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总统访问新闻稿

‘壹’ 7月19日：韩媒体称美国总统或派特使访问朝鲜的事情简介（概括不要太多100~200字）

中新网7月19日电 法新社援引韩国媒体19日报道称，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派特使前往朝鲜，以打破两国关系陷于僵局的状态。
报道称，奥巴马已经授权新墨西哥州州长比尔·理乍得森接受平壤方面的访问邀请。
韩国中央日报引述多位首尔外交官员的话称，朝鲜派驻联合国的副代表韩承烈5月曾邀请理乍得森访朝，并就韩国军舰沉没等事宜展开磋商。

‘贰’ 有没有尼克松总统访华时的报道

还没完全走到舷梯下面，尼克松就远远地朝周恩来伸过双手——站在周恩来身后的冀朝铸，在38年后仍清楚记得这一幕。“总理马上迎上去，我也跟上去。我知道自己不能站得太近，也不能站得太远。”冀朝铸说，此前，周总理特地要求，“小冀近一点，每句话都得准确地听清楚，准确地翻译”。然后，冀朝铸替尼克松翻译出了那句有名的话：“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

那紧紧的握手，的确有太多的象征意义。广为人知的是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那一幕。“当时要谈一个全球和平的条约，当时各个国家元首、政府领导互相握手、认识，都很友好，看到杜勒斯过来，总理理所当然就走过去，伸出手，杜勒斯看到就走了。当时为总理做翻译的是浦寿昌，我也在场。”冀朝铸说。此事给中美关系投下的巨大阴影，尼克松显然心知肚明。“尼克松就是要向全世界表示，这次握手不是中国主动的，是美国主动的，洗刷了对总理的侮辱。”冀朝柱说。

1972年2月21日的这一瞬间被无数镜头定格。第二天，站在周恩来身后那位高大的翻译——冀朝铸几乎出现在美国所有的报纸上。奇怪的是，在中方发表的所有照片中，周恩来的身后却变成了王海容，原本是冀朝铸的位置变成一小块空白。冀朝铸说，他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消失”的。而若干年后，尼克松的女儿朱莉特地给他寄来了美国记者所拍的照片，冀朝铸又“回”到了总理身旁。为此一直“耿耿于怀”的老人特地带我到他的书房，看那张被挂在显眼位置的照片，并叮嘱我，一定要澄清此事。冀朝铸并没有详细解释个中原委，这个小插曲似乎也是那个时期国内复杂政治斗争的微妙体现吧。

2月的北京依然寒冷，站在舷梯前的周恩来并没有戴帽子。尼克松考虑得的确很周到，也许怕失礼，尼克松女儿朱莉曾透露，飞机上尼克松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恩来是否穿了大衣。反馈回来的消息是肯定的，尼克松也穿了大衣走出飞机。下舷梯走到快一半时，周恩来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尼克松的飞机是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的。与几个月前基辛格访华的秘而不宣相反，这一次是公开而高调。飞机先在关岛加油，按照中美双方事先达成的协议，在上海停留。在礼宾司工作的唐龙彬又成了迎接美国人的先遣队成员之一，不过这一次又增加了3位成员：乔冠华、章含之和一位警卫员。“我们7人小组从北京出发，2月20日下午到达上海。他们的飞机21点到达后，机门打开，我们7个人按礼宾顺序上去，第一个是乔冠华，第二是章文晋，第三是王海容，然后两个翻译——章含之、唐闻生，还有我”，最后是一位警卫员。从事礼宾工作的人特别注重外交场合上的身份，唐龙彬说，由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亲自到上海迎接，也是破例的，“显示我们对其重视程度”的同时，其实也是“摸摸底”。

来华前不久，尼克松的专机刚从“空军一号”改成“76年精神号”，据说是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00周年。因为已经有了两次接待基辛格的经历，那时候，唐龙彬说他已经不紧张了。尼克松与夫人对中国客人给予了很大的礼遇：“他们带着我们从头参观到尾：最前面是总统套房，里面有床和卫生间，外面有个大会客室；第二个舱是高级官员乘坐的，有点像头等舱，可以坐六七个人；再后面是通舱，技术人员会在靠前位置，记者们坐在靠后位置，这样总统可以随时发布消息。”大名鼎鼎的空军一号并不是想象中那般奢侈，唐龙彬印象最深的是其内部设施的齐全。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官员第一次登上美国总统专机。而在美国方面，邀请被访问国官员登上总统专机，也是不多见的。

