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欧洲人眼中，他们是如何看待明朝的市井文化的
在欧洲人眼中的明朝市井文化是一种特别小市民的市井文化，同时也呈现了明朝的繁荣景象。在明朝的时候，其实中国还是处于比较发达的阶段，很多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后，看到中国明朝的繁荣发展，都会觉得那个时候的明朝其实是比欧洲要发展的好一点的。
所以，根据上面所说的，欧洲人眼里的明朝市井文化是一种更加真实的文化，更能体现当时明朝的发展水平，也更能体现明朝的经济和文化繁荣昌盛。
2. 俄罗斯万历年间派往明朝的使团，为什么会无功而返
中国现今与俄罗斯是战略协作伙伴。历史上两国并不接壤，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后的岁月里，俄罗斯渐渐由一个闭塞的小国变成世界范围内的强国之一。罗曼诺夫王朝建立的初期，俄罗斯就谋求与中国接触，进而派出了外交使团前往大明。
其次从明朝角度来看，明朝自居天朝上国，不乏自持优越的一面，又由于对俄国知之甚少，所以从始至终都将佩特森使团看成鞑靼一类的蒙古人。在明廷眼中，俄方应该向明朝进贡输诚、希求册封，但佩特森使团及其本人都没有。这不仅有损明朝的优越性，还违背了中国礼尚往来的传统。实际上佩特森使团自进入明朝境内，中方便向他们免费提供食宿马车。相比之下，俄方诚意尤为缺欠。
再者两国当时都面临更为紧迫的事情——俄国一面镇压波格特尼科夫起义；一面与波兰、瑞士对战；一面向东扩张，探索西伯利亚高原。而明朝在万历晚年，政治逐渐衰败，女真部落重新崛起，成为明朝重要边患。基于两国都没有空余时间，来往自然便搁浅了。即使中俄这次来往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它使中国更为全面、真实地进入欧洲人的视野，实为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3. 为什么外国人来访明朝与清朝，对明朝评价较高
西欧人对中国的描述、褒贬和中国本身政治制度的内容、政治绩效好坏关系并不大，对中国的描述和褒贬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西欧内部的需要。在启蒙运动的早期，西方思想家树了一正一反两个标杆，正面的标杆是吏治清明组织完善的中华帝国，反面的标杆是国君压迫臣民予求予取的土耳其帝国，目的是为了劝诫本国的君主走上开明专政的道路。中华帝国恰巧被当成“外国的月亮”，自然就比较圆了。其实土耳其帝国曾经也一度充当“外国的月亮”，大概是因为欧洲人对土耳其更加熟悉，历史上相互交战又比较多，不利于大肆吹捧，所以才把外国月亮的荣誉给了更遥远的中华帝国。但是到了启蒙运动后期，这种借东方讽西欧的论证手法不流行了，相反西欧人自信的相信文明是线性发展的，而且自己走在线性发展的最前列，对其他民族的评价自然就大大降低了。
马戛尔尼本人的日记却如此记载：“中国政府的行政机制和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和高效，有条件能够迅即排除万难，创造任何成就”马戛尔尼访华团成员之一的爱尼斯·安德逊却如此评价：“杀头案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关于这问题，我甚为注意而且好奇地去打听，一有机会就向人探问，我不只问过一个人，有好几个人，至少有70岁高龄的老人，他们从未见过或听到过有杀头处刑的事……比较轻的刑事案，在这人口非常多、商业又发达的国内也不常有”；“走过的乡村（北京郊区）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这城市（广州城）的街道一般是15英尺到20英尺宽，用宽大的石板铺砌，房屋超出一层的很少，用木材和砖建筑。商店的正面大门之上有漂亮的阳台，因而门前形成一街檐，用各种油漆装修得很美丽”；“……这个马车队伍停歇在一个大市镇内，镇名“吉阳府”。说它是人口稠密，则我又用了这冗繁的语词，这语词可以同样应用于整个帝国，如每个村庄、市镇、城市；不，每一条河流和河流的两旁也充满了人。在这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是到处是那么多：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道路两旁不少别墅田庄散布在田野之间，大为增色，也足以证明其富裕”；“……不能不对这位伟大、显赫、聪明、慈善的中国皇帝致以崇高敬意。他治理中国60年之久，按他的百姓的普通呼声，他对他们的康乐与兴旺从未忘怀。在他管理司法方面的情况是：他保护他的百姓中最低微的人”
4. 这个欧洲人成为明朝最后一个外交官，后来怎样
自明朝中叶起，西方传教士陆续踏入中土，清朝入关后，一部分传教士迅速投入新主子清廷一部分继续为苟延于南方的明王朝服务。
他漂洋过海，历尽艰辛，足足走了一年才到达威尼斯，然后转赴罗马。事情出乎预料，罗马教廷对他们的使者身份极表怀疑，不肯接见，耶稣会长的态度也很冷淡，还责怪他们不该贸然前来。延迟了许久，新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继位，通过澳门天主教会发来的信函，才确认他们是永历王朝派来的使者，不过这已是三年之后的事了。1655年12月18 日, 卜弥格向教皇呈上了南明的求助信，可是当时教皇考虑到当时中国政局的变化，认定南明必将灭亡于是叫人写了一封敷衍的回信，交卜弥格带回。1658年才到达暹罗(今泰国)。
等到他回到中国广西边境，距离出发已经过去快10年，才知道永历皇帝已经逃入缅甸，他悲愤交加，一病不起。
不过一个外国人对大明的忠诚和爱戴却值得敬佩。
5. 寻找元朝和明朝时期来中国的着名外国人
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年9月15日－1324年1月8日），又译马可·波罗、马哥·波罗、马哥孛罗，是威尼斯共和国商人和探险家。曾随父亲和叔叔通过丝绸之路到过大元，担任大元大蒙古王国官员。回到威尼斯后，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掳，在监狱里口述其旅行经历，由鲁斯蒂谦写出《马可·波罗游记》。他的游记让欧洲人得以了解中亚和中国，对东西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马泰奥·里奇（意大利语：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汉名利玛窦，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来到中国居住。在明朝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着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