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延安精神有哪四個
延安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創造的一種革命精神，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的精神動力，本質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因在革命聖地延安誕生而得名。
其主要內容包括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的精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
延安是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軍隊的根據地，勤勞勇敢的老區人民用生命和鮮血哺育了中國革命；延安是中國抗日戰爭的總後方，在物資極其短缺的情況下，廣大軍民開展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運動，為奪取革命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延安是毛澤東思想從形成、發展到成熟的聖地。毛主席關於中國革命的政治路線問題、軍事問題、黨建問題、哲學問題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理論著作大多是在延安撰寫的。在這里，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就是在延安實現的。
延安在革命戰爭年代曾是中國共產黨的指揮中樞和戰略後方，中國共產黨在這里運籌帷幄，作出了關系中國革命前途命運的一系列重大決策，為奪取全國政權奠定了堅實基礎。這里孕育了偉大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中國共產黨黨的傳家寶，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精神內涵
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
中國共產黨是靠艱苦奮鬥起家的，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事業是靠艱苦奮斗不斷發展壯大的。回顧黨的歷史，從在上海成立到井岡山時期，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時期，從西柏坡到奪取全國政權，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新時期，艱苦奮斗是工作作風，也是思想作風，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本色，是凝聚黨心民心、激勵全黨和全體人民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共同奮斗。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局部地區建立人民政權並不斷擴大執政區域的重要時期。中國共產黨歷來把為中國廣大人民謀利益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延安時期又響亮地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口號並在全黨認真實踐。那時的陝甘寧邊區政府，被譽為「民主的政治。」
理論聯系實際、不斷開拓創新的精神
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科學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成功地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理論上實現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時期。毛澤東同志的許多重要著作，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都是在延安時期完成的。
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用實事求是來概括中國共產黨的思想路線，也是在延安時期。實踐表明，只有解放思想，才能達到實事求是；只有實事求是，才是真正地解放思想。在新世紀新階段，按照十六大的要求，切實做到發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開放要有新局面，各項工作要有新舉措，這就叫作堅持解放思想，這也叫作堅持實事求是。
歷史地位
解析
延安精神沒有過時，也就是說它在現時代仍然有著偉大的現實意義。
廉政建設效應
其一，延安精神的廉政建設效應。延安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黨魂，它所形成的一套優良傳統和作風是革命事業勝利的根本保證。在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政府被稱為「民主的政府、廉潔的政府」。它真正是人民自己的政府。美國記者斯蒂爾訪問延安後，深有感觸地說：「我覺得在延安訪問中，有三件事使我感動而且深刻起來。第一件是我體味到共產黨常常說的 『為人民服務』，在延安所親見的各種具體事實，我認為是貨真價實的」。「不到延安實在不能深觸到中國問題的內臟，到了延安使我對中國問題的認識深化了。」「真的，我要在延安住上十天，那我一定也將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
