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红星照耀中国》的历史
《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原名《西行漫记》，是美国着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着，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
作者
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原名《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于1905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是家中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父亲开了一家小印刷厂，家里过着小康生活。父亲要他也从印刷业开始自己的生涯。但他却走上了一条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道路，成为世界着名的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写作经历
作者于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
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搜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手资料。此外，他还实地考察，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口问手写，对苏区军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风俗习惯等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四个月的采访，他密密麻麻写满了14个笔记本。当年10月底，斯诺带着他的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北平，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英文名《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译名为《西行漫记》或《红星照耀中国》的报告文学终于诞生。
出版发行
纽约Grove Press社英文版
纽约Grove Press社英文版
由于斯诺在西北红色区域的冒险中引起的激情和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他用了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对中国问题作继续的探索和报道。《西行漫记》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该书不断地再版和重印，教育了千百万读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为享有盛誉，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
1937年10月，英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斯诺的英文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就是斯诺回来后写的关于红色中国的新闻报道集，也可以说是报告文学集。以后，此书以近二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几十年间几乎传遍了世界，成了着名的畅销书。
1938年2月10日，由胡愈之策划，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人集体承译，以复社名义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孤岛上海问世。考虑到在敌占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发行的缘故，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此书在短短的十个月内就印行了4版，轰动了国内及海外华侨聚集地，在香港及海外华人集中地还出现难以计数的该书重印本和翻印本。国民党政府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诺的这些着作，先后查禁的这类着作达十几种。
《西行漫记》1938年版
《西行漫记》1938年版
1938年7月，美国出版《Red Star Over China》的修订版。由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印行，1938年的版权，精装漆布封面，书的高乘宽是24乘16厘米。封二与环衬相连的是一幅中国地图，图中详细画出红军长征路线。封三和环衬印的也是一幅地图——中国西北地图，实际是1938年国共双方控制区域图。此书环衬钤有多枚椭圆形印章，原文是：NANKING CALIF. JESUITS LIBRARY。美国版经过斯诺修订增补，文字与复社版不同，内容上又多出一个第十三章：Shadows on the Rising Sun（旭日上的暗影）。
1949年后，中国政治斗争越演越烈。斯诺的书继续照耀世界各地，而在中国反倒被打入黑牢。《西行漫记》只是在1960年2月由三联书店根据复社版印了一小部分，作为内部读物，限于内部发行，这还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斯诺第一次访华而特批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行漫记》也难逃劫，被加盖严控之类印记，密封于图书馆和资料室书库中，禁止借阅。
1979年12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由董乐山根据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1937年版《RED STAR OVER CHINA》翻译的中文本《西行漫记》，胡愈之为该重译本作了序，该译本还收入了1938年斯诺为复社的中译本作的序。
2016年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最新版《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推出。该版还插入如今很难觅见的从1937年、1938年、1939年三版《红星照耀中国》中遴选出的数十幅珍贵历史照片，以及书末所附译者董乐山撰写的《斯诺的客厅和一二·九学生运动》等三篇文章。
