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有人申请过耶鲁大学的访问学者吗分享一下经验
以一篇文章分享在耶鲁上写作课的经验吧~
【这是文章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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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长，不过看下来会很有帮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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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阳光照在窗外被雪压弯的枝头上。教室里，圆桌旁围坐着的12名学生悄悄用目光打量着彼此，视线交汇时腼腆地笑笑。老师60岁上下，灰白色的中分发及肩。她环视教室一圈，站起来，用手轻轻敲了敲黑板。上面写着一行白色的粉笔字。
“初生牛犊的诗人笔下，若不是翻腾着的湿漉漉的情感，便是写作技巧的空洞炫耀。他们之中但凡小有所成的，一定是在成熟的过程中学会慢慢探出身子，抓住了对面的枝桠。——卢克·桑特(Luc Sante)”
“那么，”老师一字一句地读完这句话，停顿了几秒后问道：“你们是哪种诗人？你们身下坐着的枝桠，是‘湿漉漉的情感’，还是‘空洞的炫耀’？”
学生中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我得承认，我大概是‘湿漉漉的情感’，”一名戴着眼镜的亚洲男孩低着头说。
“一定要选的话，那就算是‘空洞的炫耀’吧，”一位金发的女孩犹豫再三后回答。
“我，我大概已经从树上掉下来了！”一名头发支棱着的男孩冒出一句。全班哈哈大笑。
我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答案。只记得当时望着眼前笑容可掬的老师， 眨了眨眼，她的头顶上仿佛隐隐浮现出一个光环。眼前的一切仍令人难以相信，我居然真的坐在安·法迪曼(Anne Fadiman)的课堂里，成了她的第12个“门徒”。
“创造性写作课”(Creative Writing）在中国似乎尚不存在，而在美国大学本科校园里渊源已久。1970年代，作家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在普林斯顿大学首开“非小说类纪实文学”课(Non-fiction writing)，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文学作家，其中包括现任《纽约客》杂志主编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和中国人所熟知的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这个传统在一批大学得以保留。如今，在耶鲁大学的“文艺青年”圈里，几门由经验丰富的作家教授的“创造性写作课”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每学期开学，在校园里不期而遇，总要互相打听打听，这学期选哪门写作课？是“每日一篇”还是“诗歌读写”？
在这其中，有一个名字总能引起一种特殊的尊重和憧憬：安·法迪曼从2005年起在耶鲁大学开设一门春季学期写作课，名为“书写自我”(Writing about Oneself)，辅导学生阅读与写作以个人经历为内容的散文。安（她要求她的学生这样称呼她）自己便是一位作家，她的成名作——《神灵附身你就会跌倒下来》(The Spirit Catches You and You Fall Down)，一本探讨现代医学伦理中文化、种族、信仰等元素作用的非虚构创作性小说——曾获美国国家图书评委协会奖。在写作的同时，她也担任过许多编辑类职务，近些年开始为大学生当写作导师。她的课在同学中受到的评价最高，每年都会引来上百人申请仅有的12个位置。在大三的春天，我幸运地得以进入她的课堂，在那里留下了我在大学四年中最不同寻常的回忆之一。
写作应该怎么教？老师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尽管我对安充满了崇敬，在走进她的教室时我仍然无法抑制内心深处的这个疑问。之前写文章时，盯着屏幕不分昼夜的苦吟让我对“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观点愈发难以苟同。我只想问问英文中是否也有这样的说法。