南洋華僑陳嘉庚先生訪問延安後說：「縣長概是民選，官吏如貪污五十元者革職，五百元的槍斃，余者定罪科罰，嚴令實行，犯者無情面可袒護優容。」
經濟建設效應
其二，延安精神的經濟建設效應。早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就指出：「要使全體幹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中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斗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鄧小平同志也曾指出：「中國搞四個現代化，要經過老老實實地艱苦創業，我們窮，底子薄，教育，科學、文化都落後，這就決定了我們還要有一個艱苦奮斗的過程。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大國，不可能走『捷徑』……。我們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也要大力發展對外貿易，但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為主。我們的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一定要努力恢復延安的光榮傳統，努力學習周恩來等同志的榜樣，在艱苦創業方面起模範作用」。江澤民總書記在1989年9月視察延安時說：「把經濟搞上去，靠什麼方針？還得靠發揚延安精神，歸根到底要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勤儉持家，勤儉建國。」
精神文明建設效應
其三，延安精神的精神文明建設效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重要表現。
發揚延安精神首先就是要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對全體人民進行共產主義理想教育，進行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教育，從而解決人們的「信仰危機」、「信心不足」的問題。其次，發揚延安精神，就要重視道德建設，用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共產主義道德教育人，提倡「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道德風尚，克服和抵制「專已打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的資產階級自私自利的腐朽道德。最後，對全民族進行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的教育，反對鋪張浪費、肆意揮霍、大手大腳的敗家子作風。樹立社會主義主人翁和「過緊日子」的思想。
總結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而延安精神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抓緊在延安建設幹部教育培訓基地，一個根本著眼點就是引導和促進黨的幹部繼承黨的優良傳統，大力弘揚延安精神。全黨同志，一定要結合新的實際，大力弘揚延安精神，使延安精神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新世紀團結和帶領人民不斷開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強大精神動力，使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延安精神引導和哺育無產階級革命者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而前仆後繼，英勇奮斗。延安精神引導和哺育無產階級革命者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使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延安精神把共產黨人和革命者融入到廣大人民群眾之中，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水乳交融，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這是中國共產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最大政治優勢。
㈡ 延安精神對當今中國的發展有哪些現實意義
