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中访问日本

‘壹’ 日军称张自忠为“活关公”，日军为何如此敬重张自忠呢

作为与中国仇恨最深的国家，日本虽然偏执、狭隘、残忍、暴虐，而且一贯贪婪无耻，但是日本对强者的尊重也是众所周知的，而日军如此敬重的称张自忠将军为“活关公”，则完全是由于张自忠将军在抗日战场上的骄人战绩和为国尽忠的牺牲精神。

张自忠将军是抗日战场上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将领之一。在首都北京，只有三个地方是以现代人物的姓名命名，分别是张自忠路、佟麟阁路和赵登禹路。包括张自忠将军在内的三个人都是牺牲在抗日前线的民族英雄。

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战役”早已名扬天下，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场极为惨烈、战果也极为辉煌的大捷。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同属于徐州会战的临沂阻击战，也有着完全不逊于台儿庄战役的惨烈和辉煌。

张自忠牺牲后，一贯骄横的日军因钦佩他的忠诚与勇敢，他们列队脱帽，向张自忠遗体敬军礼。

‘贰’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的37年抗战

进入1937年，华北形势出奇的平静。
2月初，日本林铣内阁上台，立即宣扬不尚武的新政策。日本商界则频频伸出橄榄枝，派团访华，只谈经济，不谈政治。4月，日本外务省通过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表示要"采用公正的态度...形成日中间的友好关系。"华北驻屯军也一反常态，主动和冀察当局改善关系，不仅史无前例地赠送二十九军十几门山炮，还邀请宋哲元、张自忠两人访问日本，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宋哲元不愿去，于是由张自忠率领代表团访日。当面对新闻界质询时，宋哲元说道："中日为远东大国，应对于远东事件，共同负责，否则他人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渠希望两国负责领袖，各了解其本国地位，而勉力消除现有困难，并根据平等原则，以增进双方之繁荣与和平。"这番话又遭到各界抨击，让宋哲元苦恼万分。其实宋也不过是应和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基调，日本人破天荒陪起了笑脸，总不能不给人家一点面子。
事实上日本伸出的橄榄枝完全是假象
1937年春，日方从关外大批调运关东军入关，平津间的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从4月25日起，华北驻屯军在平津近郊频繁进行战斗演习，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科。一切迹象表明，日本军方正在积极备战。
由于二十九军在平津和日军胶着对峙已经有两年，其间冲突事件不断，但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从上到下麻痹大意，对日军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另一方面，二十九军将士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军以区区三万人，断然无法和十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对抗。1937年5月，宋哲元厌倦了和日本人周旋的生活，离开北平回到山东乐陵老家养病。正当宋哲元在家乡享受难得的闲暇之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
此时宋哲元认为"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南京方面的指示也是"应战而不求战"。根据这个精神，二十九军各部都按兵不动。三十七师旅长何基沣要求趁丰台日军空虚之际主动攻击，被张自忠制止。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只是华北日军在宛平一战发现二十九军战力强劲，这才感到兵力不足，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增调部队。宋哲元与张自忠等人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外交斡旋解决事变，于是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卢沟桥事变时的平津地区态势
日军根据停战协定占据了各个战略要地，和二十九军阵地犬牙交错。这样二十九军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日军在停战协定的掩护下频繁调动，占据有利攻击位置。一直到7月下旬，宋哲元依然对局势没有清醒认识。这时中央军增援部队已经开到保定、沧州，到这时宋哲元还在担心中央军来抢他的地盘，在24日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仍说"刻下拟请均座千忍万忍，暂时委曲求全，将北上各部队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
到7月底，日军已经陆续从国内和东北增调第五、六、十、二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十一旅团到平津地区，加上原来的天津驻屯军，总兵力达到十几万余人。26日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被宋哲元严辞拒绝。宋哲元这时才明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27日，宋哲元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在8月1日发动进攻，冯治安三十七师会同赵登禹一三二师主力攻丰台，张自忠三十八师攻天津海光寺。
日军先发制人，于28日凌晨发动全线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通县等地均发生激战，二十九军仓促应战，局势非常不利。宋哲元将要面临两难选择：平津地区无险可守，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又占了先机，此战二十九军不但难操胜券，而且连老本都有可能赔上；如果撤退，丢失平津责任重大，无法向南京、向国民交代。宋哲元正犹豫不决之时，噩耗传来，南苑的二十九军军部遭到日军主力攻击，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阵亡，军部直属部队和一三二师寡不敌众，被击溃。南苑丢失，二十九军防线被拦腰砍断，危在旦夕。
蒋介石发来电令，让宋哲元撤到保定
宋哲元此时保存实力的心思很重，他对张自忠说："西北军是冯先生一生心血所建，留下的这点底子，我们得给他保留着。此事非你不能做到。二十九军战线过长，我们要把部队收容起来，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判，拖延一个星期......"张自忠临危受命，代理北平市长，他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29日凌晨二十九军除留下四个团维持治安以外，全部撤走。
北平人民清早出门，发现国军已经抛弃了平津人民退走了，而张自忠署名的告示四处张贴，劝告民众各安其业，不要惊惶自扰。于是舆论大哗，都认为张自忠做了汉奸，一时间举国声讨"张逆自忠"。张自忠是一个自尊心、荣誉感非常强的人，这次遭遇对他打击很大，从此萌发死志。

‘叁’ 张自忠在抗战初期为何被骂为汉奸

张自忠将军是抗日名将，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军衔将领。这样一个民族英雄，抗战初期他到底做了什么，被当时人们骂为汉奸？

张自忠

张自忠出自冯玉祥麾下。在抗战前期张自忠和他上司宋哲元被派往驻守华北，宋哲元任北平市市长，张自忠任天津市市长。军阀出身的宋哲元和张自忠一到华北就有了底盘意识。宋哲元曾经说过：汉奸我是不当，但妥协是难免的。也就是说为了和平向日本做出一些让步是可以的。当时宋哲元、张自忠和日本人搞得是一团和气。

宋哲元

1937年上半年，宋哲元还派张自忠访问日本。之后日本也派了使团个商业团队到华北进行考察。当时日本的意思好像是：我们不搞事，我们只是想来投资做点生意。但什么也没拦住七七事变的爆发。七七事变后宋哲元和张自忠却是一股劲的往日本军营里钻，他们试图用谈判来换取和平。在他们看来这只不过是九一八事变的重演的，日本只是要占点便宜，给他们就好了。他们却不知最后的决战已经打响了。

正在他们钻日本军营时，中央给他们发来电报：盼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当时中央军已经北上，可宋哲元却回复中央：一定要千忍万忍，不要让中央军北上。宋哲元知道如果中央军北上，他们与日本就谈判不了，中央军来了他们的华北地盘也就不属于他们了。这就是当时宋哲元和张自忠用军阀意识来恢复自己的地盘，从而勿失战机。

就因为这件事，当时很多人骂张自忠为汉奸。可能也是这件事让张自忠将军萌发死志，之后在襄阳战死。

我不敢污蔑先贤，只是说出当时的实况。当然张自忠将军始终是我们民族的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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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抗日英雄资料：张自忠