如果英文中有这样的说法，安从未教给过我们。灵感和天资的确实不可缺少，她告诉面前一脸期盼中又混着几分疑虑的学生，不过她相信她的每个学生都不欠缺这方面的禀赋。即便如此，在她的眼中，再优秀的文章也一定离不开作者精心、耐心的雕琢。而浑然天成便是这种雕琢的最高境界。
她时常向全班讲起这样一则小故事：有人问一位雕塑大师，“我该怎样雕刻一尊大卫的塑像？”“这很简单，”雕塑大师回答道：“拿一块大理石，然后凿掉其中不像大卫的部分。”
安相信她的每个学生心中已有棱角分明的“大卫”。她将自己的责任视作帮助学生一钉一锤地让心中的大卫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
在没有上安的写作课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个过程的真正含义。而从她手中拿回我的第一份作文的修改稿，我不禁瞠目：一篇两页的作文加上字里行间的修改变成了五页，加上其后密密麻麻的评语变成了八页。
“走廊里弥漫着炒肉、蒜和青葱的味道。”安点评：“请在蒜前也加入一个形容词。”
“蒸鱼的时间永远取决于鱼的大小和新鲜度——这是一个你揣在心中的计时器，而时间久了，便成了一种直觉。”“你需要后半句吗？”安在评语中问道。“或许这样说更有趣：‘这是一个你揣在心中，而不是戴在腕上的计时器。’”
“车上挤着像我们一样的乘客，手中负着袋子和盒子。”——“当一样东西‘负着’(laden with)另一样东西，前者通常都在后者的下面。例如‘负着积雪的树枝。’”安写道。“既然这些包裹和盒子大概都在手的下方，我觉得用‘紧紧拎着’(gripping)比较合适。或者，如果你希望强调这些袋子和盒子的负荷，可以保留‘负着’而去掉‘手中’，不过这样会丧失一些空间感。”
自从离开小学后，我再没有对自己的文字进行过如此的审视，更不用提当我在用我的第二语言写作时：对我而言，英语是表情达意时需要跨过的路障，不是能为内容增色的道具。然而安却坚信斟词琢句的重要，她希望她的学生能够对笔下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倾注思考，不轻视任何细节。这个思考过程和用第二语言写作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都促使作者放慢写作的脚步，如同让一位短跑运动员重新纠正摆臂和迈步的动作。当然，这对写作是一种可贵的训练，但是当这种思考和语言障碍叠加起来，我本来已经不流利的笔尖便有千斤重。
在评语里，安仿佛预料到了我的心思：“当你如此煞费苦心地斟酌每一句话，同时还要思忖自己是否用对了每一个介词，保持一种轻松自在的写作状态确实是一个挑战。因此，你所面对的任务格外复杂：希望你能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写作节奏，它既能允许你给予遣词造句足够的注意力，又能让你超脱于这些烦扰之外，从担心‘该怎么写’变成感受‘想怎么写’。”
“我认为你在往后的几个月里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安在最后写道。“这学期我们应该撸起袖子共同努力，让你的文字变得更地道，更干净。”
就这样，之后的一个学期，在安的监督与点拨下，我对面前缺鼻子少眼的“大卫”开始了一锤一铲的整容手术。
安的课在每星期四下午，两个半小时长。每周的课都有一个固定而抽象的主题：家庭、爱、损失、喜悦、自然……前半节课，她带领我们讨论就该周主题提前布置的两篇阅读——一篇选自经典着作，一篇出自现代作家之手，帮助我们感受作家在不同时代对这个主题诠释的各种方法，以及主题内在的永恒性。后半节课，我们一起阅读班里的同学以同样的主题为中心而撰写的个人散文，听取安和其余同学的意见。
和第一节课一样，安喜欢以一个故事或箴言作为每一堂课的开头。课讲到兴头，她常常将故事或箴言中的经验教训信手拈来，应用于分析与点评。给我印象最深的当数“泡菜”的故事。
在安居住的新英格兰地区，每到春天，散落在山谷里的小作坊便开始采集树汁，制作枫树糖浆，有些作坊还同时经营小饭馆，为当地的居民供应由新鲜枫树糖浆搭配的各式早餐，她和丈夫常常光顾。有一天，她们来到饭馆，点了华夫饼、冰激凌配枫浆，刚找到座位坐下，看到邻桌在吃一样的早餐，桌上却还放着一碟泡菜。“你们为什么边吃枫浆边吃泡菜？”安好奇地问道。“枫浆太甜了，”邻桌的食客回答道，“需要用泡菜的咸味来中和衬托，才更加好吃。”
安总结道，写文章如同吃枫浆一样，也需要“泡菜”的衬托。悲伤的描述要用些许幽默来调剂，而喜悦的故事需要一点伤感来收敛，不然强烈而单一的感情会让读者难以消化。如同她在第一节课开头提出的，她不希望学生的文章充满“空洞的炫耀”，但也警告学生不该让作品被“湿漉漉的情感”所侵占。