延安精神的廉政建設效應，延安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黨魂，它所形成的一套優良傳統和作風是革命事業勝利的根本保證。在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政府被稱為「民主的政府、廉潔的政府」。它真正是人民自己的政府。美國記者斯蒂爾訪問延安後，深有感觸地說：「我覺得在延安訪問中，有三件事使我感動而且深刻起來。第一件是我體味到共產黨常常說的 『為人民服務』，在延安所親見的各種具體事實，我認為是貨真價實的」。「不到延安實在不能深觸到中國問題的內臟，到了延安使我對中國問題的認識深化了。」「真的，我要在延安住上十天，那我一定也將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南洋華僑陳嘉庚先生訪問延安後說：「縣長概是民選，官吏如貪污五十元者革職，五百元的槍斃，余者定罪科罰，嚴令實行，犯者無情面可袒護優待，總結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而延安精神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抓緊在延安建設幹部教育培訓基地，一個根本著眼點就是引導和促進黨的幹部繼承黨的優良傳統，大力弘揚延安精神。全黨同志，一定要結合新的實際，大力弘揚延安精神，使延安精神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新世紀團結和帶領人民不斷開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強大精神動力，使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延安精神引導和哺育無產階級革命者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而前仆後繼，英勇奮斗。延安精神引導和哺育無產階級革命者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使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延安精神把共產黨人和革命者融入到廣大人民群眾之中，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水乳交融，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這是中國共產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最大政治優勢。
㈢ 有哪些愛國的華人華僑的事跡
崢嶸歲月 僑史佳話
華僑貢獻巨大
抗戰初期，海外僑胞有1000多萬，其中90％在東南亞。「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的隆隆炮聲，震撼了海外僑胞的心靈。抗日救國、救亡圖存，世界各地華僑在抗戰期間成立了900多個抗日救國團體，成為支援祖國抗戰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幅整齊的圖表，清晰地表明了華僑對抗日戰爭的巨大貢獻：
各地華僑慷慨捐輸，認購公債達11億元國幣，占當時的國民政府在抗戰時發行公債總額的1／3強；僑胞們捐出僑匯購買飛機，共達數百架，僅菲律賓華僑就捐50架飛機；各地僑胞捐的汽車上千輛，葯品、衣物無數。
一張張發黃的圖片，無聲地述說著烽火狼煙中的赤子丹心。
舊金山中華會館組織捐款；新加坡華僑的抗日集會上，兒童爭相把節省的糖果錢塞進箱子；泰國僑領蟻光炎、美洲僑領司徒美堂捐款購買飛機。1938年11月，馬來西亞華僑彭士馨率領南洋華僑司機回國服務團，跋涉14000餘里，歷時3個月到達延安，帶來了兩輛救護車和一批葯品。
洛杉磯華僑李兆煥響應宋慶齡號召，為孩子們捐款捐物，並專程送到延安。1942年，中央決定將延安中央托兒所改名為洛杉磯托兒所……
奉獻青春熱血
陳列以大量史料，反映了當年廣大華僑青年懷著滿腔熱血，漂洋過海，匯聚在延安寶塔山下，投入抗日救亡運動的情景。
當時在延安學習工作過的華僑有600多人，他們出身不同，經歷各異，有的是沖破封建家庭的束縛來到延安的，但他們都有一顆赤誠的愛國之心。不少人後來成為各級領導幹部，在政治、軍事、外交、教育、僑務等崗位上建功立業。有的為民族解放獻出年輕的生命。
女英雄李林，印尼華僑，曾任八路軍騎兵營教導員，1940年4月在晉西北英勇犧牲，年僅24歲。泰國華僑庄儒邦，在反「掃盪」戰斗中壯烈犧牲時，年僅21歲。
老歸僑、原蘭州軍區後勤部政治部副主任譚嵐，在一幅照片前佇立良久。照片上，一群泰國華僑青年出發赴延安時，在輪船上向親人揮手告別。譚嵐女士對記者說，她當時是一位華僑女學生，從曼谷取道香港，歷經曲折到了西安。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希望她留在西安工作，她一定要去延安學習，然後到抗日前線去。她和幾個同伴一路步行，三原、銅川、宜君、洛川、榆林橋、三十里埔、杜甫川，不知翻過多少山峁，穿過多少河溝，15歲的少女腳上起了無數水泡。「快看啊，寶塔，寶塔山！」一行人走近革命聖地時高興得跳了起來，忘記疲勞狂奔一陣，從此投入了革命的大熔爐。
陳嘉庚訪延安
1939年冬，國民黨製造國共摩擦，引起海外華僑的不安，著名僑領陳嘉庚決定回國考察，探詢真情。1940年3月，67歲的陳嘉庚組織了「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5月到延安訪問。
6月1日下午，毛澤東在楊家嶺接見了陳嘉庚和侯西反，由朱德作陪。談話後，毛主席留陳嘉庚共進晚餐。一張陳舊的飯桌，上面鋪著4張白麻紙，以代桌布。菜餚是以洋芋、豆腐等陝北農家菜為主，其中青菜、水蘿卜等都是從毛澤東自己種的菜地里拔來的。唯一的一隻黃燜雞，還是幾天前老鄉送給毛澤東的。陳嘉庚看著這桌宴席，十分感慨。因為在重慶蔣介石以8萬元巨款作為接待費用，請他吃飯，吃的是山珍海味。後來，他常對人說：「一黨之領袖其艱苦樸素有如此者，令人欽佩。」