2018年2月，该书中文版已诞生整整80年。新版《红星照耀中国》销量已高达300万册。新版《红星照耀中国》推出20个月来，创下了销售奇迹，也是人文社首部一年内码洋过亿元的书，更是国内出版界2017年头号爆款图书。新版《红星照耀中国》至2018年2月已加印31次，一年内发货码洋达1亿元，一本书就为人文社盈利2000多万元。[1]
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创作纪实作品]
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创作纪实作品]
2018年8月，长江文艺出版社重磅推出了由斯诺基金会官方授权的《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此书根据《红星照耀中国》定版翻译而成，是经过斯诺基金会官方认证的中文译本。[2]
目录内容
全书共12篇，主要内容包括：
1、关于红军长征的介绍；
2、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的采访；
3、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红军的军事策略；
4、作者的整个采访经历和感受等。
以下目录来自本书1979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中文重译本序（胡愈之）
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1979年三联书店版
《红星照耀中国》1979年三联书店版
第一篇探寻红色中国
一．一些未获解答的问题
二．去西安的慢车
三．汉代青铜
四．通过红色大门
第二篇去红都的道路
一．遭白匪追逐
二．造反者
三．贺龙二三事
四．红军旅伴
第三篇在保安
一．苏维埃掌权人物
二．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三．论抗日战争
四．悬赏二百万元的首级
五．红军剧社
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
一．童年
二．在长沙的日子
三．革命的前奏
四．国民革命时期
五．苏维埃运动
六．红军的成长
第五篇长征
一．第五次围剿
二．举国大迁移
三．大渡河英雄
四．过大草地
第六篇红星在西北
一．陕西苏区：开创时期
二．死亡和捐税
三．苏维埃社会
四．货币解剖
五．人生五十始！
第七篇去前线的路上
一．同红色农民谈话
二．苏区工业
三．“他们唱得太多了”
第八篇同红军在一起
一．“真正的”红军
二．彭德怀印象
三．为什么当红军
四．游击战术
五．红军战士的生活
六．政治课
第九篇同红军在一起（续）
一．红色窑工徐海东
二．中国的阶级战争
三．四大马
四．穆斯林和马克思主义者
第十篇战争与和平
一．再谈马
二．“红小鬼”
三．实践中的统一战线
四．关于朱德
第十一篇回到保安
一．路上的邂逅
二．保安的生活
三．俄国的影响
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
五．那个外国智囊
六．别了，红色中国
第十二篇又是白色世界
一．兵变前奏
二．总司令被逮
三．蒋、张和共产党
四．“针锋相对”
五．《友谊地久天长》？
六．红色的天际
附一：《西行漫记》新译本译后缀语
附二：斯诺在西北苏区的摄影采访活动
附三：斯诺的客厅和一二·九学生运动
作品影响
《红星照耀中国》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在报告文学创作的艺术手法上也成为同类作品的典范。人物刻画、环境描写以及叙事的角度几近出神入化的程度。《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出版后，在中国同样产生巨大的反响，成千上万个中国青年因为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纷纷走上革命道路。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
1937年10 月，《红星照耀中国》首先在英国出版，一问世便轰动世界，在伦敦出版的头几个星期就连续再版七次，销售10万册以上。世界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杰作，标志着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进入一个新时代。美国历史学家哈罗德·伊萨克斯的调查说明，作为美国人对中国人印象的主要来源，《红星照耀中国》仅次于赛珍珠的《大地》。《大地》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老百姓，而《红星照耀中国》则使西方人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知识都是从斯诺那里得来的。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探求了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发展的原因。他判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具体行动，使穷人和受压迫者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的信念。由于有了这一种思想武装，使得一批青年，能够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群众性的斗争长达十年之久。他对长征表达了钦佩之情，断言长征实际上是一场战略撤退，称赞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现代史上的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红星照耀中国》的另一魅力，在于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他面对面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红军将领，结下了或浅或深的交情。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毛泽东。斯诺准确地把握到毛泽东同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民众的精神纽带。没有人比毛泽东更了解他们，更擅长综合、表达和了解他们的意愿。这将深刻地制约着以后数十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包括其成功和曲折。
这样，斯诺对中国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发现了一个“活的中国”，对普通中国百姓尤其是农民即将在历史创造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作出了正确的预言，他发现了隐藏在亿万劳动人民身上的力量，并断言中国的未来就掌握在他们手中。
网友评价
