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邱震海是美国代理人吗
是的。邱震海是上海人，担任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及同济大学兼职教授、国际问题研究者，在2010年成为美国代理人。
② 凤凰卫视的评论员，谁最有水平最值得看
凤凰卫视的评论员，阮次山最有水平，是有少有的有大智慧和前瞻性眼光的人物。
阮次山，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兼首席评论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学士，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美国纽约大学(N.Y.U)政治研究所博士。
阮次山生在大陆、长在台湾，成名于政治评论，在政治研究领域浸淫多年，对两岸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欧关系都极富洞见，采访过前国家主席江zemin、美国前总统卡特等政坛大腕，当年刘长乐三顾茅庐才将他招自麾下。
凤凰卫视介绍：
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是全球性华语卫星电视频道。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来自于中国大陆、港澳和台湾地区。凤凰卫视是华语媒体中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是中国大陆地区最先获得落地权的香港电视媒体之一。
总部位于中国香港，内地中心在深圳。凤凰卫视在香港取得的只是“非本地电视节目服务牌照”。
③ 邱震海的荣誉成就
学术研究
虽然语言学与他从事的时事评论似乎毫无关系，但“语言学的研究方式却对时事分析有很大帮助”，邱震海说，研究词法和语意就要像切西瓜一样把一个很大的东西切成一片一片，这种结构性的分析方法是德国人善用的方式，尽管读书的时候不甚喜欢，但后来发现，研究问题的很多方法，正是运用了当年学习专业时掌握的技巧。 1990年，邱震海留学德国，也更加紧密地了解到德国人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运用这种方式看问题，就
如同透视一样，会把一个事物的每一个部分看得清清楚楚”。
由于喜欢写作，在德国的7年中，邱震海一边研究传播学，一边开始给“德国之声”电台撰稿，他同时编译许多德国的新闻给香港和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等。由于上海《文汇报》更聘他为驻德国的特约记者。“当年正值东、西德刚刚统一，发生很多故事，为《文汇报》工作是用中国人眼光看西方，为‘德国之声’工作又是用西方人眼光看中国”。邱震海说，自己非常享受用这种交叉的眼光看问题，视角的转化也丰富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德国生活
在德国的生活经历和自己从16岁就开始学习德语的优势，让邱震海的德语说得和德国人一样好，想要留在德国发展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他放弃了在德国的一切，回到香港。
谈起这个决定，邱震海说：“和德国贴得太紧了，反而想脱离它。”一直研究德国、用它的眼光看世界，但德国的文化相对封闭，这让邱震海在那里找不到使命感，最终，30岁出头的邱震海带着“一只泪眼和一只笑眼”离开了德国。
除了跟德国贴得太紧的危机外，邱震海感到的第二个危机就是使命感，“无论是人文科学还是从事新闻实业的人，都希望将社会当作一个舞台和实验室，对这个社会的某些方面去架构一些东西，哪怕是国民素质的培养”。邱震海认为，这些方面的架构，欧洲人已经做得很成熟，而亚洲地区则还需要从事人文科学的人，在他的母体文化土壤上去做很多事。
当“三栖人”
香港的自由气息最终吸引邱震海将之作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宝地，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邱震海当时的想法多少带了理想化的色彩。回到香港的邱震海先是进了一家报社，但香港的现实告诉他，这里虽然自由，但浅薄和缺乏深度也是它的弱点。“要从事严肃新闻的时候，这里没有空间，这令人感到失望！”邱震海说，自己在给上海《文汇报》做记者时，还能写大量国际分析的文章，但香港人并不关心这些。
沮丧之余，邱震海有了“既然实现不了自己理想，那就去赚钱”的想法。于是，他进入一家上市公司，做起了企业传讯主任。然而赚钱赚了一段时间，仍然不满足，邱震海再次拿起笔，给香港《信报》写专栏文章。“稿费不高，但这报纸的影响力很大，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就说，他只看香港的两家报纸，《明报》和《信报》”。