1972年2月21日11点30分，飞机准时降落在北京天竺机场。三军仪仗队的最高规格为151人，而此次欢迎的仪仗队员是这一规模的两倍。他们排成整齐划一的人群，对15人组成的代表团行注目礼，尼克松后来说，“是我看到过的最出色的一个”。“虽然两国没有建交，但我们还是铺了红地毯。”唐龙彬说，尼克松为了突出自己走在红地毯的形象，还特地嘱咐同机官员晚一点下飞机。

走向合作

从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到尼克松的正式出访，中间只隔了7个多月。时光拉回到36年前，中美双方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具体的物质条件上，都存着短期内无法逾越的巨大差距。所以，当最终这两个差异极大的国家克服重重障碍联手“制作”了一幕精彩的政治大剧时，个中艰辛曲折也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参与尼克松访华准备工作的唐龙彬，提起这一段，也不免感慨连连。

隔绝几十载所形成的对立、猜忌和怀疑，并不会那么轻易消失。在顺利完成“波罗一号”秘密访华3个月后，基辛格又有了“波罗二号”行动。那次访问中，便有一个小插曲。那时候新华社每天都会有一份英文版的新闻公报，公报上每天都有一条毛主席语录，结果某一天语录刚好换成了“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而这份公报又被钓鱼台宾馆的服务人员不小心送到基辛格等人的房间里。“我是在第一线直接跟美国人打交道，他们知道我是广东人，于是让会讲广东话的霍尔德里奇来找我。他用广东话跟我说：‘请你看看这个新闻公报，我希望这是误会地放到我们房间。’”美国人的态度很认真，他们或许以为中国又在用这种方式暗示某种政治信号。基辛格也直接告诉中国人，不希望在尼克松访华期间还遭遇类似“羞辱”。唐龙彬说，总理得知这个汇报后非常重视，“我们下达死命令，所有的报纸杂志都放在外面的会客室，不允许送到房间”。唐龙彬注意到，基辛格这一次离开时，“又拿《人民日报》，又拿新闻公报，拿了一大堆”，他们大概也想借此更多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没多久，北京很多地方悄悄换了名字，“反帝医院”在尼克松参观时改成了“首都医院”，“工农兵大街”也恢复了它原来的名字——地安门大街。

尼克松访华，基辛格主要负责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而后勤方面则由基辛格的副手——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来负责。在尼克松正式访华前一个月左右，1972年1月3日，黑格带18人抵京，要与中方商讨礼宾、安全、住房、电视转播等所有细节。

双方的第一个分歧便是尼克松的专机问题。美方坚持，尼克松在华期间——包括还要访问的上海、杭州两个城市，全部行程都要乘坐自己的专机，既是安全考虑，也是他们的惯例。美方解释：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总统是唯一有权在24小时内发布战争令的人，所以总统无论跑到哪里都要和白宫保持联系，他乘坐的专机也随身带有核武器密码，坐中国飞机是不能保证这一点的。

而中方则认为，当时中美双方尚未建交，尼克松可以坐自己的专机到中国，但在中国境内则必须乘坐中国方面提供的飞机。“我们很强调自己的领空权，不能允许未建交的国家从自己的领空飞过。”而中国方面的伊尔18飞机，是周总理出访时乘坐的，安全绝无问题。“如果你们担心，我们的总理也可以陪你们坐。”

双方僵持了很久，最后据说是尼克松亲自出面，美方做了让步。关于总统座机，最后达成这样的协议：总统专机先飞到上海，上海飞往北京时，不必转乘中国专机，但是中方要派先遣小组带领一名领航员登机——于是这便有了唐龙彬登上美国专机的经历。“7人小组有点代表国家主权的意思。”唐龙彬回忆。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为“空军一号”做领航任务的，正是上次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巴基斯坦飞行员担任领航的飞行大队长徐柏龄。

而尼克松在中国境内的访问——由北京到杭州、杭州到上海，则由周恩来陪同，乘坐中方提供的伊尔18飞机。提及这一段时，有文章称从杭州到上海的航行，是周恩来上的尼克松的专机，以示还美国人一个面子，唐龙彬坚决否认了这种说法。

美国人一直强调的通讯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尼克松带两个通讯人员上我们的飞机，他们的‘空军一号’跟在总理的飞机后面飞，这样总统的信息随时可以通过通讯人员传到后面的飞机上。”从技术手段上保证了总统的特殊使命。“尼克松后来也感谢我们提供的方便。”唐龙彬说，当时对这方面了解不多，后来才知道美国总统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乘坐“空军一号”，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确是破了例，由此也可以看出尼克松到中国的诚意。

