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兩國國事訪問

Ⅳ 中國和德國什麼交情

中德關系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德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系。中德兩國從19世紀末開始進行直接的交流。剛剛完成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參加了八國聯軍。之後，兩國持續了大約30年的合作關系，直到阿道夫·希特勒聯合日本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兩國成為了敵對雙方。二戰之後，德國分裂為兩個國家，在冷戰中，西德屬於美國陣營，而東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屬於蘇聯陣營。1990年，冷戰進入尾聲，兩德統一，兩國關系進入迅速發展階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即東德）在同年10月27日承認其政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即西德）在1972年10月11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關系正常化。1990年10月3日兩德統一後，中國繼續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保持友好關系。

祝你順利，如果對回答滿意，請採納,這年頭助人為樂也不容易，鼓勵鼓勵熱心人

Ⅵ 一九幾幾年中國和德國之間發生的大事

1911至1941年間，中華民國和德國之間的合作對20世紀中前期歷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中德合作使兩國結成聯盟，親密的合作關系使中國的工業建設和軍備迅速實現現代化，這在第二次中日戰爭之前尤甚。中華民國的創立雖然使中國從衰敗清王朝重新站起來，但國家一直在軍閥割據與列強環繞的環境下艱難地生存著。1928年，中國國民黨完成北伐雖在名義上統一了軍閥動盪之中的中國，不過於同時期，日本對外擴張，主張對中國發動戰爭的鷹派勢力卻在該國政壇抬頭。有鑒於此，中國迫切需要實現軍備和國防工業現代化以獲得自衛生存的能力，而德國方面則需要原材料的穩定供應。這種關系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末期間，將中德兩國緊緊地維系在一起。雖然合作的蜜月期自1933年1月30日納粹當政開始到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爆發而結束，只持續了不到4年時間；而且真正意義上的工業改革也到1936年才開始，但中德合作仍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著深遠的影響。同樣，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國抵禦日本的侵略的能力。
另外，在九一八的二戰前期，中國還存在很多德國軍事顧問