后来，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报纸也开始有了邱震海的评论专栏。就这样，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邱震海过起了“两栖人”的生活。再到后来，他又过上了“三栖人”的生活，即同时到香港大学教公关和新闻。在邱震海的印象中，香港的学生很现实，“他们的兴趣在股票和房地产会不会升”。邱震海说，如果没有后来与凤凰卫视的结缘，自己可能已经离开香港了。
写专栏搞评论
邱震海的专栏文章最终为他铺开了局面，中国内地的《参考消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欧洲的报纸，都开始引用他的文章。就在这时，凤凰卫视也主动找到了邱震海，开始请他做嘉宾评论员。当时的凤凰卫视定位还是“城市青年台”，对于电视评论也处于初创阶段。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美国飞机轰炸，凤凰才发现电视原来可以搞评论节目。凤凰卫视由此开始转型，逐渐变成以资讯评论为主。两年后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让凤凰的资讯评论得到关键提升，并找到准确定位。
邱震海的评论也由最初以欧洲为主、扩展为欧美关系，中欧评论等。尤其在2002年后，中国的外交飞速发展，中美、中日、中印，中俄大国关系以及朝核问题等越来越复杂。“原先不是很引人注目的问题逐渐提上日程，被迫开始研究”，邱震海说，从2001年到2004年，是他和凤凰的合作期，直到2004年9月，他辞去上市公司的职位，正式进入凤凰成为凤凰的专职评论员。
进驻凤凰第一天
进驻凤凰第一天就“上战场”
凤凰卫视拥有自己的专职评论员，所以有人将凤凰的评论员称为“驻台评论员”。对于凤凰的这个发明，邱震海认为是开创了电视史上的第一步，“我们的日程是新闻到哪儿，我们到哪儿”。
邱震海正式进入凤凰卫视的当天，就主评了至今难忘的一次事件，这就是2004年9月1日别斯兰绑架事件，俄罗斯武装分子占领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当天下午2点，邱震海接到该消息，5分钟后开始直播，10分钟后进行评论。“当时连绑架的地名和位置都还不知道，赶紧找地图、查资料，现炒现卖就上去了！”后来，邱震海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新兵第一天就上战场变成了老兵。
绑架事件持续3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邱震海还能激动地把卢宇光当时的经典报道重复出来。他笑着说，这和之前做特约评论员完全不同，没有预约，“现在是苦劳力了，和部队一样，不分时间的轮番上”。
邱震海政经论道在深圳举行，凤凰卫视着名评论员邱震海以《未来2-3年中国的经济走向和潜在风险》作主题演讲。针对经济下行，邱震海提出要增加经济的自由度与创新成分。
若不能影响社会，至少应守住公正客观
邱震海除了轮班主持《有报天天读》，还拥有自己的两档评论节目：《震海听风录》与《寰宇大战略》。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对记者说。“每周两场公共讨论，这是一个很珍贵的自由空间、资源。如果我滥用这种资源，可以把这两个节目弄成一种民族主义情绪，收视率会很高。或者我可以把它做成很无聊的、很符合官方口味的，都在我一念之间。但只要还有一定自由空间，我还是会服从于我自己的内心。若不能影响社会，至少应守住公正客观。”
做一名有思想有担当的媒体人
作为一名媒体人对国家及社会的责任，在当今这个时代，媒体人应具备哪些素质和责任？在接受《今传媒》杂志的记者专访时，邱震海说“作为媒体人首先要具备两种大的素质，一种是专业的素质，一种是道义上的素质。专业素质好培养，道义上的素质其实也不难培养，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学，愿不愿意去做。新闻人的特点是忠实于事实的真相，作为评论人则是要传递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我们要解释及引导观众形成正确的观念，这就对一个人的人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国古人有句话叫“为学先为人”，这是对新闻人最本质的要求。做新闻不要想着去赚大钱，如果想赚钱你可以选择去学金融，做新闻人你就要敢于担当责任，甚至深入灾区，进入战区，潜入幕后，将真正的事实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让观众了解事实的真相，以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来引导受众，使社会形成一种正确及真实的舆论环境。”
用德国严谨的研究方式做新闻