“你的‘泡菜’是什么？”总是安在当堂分析学生作品时向作者提的第一个问题。这也是直至现在，我在写完一篇文章后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
安喜爱用的另一个比喻也和她的自身经历有关。她承认自己是个笔头很慢的作家，每写一句话都要将它修饰近完美才能继续写下一句，每个段落背后，都是大段的瞪着稿纸冥思苦想的时间。她管自己叫做“打磨钻石型”作家。而她的丈夫同样是作家，写作风格却迥然不同：他可以一口气完成一部书稿的初稿，几乎无需停下思考，然后在初稿粗略的轮廓下开始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加工。这种写作的惯性对有些作家十分重要。安将它比作开吉普车越过沼泽地，车轮一定要飞快地旋转才能不至陷入泥沼中。“我的丈夫是‘飞车越沼型’作家，”安说。
“打磨钻石型”和 “飞车越沼型”在文坛里都有杰出的代表，两种人可以创作出同样优秀的作品，安补充道。因此不论你属于哪一类，不用为自己的写作习惯而感到困扰或内疚。只是——她眨眨眼：“我唯一的忠告是，如果你属于‘打磨钻石型’，又希望和作家结婚，最好找一位‘飞车越沼型’的；反之亦然。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这是明智的选择。”
这些建议被原封不动地记录在了我的笔记本中。前半句支撑着我熬过了大学时一个又一个论文卡壳的夜晚；后半句中的智慧尚待印证。
大多数时候，安都站在我身后和我一起审视我的作文，如同一位油画大师，越过学生的肩膀，指点着面前的画作，评价笔触与色彩的运用。在另一些时刻，安又仿佛坐在我的面前，十指相扣放在膝上，以一位作家的身份来体会另一位作家的心思。“我明白，”面对学生下笔时的疑虑与焦灼，她仿佛在说，“我也曾有一样的心情，我们站在同一个战壕里。”
安的每篇作文字数限制只有一千字。这如此吝啬的限制是为了教会学生——如同她在讲解完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短小精悍的《飞蛾之死》后解释的——如何“从一格窗户框中透视整个世界”。
这意味着形容词要酌情而用，两三行的长句要压缩成一行，而排比句几乎成了禁域。我常常在写完一篇作文后看看字数，不得不从头开始复读，对刚刚搜肠刮肚想出的精妙词句和新颖比喻做截肢手术，边删除边心疼得龇牙咧嘴。
这种心情自然逃不过安的眼睛。一天，在上课时，她宣布有了一个好主意。“从今天起，请大家在每一篇作文后面附上一个‘句子坟墓’，”她兴高采烈地说，“什么是句子坟墓呢？如果你自信在文章中写了一个精妙绝伦的句子，然而为了使文章保持精炼，又不得不把它删掉，那么请把它转移到句子坟墓里。这样，我和你的同学都可以读到它，让那些不甘心被埋没掉的妙句得以见天日。我自己经常这样做，”她挤挤眼，“很有用。”
安的点子把大家都逗乐了，然而笑声中又透着感激与感动。感激安的善解人意，更感动一位声明赫赫的作家能够对一群初出茅庐的小毛头的舞文弄墨如此上心。从那以后，我交给安的每一篇作文后面都拖着一个长长的“句子坟墓”。在她的点拨下，偶尔其中一些“壮烈牺牲”的成员们还能“光荣复活”。
在学期末，我们的结课作业是一篇三千字的题目为“身份”(identity)的作文。被字数限制困扰了一学期的我开始动笔时，却感到寸步难行。以往能够盛满一整页“句子坟墓”的辞藻，此时却胆怯地躲在我的脑海中拒绝现身。阻碍它们的并非语言障碍，甚至不是安对遣词造句的苛刻标准。
我希望用这三千字来回顾我在美国高中的两年经历。那是盛满挑战和收获，也布满孤单与挫折的两年：每当回忆起来，对新环境的陌生感、校园的偏僻、语言的障碍、同学礼貌冷漠的态度等等一起涌上心头，我却从未向人提起。“你喜欢你的高中吗？”中国外国的家长、学生曾无数次问我。“当然喜欢啦！”我总是笑着回答，然后罗列出学校的种种优点：优秀的师资、优美的校园、奢侈的硬件、对学生无微不至的照顾……全面得如同学校宣传画册上的介绍词。
“你喜欢你的高中吗？”安坐在办公室，面对着我，桌上摆着我作文的初稿，轻声问。
“喜欢……”我嗫嚅道。
“你的挫折算什么？”我脑海里响起在去美国第一年，妈妈在电话里的话语。“想想看，几十年前从中国到美国的移民生活多么艰苦，一切从刷盘子洗碗开始。你在条件如此优越的私立学校，面临的困难要比它们小多了。”
“回忆起在那里的两年，你的感觉如何？”安又问道。
“我很感激……”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通知书，回忆起上面激励人心的语句和慷慨的数额。除了感激，还有别的正确答案吗？
“但是你的文章想表达的感情似乎更加复杂，似乎有什么东西欲说还休，”安沉吟道。“为什么不把这种感情说清楚？”