“让人觉得很温暖”、“非常可爱”。许多年轻读者还坦言，读这本书是因为选入了课本，但细读下来发现别有洞天。一位学生在网上书店留言，“完全是被迫买来读的，不过考试之后又自愿读了一遍，觉得挺有趣的。”另一位学生坦言，“一开始觉得晦涩难懂，后来发现越看越好看，这本书客观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经过，给人以一种自豪感。”还有读者说，“让我想起了近两年很红的《寻路中国》作者、美国作家何伟，莫名有种传承迭变感。说实话，这本书比电视剧出彩得多。”[1]
关于最新的一轮《红星照耀中国》热潮，陕西省中美文化研究会会长、斯诺研究中心主席安危认为，这与国内外的中国热、毛泽东研究热有很大关系。“2018年，《红星照耀中国》创下销售300万册这个新纪录，说明我们没有忘记斯诺，说明中国人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孙华认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其实都在学习以往宝贵的经验，如‘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的美好生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最首要的目标。”他认为，许多读者正是通过这本书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路，深刻领悟到什么是“不忘初心”，让他们心中点燃了希望，对现在、对未来充满了自信。[1]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从位于中国版图中南部的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一项现代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壮举——长征。这一历时长达两年多的征途接近尾声时，迎来了一名外国记者。
这名当时30岁出头的记者，后来回到北平，写下了游历“红色中国”的所见所闻所访，轰动西方，也轰动了全民族抗战一触即发的中国。这名传奇的旅行者名叫埃德加·斯诺，美国堪萨斯城人，他用英文写下的新闻报道汇集成《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被翻译成近20种语言文字，70多年来在世界各地畅销不衰。
2014年是长征80周年，在中国各地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之际，人们只需打开电子书，用手指轻点，花不多的钱就可以下载《红星照耀中国》或者是它的中译本《西行漫记》。
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副主任、秘书长孙华说，其实已经无法统计“红星”在全球的出版发行总数了，仅中译本就有10多个版本。
但即使如此，在世界各地出版的“红星”都很难与在中国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内珍藏的那一本媲美。
宋庆龄促成斯诺“西行”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首次出版发行，一个月内就增订到了第五版。此时，斯诺正在上海，他将一本1937年版的“红星”赠予宋庆龄，并在扉页上用英语写道：“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宋庆龄同志，你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书中的不妥之处请见谅。”
现如今这本珍贵的“红星”依然陈列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内。连同展出的还有斯诺当年在陕北时拍摄的黑白照片——毛泽东的经典肖像、毛泽东与贺子珍在陕北的合影、留着胡须的周恩来骑在马上……
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研究专家孙娟娟告诉记者，追溯到红军长征前3年，1931年9月，斯诺就以《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的身份在上海结识了宋庆龄，他们在一家巧克力店里从午间畅谈到晚餐时分，不久后斯诺第一次受邀前往位于法租界的莫利爱路两层楼寓所（今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拜访。
历史学家认为，斯诺与宋庆龄的友谊后来很大程度上成为决定性因素，宋庆龄促成了斯诺前往陕北，并顺利采访了“红色中国”。“红星”成书于当年北平城的未名湖畔，而斯诺为何出发去延安，又如何实现了这一次“红色长征”，与他在上海的经历有很大关系。
“斯诺来到中国有一定的偶然性。在他到世界各地采风的过程中，原计划在中国停留数周，没想到后来变成了13年。”孙华说。
史料显示，斯诺及其第一任夫人海伦都曾在不同场合承认，影响他们最终驻留中国、促成《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与两个中国人有关，一是宋庆龄，二是鲁迅。
据《宋庆龄年谱》记载，斯诺渴望到中国共产党的陕北根据地考察，并于1936年春专程到上海拜访宋庆龄请求帮助，“以便到红军地区以后起码作为一个中立者的待遇”。
也是在这年春天，经宋庆龄的努力沟通，斯诺和外籍医生马海德都得到了确认口信。《宋庆龄年谱》上说，当时宋庆龄曾对马海德说：“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实地考察边区的情况，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我看你和斯诺一块儿去吧！”
历史研究发现，1936年春夏之交，宋庆龄促成斯诺与马海德前往陕北，安排接头和护送的就是“红星”中提到的“王牧师”（真名董健吾）。于是，后来读者们能够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开篇中读到，用隐形墨水准备了给毛泽东的介绍信以及得到北平朋友的帮助等，其主要的促成者和联络人之一就是宋庆龄。
斯诺面对“革命青年”的提问清单
现在看来，斯诺的“红星”依然是一部写作精良的长篇通讯，他带着无数的好奇心向“红色政权”提问：
“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他们是不是留着长胡子，是不是喝汤的时候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是不是在皮包里夹带土质炸弹？”
“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
来自斯诺研究的权威机构——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的一篇学术论文显示，1936年斯诺提交给中国共产党人的采访提纲起码包含了十多个方面的宏观问题，涉及外交、抵御外敌入侵、对不平等条约和外国投资的看法，以及反法西斯等。后来毛泽东与斯诺在陕北窑洞的首次对谈，很多内容即始于对提纲的回答，这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而向世界呈现了一个与时俱进、公开透明、开诚布公的中共形象。