空中交通工具解决了，地面交通工具又成了第二个分歧。“他们一定要自己运防弹车过来，我们坚决不让——他一运来，汽车里面装了什么，我们很难预料，而且也不好去检查。”中方坚持尼克松坐中国方面提供的车。美方最后也让了步，唐龙彬回忆，当时中国只有两辆苏联产的“吉斯”牌防弹车，一辆是毛泽东的，另一辆曾属于林彪。为了尼克松访华，这两辆车都被调用过来。

美国已有自己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安全策略，某些方面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未免觉得有些霸道。“无论是谈判还是参加活动，美方都要安排他们的警卫到现场打个前站，带上先进的工具去测试。”而有些地方中方又坚决不允许他们去。当然最后结果是双方的安全人员同时出现在现场，不过那时候，中国方面似乎还是靠“人海战术”，四处遍布便衣；美国人则在技术方面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当时陪同美国记者的资中筠回忆，尼克松在游长城时，她经常会发现美国安保人员拿起一个黑色小盒子在说什么，“听他的通话，他是在通知另一个警卫：现在总统走到什么地方了、他身边都有谁。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的警卫是那么做工作的”。资中筠也是后来才知道，让她觉得很“挺新鲜”的小盒子叫Walkie-Talkie，中文叫步话机，“那时中国人根本没见过这种东西”。

‘叁’ 历届美国总统访华

1972年2月21日11时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专机到达北京。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总统第一次访华历程

1975年 12月1日-5日福特访华

1984年 4月26日-5月1日里根访华

1989年 2月25日-26日乔治·布什访华

1998年 6月25日-7月3日克林顿访华

2001年10月18日至20日，美国总统小布什访华

2002年2月21日至22日，小布什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

2005年11月19日至21日，小布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2008年8月，小布什带着家人到北京观赏奥运会