我抬起头，她正注视着我，目光温和。
我告诉了她学校苛刻的录取标准，以及奖学金的慷慨数额。我告诉她每次中国的学生家长听说我的经历，总会感叹我有多么幸运。“我的高中对我有这样的恩惠，”我说，“我感到不应该对我在那里的两年抱有任何不满，那会显得忘恩负义……”
安点了点头。“Helen，这种顾虑是人之常情，”她祥和地说。“不过感情没有对错之分，更没有‘应该’与‘不应该’之说。如果你在高中的经历并不全部阳光灿烂、一帆风顺，这并没有什么错。请诚实地将他们写下来，这是有勇气、而不是忘恩负义的表现。”
“但是我的经历的挫折又算什么呢？”我道出了我的另一个顾虑，向她复述了妈妈的话，“和许多更艰难的经历比起来，这似乎微不足道。”
“假设一位士兵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胳膊，另一位士兵失去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安缓缓说道，“那么第一位士兵是否有权利为自己感到悲伤呢？第二位士兵的遭遇应当剥夺他的这个权利吗？”
我的表情一定有些吃惊，因为安的笑意更深了。
“我很高兴你为这篇作文选择了这个话题，”她把面前的草稿推向我。“这背后似乎有许多故事。我相信你会把它们讲得很好。”
离开安的写作课后一晃已经过了三年。三年中，我提起笔时，常常感到安就站在我的身后，审视着我写下的一词一句。“这个比喻用得非常贴切，”她时而赞许地评价；“这个动词似乎有些模棱两可，”她时而不失时机地提醒。“‘泡菜’在哪里？”我有时又可以听到她一针见血的问题。
“安是我见过最严格的语法老师，”一年前，在一次写作课的班聚时，一位同学提起。“但不知为什么，你总不想让她失望。”
“每次上她的课，感觉总像和心理医生谈话，”另一位打趣说。
“有人想过把这门课的经历写成一篇文章吗？”我问。
“如果写了，一定不敢拿给她看，”第一位同学说。“一写起来一发不可收拾，大概一半最终都要葬身于‘句子坟墓’里了！”
❷ 洪国藩的生平简介
【洪国藩】（1939.12～）分子生物学家，浙江宁波人。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同年9月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至今。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课题组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研究中心主任，英国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访问学者、研究员，英国约翰研究所访问教授，美国耶鲁大学访问教授，中国生化学会副理事长，《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常务编委，英国《DNASequence》杂志编委、《TrendsinPlantScience》杂志顾问编委，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联合国人类基因组科学协调委员会委员，199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❸ 汉斯·摩根索的生平
他1904年生于德国，1923-1927年间先后在柏林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攻读哲学、文学和法律，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问题研究生院学习和研究国际政治。毕业后当了三年律师，之后在日内瓦大学任政治学讲师。1935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国际研究学院任国际法教授。由于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他无法回德国，遂于1937年辗转到美国，在布鲁克林学院和堪萨斯州立大学教政治学。1943年，摩根所加入美国国籍，以后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其中时间最长的是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并且曾是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的访问教授。1950-1968年期间担任芝加哥大学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期间还兼任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顾问。