陳嘉庚耳聞目睹延安政治民主，上下團結，廉潔奉公，民風純朴，對陝甘寧邊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增強了對共產黨的正確認識和信任感。延安之行，是陳嘉庚先生人生的重大轉折。他回到重慶作了一次報告，《新華日報》將其全文發表，引起了蔣介石的不滿。他回到新加坡在萬人大會上講話說：「我未去延安時，對中國前途甚為悲觀，以為中國的救星還未出世，或還在學校讀書。其實此人已經四五十歲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現在延安，他就是毛澤東。」他把延安同重慶作了對比，結論是：「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㈣ 收集五個海外華僑愛國的故事
1、陳志昆
1961年，陳志昆被委派到香港華僑商業銀行擔任副總經理的職位。由於熟悉中美兩國的文化，陳志昆又不遺餘力地為中美兩國的友好交往而奔波，以盡一位愛國華僑應盡的義務。他促成了夏威夷代表團第一次赴北京考察、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之後，他多次任美國跨國公司的中國顧問。為了更好地促進並推動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1974年，他成立了友結投資顧問公司，主要擔負起中美兩國貿易的咨詢工作。
㈤ 哪一位在實地考察延安後,稱這是一股東方的魔力
摘要 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訪問延安，看到毛澤東住在簡陋的窯洞里，周恩來睡的是土炕，彭德懷穿著用繳獲的降落傘改制的背心……他從中發現一種獨特的力量，他把這種力量稱作「東方魔力」，並斷言這是中華民族的「興國之光」。
㈥ 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青年群眾舉行的五四運動2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著名演講( )。
《青年運動的方向》。
《青年運動的方向》是毛澤東1939年5月4日在延安青年群眾的五四運動20周年紀念會上的講演，曾刊載於當年6月1日出版的《中國青年》第1期，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現名。
《青年運動的方向》是指導中國青年運動的綱領性文獻，在中國青年運動史上產生過重大作用和深遠的積極影響。
(6)海外華僑訪問廷安擴展閱讀：
演講背景
1938年10月，廣州、武漢相繼失陷，中國的抗日戰爭由戰略防禦階段轉入戰略相持階段。中國共產黨繼續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堅持全面抗戰的人民戰爭路線。
大批愛國進步青年滿懷著抗日救國的高度熱忱和對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的仰慕心情，從日本佔領區、國民黨統治區以及海外異國他鄉，冒著生命危險，突破日軍和國民黨設置的重重封鎖線，跋涉千山萬水，奔向延安。
大部分青年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抗戰的形勢以及青年運動發展方向等重大問題，還缺乏統一的堅定的認識，對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在中國革命中如何發揮作用也不甚了解，存在著若干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
㈦ 抗戰後全國各地的知識青年是通過哪些途徑來到延安的
戰時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來源甚廣，羅瑞卿稱抗大的學員，「他們中間的籍貫包括了中國二十七個省份，除青海與西藏外，任何一個省，都有學生在這兒學習」[18]。除此之外，到達邊區的還有眾多海外歸來的華僑。為使知識青年能夠順利到達延安，以八路軍駐各地辦事處為主的中共機構進行了嚴密的謀劃和安排。
首先，開展身份甄別工作。武漢會戰開始後，中共對青年學生的輸送工作加大力度，要求「在南北交通線未中斷以前，速在長沙動員招收一批男女青年赴延安，到抗日軍政大學和陝北公學學習，為抗戰培養幹部」。長沙「八辦」以「三步走」的方式開展工作。第一步，通過講演、宣傳、辦訓練班以及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等各項實際工作宣傳黨的政策，使學生認清當前的時局，激發青年學生的抗戰熱情。第二步，對學生的狀況進行徹底摸排，向學生講明延安的實際情況，以自願為原則。第三步，針對有意向的學生進行調查和登記。經調查後，發現青年學生分為四個層次，「一是態度堅決，方向明確；二是受別人啟發，想瞞著家庭，和朋友一道走；三是好奇，對共產黨八路軍抱有一種神秘感，想去看看；四是尋找一條出路。以前兩個層次的人居多。」長沙「八辦」對願意留下的學生進行登記，蓋上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公章，就算正式錄取了。[19]537