后来斯诺在1938年1月上海复社的中译本前言中写道：“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
在斯诺看来：“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斯诺个人认为，尽管英文本第一版有一些错误，但“中国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到了民族的灵魂，基本的因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关于这一点的研究，这一本着作是颇有一些价值的。”
而在斯诺开出的“问题单子”中，也有关注延安“红色文艺”的，他提到“红色剧团”和娱乐等。鲁迅文化基金会的研究者认为，斯诺后来对于中国左翼文化、延安文艺的浓厚兴趣，大多来自与鲁迅对话的启迪。斯诺亦是最早向西方翻译推介鲁迅作品的外国记者。
在斯诺的笔下，陕北的“红色战士”爱打乒乓球，还学识字、办墙报，“外界传说‘红军纵酒宴乐、大肆抢劫’等，都是胡说八道”。海伦·斯诺认为，“红星”吹奏出了雄壮而激昂的号音，让西方积累起来的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谣言和猜疑倒塌了。
“红星”仍在照耀
在“红星”向世界传播的70多年时间里，斯诺带给世界的不仅是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还包括大量的新闻照片、毛泽东的长征律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等。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红星”为顺利出版而化名的中译本《西行漫记》，以及相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红旗下的中国》等都曾被查禁。直至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上海和香港又出现了《长征25000里》等几个新版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多场政治运动中，出自外国人之手的“红星”一度在中国国内渐受冷落，但在世界各地依然风行畅销。直至上世纪70年代初，斯诺的再一次访华，“红星”得以作为“内部刊物”再度印发。
改革开放后，“红星”重新被“擦亮”，除了早年复社胡愈之团队的译本外，又多了董乐山的新译本。到1984年新华出版社推出《斯诺文集》时，《红星照耀中国》的名字得以恢复，“西行漫记”转为副题，这一年仅文集征订就超过28500册。
“红星”畅销世界的历史，还告诉我们，诺尔曼·白求恩和柯棣华都曾阅读这本书，它成为促使他们下决心来华工作的主要动因之一；从二战时期，到上世纪末，美国多任总统承认曾阅读“红星”，这本书也成为他们决策对华战略的一个重要参考；在日本、韩国，学者也把阅读“红星”作为了解20世纪中国的“一把钥匙”。
作为“红星”的主要翻译者之一，胡愈之在1978年的中译本序言中写道，斯诺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这个年轻时曾经当过农民、铁路工人、印刷学徒、海员的新闻记者，拥有惊人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认识了问题的本质，这是西方的一些所谓“中国通”所不能办到的。
“斯诺对中国的深刻认识源于他对事件本身深度、全方位的参与。他不仅仅准确记录了历史，还准确预测了未来的趋势。”孙华认为。
现在，斯诺的部分骨灰就安葬于当年他奋笔疾书“红星”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斯诺墓前仍会定期有人祭扫，但显然不是每个路人都了解这位传奇人物的各种往事。
译者们认为，该作品传播70多年之后，重读《红星照耀中国》依然不会过时。事实上，在每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期，“红星”仍在照耀
⑵ 马海德的介绍
马海德（罗伟饰），电视剧《历史永远铭记》1是由中央电视台、陕西广播电视台、北京中视嘉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力超(上海)影视文化工作室联合出品革命爱情史诗剧，剧中马海德原名乔治·海德姆，23岁就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到中国考察和工作，1937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海德不仅为革命时期的医疗事业立下不朽功绩，还在延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顾问，积极参加外事活动和对外宣传工作。
⑶ 马海德的人物生平
1910年9月26日，马海德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
1927年，进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读医学预科。
1929年，到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继续学医。 1931—1933年，到瑞士日内瓦大学攻读临床诊断，毕业时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马海德为了考察当时在东方流行的热带病，便和两个同学一起来到中国上海，原本计划在中国只停留一年，但当看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华民国政府的腐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后，决定继续留下来，他考察热带病的职业病和工人营养不良的状况，并通过调查他认识到，中国工人需要的不仅是药物，更需要吃的、穿的问题，而是只有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社会结构，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这时，他结识了宋庆龄和在上海的外国进步人士史沫特莱、艾黎、格兰尼奇、希伯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马海德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着作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从中知道了中国还有另一个世界，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便开始投身于革命活动，在他开的诊所常常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开会的地方。他还在美国《工人日报》和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中国呼声》上发表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和揭露中国社会的黑暗和国民党腐败的文章。