Ⅶ 中德合作的調停

全部德式裝備的中國士兵——頭盔， 防毒面具和毛瑟手槍在1930年代後期的德國政界中，老牌政治人物如國防部長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長牛賴特多採取親華態度，而新進納粹黨高官如里賓特洛甫，則採取親日態度。在德國政府內部親華與親日兩大陣營的交鋒中，親日派的地位逐漸上升。1936年11月25日，德國與日本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該協定還附有一份補充議定書和一份秘密協定，規定兩國結成共同反對蘇聯的軍事同盟。日本從此取代中國，成為德國在遠東最重要的合作夥伴。
德日簽署防共協定後，蔣介石對德日合作的前景感到擔憂，並擔心日本據此干涉中國的「剿共」戰爭，於是在1936年12月1日令駐德大使程天放拜訪德國國防部和外交部，向其轉達國民政府對德日協定的疑慮。德方官員對程天放表示，德國政府非常了解中國的處境，以及蔣介石的堅定反共立場，因此在與日本締約當初就已屢次聲明，德國對中國毫無惡意，在將來也絕對不會讓日本把《反共產國際協定》當作壓迫中國的工具[23]。
1937年6月9日，參加英國國王喬治六世加冕典禮後歸國的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順道訪問了柏林，同沙赫特、戈林、勃洛姆堡、馬肯森（外交部副部長）舉行了會晤，商討中德易貨貿易問題和德日同盟問題。6月13日，希特勒會見孔祥熙，表示德國和中國的貿易將使兩國互惠雙贏，德國在遠東既沒有政治目的，也沒有領土意圖，唯一的想法就是做生意。希特勒還希望中國和日本友好合作，不要發生問題。6月18日，日本駐德大使武者小路公共拜訪馬肯森，詢問孔祥熙此行有沒有提到軍火輸送問題，馬肯森表示否定。7月7日，中日戰爭爆發。
這場戰爭極大地損害了1927～1937年間一直處於密切合作中的中德兩國關系。希特勒的亞洲政策是毀掉中德合作關系的主要原因。由於日本軍事實力的優勢，希特勒選擇日本作為其對抗蘇聯的戰友。[24] 盡管中國政府官員和德國投資者在不斷的游說納粹政府，但希特勒一意孤行。他雖然同意合步樓公司將中國已訂購的貨物運往中國，但禁止任何人從中國進口貨物。另外，中蘇兩國於1937年8月21日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和希特勒的戰略完全相背。
中日戰爭爆發初期，德國外交部希望採取完全中立的立場，既不得罪日本，也不疏遠中國。雖然武者小路公共要求德國採取對華軍火禁運措施，但在1937年7月仍有7艘德國商船離開漢堡前往上海，向中國運去大批軍用物資，另有3艘商船准備起航。為穩住日本政府，德國外交部在7月25日謊稱已對中國實施軍火禁運，德國駐日武官奧特同時指責日本在華北的行動嚴重影響了德中經濟關系[25] 。
中國方面，在1937年7月21日至1937年7月28日的一周內，蔣介石先後會見了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美國大使詹森、德國大使陶德曼、義大利大使柯萊、蘇聯大使波格莫洛夫和法國大使那齊雅等人，要求各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但日方態度強硬，宣布不歡迎任何第三國的調停。1937年7月26日，陶德曼對蔣介石表示，雖然德國願意調停，但日本已聲明不願第三國干涉，因此調停不會收到成效。蔣介石指出，中日戰爭的繼續發展必將導致中國在中蘇關繫上發生轉變，以此來要挾德國出面調停。
這一談話傳回柏林後，德國政府不得不慎重考慮蘇聯插手的問題。1937年7月28日，希特勒指示狄克遜，要求他設法通過外交途徑阻止日本把中日沖突升級為戰爭。由於害怕蘇聯恢復對華影響，德國的對日態度逐漸變得生硬。德國外交部要求狄克遜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企圖利用反共產國際協定來為其進犯中國找一個體面的借口是不合適的。德國認為「日本（對中國的）進犯違背反共產國際協定精神，妨礙中國穩定，促使共產主義在中國蔓延，並最終使中國投入蘇聯的懷抱」。同時表示拒絕終止對華軍火輸出，拒絕召回在華軍事顧問。
淞滬會戰中的國民黨軍隊，其頭盔與槍枝皆為德軍制式。1937年8月13日，日本軍隊進攻上海，淞滬會戰爆發。日本本企圖速戰速決，在擊敗中國軍隊後強迫對方訂立城下之盟。但是日軍在淞滬戰役中直接面對中國最精銳的部隊，即德械師和德訓師，因此在戰事中失利，遲遲不能攻佔南京。
淞滬會戰的爆發使德國認識到中日戰爭不可能只是華北的局部沖突，而將是一場長期的戰爭，因此在對日立場上有所改變，在新聞報導中對日本採取偏袒態度。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尤其使德國震驚，沖擊了德國外交部中對中日戰爭採取中立態度的傳統派勢力。
1937年10月中旬，戈林和里賓特洛甫要求德國國防部終止向中國供應軍火，並要求外交部採取鮮明的親日立場。這一要求引起了國防部和外交部的強烈不滿。德國一旦調整其東亞政策，就將在中國失去許多重要的經濟利益，而日本方面卻不能保證德國在華貿易的優勢。在這樣的考慮下，戈林又改變了立場，指示德國供應商可以繼續向中國提供軍火，但需由丹麥貨船運送，並通過新加坡的一家英國公司中轉。
