的货架子空空如也。购买任何东西都要排队：排队看货，排队交款，排队取货。在大街上买“马老鼠”(俄语冰激凌)也排队，买比芝麻粒稍大一点的葵花子也排队，买酒排队，退空酒瓶也排队。有人说，排队已经成为苏联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排队都已经进入苏联人的基因里。”
“副食和蔬菜水果供应更加紧张。副食商店里的货架子基本上也是空空的。卖水果或蔬菜的车辆在路边一停，购买者蜂拥而至，排成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长的大队，只好限量出售。莫斯科人长期缺乏新鲜蔬菜和水果，几乎个个面色苍白。”
排队购物在苏联随处可见
你可能会说，排大队抢购货物的事情只发生在经济困难时期。事实上，在整个苏联和平时期，这些都是普遍的景像。匮乏、短缺、抢购，基本已成为苏联文化的一部分。下面我选几择苏联时期的政治笑话，博各位一笑。
美术馆里有一幅描写亚当和夏娃的画。 一个英国人看了，说：“他们一定是英国人，男士有好吃的东西就和女士分享。” 一个法国人看了，说：“他们一定是法国人，情侣裸体散步。” 一个苏联人看了，说：“他们一定是苏联人，他们没有衣服，吃得很少，却还以为自己在天堂！”
伊万下班回家，看见老婆和一个陌生人躺在床上。伊万吼道：“真耽误事，街角的商店在卖鸡蛋，还不赶紧排队去!”
全世界计划经济国家都有深厚的排队文化。1980年代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虽然还很贫穷，但是大体解决了食品匮乏，生活水平开始超越社会主义老大哥。刘治琳记录，苏联人的主食有面包、黄油、奶酪和薯仔。这些高脂肪高淀粉的食物使许多苏联老大嫂胖得像水桶。北京人冬天经常能吃上新鲜扁豆、菠菜、芹菜、小黄瓜、西红柿和小油菜，这对莫斯科人而言简直是奢侈品。
苏联解体之后，苏联人的贫穷惊讶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不仅远远落后于美日发达国家，甚至比不上当时中国。中俄边境的倒爷见证了这一点。所谓倒爷，就是投机倒把，买东贩西的民间私贩，那时代特指做俄罗斯走私生意。从1980年代起，倒爷现象就已出现，一些公派赴苏留学的人们，肩背手提，带一些轻纺产品和小电器，利用人脉网络倒卖。中国商品日渐丰富，苏联匮乏越发显着，北京发往莫斯科的列车上出现了职业倒爷。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铁路沿线站点到处是中国人的身影。中国人甚至在当地有代理人，接货，销售、换汇一系列流程，自有分工。
俄罗斯商品奇缺，很多人有钱却无货可买，舶来品大有市场，边境走私十分兴盛。那时海关对中国人过关携带行李有数量限制，中国人就手推肩扛，大包小卷，蚂蚁搬家似跨境，海关视若无睹。对岸有俄罗斯人等船接送，人多时往往上千，场面蔚为壮观。做倒爷发财成了很多北京人和东北人的美好回忆。
1990年1月31日，麦当劳首次亮相莫斯科，当天就接待3万人。人们排着长长队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只为体验一下资本主义的餐厅。麦当劳门口的广告牌整晚放出璀璨的光芒，不远处克里姆林宫尖塔上的红星为之黯然失色。在麦当劳开业的前两年，这家店外面每天都要排长长的队伍，这使它成了莫斯科一景。很多人到莫斯科不为看克里姆林宫，只是为了见识一下麦当劳。
麦当劳外的排队人流
麦当劳店内就餐的少女
一位母亲带着孩子排了8个小时的队伍，仍然快活得不亦乐乎。她说：“我们在烈日下等了8个小时，这对我来说不是问题。为了获得每月配给的糖和茶叶，我们经常要站上几天。”这位母亲进入餐厅，花出整月积蓄将餐厅的汉堡都点了一遍。当时苏联政府对麦当劳百般诋毁，称它为“资本主义的垃圾食品”。民众完全不理这一套，他们争先恐后地涌到麦当劳，只是为了“尝一尝自由的味道”。
这就是一度和美国国力相匹的大国国民画像。为什么经济数据看起来不算差劲，生活水平却是如此不堪呢？这个问题我们留给朋友们讨论，虎大人也会在后期的文章中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