1933—1936年马海德到中国上海考察当时在东方流行的热带病。先后在上海广慈医院和雷士德医院工作，后来和两位同学合开诊所。
1936年春末，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正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去陕北，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情况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宋庆龄推荐了斯诺和马海德前往。6月他们到达中国工农红军的临时驻地保安，毛主席接见了他们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们到保安和苏区各地参观、访问。后来随红军第一方面军南下甘肃省迎接在长征途中的第二、四方面军。10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省南部胜利会师后，又先后随第二、四方面军行动。
1937年1月，随红军队伍回到陕北延安，以满腔热情一边紧张地投入诊疗工作，一边作调查研究。在一个多月中，他巡视了陕北各地卫生医疗单位，掌握了大量材料，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提出了改进苏区医疗事业的建议。毛泽东很欣赏他的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任命他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同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随部队到山西五台山八路军总部工作。年底回延安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为了更好地接近陕甘宁边区人民，不仅很快学会了中国的普通话和陕北的方言，而且把自己的美国名字改成了中国名字——马海德。
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大同盟以后，马海德受宋庆龄的委托，经常向该同盟报告陕甘宁边区的情况，通过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向海外呼吁，争取国际援助。边区因而获得了许多急需的医疗器材和药品。
1942年，被调到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马海德曾先后接待了白求恩、柯棣华、巴苏华、米勒等外国医生，并协助他们去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医疗救护工作。
仅在1944年到1947年，马海德就曾诊治伤病员4万余人次。由于出色的工作，他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多次奖励。延安时期，还曾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的顾问，积极参加外事活动和对外宣传工作。
1937年11月，帮助新华社创立了英文部，开始向国外播发英文消息。
还经常为当时中央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撰写稿件。 1946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医疗顾问，参加了在北平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他和代表团的同事们一起揭露了国民党发动的内战阴谋。不久，又作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医疗顾问，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红十字会的人员进行接触，积极争取他们对解放区的援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海德立即申请加入中国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外国血统的中国公民。
1950年，正式加入中国国籍，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顾问。
1953—1966年，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前身）。该所成立后，主要从事对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在卫生部的领导下，他会同有关专家首先制订了消灭性病计划，先后到内蒙古、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江苏、江西、西藏和新疆等地，为消灭那里的性病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劳动。接着，他又确立了新的奋斗目标——消灭麻风病。
1969—1976年在北京阜外医院皮肤科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到“四人帮”的迫害，但他没有动摇，主动到北京阜外医院担任皮肤科门诊工作。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海德精神振奋，加紧了消灭麻风病的工作。
1981年，经过周密的调查和论证，他提出“中国要在2000年基本消灭麻风病”的奋斗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他积极开展中外医学界的合作与交流，1985年在广州召开了中国第一届国际麻风病学术交流会。
1986年，为进一步落实各国麻风基金会给中国的援助，出访十几个国家，为中国争取了价值上千万美元的援助。马海德根据中国的国情，将麻风病传统的住院隔离治疗办法改变为社会防治，并于1980年把国外治疗麻风病的新技术——强杀菌联合药疗引进了中国，大大提高了疗效。
1988年10月3日在北京病逝。 1954年-1964年期间，马海德带领医疗团队在边远牧区对牧民进行检查和复查，并最终取得中国范围内基本消灭性病的成就。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马海德积极推动中外医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对外宣传中国在消灭性病、麻风病方面的经验和成就，提高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从80年代开始，引进国外治疗麻风的新技术并广泛争取国际支援，曾抱病出访十几个国家，为中国争取了价值上千万美元的药品、医疗器械和交通工具等援助，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和世界麻风防治工作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1938年开始，马海德接待了许多外国医疗队和外国友人，包括：白求恩率领的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印度援华医疗队、德国医生汉斯米勒、苏联的A 阿洛夫以及许多外国记者、专家、外交官和军人。