张自忠（1890-1940） 男，汉族，山东省临清县人，中国国民党党员。

张自忠1917年入冯玉祥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1年后任第29军第38师师长。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任喜峰口第29军前线总指挥，打退了日军，守住了阵地。全国抗战爆发后，先后任国民党军第59军军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1938年3月，日军进犯台儿庄，奉命率第59军急行军增援台儿庄作战，为整个战役胜利赢得了时间。1940年5月，中国军队与日军15万精锐部队在枣阳、襄阳、宜昌等地进行枣宜会战。他亲自率领部队与敌寇决战。在部队被敌层层包围的不利态势下，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力战不退，与敌寇拼死搏杀，最后身中7弹，壮烈殉国。弥留之际，他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张自忠将军为国家为民族不避艰险、不惜牺牲的勇气和精神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将烈士墓扩建为张自忠烈士陵园，并于1986年10月，由民政部批准为第一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北京、天津、武汉等城市建有“张自忠路”。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张自忠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张自忠（1891年8月11日－1940年5月16日）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原为西北军系将领，中原大战后接受中央政府改编，任第38师师长，曾参与喜峰口战役。1935年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曾先后任察哈尔省省主席与天津市市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曾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与北平市市长。脱出后任第59军军长，后升第卅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曾参与临沂战役，徐州会战，汉口会战，随枣会战，与枣宜会战等。

早年生活

张自忠，字荩臣，后改荩忱，1891年8月11日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唐园村。张家为临清望族，其父张树桂（字冬荣）曾任江苏省赣榆县知县，1905年卒于任内。张自忠6岁入私塾，后随父至江苏，由父亲教导。父亲过世后随母扶柩返回临清，1908年进入临清高等小学堂就读，1910年毕业后进入位于天津市的北洋法政学堂，1911年加入同盟会，并转入济南法政专门学校。1914年前往奉天（今沈阳），投效驻屯在新民屯的陆军第20师第39旅87团（团长车震），加入军籍。

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已升为旅长的车震率第39旅至湖南长沙以镇压护国军。当时湖南将军汤芗铭将第39旅扩编为湖南陆军第1师，由车震任师长，张自忠被委任为军官，任师部幕僚。但该师旋即被湖南护国军第1师击败，所部瓦解。张自忠遂改投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历任排、连、营长等职，1924年任团长，参与第二次直奉战争，1926年任第15混成旅旅长，入山西与晋军作战。因战事不利，恐为其直属长官，第6师师长石友三所害，遂率部入晋（但并未加入晋军）。直到1927年4月冯玉祥加入国民政府的北伐序列，改编西北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后，张自忠方从山西回归冯玉祥麾下，任集团军总部副官长。1927年底，任第28师师长兼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1928年北伐结束后，任第25师师长，该师曾在1929年的全国军风纪考察中列为全国第一。

长城战役至七七事变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张自忠任第6师师长，先后击败国民政府的第48师（师长徐源泉）与教导第2师（师长张治中）。西北军失败后率第6师残部入晋追随冯玉祥，1931年1月接受张学良节制与改编，西北军残部编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后改番号为第29军，军长宋哲元），张自忠任第38师师长。

喜峰口战役
当承德于1933年3月4日被日军占领后，日军继续往南占领长城各隘口。第29军原奉命至冷口接应万福麟部，但途中即接获该部已退至喜峰口附近，于是第29军改道至喜峰口阻敌。3月7日，第29军第37师（师长冯治安）与第38师在距喜峰口30公里处设立前近指挥所，9日开始双方在喜峰口周边激战，于是张自忠，冯治安，与在喜峰口的第109旅旅长赵登禹商议后，决定进行夜袭。11日夜间由赵登禹率领，分三路从日军后方突袭阵地；由于西北军的传统，第29军士兵均配一副大刀，因此突袭队又称为大刀队。该役共歼敌千余人，此后双方僵持于喜峰口，日军一部转攻罗文峪，于是从第37师与第38师各抽调一团至罗文峪，归第29军暂编第2师（师长刘汝明）指挥，再度击退日军。

不过当商震部在冷口为日军突破后，第29军为避免腹背受敌，遂向西南方向退却。由于在喜峰口与罗文峪等地的战功，第29军的高级军官共11人，在1935年7月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长城战役后，第29军返回山西，后将察哈尔省的抗日同盟军缴械，全军移驻察哈尔省，张自忠仍任第38师师长，驻宣化。1934年张自忠率第29军营长以上军官至庐山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张自忠以第一名结训。1935年6月，由于何梅协定的关系，国民政府中央军退出河北省，于是日军默许下，第29军进驻平津。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张自忠任委员，兼察哈尔省省主席与第38师师长。1936年6月改任天津市长，第38师亦移防天津。1937年3月，日军突邀宋哲元访日。依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部辅佐官寺平忠辅的内部报告所示，是为“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的掌握，乃是北平特务机关应尽全力的任务。”为减轻日方压力，宋哲元遂命张自忠率团访日。从4月23日至5月29日，张自忠访问了东京、大阪、神户、奈良、名古屋等地，但日方则宣传为“代表团在日期间受到各方面热烈的招待，满载而归，每个人都满脸喜气，亲日气氛的造成已收到相当效果。”虽然张自忠发表声明称仅考察日本工业，但国内舆论并不相信，自始张自忠被视为亲日派，甚至是汉奸。

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后，张自忠与宋哲元均认为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但7月17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庐山发表谈话，已拒绝对日方做进一步的让步。7月25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中止对日军协商，同日日军发动攻击，28日第29军军部被日军攻破，佟麟阁副军长与赵登禹师长殉国。于是宋哲元决定将第29军撤到保定，将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北平市长都交由张自忠代理，以掩护第29军的撤退。但这么一来，张自忠就成为众矢之的，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痛斥张自忠的文章，报界一度凡提及必称“张逆自忠”。待第29军撤出平津之后，张自忠从8月1日试图逃离北平，但一直到9月3日才成功抵达天津，10月10日才在秦德纯与张樾的陪同下，在南京市与蒋中正见面。之后张自忠以军政部中将部附的身份留在南京，中央政府于12月迁至武汉后，才发表张自忠为第59军军长 [1]，编入第一战区战斗序列。

1938年
1938年1月，第59军改由第五战区节制，任机动预备队。日军为打通津浦铁路，第13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于1938年1月进攻淮河一线，2月初突破第51军（军长于学忠）的防线，在淮河北岸建立了桥头堡。第59军奉面前往救援后，于2月15日抵达前线，对日军展开攻击。到22日，日军在淮河北岸要点小蚌端口被第59军收复，第13师团被迫退回淮河南岸，两军遂在淮河一线对峙。