南方局的輸送工作亦復如此。據時任陝甘寧邊區各界婦女救國聯合會駐渝代表廖似光回憶，1940年之後有大批的愛國華僑要求去延安參加抗日活動。為做好統戰工作，辦事處事先把這些青年組織起來，將延安的現實情況向有意向去延安的人員進行說明，「告訴他們：延安要自己開荒耕地，吃小米，還要打仗，能吃得苦，身體受得了才去，不行就留下來。」名單由廖似光負責擬定，送交周恩來審批，錢之光負責負責路途上的經費和交代注意事項；童小朋負責發報，將赴延的車輛、人數、司機和帶隊人的姓名事先通知兩安「八辦」和延安黨中央。[20]228而對於香港的知識青年和歸僑相對比較寬松，「只要真誠表示擁護我黨和我軍，堅決參加抗日斗爭，不怕艱苦，身體健康，自備旅費，同時填寫一張簡單的登記表，就可以去。」 [21]655
武漢「八辦」對學生的政治審查工作由張明秀和董必武負責。首先，在報名條件中就明顯包含著初步政治審查的意圖，報名者應當是1835歲，身體健康，高中文化（工農例外）；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決心抗日救國；延安的生活環境和物質條件都很差，要有艱苦奮斗的思想；學習結束後要服從學校統一分配；從武漢至延安的一切費用自理。其次，依據報名者填的表格，在實施個別談話中進行二次政治審查，以確定是否錄取。最後，由董必武把關，對沒有問題或問題不大的人即認為合格，就由武漢「八辦」寫介紹信給西安「八辦」，再由他們介紹到延安的學校或安吳堡青年訓練班。[22]159
政審、篩選環節最值得一提的是安吳堡青訓班的培訓與審查。安吳堡青訓班是指中共領導下的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在陝西省涇陽縣安吳堡設立的「戰時青年短期訓練班」和「戰時青年訓練班」。1938年，西安「八辦」的工作報告明確規定「來歷清楚，有救亡團體或負責人介紹者」方可投考延安的各類學校；但要先鑒定核實，然後呈交招生委員會。依據對知識青年的排查和分析，學生來源主要有幾個方面，「一是由各地的八路軍辦事處和地下黨如武漢『八辦、洛陽『八辦、陝豫川等地下黨組織介紹來的；二是由社會知名人士及救亡團體如李公朴、鄒韜奮、民先隊等介紹來的：三是一些友軍地方部隊，要求為其培訓人才而介紹來的；還有一類就是直接持學校介紹信或畢業證自發來的。」鑒於最後一類的學生復雜的社會關系和不明來意，西安「八辦」就將他們安排在安吳堡青訓班，以培訓的名義進行甄別、審查。[23]261262安吳堡是自發北上的青年學生到達延安前要經過的一個重要關口，在此他們開始延安戰斗生活的預演。
其次，為知識青年開具介紹信，並提供必要的生活幫助。1938年7月，康濯一行五人從長沙到達漢口，武漢「八辦」開具了五個人去延安投考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的介紹信。同時，武漢「八辦」建議他們「想辦法搞一個去西北一帶找國民黨有關方面或找哪個大學等單位的公開介紹信，因為沒有公開介紹信，路上不安全」。此後由「曹伯韓搞到了國民黨駐湖南部隊某師蓋了關防大印的一封介紹信」 。[24]219223廣州「八辦」對於知識青年是開具介紹信到武漢或西安「八辦」，轉送延安。香港知識青年和歸僑是先經過香港「八辦」介紹到達廣州，然後由廣州「八辦」介紹到武漢或西安「八辦」，轉送延安。1938年初，廣東潮陽縣達濠區青抗會成員汪濤、石虹就是從香港到廣州，拿著廣州「八辦」主任雲廣英開具的一封交武漢「八辦」、一封交西安「八辦」的介紹信，而去的延安。[25]
知識青年的生活來源主要依靠家庭和學校供給。但在戰時，他們很難有切實的生活保障；特別是旅途的費用，嚴重困擾他們的行程。如1938年10月，文學青年康濯等人「從漢口到西安，連這以前的花銷，船票、車票、住旅館、吃飯，錢已不多了。在去西安的火車上，飯都不敢隨便吃」。[24]221國民黨軍隊連長鄧乃覺執意要求去延安，終經長江局高層研究同意；但經濟上也不寬裕，「走時就變賣了他的書籍、望遠鏡等以充路費。」[22]160來自上海戰地服務團的劉克英、金沙一行人員於1938年3月8日從上海乘英國貨輪經香港到達廣州，在廣州「八辦」的幫助下輾轉到西安。西安「八辦」考慮到她們姊妹年齡較小且體質較差，安排他們乘坐汽車去延安，但是「這時我們身上的錢都不多了，不夠乘汽車去延安的路費。於是我們四人就徒步去了延安。在途中，我們一路走、一路變賣身上帶的東西」[26]119120。雖然中共發布的招生簡章上明確規定，知識青年去延安是路費自籌，但是，針對一些經濟上困難的學生，「八辦」還是給予一定的資助。曾任武漢「八辦」主任的錢之光回憶，1938年秋，武漢「八辦」對前往延安的知識青年，「每人發給軍服，並發零用錢，由辦事處把他們送到江岸車站。」[27]1381938年經過武漢「八辦」中轉的人員，「他們中有一部分住在武漢『八辦招待所，大部分則由武漢『八辦出面聯系旅社安排食宿。」[11]82由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介紹的湖南省寧鄉縣立第一女子學堂的王警吾、劉履中、紫非等人於1938年6月從長沙出發到達武漢，在武漢辦事處住了幾天之後才坐車北上的。[17]546endprint