1944年，史迪威将军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实地考察，马海德担任美军观察组顾问。
1946年，马海德以中共代表团医疗顾问的身份参加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利用出访和接待工作的机会，向世界各地的人们介绍新中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做出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⑷ 第一个取得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马海德——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
抗日战争时期，国际友人来华支援中国抗战，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胜利后，有的国际友人由于思乡心切或工作的需要，离开了中国；有的国际友人割舍不了对这块土地上的深情，自愿留在了中国，加入了中国国籍。美国医生马海德就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医治社会病的医生
1910年9月26日，马海德出生在美国纽约州水牛城一个阿拉伯移民家庭。他原名乔治·海德姆，后在中国改名为马海德。1933年夏，凭着良好的学习成绩，乔治荣获医学博士学位。
在求学时期，乔治结识了一位中国留学生，从他那里了解到古老的东方悠久灿烂的文化，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是一个贫困落后、任由西方宰割的国度。在那里，悠久的文明与落后并存，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乔治对中国充满着好奇，强烈的治病救人理想促使他决心到中国去行医。当时，他正在研究东方热带病，而中国是最好的研究地点。1933年11月，他毅然飘洋过海，孑然一身，来到中国这个陌生的土地上。
在上海，他结识了一批国际友人，如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而且还结识了被中国人尊称为“国母”的宋庆龄。
1936年初，乔治应邀来到宋庆龄家。宋庆龄告诉他一个梦寐以求的消息，中共中央准备邀请一位外国医生和一位外国记者去边区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怀揣半张五英镑的钞票，奔向延安。
6月初，乔治先到达南京，然后乘车北上，再转道西安，目的在于迷惑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在西安，乔治与手持另外半张五英镑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接上头。在董的安排下，乔治与同胞斯诺闯过重重封锁线，离开西安，辗转来到陕北红军驻地——安塞。
年轻的卫生部顾问
初到陕北，马海德对偏僻落后的黄土高坡非常陌生。然而被毛泽东同志接见后，他为毛泽东等人的乐观精神所感动，立即穿上红军的服装，实际调查根据地情况。
他虽然是外国人，但他不把自己看作是外人，而是把自己当作红军中的一员。为了便于结识群众，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马海德。这样一改，既保留了原美国姓，又增加了边区回族同胞姓氏常见的“马”字。这是他决心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一个重大行动。
马海德与斯诺在边区采访了4个多月。当斯诺完成采访任务离开边区时，马海德却说：“我决定留在陕北工作，要为中国革命事业作一些贡献。”
马海德参加红军的请求，得到毛泽东的赞许，并委任他为卫生部顾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担任八路军卫生部顾问。26岁的洋博士能够留在陕北边区，并被委以重任，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和寄予重托。
马海德因为工作成绩突出，被光荣地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他也受到鲁艺艺术学院一位叫周苏菲的年轻女学生的青睐，并在1940年3月，两人结为终身伴侣，从此，苏菲便成为他的同志和亲密帮手。
领导人的保健医生
马海德抗战时期除了担任卫生部顾问这一重要职务外，更重要的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身体健康。他深知这一工作的重大意义，竭尽全力去完成这一任务。
毛泽东主席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养成了夜里办公，白天休息的习惯。马海德从医学角度，帮助毛泽东调整好生物钟，保证他完成对全国抗战的指导工作。马海德有时拉毛泽东主席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魄。当他发现主席有轻微风湿性关节炎后，就陪主席散步，增强肌体的抗病能力。
马海德当时还有一位重点医疗保护对象，就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王稼祥在长期艰苦的革命环境中，积劳成疾，患有多种疾病。马海德对症下药，体贴细微。每当王稼祥稍有不舒服的感觉，马海德就日夜守在他的身边，直到病情痊愈后才离开。
周恩来总理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在骑马时，不慎跌落马下，摔断了右臂，马海德立即组织当时在延安的印度医疗队的巴苏华、柯棣华等着名医生对周总理进行会诊，当他们发现周总理的臂骨愈合很不理想，右臂肌肉出现萎缩时，感到万分内疚。但是马海德并没有从困难中退缩下来，仍然抱着极负责任的态度，想尽办法帮助周总理度过难关，直到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总理去苏联治疗时为止。
延安当时是中国抗战的指导中心，汇集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如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大部分从前线到延安汇报工作或开会的领导同志，都接受过马海德医生的检查或治疗。他认为：“这些同志都是用自己的生命在为中国人民争取未来的幸福生活，我们必须保证他们的健康。”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身体健康，是马海德在抗战时期的一大贡献。