3月，由于日军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与第三军团（司令庞炳勋）于多日激战后相峙于临沂，第59军于3月12日抵达临沂西郊后，在13日至17日，与24日至30，会同第三军团的部队两度与第5师团展开战斗，最后第5师团被迫往东北撤退。临沂一战隔开了日军第5与第10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使之无法合流进攻徐州。后第10师团在台儿庄被围歼，是为台儿庄大捷。张自忠亦因功升第27军团军团长兼第59军军长，辖第59与第92军。

虽然临沂与台儿庄两次战斗居获得胜利，但之后由于日军华北与华中派遣军共派出7个师团与两个独立旅团，从南、北两路在5月上旬切断了徐州西面的交通线，集中于徐州的部队有被包围之虞。于是国军主力于5月18日起往西南撤出徐州，第59军负责断后。至6月1日，第59军退至许昌后才停止。当武汉会战于6月11日展开时，第59军在豫南与日军作战，直到9月6日奉命至潢川以掩护鄂北部队的集结。从6日至18日，第59军与日军第10师团（师团长筱冢义男）展开潢川的争夺战。由于日军从16日起对第59军施放毒气，且在18日切断了潢川西方的交通线。鉴于已达成掩护的任务，张自忠在19日凌晨下令部队从潢川西南方突围。

1938年10月12日，张自忠因功升第卅三集团军总司令，仍兼第59军军长。11月13日，张自忠又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所辖部队除第卅三集团军外，还包括第廿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第廿八军团（军团长刘汝明）、江防军及若干独立部队等，司令部设于荆门。

1939年
1939年3月，由于在京山一役击退日军，国民政府加张自忠为上将衔[2]，并颁四等宝鼎勋章。5月1日，日军第11军（军长冈村宁次）向襄河以东的随县与枣阳进攻。6日，襄河以东阵地为日军突破，张自忠率59军渡河，击退日军后，在5月10日反而切断了日军的交通线，迫使日军撤退。该役之后定名为随枣会战。

12月12日，军事委员会发动冬季攻势，以第五与第九两个战区为主攻地区。张自忠指挥13个师攻击日军第13师团（师团长田中静壹），但由于日军已经掌握国军的计划，于是国军部队被迫进攻日军的既设阵地。双方在钟祥、长寿店缠斗三个星期后，在周碞的第75军支援之下，严重损失的日军才在2月下旬后撤。

1940年
由于日军在国军的冬季攻势损失严重，为消除第五战区的威胁，遂调集6个师团，装甲与航空大队，向枣阳与宜昌一线进攻。5月1日，日军第3师团（师团长山胁正隆），第13师团（师团长田中静壹），第15师团（师团长渡边右文），与第39师团（师团长村上启作）对右翼兵团襄河以东各阵地发动攻击，以其会师于枣阳。3日，右翼兵团长寿店阵地被突破之后，张自忠决定在7日率领第74师至河东以增援第38师与第179师。临行前张自忠写了封信给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内容是：

“仰之我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小兄张自忠手启五月六日于快活铺”

张自忠渡河之后，便与第38师与第179师取得连系。由于日军第3与第13师团已于8日会师，第39师团亦已占领枣阳，于是张自忠在11日亲率部队往北追击（此时张自忠所指挥的部队共第38，74，179，180等师，与骑兵第9师，共5个师的番号，但战斗兵力仅2万人），以求截断日军退路。为避免此一结果，日军第13与第39师团便往南正面攻击张自忠的部队。13日，由于第179与第180师为日军所阻，因此张自忠命第38师为左纵队以接应第179师，他率第74师与骑9师的四个团为右纵队，以接应第180师。日军以第39师团攻击右纵队，在15日将张自忠与第74师围于南瓜店，16日所部损失殆尽，为日军所杀[3]。

日军验明身份后，在陈家集征集一口棺木将他下葬。第38师师长黄维纲获报后率便衣队将遗体夺回，18日送回集团军司令部，以上将礼服重殓，经宜昌转送回重庆。28日，灵柩抵达重庆，蒋中正率军事委员会高级将领与国民政府五院院长亲临致祭，蒋还抚棺痛哭。7月7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张自忠，并追赠陆军二级上将 [4]。

荣誉
国民政府在1942年12月31日，明令入祀全国忠烈祠，1944年8月，将宜城县改名自忠县，以资纪念。1946年，获颁荣字第一号荣哀状。

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

张自忠与夫人李敏慧在1908年结婚。育有二子张廉珍、张廉静和一女张廉云。张夫人后于上海因癌症过世[5]，国民政府特颁“相成忠杰”匾额以嘉节行

第29军撤至保定后扩编为第一集团军，第59军即第38师扩编而成
^ 加上将衔，是根据国民政府公布之《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合于晋任上将之规定者，因为员额所限得先加上将衔”,“陆军第二级上将出缺由已加上将衔之中将择优转补。”
^ 日军战史资料中记载，张自忠最后是由藤冈一等兵与堂野军曹所杀
^ 一般提到张将军的殉国是反法西斯阵营阵亡将领中最高军衔者，事实上并非如此，例如1944年在法国阵亡的莱斯利·麦克奈尔（Lesley J. McNair）中将，与1945年在冲绳岛阵亡的赛门·巴克纳（Simon Bolivar Buckner, Jr）中将都在1945年7月被追赠为上将，就阶级来论的话，张将军为三星二级上将，麦克奈尔与巴克纳是四星上将。若说张将军为国民革命军阵亡阶级最高的将领则可（还有其它20位殉国将领被追赠为二级上将，包括一位海军二级上将，参见抗战国军阵亡将领名录），说是整个盟军的话则否
^ 张自忠女儿张廉云说父亲阵亡三个月后，母亲也因为癌症去世了。详见http://cqsb.hsw.cn/gb/cqsb/2005-05/17/content_1886903.htm