邱震海的理性，与他当年在德国留学有关。1991年，邱震海申请到同济大学的公派名额，开始了在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的学习。从大学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德语的严谨、缜密、一丝不苟，训练了他的思维，也重新架构了他的思维方式，为他日后成为一个理性的时事评论员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997年，处于对西方迷恋后的迷茫期的邱震海决定回国，他选择“进可攻，退可守”的香港作为跳板。在这个跳板，他也在不停地跳跃着寻找适合自己的落脚点。从学界、商界到媒体，直到2004年正式加入凤凰卫视，邱震海终于停止了他的身份转换。也正由于不同职业的身份转换，使得邱震海的性格中既具备学者的沉静、理性与缜密，又具备商界人士的雷厉风行与干练敏捷，同时还具备新闻人的敏锐与练达。所有这些特质，恰恰成就了今天做时事评论员的邱震海。
在做时事评论的同时，他也在通过书籍、文字的方式，不断地将他的观点二次沉淀和呈现给受众。从《中日需要“亚洲大智慧”：邱震海论中日关系》、《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到《当务之急：2014-2017年中国的最大风险》，邱震海在坚持用国际的全球视野探讨现今的中国。
人口红利危机和人才红利危机，在你看来，怎样才能吸引“海归”?邱震海向《留学生》杂志记者直言“有一些是短期的机制，或者硬件的机制。比如说我们吸引留学生的政策，给他们的待遇等等，这些东西国家现在都做得不差。现在中国缺的是其他方面的东西，就是你怎样能吸引一个人在这里真正长远地发展。要留住一个人才，除了空气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让他觉得有发挥空间。比如一个人回来以后，他是不是会陷入官本位的体制。在外面可能是学者至上，教授至上，一个学者是真真正正可以得到尊重的。在我们这里是官本位的体制，它逼着学者一定要去做官，或者一定要去走官本位的路线，才能拿到资源，拿到项目和经费，那久而久之，就变了。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真正的专业工作者，他不会去，甚至他也不愿去、不需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一个会做这样的事情，或者很擅长做这样的事情的人，他往往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学者，他会觉得，你可能会给我很多钱，但这些钱我在国外也可以拿到，我可以创造出真正的、一流的成绩，而不是一天到晚在跟官场搞关系。
另外，我觉得不但要吸引留学生，还要吸引国外的一流人才到中国来工作。我们现在的境界还没有达到在全球当中搜罗一流人才。是我们没钱吗?我们钱已经有了，为什么那些全球的一流脑袋都愿意去美国，不愿意到中国，那就是跟你的软环境有关。”
④ 邱震海：中国人为什么感觉不快乐
本文选自《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邱震海着在道德体系严重动摇的同时，今天中国的许多人似乎都感到不快活。曾有报道称，调查显示，中国的许多阶层，其中甚至包括公务员和警察，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幸福指数就成为媒体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谈幸福，在今天的很多场合成了一种时髦。我无意追问这一趋势的来源，我感兴趣的只是，为什么中国越发展，很多人越发觉得自己不幸福？所谓国民幸福指数（GNH），最早是20世纪70年代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带来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因素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用通俗的话来说，国民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即人们的幸福感的一种指数。今天的中国，从支撑满意感的收入来说，普通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减缓，价格上涨感受加剧，生活经济负担越来越重。有数据显示，从1997年到2005年，中国连续9年出现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明显低于GDP增速的现象。同时，就业压力、下岗威胁、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老无着落、买不起房或者背负巨额贷款买房等压力越来越重，根本谈不上生活的满足感，也根本体验不到快乐感。“活着不容易”，更遑论潜能实现的价值感了，这恐怕是许多中国城市人的共同心声。