最幸运的国际友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海德并没有离开中国，而是继续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一进北京城，提出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他已经模糊了国别，已经把自己看作新中国的一个分子，他要投入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去。他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中国政府的尊重。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了他的请求，马海德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马海德非常激动，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协助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性病和控制麻风病领域，并取得重大成果。60年代中国政府宣布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性病在中国已经基本灭绝。这与他积极从事性病研究和治疗是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然受到“四人帮”的迫害，但他仍然坚持治病救人的理想。“文化大革命”之后，他集中精力从事麻风病的研究和治疗，为中国治疗麻风病开出较好的良方。
1988年，当他强忍着病痛，坚持工作时，终因体力不支病倒，10月3日与世长辞。马海德的一生，闪烁着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灿烂光辉。（中国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稿）
⑸ 首位入中国籍的外国人是什么来头，能娶走延安第一美女
有了新中国之后，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大批外国人也开始涌入中国，有些甚至还定局于此，并加入了我们中国国籍，很多人都好奇，谁才是第一个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呢？据悉他还娶走了“延安第一美女”。
建国后，马海德也没有再离开中国。因为在他的心里早就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祖国了，这里有同甘共苦的战友，还有一个温暖的家庭，以及他一生无法放弃的事业。因此在1950年，马海德选择了加入中国国籍，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有人曾问马海德到底是什么来头？我想说的是他就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医者，喜欢中国、热爱中国，在中国呆了大半辈子、还把国籍改成中国、最后还埋葬在了中国。（1988年的时候，马海德在北京病逝）马海德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了，我热爱这片土地，我热爱这里的人民，我从不后悔来到中国，也不后悔这些年所做的一切。”2019年的时候，马海德被国家授予“最美奋斗者”的荣誉称号。
⑹ 西行漫记介绍
这有
马海德教授原名乔治·海特姆，1910年生于美国纽约布法罗市。1933年，23岁的马海德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就在同年到了中国上海，后来认识了宋庆龄，在红军长征期间他曾接待过白求恩，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顾问。1949年，马海德成为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籍美国人。自1953年开始，马海德投身到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工作中。1956年到1988年，他不离不弃地与麻风病人在一起，并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关爱这个特殊人群的行列中。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吩咐，将他一部分骨灰撒在中国的延河，而另一部分带回他离开了55年的家乡。
⑺ 为中国做过贡献的外国人
1、陈必娣：美国、
陈必娣从小在加拿大出生长大，后来移居到美国。当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医学专业出身的陈必娣，看到中国军人在战争中的惨状，于是自发开始救助中国人。
陈必娣甚至让世界看到日军残杀中国人的照片，还不顾劝阻搬家到中国为中国人医治。后来陈必娣强烈要求加入中国籍，她一生都在为中国做贡献。
2、魏璐诗：奥地利
犹太人魏璐诗，出生于奥地利，1933通过宋庆龄了解到当时中国社会革命情况，最后决定长期留在中国。她报道中国抗日战争状况给世界人民，和鲁迅讨论中国未来。1951年，魏璐诗从美国应周总理之邀返回中国，并为中国工作，后来魏璐诗也获得中国籍。
3、郑律成：朝鲜
郑律成出生在如今的韩国全罗南道，当时是地道的朝鲜人。因为包含“抗日情怀”，郑律成继承兄长遗志来到中国参加革命。参加多种抗日组织和活动后，和冼星海一起创作音乐，他所创作的《八路军军歌》后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新中国成立之后，郑律成加入中国籍。
4、马海德：黎巴嫩
马海德是黎巴嫩人，在美国生长，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在瑞士毕业后，为了考察中国正在流行的东方热带病，于是来到了中国。
本来打算一年后回去，但是看到外国侵略者和民国政府让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毅然决定继续留下。马海德结识宋庆龄等人后，运用先进的医学知识无偿为人民服务。1949年，马海德加入了中国籍。
5、爱泼斯坦：波兰
爱泼斯坦是犹太人，出生于波兰华沙，因为战争和家人一起流亡到中国定居。爱泼斯坦一直为中国革命而贡献了自己的一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曾被日军抓进集中营，九死一生。
爱泼斯坦后来创办《今日中国》，并成为《今日中国》总编辑，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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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20世纪30年代，美国医生为来中国对抗麻风，后来怎样了
马海德作为中国首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他为中国付出了自己的一生。取中国名，说中国话，把自己完完全全中国化。