2009年11月15日，奥巴马访华

‘肆’ 1976年尼克松访华中国国内的相关报导

从以上对话可以看出，基辛格经过试探后认识到中国方面是在真诚探讨发展中美关系的可能性，作为国务卿他当然知道福特政府的政策底线。为此，基辛格罗列了一大堆中美关系正常化面临的难题，特别强调美国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难处。基辛格表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与日本和英国等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因此，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二、美国将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
基辛格的一番辩词，表明美国新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尼克松主政时不同，而且新政府已明显改变了尼克松主政时的政治承诺。对此，邓小平没有像基辛格那样绕弯子，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本质上讲，美方这些方案不是“日本方式”，实际上还是“一中一台”的方式，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这个方案我们难以接受。至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问题，如果中美关系正常化，按照上海公报的原则，一定要保证废除这个条约。按照你们的方案不可能解决正常化的问题。在美国同台湾废约、撤军、断交后，中美关系才能正常化。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用什么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基辛格此时已清楚地了解到邓小平已成为中国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人物，邓小平在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方面的坚定立场使基辛格感到，除非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实质性让步，满足中国方面提出的三个要求，否则中美两国不可能实现关系正常化。看来，基辛格此行只能按例行公事向中国政府通报美国方面的“既定政策”，不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
由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很大，谈判无法取得进展。因此，邓小平提出，看来你们还需要台湾，既然你们还需要台湾，我们可以等待，等到你们考虑清楚了，干干脆脆，一下子解决。我们还可以等几年，甚至还可以不催你们。但如果要解决，必须符合这三条原则（既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
1975年10月19日，基辛格再次访华，为福特来访作准备。邓小平对来访的基辛格说，中美之间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在对待国际问题上，我们认为，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所谓政治问题，就是对付苏联的问题，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全球战略问题。同年12月，美国总统福特访华。邓小平与福特总统会谈时又说，中美之间有双边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但第一还是国际问题，特别是战争危险问题，就是苏联扩张主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之间既有重要的共同点，也有不少分歧点。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就是这次陪同福特总统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布什对此曾感慨说：基辛格每次来，不是毛泽东，至少也是周恩来都要接见他，“中国是基辛格个人外交的领地，是他进行伟大外交探索的地方。”临别时，毛泽东冲着布什说：“这位联络处主任上任后，为什么不到我这儿来看看？”当布什托称怕主席太忙不能前来时，毛泽东说：“我一点也不忙。国内的事我管不了，我只看看国际新闻，你早就应该来了。”获悉此言，布什激动不已。看来，今后应该常来主席处，这不仅仅是一种外交礼节，而是中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的重视。谁能料到，一周以后，布什奉调回国，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什又回到了美国政治圈内，而在中国的特殊经历已成为他日后处理对华关系的重要基础。需要提及的是，当邓小平知悉布什奉调回国的消息后，主动设宴为布什饯行，希望布什继续为发展中美关系而努力，邓小平对布什说：“中国将永远欢迎你，即使是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邓小平此举使布什深为感动，也显示出邓小平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战略眼光。谁也没有想到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北京去看看邓小平。他在1989年2月访华时曾回忆说：“邓小平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他是善于思考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思想家。即使在一些小事上，邓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和我的夫人结束在北京的任期时，邓小平为我们破例举行小型宴会的情景使我们至今难以忘怀。”
1975年12月1日，福特抵华访问，开始了为期4天的访华之行。12月2日下午4时15分，毛泽东会见了福特一行。毛泽东虽显老态，然而思维敏捷。当福特表示中美两国有必要进行平行的努力来取得对双方都有好处的结果时，毛泽东以幽默的口气告诉福特：“我们没有本钱，就是放空炮。就是骂娘，我们有点本钱。”毛泽东继续发挥他的幽默天性，对福特说：“你们的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他不要我去见上帝。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说不让去。”陪同前来的基辛格笑着接过话茬说：“如果你和上帝在一起，你们结合的力量就太大了。”在此之前，福特与邓小平进行了实质性的会谈。福特向中国方面表示，鉴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需待1976年美国大选后再仿照“日本模式”采取行动，要求中方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此，中国方面表示，按照“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美国必须接受中方提出的“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但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民间贸易关系可继续保持。在美国接受三原则前，中国并不急于解决关系正常化问题。至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中国方面重申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这是邓小平又一次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方面就台湾问题进行官方会谈。中国方面向美国方面发出如果美国不接受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中国并不急于解决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信息，显然是经过认真研究的。
1976年2月6日，新华社播发了邀请尼克松再次访华的公报，举世皆惊。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接见了尼克松，充分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的泱泱风度。尼克松与毛泽东的第二度握手，再次轰动世界。毛泽东与尼克松交谈了近100分钟，尽管毛泽东身体已大不如4年前，但思想仍然清晰敏锐。尼克松曾专门回忆了此次会谈的情景，称：我与之交谈的这个人仍然是近10亿人所爱戴的领袖，他在起始于4年前的我们两国实现新关系方面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由于福特总统下不了决心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美建交谈判处于停滞状态。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并继续主持中美建交谈判。

‘伍’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签署《中美联合公报》。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请思考，

‘陆’ 历史上美国总统访华情况（背景，原因，结果）

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苏联站强势，处处咄咄逼人，同时中国同苏联交恶，自然使美国想到可以借助中国的力量来压制苏联!!!!于是就有了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从此时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走向正常！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都属正常访问！就奥巴马还没来的及来！

‘柒’ 急求：以“从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看中美关系新变化'为题的论文，1500字左右，谢谢......

总结美国总统奥巴马刚结束的四天中国国事访问，一项最醒目的成果应该是中美战略互信被进一步强调与提高。这反映在本次访问的总体气氛，在双方领导人所表述的语言，更凸显于具有重要意义的《中美联合声明》文件中。长达6500字的联合声明，以文件的形式宣示了这两个现在与未来的超级大国选择以合作代替消极对抗的相互承诺。文件将中美双边关系定位为：“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
反之，在具体协议方面，奥巴马此行没有给外界带来太多惊喜。尤其在西方舆论界最为关注的几大议题：人民币汇率、伊朗制裁、双方应对气候变化与减低碳排放的具体承诺、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等，两国领导人的发言与联合声明里不是重申原有的承诺，就是略去不提。

在很大的程度上，互信是建立在双方关系对等，以及同意搁置分歧的基础上。相对于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等前任，奥巴马访华全程也展示柔软身段与前任所没有的低调姿态。

对奥巴马访华 ,中国媒体都正面评价

对于这样的访问结果，中西方媒体的报道与评论，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肯定与失望的区分，刚好对应在中西方舆论的分界上。

在中国，不论是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或者门户网站，舆论界普遍对于奥巴马的访问给予正面评价。连有“民族主义大本营”之称的《环球时报》，昨天也一改对美日等大国的质疑立场，以少见的积极笔调，肯定中美对“合作”的关注替代了此前的对两国一些具体分歧的议论。《环球时报》在其封面文章中这样写道：“随便翻翻近代史，就知道中美这样的大国合作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味着什么。”