‘伍’ 谁知的张自忠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人都崇敬他

1938年张自忠将军所部第77军179师师长何基沣驻防洋坪时，
1938年，时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对蒋介石消极抗战极为不满。在蒋介石派员到部队视察时，何师长向视察人员说了一些情况。例如“前线打的枪响，后方推的磨响，官兵吃饭垫的牙响。”以及大后方流传着的三种说法：一是前方抱紧枪，后方抱紧人；二是前方打枪，后方打牌；三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蒋介石知道后，十分恼火，密令张总司令，“撤掉何基沣179师师长职务，送重庆法办。”张总司令接到命令后，秘而不宣，趁去重庆开会机会，面见蒋介石陈述说：“何师长跟随我多年，是个真诚爱国者，对国家忠心耿耿，绝不会有负国家，自忠保证何师长不会有意外行动，委员长可调何到中训团来，再进行一次考查。”蒋介石答应了张总司令的请求。张总司令回部后，命令何师长带职到中训团受训。 战争前夕，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接获可靠情报，敌人受德国闪电战胜利的刺激，也预备和我们来一个闪电战……于四月中旬集结了六、七个师团的兵力，要再到随枣地区来扫荡我五战区。”李宗仁急电重庆，要求放回何基沣投入对敌作战，但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不准。当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李宗仁再电重庆，重庆仍不放何基沣归队，直至张自忠在激战中与179师联系不上，孤军作战而牺牲。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中国军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5月6日晚致书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冯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179师，38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他自己亲自率领2000多人渡河作战。
1940年5月1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张自忠率2000多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10多次。日军伤亡惨重。
1940年5月7日拂晓，张自忠东渡襄河，率部北进。在日军集结重兵南下时，
1939年鄂西大捷，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张自忠我方主力本应暂时规避，寻机集中力量分别围歼来犯之敌。但是，蒋介石被日方的假情报迷惑，错误判断形势，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同时围歼南北两路日军。虽然张自忠在河东的部队只有五个师二万余人，兵力仅及对方一半，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立即根据自身情况调整部署。然而不幸的是，张自忠的电报密码被日军截获破译，他的军事部署已完全被敌方掌握。日军当即调集两个师团另加四个大队奔袭而来。1940年5月14日，双方发生遭遇战。15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斗异常惨烈。至下午三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他本人也被炮弹炸伤右腿。此时，他已撤至杏仁山，与剩下的十几名卫士奋勇抵抗，竟将蜂拥而至的日军阻于山下达两个多小时。激战到16日佛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猛攻。一昼夜发动9次冲锋。张自忠所部伤亡人员急剧上升，战况空前激烈。
1940年5月16日一天之内，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
不久，大群日兵已冲到面前。根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四队一等兵藤冈是第一个冲到近前的。突然，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他那威严的目光竟然使藤冈立即止步，惊愕地愣在那里。冲在后面的第三中队长堂野随即开枪，子弹打中了那军官的头部，但他仍然没有倒下!清醒过来的藤冈端起刺刀，拚尽全身力气猛然刺去，那军官的高大身躯终于轰然倒地。这时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发现张将军遗体，审认无讹，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并全军向他行礼，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之时，日军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军的空袭一日，避免伤到张自忠的忠骸。可见，张自忠将军在对日抗战所展现军人武德，连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都为之感动。
当天深夜，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并称：“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张自忠墓(18张)
日军对张自忠将军表现了极大的崇敬，由军医用酒精仔细清洗遗体，并包扎好伤口，郑重装殓，放进赶制的棺材里。此棺被葬于一处山坡上，并立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事隔十六年之后，1956年冈村宁次在日本东京与来访的何应钦曾谈到了张自忠之死，冈村宁次说：“我们成了冤家对头，不过这种冤家对头其妙无比。您也许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认识了张自忠司令官，而在进攻汉口之后，不幸得很，我们在汉水(即襄河)东岸之战两相对峙下来。那个时候战事爆发，张先生勇往直前，挥兵渡河，进入我方阵地，惟遇我方因战略关系向前进击，他竟冲至我军后面战死。他之死令我感慨无量，因我本身也随时有阵亡的危险。”有个叫全球抗日纪念网的，去看看。

‘陆’ 张自忠：牺牲后日军层层上报，战机三次飞抵灵柩上空，为什么未曾投一弹

半个多世纪前，那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依旧是中国人记忆中最为惨痛的回忆，为了抵御日寇的入侵，无数华夏儿女抛头颅洒热血，拼了自己的身价性命也要与日寇战斗到底。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中，每一个为包围国家而牺牲的人都值得被我们纪念，是他们用鲜血为我们换来了如今安定繁荣的生活，张自忠将军就是众多牺牲将士中的代表性人物。