这样一个外国人在得到国家补助的时候，很激动地说：“我又不是外国人，我是中国人。”
马海德与妻子友人
⑼ 历史上有哪些为远赴中国效力的外国人
我记得老师曾说过马海德是一名外国人，马海德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1933年刚在瑞士读完博士的马海德赶往上海考察当时流行的热带病，这时候的马海德想不到，就这样，自己与中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对我国的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⑽ 马海德的人物关系
苏菲，又名周苏菲，原名周素珍，1920年5月19日出生于普陀区沈家门街道东横塘现东大居委会。6岁入学。
1935年，她为逃避包办婚姻赴上海，经友人介绍加入中国左联领导的话剧艺术供应社。同年夏天考入上海正风中学高中文科班，一边读书一边参加进步剧目演出。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苏菲随艺术供应社部分同志撤离上海，经香港、越南转至云南昆明，通过地下党组织介绍，参加昆明抗敌后援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8月到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文学和戏剧。1942年毕业后分配到延安“鲁艺”实验话剧团任演员，参加《带枪的人》等话剧演出。在延安，与国际友人马海德大夫结婚。194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苏菲随军从延安进入北京城。入京后开始从事电影工作和话剧演出。1960年起曾导演和参与导演多部电影，如《矿灯》、《春雷》、《孔雀公主》、《拓荒者足迹》。
1988年至今，苏菲任中国麻风病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麻风基金会、马海德基金会理事长，从事社会福利工作。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及讨论会议。苏菲现居住北京，虽九十又三，仍身体硬朗。 1950年马海德带领小组成员在普查性病时，群众对抽血化验接受不了，马海德亲自示范，让医务人员在自己身上抽血，以此来取得群众的配合。他非常重视基层防治机构的工作质量，不惜花费时间逐项检查病人的病历、化验结果、治疗记录以及统计表格等。
他常常在基层举办性病学习班，并亲自为学员讲课，作示教等。他说：“要搞好一个地区的性病防治工作，必须依靠当地的干部和医务人员。”马海德很注意同当地的干部搞好关系，每当一个点的工作结束时，他都和当地干部一起总结工作，并将书面总结材料留给当地干部一份。他还教育皮肤性病研究所的同事们，要注意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在基层工作时，马海德和大家同甘共苦，同吃同住，一起爬山、涉水，从不搞特殊化。他住过蒙古包、破庙，睡过临时旅店的土炕，也曾和4个人合盖过一条粗布破被。他还常常带病坚持工作。尽管条件艰苦，但在工作之余他还和大家一起跳舞、聊家常、说笑话，始终保持着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
在幅员辽阔的农牧区，对梅毒患者要一个不漏地进行复查，困难是很大的，常常为了寻找一个病人，他们要跑很远的路程。有时做实验，水质不好，不能保证血清试验的可靠性，在这种情况下，马海德总是自己动手，教大家就地取材，做简易的沙滤缸，保证实验用水的质量。平时，从病损中检查梅毒螺旋体，需要用暗视野显微镜，可是这些地方没有电，马海德就对显微镜进行了改造，用干电池作电源，这样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活动的螺旋体，从而保证了诊断的准确性。 马海德在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于1981年满怀信心地提出了：“中国要在2000年基本消灭麻风病”的奋斗目标，并得到卫生部的支持。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马海德认为不能再沿用欧美国家19世纪建立麻风村、麻风病院的老办法，而应根据中国国情，大胆闯出一条防治麻风病的新路子来。
他尊重科学，强调防治麻风病应由住院隔离治疗转变为社会防治；由单一药物治疗转变为多种化学药物联移动图片合治疗；由单纯的治疗转变为治疗与康复并重；由专业队伍孤军作战转变为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作战的“四个转变”的作法。他还积极开展中外医学界的合作与交流，争取国际上的广泛援助。
1985年，经他不懈的努力，在广州成立了中国麻风病防治协会、中国麻风病福利基金会和中国麻风病防治研究中心，并在中国召开了第一届国际麻风病学术交流会。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麻风病专家出席了会议。他们亲眼看到了中国防治麻风病的工作所取得的成就。与会的各国麻风基金会代表纷纷找到马海德，表示
从1980年起，马海德把国外治疗麻风的新技术——强杀菌联合药疗引进中国。用这种药疗方法，病人一周内即可脱离传染期，平均两年即可治愈。但是这种联合药疗的3种药品价格较高，因而影响了在全国推广使用。为此，马海德抱病出访了十几个国家，经过紧张的工作，终于使日本、美国、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荷兰、英国和原联邦德国等国家的麻风基金会，分别同中国有麻风病防治任务的省区建立了对口联系，并提供了价值上千万美元的药品、医疗器械和交通工具等援助。
这样，到1986年底，强杀菌联合药疗在全国麻风防治工作中得到了推广，使全国每一个麻风病人的治疗都有了可靠的保证，大大加速了消灭麻风的进程。 马海德和斯诺到保安不久，就要求去红军前线部队访问。经党中央安排，派伍修权为翻译，陪同他俩经过长途跋涉，同年8月16日，来到宁夏豫旺县的西征红军前线总指挥部，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热烈欢迎。
当地群众多为回民，信奉伊斯兰教。恰好海德姆会说一些阿拉伯语，会写阿拉伯文。原来海德姆出生在美国，但祖籍是黎巴嫩，知道伊斯兰教习俗。为此，他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和尊重，阿訇经常请他到家里做客吃饭。
他和红军医生戴济民（回族）共同经常给群众看病，他的医术，更得到群众信任。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也请他帮助做回民群众的工作，他把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摘译成阿文，让红军战士照着他写的样子刷在墙上，回民同意支援红军。
他在与回民的频繁接触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发现回民姓马的人很多，“十个回回九个马”。他为了同回族兄弟交知心朋友，决定自己也姓马，改名叫马海德。他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