摩根索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授时，与爱德华·卡尔成为同事，此人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该学派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其最为关注的研究领域是权力。
平生所着甚多，但最着名的传世之作则是《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Politics Among Nations —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该书在学术界素享盛誉，已经成为美国使用最广影响最大的教科书之一，它精确地定义了国际关系范畴，宣告了美国二战后外交思想范式转型的开始，该文强调权力界定的利益。而在二战前理想主义占据主流的时期，人们关注的则是价值。其他主要着作还有《科学人对抗权力政治》（1946年）、《捍卫国家利益》（1951年）、《政治学的困境》（1958年）)、《美国政治的目的》(1960)、《20世纪的政治学》(1962)、《真理与强权》 (1970)《科学：奴仆还是主人？》 等。摩根索以抽象的人性论作为世界观的理论基础，演绎出权力政治学派的国际法观。
❹ 怎么申请美国交流访问学者交流访问学者有几种类型啊
我在美国做过三年访问学者，分享下我的见闻吧！美国的交流访问学者，确实有很多种类型。我可以把交流访问学者分成如下几类：学术型交流访问学者，职场型交流访问学者，交流访问学生（国内也称为“联合培养”）。
学术型交流访问学者，参与者一般是国内科研院所教授学者，直接联系美国大学教授，联合做学术研究、就共同的学术领域交流合作。一般我们常说的访问学者，普遍是这一类。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之类的名校教授，也愿意接收国内的优秀教授学者访学。
职场型交流访问学者，参与者一般是职场人士，没有太多的学术研究经历，美国有一些大学也提供专门的交流访问学者项目，这类录取门槛比较宽松，给职场人士（当然前面提到的教授学者也可以申请）提供在美国高校学习交流的进修机会。比如，美国菲迪大学就设立专门的交流访问学者项目，接收广泛背景的申请者，无论是学术界的教授，还是职场人士，本科以上学历就可以申请，也没有托福或雅思类的英语考试要求。
交流访问学生（国内也称为“联合培养”），国内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在读的学生，为了增强教育背景和学术素养，找到美国大学教授的助研或相关的交流学习机会，去美国进修的也比较多，甚至国家留学基金委之类的单位，也提供很多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
至于怎么申请交流访问学者，最重要的还是找到适合自己的项目。比如教授学者类的，就得寻找和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美国大学教授；职场人士就找到合适自己的访问项目。比如我当年申请美国访学的时候，我一直从事美国留学中介业务，我选择的研究主题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学业和职业发展，恰好美国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有相关的访学项目，我就顺利申请到了。
❺ 姚俊的介绍
姚俊，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耶鲁大学访问教授；德国赫姆霍兹国家研究委员会UFZ环境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重点实验室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北京科技大学科学研究与发展部副部长；《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Health Part A》特邀编委；3次出任有关环境科学及生物量热方面国际学术研讨会（匈牙利、德国、意大利）的组委会委员；湖北省微生物学会理事。
❻ 南通大学有院士任教吗