张自忠将军为国家，为人民奉献出了自己生命。正是无数个像张将军这样的慷慨义士为了子孙后代们的尊严而战，为中华大地的百姓们争取来了和平。

‘柒’ 有对张自忠的文章吗急用

张自忠，字荩臣，后改为荩忱，1891年8月11日出生于山东临清。1911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就在这一年，武昌起义爆发，张自忠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并转入山东法政专门学校。继而投笔从戎，于1914年到奉天（今辽宁）新民县，投奔在那里当团长的临清同乡车震，后随车震投奔冯玉祥。
张自忠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是能吃苦，善学习，天生就是一块当兵的好材料，因此不断得到提升，从见习官以至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后来还在冯玉祥建立的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担任校长。1929年，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进行的全国军风纪考察中，张自忠任师长的二十五师名列全国陆军第一。检查团总团长刘峙在讲评时说，二十五师有三大特点：第一，全师官兵不分级别服装一致，没有等级差别；第二，从师长到士兵，脸色一致，说明官兵伙食没有区别；第三，从早上八点开始检阅，至中午十二时，没有一个人随便活动或讲话，这种纪律，从来没有见过！1935年12月，时任二十九军军长的宋哲元担任该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秦德纯任北平市长，已获中将军衔的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任察哈尔省主席。第二年，张自忠又调任天津市长。
军人兼任政界职务，这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特殊事物。平津一带中日两国军事力量交叉叠错，政治形势极为复杂，作为军事首领、政界要员的宋哲元、张自忠等人，对于日本的侵略野心未能及时有所认识，始终抱有幻想，希望避免正面冲突，维持局面稳定，因此，在对日交往中时有妥协，难免引起国人不满。而自从1937年3月张自忠代表宋哲元访问日本后，又落下了一个“亲日派”的名声，这使他十分苦闷。
卢沟桥事变后，为了避免全军被日军围歼，宋哲元不得不决定带领部队撤往保定。但同时又命令张自忠留下，与日本人周旋，以图缓和形势。张自忠明白，自己已经被人称作“亲日派”了，如果在这种时候居然留了下来，恐怕永远也无法摆脱“汉奸”的罪名了。但是作为军人，他只有服从命令。当夜，宋哲元、秦德纯等人悄然出城。第二天，张自忠前往冀察政务委员会，按照宋哲元的指示，就任代理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长。于是，那顶“大汉奸”的帽子就牢牢地戴在他的头上了。
惟求“戴罪立功”
7月30日，天津沦陷；8月8日，北平沦陷。眼见形势已不可逆转，张自忠于8月6日通过报纸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随即躲进德国医院暂避。
9月3日，张自忠在朋友和几位美国人的帮助下，化装逃至天津，与已被安置在英租界的家人相见。他在家里只待了短短几个小时，天亮之前便匆匆离去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成永诀！
背着“汉奸”恶名的张自忠悄然到达济南，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居然不欲接见。张自忠在门外听见他大声对副官说：“他当他的汉奸，我救我的国，见什么见！”张自忠按捺不住，一头闯了进去，当面出示了宋哲元命他留守北平的手谕，韩复渠这才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当时，张自忠原部三十八师已扩编为五十九军，部下得知他在济南，数次派人请他归队。但这时蒋介石已有命令，让韩复渠将他押解南京接受处理。正在前线的宋哲元得知消息，立即派秦德纯赶到济南，专程陪同张自忠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
此时舆论界仍在对张自忠大加鞭挞。比如某报载文，在赞扬段祺瑞、吴佩孚坚持民族气节，不为日本人所利用之后，笔锋一转，指到了张自忠头上：“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那寡廉鲜耻的殷汝耕和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尽管宋哲元、冯玉祥等人再三向蒋介石说明情况、为张自忠求情，蒋介石也已弄清了真相，但由于影响在外，社会反映很大，张自忠一时难以公开露面。直到两个月后，战事紧急，张自忠才得到了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被任命为原部五十九军的代军长。
两年后，张自忠战死沙场，蒋介石含悲撰文通电全军，在回顾张自忠的这段经历时，说：“……卢沟桥战事之前，敌人密布平津之间，乘间抵隙，多方以谋我，其时应敌之难，盖有千百于今日之抗战者。荩忱前主察政，后长津市，皆以身当樽俎折冲之交，忍痛含垢，与敌周旋。众谤群疑，无所摇夺，而未尝以一语自明……。”在蒙冤受屈的时候，张自忠的确没有为自己进行任何辩白。他所渴望的，就是一个能够以行动证明自己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937年12月7日，张自忠赶赴正在河南道口驻扎的五十九军军部上任，见到老部下后，他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在场所有将领，莫不泪下。
张自忠回军后参加的第一战，便是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的徐州会战。在战前会议上，张自忠大声说道：“无论谁都可以打败仗，惟有我张自忠不能！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刷干净！我带领大家拼死保国！”在他的激励下，全军将士情绪激昂，奋勇杀敌，首战告捷，数日之内，便夺下多处城镇，其中包括日军防守力量最雄厚的小蚌端口，迫使其退守至淮河南岸，直接破坏了敌军企图北上打通津浦路以夹击徐州、台儿庄的战略计划，使淮河战局得以扭转。
十万百姓送英灵
5月7日拂晓，张自忠东渡襄河，率部北进。在日军集结重兵南下时，我方主力本应暂时规避，寻机集中力量分别围歼来犯之敌。但是，蒋介石被日方的假情报迷惑，错误判断形势，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同时围歼南北两路日军。虽然张自忠在河东的部队只有五个师、二万余人，兵力仅及对方一半，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立即根据自身情况调整部署。然而不幸的是，张自忠的电报密码被日军截获破译，他的军事部署已完全被敌方掌握。日军当即调集两个师团另加四个大队奔袭而来。14日，双方发生遭遇战。
15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斗异常惨烈。至下午三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他本人也被炮弹炸伤右腿。此时，他已撤至杏仁山，与剩下的十几名卫士奋勇抵抗，竟将蜂拥而至的日军阻于山下达两个多小时。张自忠不顾自己伤势严重，提起冲锋枪亲自杀敌，但随即引来敌人的扫射，他身中数弹，血如泉涌。此时，他命令其他人立即撤退，为了不使自己拖累大家，他拔出随身佩带的短剑刺向自己，但被卫士抱住了。转瞬间，大群日兵已冲到面前。根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四队一等兵藤冈是第一个冲到近前的。突然，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他那威严的目光竟然使藤冈立即止步，惊愕地愣在那里。冲在后面的第三中队长堂野随即开枪，子弹打中了那军官的头部，但他仍然没有倒下！清醒过来的藤冈端起刺刀，拚尽全身力气猛然刺去，那军官的高大身躯终于轰然倒地。这时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当天深夜，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并称：“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日军对张自忠将军表现了极大的崇敬，由军医用酒精仔细清洗遗体，并包扎好伤口，郑重装殓，放进赶制的棺材里。此棺被葬于一处山坡上，并立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奉命增援的三十八师在16日凌晨奔至南瓜店，得知张自忠战死，全军悲愤，夜袭日军，奋勇抢回了遗体。经检视，张自忠身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二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
张自忠的遗体被运到重庆，行至宜昌，有十余万百姓上街为其送殡。当日，尚有日寇飞机在天空盘旋寻衅，但满城军民竟无一人躲避。
11月16日，张自忠被以国葬之礼权厝于重庆雨台山。后来，冯玉祥在墓畔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将此山改名为梅花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属于反法西斯阵营的五十多个国家中，张自忠是阵亡将士中军衔最高的将领，正如周恩来所说，张自忠不愧为“抗战军人之魂”

月16日，是张自忠中将陨于湖北的忌日，算起来已有67年。在漫长的67年中间，很少有人探究过，到底是谁害死了张将军。答案似乎非常简单，不用细想，当然是日本人！
这个结论固然不错，没有日军入侵，张自忠可以做一位和平军人，无人可以置他于死地。但是，即便是日本人长驱直入，打到了华中，张将军就一定会陨命前线吗？要知道，张自忠贵为中将，高居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之重职，是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55军、第59军、第77军，其中第59军军长一直由其兼任，但他却只带着两个团，孤军深入，投入日军重重围困，壮烈取死。这其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军阶太高，职位太显赫，他完全可以坐镇大本营，免于一死，为抗战立更大的战功。
那么，是什么迫使张将军义无返顾地迈向死地，决定以壮烈殉国终其一生？
只要翻一翻历史资料，不难看出，逼死张将军的，是公众舆论。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把民意和公众舆论捧得太高，以至现在谈起来自大众的声音，依然带有神圣感。实际上，舆论学公认，来自公众的声音带有致命缺陷。比如，它常常以成见为基础，具有太多的想当然的非专业判断，下结论草率而不负责任，对下过的结论又会很快忘掉……这些公众舆论的种种缺憾，对于发出声音的公众而言是一种发泄，很痛快，酣畅淋漓，但对于当事人，常常苦不堪言，有口难辩。最后，声讨者很快忘记了声讨，忙自己的事情去了，但被声讨的人却一生无法医治心底的创伤。
张自忠，正是这样一位蒙冤的将军，他必须以死来清洁自己的荣誉。
提起这件事，今天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像张自忠这样的肝胆忠烈，在他尚未成为“民族英雄”之前，也会被没脑愤青痛骂为“华北特号汉奸”。