第三，保證知識青年去延安的交通安全。所謂的交通安全主要是指防止國民黨設卡攔截和道路安全問題。中共在國統區所開展的招生工作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1937年10月，在西安行營匯報會上，行營第二廳廳長谷正鼎說：「谷正綱由重慶來信告訴我，有好些朋友的子女都溜到延安去了，你們在西安幹甚麼的，為甚麼不採取有效辦法來制止？我們自己的兒女都不保了，都要跟著共產黨跑了，我們就坐視不問嗎？」隨後，行營高層商定對策，一致認為必須採取有效辦法，制止學生到延安去，並將意見匯報給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蔣鼎文「立即召集西安黨政軍各方面負責人開會研討」[28]216，決定用「黨政軍各方面力量統一起來對付共產黨」，並於11月成立西安特種會報組織。該組織「從1938年起作出決定，各地到延安去的青年學生，一律堵截扣留送交胡宗南負責的西安戰干第四團管訓。1939年冬，西安勞動營（即集中營）成立，其後由胡宗南接管，派谷正鼎負實際責任」。到1942年，谷正鼎稱，「勞動營管訓勞役的共產黨、左傾青年先後有1000人，絕大部分是到延安去的學生，被西北各地駐軍和憲兵在中途扣留送去的。」[28]218 「據1944年穀正鼎在匯報書上說，從1939年到1943年期間，僅在交口、碑亭、黃陵、耀縣、三原、永樂店、咸陽等盤查站被截扣赴延安的男女青年就有2100多人（還不包括胡宗南的特務所扣留的）。」[29]176皖南事變之後，國民黨由攔截學生直接變為對邊區進行封鎖，禁止任何學生模樣的人員前往延安。道路交通安全問題，主要是指從西安到延安這一段路程。該段有「八百里秦川」 之稱，途經咸陽—草灘—三原—耀縣—銅官—宜君—中部—洛川—富縣，全程不通火車，只有一條公路。交通工具只有汽車和畜力，余則步行，並且道路崎嶇，危險如影隨從
㈧ 延安三問的全文
一問：清貧的延安為何如此令人神往？
延安時期，尤其是「1940年冬，國民黨政府不僅完全停發八路軍的薪餉、彈葯和被服等物資，而且調動幾十萬軍隊對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揚言『不讓一粒糧、一尺布進入邊區』，斷絕對邊區的一切外來援助。」（《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第739頁）再加上，「由於日軍的殘酷進攻，加上華北連年的自然災害，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出現嚴重的困難局面。」「根據地生產遭到嚴重破壞，財政經濟情況極端困難。有些地方抗日軍民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用，沒有菜吃，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同上，第740頁）然而，全國各地的愛國志士、進步青年和海外青年華僑卻不顧國民黨當局的阻撓和迫害，冒著生命危險，沖破敵人重重封鎖，跋山涉水奔赴延安。
二問：艱難歲月，為何如此鬥志昂揚？
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部在昭和18年（即1943年）的年度綜合戰報中寫道：
「敵大半為中共軍，與蔣軍相反，在本年交戰一萬五千次中，和中共軍的作戰佔七成五。在交戰的二百多萬敵軍中，半數以上也是中共軍。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萬九千具敵遺體中，中共軍也佔半數。但與此相比較，在我方收容的七萬四千俘虜中，中共軍的比率只佔一成五。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軍交戰意識的昂揚。」（朱德《論解放區戰場》，轉引自《心路滄桑》第172頁）
三問：星羅棋布的根據地，為何無人「割地稱王」？
在（抗戰勝利後）面積達到近10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正規軍隊總人數達120餘萬人、民兵總數達220萬人、遍布全國19個省的各大解放區，沒有1人「割地稱王」。
㈨ 1935年至1948年延安這幾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主要事跡如下：
一是建立對外傳播機構。1937年底在延安成立了對外交際處，1938年1月成立了「香港八路軍辦事處」，同年在武漢成立了國際宣傳委員會，等等。這些機構成為我們黨開展國際傳播的重要力量，積極向海外宣傳黨的形象。
二是藉助外媒傳播黨的形象。1944年5月，美聯社、合眾社、塔斯社、《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國外媒體的6名記者隨同西北參觀團到達延安，毛澤東親自安排接待工作，並修改了葉劍英撰寫的長篇報告《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報告中詳細披露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的基本情況，並以確鑿的事實批駁了詆毀黨的形象的各類謠言。此後，一些外國媒體繼續通過各種途徑報道了中國共產黨的情況，起到了形象糾偏的作用。
三是通過組織華僑支援國內抗日的機構，宣傳黨的形象。1938年，我們黨成立中央華僑工作委員會，並於1942年成立海外工作委員會，組織海外華僑支援國內抗日戰爭，同時積極通過僑務機構，宣傳黨的理念和形象。我們黨將對內傳播與對外傳播有機結合起來，拓展了受眾群體，使黨的政策主張紮根群眾，先進形象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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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剛剛經歷了與「左」傾教條主義者的斗爭，損失慘重；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新一輪的反共高潮，危機四伏；由於信息不對稱、敵對勢力的詆毀等原因，國際社會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革命存在諸多偏見。面對這些不利因素，中國共產黨重視自身的形象傳播，提升了黨的凝聚力。