南通大学有院士任教。
南通大学特聘教授钱忠明，医药卫生学部院士。曾先后担任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全职特聘教授，美国耶鲁大学访问教授、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生物物理所联合培养计划博士生导师，以及中国制药工业药理学会副主任委员和国际生物医药与生物技术学会 (IABB) 副理事长，长期从事“脑铁代谢紊乱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预防和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神经药理学”研究。
顾晓松（南通大学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1980年毕业于南通大学（原南通医学院）并留校任教，现为南通大学江苏省神经再生重点实验室主任，省基础医学优势学科带头人，曾获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❼ 水之教堂的设计师
安藤忠雄
1941年，生于日本大阪，在运动场和大街上度过童年。曾迷恋过船模和航模制作，并学过木工手艺，也学过拳击。18岁时，安藤开始考察日本文化古城京都和奈良的庙宇、神殿和茶社等传统建筑
1963年，游历欧美，考察研究西方着名建筑。
1969年，安藤再家乡大阪成立安藤忠雄建筑事务所。
1975年，安藤完成了他的成名作——位于大阪住吉区的东邸，即“住吉的长屋”。
1979年，“住吉的长屋”获日本建筑学会年度大奖。
1983年，神户六甲集合住宅或日本文化设计奖。1985年芬兰建筑学会阿尔瓦·阿尔托奖。1986年获日本文部省嘉奖。1987年六甲教堂获每日(Mainichi)奖
1986年，获日本教育部的年度奖。
1987年，任耶鲁大学访问教授。
1988年，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
1989年，获法国建筑科学院建筑金奖。
1990年，任哈佛大学访问教授。
1991年，获美国艺术与文学科学院布鲁诺纪念奖（Arnold W. Brunner），美国建筑家学会荣誉会员。
1992年，或丹麦嘉士伯建筑奖。
1993年，获日本艺术学院颁发的建立，成为英国皇家建筑学学会的荣誉会员。
1995年，或普利茨凯建筑奖（Pritzker Prize）及法国艺术和文学院奖(Cheralier de I'oder)
1997年，或英国皇家建筑学会金奖以及法国艺术和文学院（Officier de I'order）。同年任东京大学教授。
1998 大山崎山庄博物馆 冥想之庭 （赈灾复兴集合住宅）
1999 贝纳通研究中心 东陶活动中心
2000 横仓山自然森林博物馆芝加哥住宅
2001 东陶研究院 曰光博物馆
2002 六甲集合住宅3
2003淡路梦舞台光明寺 贝纳通信息研究中心
2004普利策艺术基金会 ARMAN/TEATRO 狭山水库历史博物馆司马辽太郎纪念博物馆
2005 国际儿童文学图书馆皮卡迪利公园改造 沃思堡现代美术馆
职业生涯是从居民建筑开始
安藤的建筑是空间和形式在艺术上的惊奇组合，透过他的建筑没有人可预测这个时刻将会到来，他不愿意受传统的束缚。创新是他的手段，个人世界观是他灵感的源泉。将普雷兹克建筑奖授书安藤忠雄，不仅因为他完成了某项作品，更是为了他将来的项目能够进一步丰富建筑艺术。安藤所有的项目几乎都是用水泥作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其实他当过一段时间的木工学徒，掌握了日本传统木结构手艺。事实上，他最出名的着作之一就是完全的木结构——92年在西班牙参览的日本亭榭。安藤的大部份杰作都在日本，尤其集中在生他、养他的故乡大阪，他至今仍在那里生活，工作。除一些灵性的宗教建筑外，他还设计了许多博物馆，商业建筑包括写字楼、工厂、商场等，但是他的职业生涯是从居民建筑开始的。 就是1977年在家乡大阪建一套小排房，在日本称为——屋。并于1979年获得了日本建筑研究院的一等奖。他还设计了许多着名的单身，多口家庭住宅，也设计过商业居住混合楼及综合套间楼等。比尔·莱西——桂冠奖评审团国际组执行主席，援引评审团评论文章说：“安藤已经完成了一件杰出作品的主体部分，他有超强的洞察力完全超脱了当今最盛行的运动学派或风格，他的建筑是形式与将要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综合统一。”