30年代中期，日本为确保“满洲国”的军事安全，防止蒋中正突然收复东四省，便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日军北撤，国民革命军南撤，所有驻防退出华北。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协议，华北只留驻一支军队，这就是宋哲元中将驻守京津的第29军，其中第38师师长便是张自忠少将。
那个时候，蒋中正给这支军队的训令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华北，与日军做长期周旋。可问题是，这支军队，一直视日军为死敌，比如冯治安师长，有事没事都想找日本人麻烦，一心想把事情闹大，发泄心中的淤愤。宋哲元也是这么一个人，看着日本人就别扭，根本不想跟他们多说话。所以，在全军高级将领中，惟有张自忠儒雅周详，他沉默寡言，身高1米80，相貌酷似周恩来中将，不仅革命军官兵敬仰他，日本军政也很喜欢他。于是，在华北危亡的复杂局面中，张自忠被先后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艰难维系着苦涩的和平，不能得罪日本人，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这种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这一切，在外人看来，完全是另一番图景。
大家只是看到，第29军全军将士对日本人全都横眉立目，惟有张自忠一人，竟与日军保持往来，甚至应邀去日本访问，而且受到欢迎和敬重。于是舆论沸沸扬扬，说张自忠与日本订了“密约”，日本人赠其巨款，还送给他一个美人儿。
这种时候，人们会忘记就在几年前，张将军曾担任喜峰口战役的前线总指挥，令大刀队夜袭敌营，砍下数百日军的头颅。为此，还有了《大刀进行曲》这首歌，当年脍炙人口。后来，这首歌被全面修改歌词，变成了歌颂东北义勇军和全国老百姓，殊不知，当年它是献给第29军大刀队的，第2句歌词不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而是“29军的兄弟们”。
那个时候，张自忠是抗战英雄，但一晃就变成了嫌疑汉奸。
对于张自忠全面的误解，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了保全战斗实力，第29军奉命南撤保定，以取得紧急北上的5个甲种师的支援。与此同时，为了疏散和安置没能随军撤离的军人家眷，为了京津不受重大损失，也为了收殓沙场上的官兵尸体，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京市长，与敌敷衍，拖延时间。
这一次，沉默寡言的张将军落泪了，他对秦德纯副军长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这样的事，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而且从无例外。
曾国藩为国效力终生，临死前被迫去处理“天津教案”，顿时成了“汉奸”。
李鸿章扶国于危难，临死前签署“辛丑条约”，当即成了“卖国贼”。
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究面子的，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而且无论先前你做过什么，无论你是不是忍辱负重地代表民族最终利益，只要你与民族敌人周旋，搞了缓兵之计，公众舆论就再也不会放过你，甚至永远不会放过你的后人。
果然，张自忠彻底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叛徒、大汉奸、卖国贼的带名词。1937年后半年的报纸，多在痛骂他“卖国变节”，一律称之为“张逆自忠”。那时的中国文人，凡喜欢发表言论的，没有谁没骂过张自忠。一些大报用醒目的大标题配文，讽刺张将军“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9月28日，《大公报》发表《勉北方军人》，颂扬老将段祺瑞和吴佩孚具有民族气节，而把张自忠与汉奸殷汝耕名列一处。
“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日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以民国耆老死于泸上，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子玉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经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鲜廉寡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当年的《大公报》类似于今天的《南方周末》，完全是民意代表，从不与政府保持一致，被视为社会的良知，可想而知，当年它的公众影响力比《南方周末》和《北京青年报》加起来还要大，其连篇累牍地鞭挞张自忠，效果可知。好在张自忠比曾国藩和李鸿章幸运，他只有46岁，他有充分的时间去改变公众看法，最有效的办法便是，“粉身碎骨，以事实曲直于天下”。

在一片痛骂声中，张自忠始终缄默着，周旋着，估算着第29军向目的地有续撤离的时间，努力使京津免于屠城。等到日军要求他通电反蒋，他已完成宋哲元交给他的任务，他便断然拒绝，随后称病，躲进德国医院，然后骑车逃往天津，再换乘英国轮船去青岛，至济南，企图转道南京。
在济南时，张自忠被山东省主席韩复渠上将拘押，韩主席叫来秦德纯，另派一位大员，一同押解张自忠去南京侯审。在韩复渠看来，张自忠的确是汉奸，必须惩办。
张自忠被押上火车时，京沪各大报纸皆发电讯，报道“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车次也做了详报，所以火车一进徐州站，秦德纯忽然发现打着白旗的学生包围上来，急忙令张将军躲到厕所里，张将军自问无愧，不肯，被秦德纯推了进去，随手把门锁上。学生冲上车，咆哮着要抓“汉奸张自忠”，秦德纯颇费一番口舌，才把愤怒的学生骗下火车。
这件事，对张将军的刺激极大，让他清醒地知道了自己的公众形象。
拘押济南期间，张将军曾给同事和部下写信说——
“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
“必死而后能生”，为了清扫自己毁誉，张将军想到了由死而生。
也就是从那时起，“死”这个字，频繁出现在张将军的笔端。
到了南京，张自忠见到蒋中正，心头悬垂的石头落了地。蒋中正相信张自忠是爱国的，劝说他放宽心，好好修养。张自忠大为感动，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他含着泪，对秦德纯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
在张自忠看来，蒋中正给他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用来证明自己不是汉奸。
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他将遗臭万年，所以他对蒋中正心怀感激。
1938年，张自忠代理第59军军长，归队当天，他又一次落泪，对着同样担负着汉奸恶名的老部下说：“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
为什么说得这么狠？因为张自忠是不能打败仗的！一个被疑为“华北特号汉奸”的人，从一开始便失去了可以撤退可以打败仗的权利，他只能勇往直前，痛击日军。
张将军做得不错。在徐州会战中，他痛歼板垣师团两个联队，并衔尾急追，日进60公里，取得“临沂大捷”，坂垣征四郎数次羞得要自杀。在武汉会战之后，他以一对十，击毙日军3位联队长，歼敌1万3千人，最终挫敌溃退，赢得“鄂北大捷”。不久，张将军再次猛冲猛打，取得“襄东大捷”。
不过，即使军功在身，为民族独立而死和为洗清自己而死，这两种死念依然缠绕在张自忠的心底。为夺取“鄂北大捷”，张自忠计划夜袭钟祥日军总部，行动前，他再次提到：“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当然，他胜利了，但他没有死，所以老百姓和记者都已承认他确实很能打仗，可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似乎还差得远。
这其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赶到钟祥县，来采访张自忠。但像绝大多数记者一样，史沫特莱对张司令的印象并不好，认为他至少曾经做过汉奸，现在不过是将功补过罢了。在采访中，史沫特莱问到“伪军”问题时，张自忠非常敏感，不再说话了。或许，他感到很愤怒，已经打了这么多大仗胜仗，投降问题却依然包围着他。
史沫特莱无法理解张自忠的沉默，认为是羞愧和面子使然，而对于张自忠来说，沉默是他唯一的选择。就像史沫特莱一样，舆论仍然认为，张自忠的胜仗，不过是弥补过去做汉奸的罪过，只有张将军自己知道，他从未做过汉奸，但他必须用壮烈的死来证明。