以年轻人为主要受众的腾讯网，17日围绕奥巴马的上海演讲制作了“今日话题”，其中几个标题这么写到：“对话，奥巴马比前任更温和”、“没有克林顿的火药味”、“也没有布什的一味传教”。至于奥巴马在演讲中对普世价值的宣言与对中国网络管制的批评，则被形容为对中国“温柔的鞭策”、“恳切的希望”。

西方舆论五味杂陈

与此同时，摊开昨天的《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英国《金融时报》，风景截然不同。仅有互信承诺而没能产生实质协议作为成果的访问被批评为“两手空空”、“无功而返”、“过度忍让”等。

美国舆论纷纷指出，奥巴马是第一个需要面对“会说不的中国”的美国总统。中国所持有的8000亿美元美国国债，让中美之间的实力天枰产生方向性的逆转，而在军事领域以及地区政治格局里，中国的影响力也稳步增强。过去那种中国政府在美国总统到访前夕释放异见人士，调整汇率或经济规则以为双边会谈创造良好气氛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西方舆论认为，奥巴马的谦卑换来的只是中国的僵硬态度与沉默，中国让步的很少，以赢家之姿胜出。

西方媒体的五味杂陈，说明了国际格局的变化需要时间适应。另一方面，中西方都可以用更长远的视角与眼光，去发现中美关系变化与美国温和态度的意义。

中国近年出现民族主义抬头的趋势，这其实源自于中国社会在自身崛起过程中一种对于外界的不信任与恐慌。在国家受辱历史教育中成长的民众对西方的“围堵”仍高度敏感，所谓“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观念仍根植于一部分人的潜意识中。西方大国做出的“合作”与“不遏制”战略保证，有助于缓解中国社会的潜在恐慌，扭转民族主义激化的趋势，这是奥巴马谦卑访华行的另一种成果。它对于引导中国崛起道路的价值，可能不亚于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所达成的协议。

如今，这个受到高度评价的战略互信，是否能转换成双方具体合作方案与配合，是有待观察的要点。所谓“共赢”，不应该是一方居高临下、趾高气扬地要求另一方服从；当然也不是一方温和委婉，另一方岿然不动。必须指出的是，在相对实力上美国依然处于优势，而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奥巴马面对的民意压力也在增大。

《金融时报》认为，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判断奥巴马与中国开展友好战略接触的政策能否奏效：即中国在帮助美国对付美方官员所称的“全球重大问题”（如气候变化、核武扩散、经济失衡）上，提供更多实质性的支持。

中美互动未来的走势，将让外界看到双方对于“共赢”理解与诚意。例如说，美国持续禁止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或者中国继续维持与自身经济基本面不相符的低汇率政策，显然都不是寻求共赢的表现。

今后，美国对华政策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加强全方位的战略合作，其目的一方面是利用中国帮它解决问题，另一方面，防止中国跟其他潜在的“老二”结成战略同盟，同时防止那些潜在的“老二”过早地挑战老大的地位。第二，在军事上全面加大交往的力度和深度，尤其是高层往来，其目的是要准确地把握中国战略的发展动向。第三，在经济上深化合作，尤其是在金融领域和服务领域的合作。谋取更大的利益的同时，也希望通过金融和第三产业的合作来延缓中国崛起的速度和强度。第四，全方位地加强对中国社会和基层的渗透，主要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和非军事手段，目的是全方位地把握中国未来发展的总体方向。

基于这些新的判断，美国对华战略会呈现出几个新的特点。其一，美国将会从对中国能力的评估，转向对中国影响力的评估上。下一步更关注中国愿不愿意发挥自身影响力、怎么发挥影响力，对美国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其二，意识形态之争，更多地表现在发展模式的较量上。发展模式的较量比意识形态的斗争显得和风细雨，但是会更加的深刻和全面。其三，对中国地缘的关注逐渐地由过去全力集中在中国的东南部，开始转向全方位，尤其是加强对中国西部和西南部的关注。其四，对中国的外交手段，可能由官方转向官民并举，越来越多地以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利益集团，甚至国内的代理人这种形式，在全面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地弱化和改造你。也就是说，今后美国对中国可能不是阴谋，更多的是一种“阳谋”，不是军事手段，更多的是非军事手段，在跟你进行深度战略合作的过程中，逐步地消蚀你的意志，弱化你的能力，最终将你的崛起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始终与美国保持一个所谓的安全距离，你虽然是老二，但是跟我还有相当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