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定位清晰、准確，主要體現在黨的目標、品質、能力、作風等方面。具體來講，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以實現共產主義為目標；表現出廉潔奉公、艱苦奮斗的品質；團結黨內外力量，具備領導革命、英勇善戰的能力；凸顯求真務實、聯系群眾的作風。幾大因素綜合為一體，向國內外展現了一個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的形象。
參考資料：人民網-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形象傳播及其歷史經驗
㈩ 延河，延安的棗園，南泥灣，楊家嶺分別表示革命的什麼精神呢
延河，延安的棗園，南泥灣，楊家嶺等都是延安精神的組成部分。
「延安精神」正是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思想體系與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風范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所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結晶，是「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的繼承和發展，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它的內容豐富，源遠流長。
1、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延安精神」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延安時期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局部地區建立人民政權，並不斷擴大執政區域的重要時期。中國共產黨歷來把為中國最廣大人民謀利益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延安時期就響亮地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的口號，並在全黨認真實踐。
那時的陝甘寧邊區政府，被譽為「民主的政府，廉潔的政府」。當年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成員說：「這里不存在鋪張粉飾和禮節俗套，沒有乞丐，也沒有令人絕望的貧困現象，人們的衣著和生活都很儉朴，人民之間的關系是坦誠、直率和友好的。
這里也沒有貼身保鏢、憲兵和重慶官僚階層的嘩眾取寵的誇誇其談。」中國共產黨就是以對人民的無限忠誠，贏得了人民的擁護和支持。
2、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
「延安精神」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當時的延安交通閉塞，經濟落後。面對國民黨的封鎖，毛澤東同志號召根據地軍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開展了大生產運動。部隊戰時作戰，閑時種地。多年下來，紅米飯，南瓜湯不但沒有將根據地軍民餓垮,反而鑄就了延安軍民的錚錚鐵骨和艱苦奮斗的精神。
3、勤儉節約、艱苦樸素的精神
「延安精神」是勤儉節約、艱苦樸素的精神。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是當時的最高領導人，卻住的是普通的窯洞，用的是部隊配發的木椅、木床，而正是在那張木桌上，毛澤東寫出了《論持久戰》等大量有遠見卓識的政論著作，給中國革命指明了正確的道路。也是在這延安窯洞里，誕生了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偉大的毛澤東思想。
4、默默無聞、勇挑重擔的「駱駝精神」
「延安精神」是默默無聞、勇挑重擔的「駱駝精神」。「駱駝精神」是中國共產黨對任弼時同志道德品質和光輝人格的形象比喻。任弼時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代表，他體現著延安時期人民特有的品質和美德，是延安革命根據地得以鞏固和發展的根本所在。
如果說淮海戰役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那麼延安路則是「駱駝」踩出來的。這些「駱駝」同人民一道，共同背負著民族解放的重擔，艱難地前行。
延安是歷史的教科書，有關中國革命運動的問題在這里都有它的章節，有著極為詳盡的闡釋和說明。革命選擇了延安，延安孕育了革命，哺育了偉大的「延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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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沒有過時，也就是說它在現時代仍然有著偉大的現實意義。
1、廉政建設效應