1940年，日军集中30万兵力，猛攻湖北襄樊，张自忠的机会终于来了。
张自忠在襄河东岸打了1场胜仗，撤回西岸，与敌对峙。此时，他的第33集团军只有3个团的兵力在此，其他部队分散在各个隘口，不能抽调，但张将军不知为什么，非要再渡襄河，去打敌人的重兵。即便如此，张自忠作为中将总司令，不管怎么个打法，他本人都没必要亲率小股部队外出冒险，但他不顾部下再三劝说，非要坚持让冯治安副总司令留守，自己率区区两个团渡河作战。
5月1日，他动员第59军高层，共同为国赴死。
“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5月6日，张自忠给冯治安发出最后一封信，这基本是一份军事遗嘱。
“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179D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
信发，张自忠带兵渡河，义无返顾。
张将军平素生活简朴，从来只穿土布军装，与下级军官无异，但这一次出征，将军一反常态，竟穿上了黄呢军装。这让送行的人非常吃惊，他们后来才明白，他们的总司令已经做好了回不来的准备。
5月14日，张自忠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切断，日军兵力是自己的1倍半，但张自忠毫不畏惧，屡次下令冲锋。
日军屡屡受挫，奇怪这支中国军队何以如此倔强，获悉是张自忠亲自带队，15日便大举增兵，以1万兵力，分南北两路，夹击包围张自忠，以期铲除心患。
5月16日，张将军布阵十里长山，日军以飞机和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革命军阵变成一片火海。张自忠身材高大，穿着耀眼的黄呢军装，目标明显，日军更是从3个方向，用交叉火力，向他那里射击。
中午，张将军左臂中弹，但他坚持着，给第5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一份报告。然后，他告诉副官：“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
此时，日军包围圈尚有东北角一个缺口，但谁都可以突围，惟张将军是没有权力撤退的，他不能因为做逃兵而勾起公众丰富的联想，于是，他让苏联顾问和文艺兵冲出了缺口。
下午3点，张将军腰部中弹，右肩右腿被炮弹皮炸伤，只能卧地指挥。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军又中3弹，却猛然站起，被身后的日本兵射杀，另一名日本兵跑上前去，将枪托击碎他的头颅，把刺刀插进他的腹部……
这一刻，张将军知道，他绝对不再是汉奸了，他将是永远的民族英雄。
日军发现将军衣兜里的金笔刻着“张自忠”3字，大为震惊，立即列队脱帽，行军礼致敬，最后用棺木盛殓，竖起“支那大将军张自忠”灵牌。不知道日军这么做，是因为崇敬将军忠勇，还是依然像过去一样喜欢他的儒雅亲善。
蒋中正闻讯后，非常生气，他不明白为什么总司令战死，副总司令、军长、师长反倒一个也没死，不知道这仗到底是怎么打的。他哪里晓得，张自忠的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阵亡，他是在涅磐，是要用壮烈殉国告诉国人，为了民族，他可以视死如归。
张将军的尸体从日军修建的坟茔中启出，运至宜昌，停灵东山寺，数万宜昌人不期而集，悲伤之情，溢于言表。但除了痛恨日军之外，他们是否为错怪过这位忠烈感到深深的内疚？灵榇沿长江逆流送抵重庆，储奇门码头人山人海，10万人前来凭吊，而这些人，又有多少当初没骂过张自忠呢？好在这个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棺材里的人是真正的英雄，但谁为他的死承担责任呢，报社和公众舆论会一致愤怒地说，该死的日本人！

这至关重要的惨烈一死，扫荡了将军身上的所有荣誉阴霾，使张将军在所有后人、在国民党那里、在共产 党那里，都成了名垂千古的民族忠烈。
5月28日，国民政府举行隆重葬礼，蒋中正题写“勋烈常昭”，追授他为陆军上将，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阵营战死的最高将领。
8月15日，延安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题写“尽忠报国”，使之日后成为新中国追认的“革命烈士”。
这便是张将军困居济南时所写，“必死而后能生”。从此，媒体开始专心致志地描绘张将军从小就是民族英雄，史沫特莱由震惊转为内疚，称张自忠是“有良心的将军”，大众也完全忘记了张将军曾是他们由衷唾弃的“华北特号汉奸”。

2007年3月28日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办公室

‘捌’ 抗日英雄名字、做了什么伟大的事

张自忠，二战盟军牺牲最高将领。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中国军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 张自忠
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 5月6日晚致书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冯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179师，38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他自己亲自率领2000多人渡河作战。 5月1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张自忠率2000多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10多次。日军伤亡惨重。 5月7日拂晓，张自忠东渡襄河，率部北进。在日军集结重兵南下时，我方主力本应暂时规避，寻机集中力量分别围歼来犯之敌。但是，蒋介石被日方的假情报迷惑，错误判断形势，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同时围歼南北两路日军。虽然张自忠在河东的部队只有五个师二万余人，兵力仅及对方一半，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立即根据自身情况调整部署。然而不幸的是，张自忠的电报密码被日军截获破译，他的军事部署已完全被敌方掌握。日军当即调集两个师团另加四个大队奔袭而来。14日，双方发生遭遇战。 1938年，时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
15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斗异常惨烈。至下午三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他本人也被炮弹炸伤右腿。此时，他已撤至杏仁山，与剩下的十几名卫士奋勇抵抗，竟将蜂拥而至的日军阻于山下达两个多小时。激战到16日佛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猛攻。一昼夜发动9次冲锋。张自忠所部伤亡人员急剧上升，战况空前激烈。 5月16日一天之内，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 不久，大群日兵已冲到面前。根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四队一等兵藤冈是第一个冲到近前的。突然，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他那威严的目光竟然使藤冈立即止步，惊愕地愣在那里。冲在后面的第三中队长堂野随即开枪，子弹打中了那军官的头部，但他仍然没有倒下!清醒过来的藤冈端起刺刀，拚尽全身力气猛然刺去，那军官的高大身躯终于轰然倒地。这时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发现张将军遗体，审认无讹，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并全军向他行礼，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之时，日军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军的空袭一日，避免伤到张自忠的忠骸。可见，张自忠将军在对日抗战所展现军人武德，连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都为之感动。 当天深夜，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并称：“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日军对张自忠将军表现了极大的崇敬，由军医用酒精仔细清洗遗体，并包扎好伤口，郑重装殓，放进赶制的棺材里。此棺被葬于一处山坡上，并立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事隔十六年之后，1956年冈村宁次在日本东京与来访的何应钦曾谈到了张自忠之死，冈村宁次说：“我们成了冤家对头，不过这种冤家对头其妙无比。您也许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认识了张自忠司令官，而在进攻汉口之后，不幸得很，我们在汉水(即襄河)东岸之战两相对峙下来。那个时候战事爆发，张先生勇往直前，挥兵渡河，进入我方阵地，惟遇我方因战略关系向前进击，他竟冲至我军后面战死。他之死令我感慨无量，因我本身也随时有阵亡的危险。”
举国同悲 十万百姓送英灵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5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一百多名优秀将士，抢回张将军的尸骨，经检视，张自忠身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二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1940年5月28日晨，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 蒋介石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28日下午，蒋介石与军政要员和各界群众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气氛庄严，极尽哀荣。蒋介石亲自主祭，同时以 张自忠墓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勋绩。随后，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雨台山为张自忠举行下葬仪式。蒋介石题词“勋烈常昭”，李宗仁题词“英风不泯”，冯玉祥题词“荩忱不死”。据史沫特莱记载，蒋介石的办公桌从此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 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后建有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军纪念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周恩来曾亲自写下文章称赞张自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11月16日，张自忠被以国葬之礼权厝于重庆雨台山。后来，冯玉祥在墓畔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将此山改名为梅花山。 中国共产党对于张自忠将军的牺牲也深为震惊和痛惜。8月15日，延安各界1000余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张自忠为革命烈士。随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均恢复设立张自忠路。王二小 13岁 抗日战争时期 是村里儿童团团员 1942年 10月25日（农历9月16日）那一天，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们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们，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鬼子发现上当后，非常生气和惊恐，又看见王二小正准备逃走，就在王二小快要安全的一刹那，鬼子用枪打中了他，又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把他弱小的身躯摔在一块大石头上！
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1930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一个山村。他自幼家境极为贫寒，六七岁时父亲因受地主欺压，病恨交加而死。黄继光从小就给地主扛长工、割草放牛。1949年冬，家乡解放，村里组织起农会，黄继光不但成为农会第一批会员，积极斗争地主，还当上了村里的民兵。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国内停止复员并大量征兵。1951年3月，中江县征集志愿军新兵时，黄继光在村里第一个报了名。体检时，他因身材较矮开始未被选中。来征兵的营长却被黄继光参军的热情所感动，同意破格录取。