然而，这里的幸福感主要是指社会发展给人带来的心理压力。我们似乎很少真正关心自己除实际生活之外的快乐程度。有人曾这样形容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区别：“藏人应从汉人那里多学习一点如何赚钱，汉人则应从藏人那里多学习一点如何快乐。”显然，汉人有极强的致富愿望和能力，然而我们却似乎不太懂得如何快乐。没钱的时候，我们不快乐，因为没钱；有钱了，我们还是不快乐，因为钱不够，或者别人比我们更有钱，或者钱的分配机制尚不公平。总之，我们的快乐标准基本上是围绕着钱的问题而展开的。而藏人则似乎不怎么懂得赚钱，而且也不在乎是否有钱；他们看重的是内心的满足和快乐，而这种满足和快乐往往不来自，或者根本就不来自金钱和财富。这其实涉及我们的幸福观和财富观。谁也不能否认实际生活对幸福指数的重要作用，但若将此作为几乎唯一的衡量指标，那么我们的思维无疑就陷入了某种陷阱之中。这一道理，对于一般收入水准的人如此，对富人阶层同样如此。一百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出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首次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成功与宗教精神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一般人们认为，宗教讲究虔诚和信仰，尤其强调精神世界，而资本主义则是物欲横流，两者可谓水火不容。但韦伯却通过考察和研究发现，在美国成功的企业家大都是清教徒，显然两者之间有一定内在联系。韦伯进一步发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也讲求游戏规则和诚信，而清教徒的节俭、诚实和信念却正好符合资本主义的这一深层成功因素，因此两者的一拍即合也就成为自然之事。几年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到中国，向中国富豪宣扬捐款和慈善理念，一时间巴比两人的宴请被不少中国富豪解读为“鸿门宴”，出席者寥寥，巴比两人似乎自知没趣，也就悄然收场。有人说，中国的富豪阶层目前不具备捐款和慈善文化，乃中国的发展阶段使然。换言之，待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富人阶层慈善文化的建立将会水到渠成。此话只说对了一半。如若没有更为深层的精神世界的成熟，那么发展阶段的提升也许会改变人们的某些外在行为规范，但却不会有助于其内在的成长。正如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国家（如百年前的德国和日本），由于在经济高速成长期没有注意精神世界的成熟，因此最后发展阶段的提升并未为其带来必然的光明，相反将其拖入到倒退的旋涡之中。本书的后面几个章节，有对这一问题的持续探讨。韦伯关于宗教精神与资本主义成功之间内在联系的发现，也揭示了另一个道理：市场经济的早期成功也许并不依赖于宗教精神，但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则必然需要人们精神世界的一些成熟东西；同时，即便没有市场经济，宗教情怀也能使人在物质贫乏的处境下依然平和快乐；而市场经济加上宗教情怀，则既能使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和完美，同时更重要的是，它将使人不因市场经济的物质成功而飘飘然，相反更注重自身内心层面的东西。中国自古就缺乏市场经济的传统，也缺乏严密、深刻的宗教情怀。如今，当我们同时需要两者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其实我们一个都不在行。或者说，最近二十年，我们在勉强学习市场经济，但仍学得很不像样；同时，由于没有宗教情怀，我们的内心开始不平静了，开始骚动了。骚动，或者说集体骚动，甚至是集体的浮躁和焦虑，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多少年来的一个通病。近代史上，我们在集体的浮躁和焦虑之下，曾经做出了多少蠢事。过去，我们积弱贫穷的时候曾经有过骚动，而当开始富有的时候我们依然骚动。两者表象不同，但本质却十分类似。
⑤ 邱震海是美国代理人吗
是。
邱震海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着名时政评论员和学者，中国转型和战略问题专家，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资深会员。
曾任《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节目主持人。2015年4月推出力作《迫在眉睫：中国周边危机的内幕与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