其一，延安精神的廉政建設效應。延安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黨魂，它所形成的一套優良傳統和作風是革命事業勝利的根本保證。在延安時期，陝甘寧邊區政府被稱為「民主的政府、廉潔的政府」。它真正是人民自己的政府。
美國記者斯蒂爾訪問延安後，深有感觸地說：「我覺得在延安訪問中，有三件事使我感動而且深刻起來。第一件是我體味到共產黨常常說的 『為人民服務』，在延安所親見的各種具體事實，我認為是貨真價實的」。
「不到延安實在不能深觸到中國問題的內臟，到了延安使我對中國問題的認識深化了。」「真的，我要在延安住上十天，那我一定也將變成一個共產主義者！」
南洋華僑陳嘉庚先生訪問延安後說：「縣長概是民選，官吏如貪污五十元者革職，五百元的槍斃，余者定罪科罰，嚴令實行，犯者無情面可袒護優容。」
2、經濟建設效應
其二，延安精神的經濟建設效應。早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毛澤東就指出：「要使全體幹部和全體人民經常想到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但又是一個經濟落後的窮國，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要使中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斗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
鄧小平同志也曾指出：「中國搞四個現代化，要經過老老實實地艱苦創業，我們窮，底子薄，教育，科學、文化都落後，這就決定了我們還要有一個艱苦奮斗的過程。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大國，不可能走『捷徑』……。
我們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也要大力發展對外貿易，但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為主。我們的黨員、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一定要努力恢復延安的光榮傳統，努力學習周恩來等同志的榜樣，在艱苦創業方面起模範作用」。
江澤民總書記在1989年9月視察延安時說：「把經濟搞上去，靠什麼方針？還得靠發揚延安精神，歸根到底要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勤儉持家，勤儉建國。」
3、精神文明建設效應
其三，延安精神的精神文明建設效應。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重要表現。
發揚延安精神首先就是要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對全體人民進行共產主義理想教育，進行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教育，從而解決人們的「信仰危機」、「信心不足」的問題。
其次，發揚延安精神，就要重視道德建設，用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共產主義道德教育人，提倡「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道德風尚，克服和抵制「專已打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的資產階級自私自利的腐朽道德。
最後，對全民族進行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的教育，反對鋪張浪費、肆意揮霍、大手大腳的敗家子作風。樹立社會主義主人翁和「過緊日子」的思想。
總結
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而延安精神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抓緊在延安建設幹部教育培訓基地，一個根本著眼點就是引導和促進黨的幹部繼承黨的優良傳統，大力弘揚延安精神。
全黨同志，一定要結合新的實際，大力弘揚延安精神，使延安精神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新世紀團結和帶領人民不斷開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強大精神動力，使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延安精神引導和哺育無產階級革命者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而前仆後繼，英勇奮斗。
延安精神引導和哺育無產階級革命者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使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延安精神把共產黨人和革命者融入到廣大人民群眾之中，官兵一致，軍民一致，水乳交融，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這是中國共產黨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最大政治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