到朝鲜前线后，黄继光被分配到第十五军第一三五团二营六连任通讯员。1952年4月，部队到五圣山前沿阵地接防，本想杀敌立功的黄继光却被分配到了连队后勤。经过副指导员细致的思想工作，黄继光明白了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样样工作都干得很出色。1952年7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经上级批准，他荣立三等功一次。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开始。10月19日夜，黄继光所在的二营奉命反击占领597．9高地表面阵地之敌。当攻击部队受阻、伤亡较大时，已任营通讯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主动请战，消灭敌人火力点。在战友负伤牺牲、自己所携弹药用光的情况下，黄继光毅然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枪眼，为冲锋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通路，牺牲时年仅22岁。

黄继光的英雄壮举，获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最高荣誉——他被志愿军领导机关追记特等功，并授予“特级英雄”称号（另一特级英雄是杨根思）；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黄继光最后长眠于沈阳市北陵烈士陵园。
赵尚志是着名抗日将领，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曾赞扬说：“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

赵尚志，1908年10月生，辽宁省朝阳县人，1919年随全家流亡哈尔滨，早年投身学生爱国运动。1925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同年冬受命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1926年5月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哈尔滨参加建立党组织和从事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活动。曾两次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他严守党的机密，始终坚贞不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

1933年10月领导创建北满珠河反日游击队，任队长。游击队创立时，他与战友们发出誓言：“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心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海陆空军滚出满洲，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

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1934年6月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与李兆麟等创建了珠河、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1935年1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1936年1月任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同年8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后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会主席、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副总指挥。面对日伪军的疯狂“讨伐”、“清剿”，在极其艰难困苦的险恶环境中，赵尚志率领抗联部队对日伪军进行了英勇无比的艰苦战斗，远征松嫩平原，爬冰卧雪，餐风宿露，作战百余次，打破了日伪军一次次的重兵“讨伐”和“清剿”。

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率部对敌人作战中身负重伤被俘，他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痛斥敌人。穷凶极恶的敌人割下了赵尚志的头颅，运到长春庆功，把他的躯体扔进了松花江的冰窟中。赵尚志壮烈牺牲时，年仅34岁。

解放后，为了表彰赵尚志的抗日功绩并永远缅怀这位抗日英雄，人民政府把珠河县改名为尚志县，把他的牺牲地改为尚志村，把哈尔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尚志大街”。

‘玖’ 张自忠有哪些英雄事迹

成就贡献

血战临沂

1938年3月的临沂战役中，五十九军与敌鏖战七昼夜，粉碎日军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将日军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击溃，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随枣会战

1939年5月，中日两军在鄂北地区展开了一次大交锋——随枣会战。5月10日，张自忠部在田家集以西的大家畈歼灭日军辎重部队，迫使日军放弃渡河攻击襄阳（原襄樊）。

冬季攻势

1939年12月张自忠率领右翼兵团参加冬季攻势。12月12日，张自忠率三十八师正面进攻日军，歼灭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一零三旅团，于1月初配合第八十四军稳定战线，2月14日发起反攻。此次战争是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发动的惟一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

张自忠（1891年8月11日－1940年5月16日），字荩臣，后改荩忱，汉族，山东省临清人，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上将衔陆军中将，追授二级上将衔，着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1937年至1940年先后参与临沂向城战斗、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与枣宜会战等。1940年在襄阳与日军战斗中，不幸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2014年9月， 张自忠将军名列第一批300名着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个人荣誉

1940年5月28日国民政府追授张自忠为陆军上将。

1942年12月31日，国民政府明令张自忠入祀全国忠烈祠。

1946年，国民政府为张自忠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2009年9月10日，在“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拾’ 张自忠简历

人物简介
张自忠张自忠（1891年8月11日－1940年5月16日），汉族，山东临清唐园村人。以中华民国上将衔陆军中将之职殉国，牺牲后追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着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
1911年，张自忠在天津法政学堂求学时，就秘密加入同盟会。1914年，他投笔从戎赴东北。1917年，入冯玉祥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军团长、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张自忠，一代名将，生于“中华民族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1891年，别于抗战相持阶段之1940年，年49岁[1]。
张自忠戎马近三十载，竭尽微忱。自抗战时起，命运起落无常。曾被污为汉奸，备受责难。又抱定“只求一死”之决心，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五战于枣宜，终换得马革裹尸还，以集团军总司令之位殉国。以一生之践行，换得了名中的一“忠”字。
日本人敬重的抗日名将
1940年5月16日一天之内，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
不久，大群日兵已冲到面前。根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四队张自忠一等兵藤冈是第一个冲到近前的。突然，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他那威严的目光竟然使藤冈立即止步，惊愕地愣在那里。冲在后面的第三中队长堂野随即开枪，子弹打中了那军官的头部，但他仍然没有倒下!清醒过来的藤冈端起刺刀，拚尽全身力气猛然刺去，那军官的高大身躯终于轰然倒地。这时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张自忠为国捐躯后，遗体当天晚上被日军13师团草草埋葬在陈家集（现湖北省襄阳县内）。18日，张自忠的遗体被找到，当医疗队人员用酒精擦洗遗体全身时，看到他全身共负重伤7处，最重的是一处洞穿胸部的炮弹伤。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发现张将军遗体，审认无讹，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并全军向他行礼，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之时，日军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军的空袭一日，避免伤到张自忠的忠骸。可见，张自忠将军在对日抗战所展现军人武德，连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都为之感动。
当天深夜，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并称：“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日军对张自忠将军表现了极大的崇敬，由军医用酒精仔细清洗遗体，并包扎好伤口，郑重装殓，放进赶制的棺材里。此棺被葬于一处山坡上，并立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事隔十六年之后，1956年冈村宁次在日本东京与来访的何应钦曾谈到了张自忠之死，冈村宁次说：“我们成了冤家对头，不过这种冤家对头奇妙无比。您也许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认识了张自忠司令官，而在进攻汉口之后，不幸得很，我们在汉水(即襄河)东岸之战两相对峙下来。那个时候战事爆发，张先生勇往直前，挥兵渡河，进入我方阵地，惟遇我方因战略关系向前进击，他竟冲至我军后面战死。他之死令我感慨无量，因我本身也随时有阵亡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