莱西，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位建筑师，普切斯的纽约立大学任校长，进一步解释到：“安藤建筑哲学最关键的部分就是创造一种界限，在其中，他可激起一种人反省的空间，他所包装的空间，人们可以在阳光和阴影，空气和水中相互交融，而远离城市的喧嚣。继1987年KenzoTange第一次获得普雷兹克桂冠奖和1993年Fumihiko Maki第二次获该奖之后，安藤是第三位获得该大奖的日本人，他的入选标志着在20世纪的现代主义者建筑中，该国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而在此之前，几乎是美国和欧洲的主流。作为一名自学成才的建筑师，安藤没有任何建筑学 学位，甚至没有得到过任何建筑大师的培训指导，他的个人发展完全是靠他在量的阅读和多次到欧洲美国旅行学习其历史建筑。至今他还保留着旅行中的详细记录图，且仍然坚持这样做。
安藤最杰出的住宅工程之一
就是Rokko Housing，该上区分两阶段完成，第一期工程有20套，每套都成梯形，但规模大小、布置各不相同，第二期50套，1993年完成，但是所有单元都有统一的外观和独特的内部结构。这些住宅群都是使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从大阪湾俯瞰全景，整个小区就象镶嵌在60度的斜坡上一样，恰似一个游泳池和楼顶广场。安藤也因此获得了1983年的日本文化设计大奖。安藤的另一个住宅工程是大阪的Ishihara三层楼，该建筑也是采用混凝土墙结构，中心有一个大堂，四周是玻璃块模。还有一幢三层楼是Horiuchi，该建筑有一块独立式的玻璃墙，挡在房屋和街道之间。按照其惯有的教堂意念，安藤佳作不断，但他也在不断变化他的结构方式，新结构建筑包括光明教堂，基督教徒和圣水教堂，令人惊叹的佛教圣水寺。寺庙的入口是一个穿过莲花池的楼梯间，儿童游乐宫和墓林馆都是安藤运用楼梯和地下室间的典形代表作品。
❽ 雅克·德里达的介绍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是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着名的哲学家。1983年起任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主任，还是国际哲学学院创始人和第一任院长，法兰西公学名誉教授。雅克・德里达生于阿尔及利亚。19岁时回法国就学，1956～195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60年代成为《泰凯尔》杂志的核心人物。60年代末与该杂志分裂。后一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曾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访问教授。德里达是解构主义哲学的代表人，他的思想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掀起了巨大波澜，成为欧美知识界最有争议性的人物。德里达的理论动摇了整个传统人文科学的基础，也是整个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主要代表作有《论文字学》(1967年)、《声音与现象》(1967年)、《书写与差异》(1967年)、《散播》(1972年)、《哲学的边缘》、《立场》(1972年)、《丧钟》(1974)、《人的目的》(1980年)、《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起源问题》（1990），《马克思的幽灵》(1993)、《与勒维纳斯永别》（1997）、《文学行动》等。
❾ 翁端的个人履历
2004.9－－2004.12 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教授
2002.9－ －2003.5 美国耶鲁大学访问教授
2001.8－－目前 清华大学材料系教授
1995.11-- 2001.8 清华大学材料系副教授
1991.8－－1995.11 瑞士联邦高等工业大学 博士学习
1985.12-- 1991.8 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讲师
1983.9－－1985.12 大连工学院化工系 硕士学习
1982.2－－1983.8 江苏省无锡测绘仪器厂 助工
1978.3－－1982.1 大连工学院化工系 本科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