1937年9月以後，中日戰爭的形勢已經明朗化，這場戰爭不可能是一場短期的沖突，而必將成為一場長期的、耗費巨大的戰爭。經過多次反復，德國在中日戰爭的立場問題上逐漸採取了現實主義的態度。一方面，納粹黨中的親日派不希望日本的實力消耗在中國戰場上；另一方面，德國軍政界和工業界的保守派勢力也不希望日本完全佔領中國、壟斷中國市場和戰略原料。因此德國在1937年10月初表示，希望中日雙方通過談判盡快停戰。此時日本也出台了《處理支那事變綱要》，表示願意促使中國重新考慮中日關系問題，結束事變，恢復邦交。在這種情況下，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展開了調停工作。
1937年11月2日，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致電陶德曼，轉達了日本外務省提出的七項和平條件：一、內蒙古自治；二、在華北建立一個沿滿洲國國境線的非軍事區；三、擴大上海的非武裝地帶，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隊；四、停止抗日政策；五、共同反對共產主義；六、降低對日關稅；七、尊重外國權益。1937年11月4日，陶德曼將日方條件轉達給蔣介石。蔣表示，只要日本不恢復到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他就不會接受日本的任何條件。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次日日本在北平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即「華北臨時政府」。由於取得了攻克南京的戰果，日本國內主戰派勢力抬頭，1937年12月20日，日本政府與大本營召開聯絡會議，修改了原來的條件，提出了四項更苛刻的和平條件，包括「日滿華合作」（即承認滿洲國）和「向日本作必要的賠償」。
雖然德國希望充當調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南京的失守讓日本軍部的主戰勢力變得強大，日本政府已徹底喪失對軍方的控制力量，中日之間已不存在任何媾和的可能。德國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1937年12月28日，國民政府召開非正式會議，討論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條件，最後一致認為中國無法接受如此屈辱的條款。當日，蔣介石通知陶德曼，中國拒絕接受日本的條件。
1938年1月14日，日本內閣會議達成了「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一致意見，並在1月17日下午發表了《對華政策聲明》，即第一次近衛聲明，徹底終結了中日媾和的一切可能。陶德曼調停以失敗告終。
調停失敗後，德國決定改變對華政策。1938年初，德國政府進行了一系列改組，國防部長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長牛賴特均被撤換，親日的里賓特洛甫上台。此後德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解決德日關系中的幾大障礙——承認滿洲國問題、在華軍事顧問問題和軍火出口問題。1938年2月21日，德國承認滿洲國為獨立的國家。同年3月3日，德國決定在中日戰爭結束前不再接收中國軍事學員，並遣散現有的中國在德軍事學員。4月22日，陶德曼通知在華的德國軍事顧問返回德國。
在日本的堅持下，德國政府於1938年5月3日下令禁止一切戰爭物資發往中國。中國向德國訂購的2艘IIB型潛艇、8艘大型魚雷快艇和「戚繼光」號魚雷艇供應艦也遭扣押。滯留在德國的中國軍事訂貨總額達2.82億帝國馬克。德國國防部認為，這對德國的軍火工業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1938年6月24日，里賓特洛甫命令陶德曼大使立即回國。他在6月25日向蔣介石辭行，於26日從漢口乘飛機前往香港，從那裡返回德國。此後德國在中國只保持了代辦級的外交官員（中國則仍保留駐德大使），直至1941年中德宣戰。
此外，里賓特洛甫還通知在華的德國軍事顧問，如有不遵元首指令、拒絕回國者，則被視為公然叛國，將遭受取消國籍及沒收財產之處分。在這種最後通牒下，國民政府只得同意無條件放回德國軍事顧問。馮·法肯豪森將軍在啟程回國之際，曾向蔣介石允諾絕不會向日本人透露任何他在中國期間的工作內容。7月5日，德國軍事顧問乘坐中國政府安排的專車離開漢口，經香港回國。

Ⅷ 中國和德國的關系怎麼樣

大致和英國差不多吧，德國和英國在很多國際事務上的觀點和中國很大不同，同時對於中國內部很多問題都指手畫腳的。還有一點，德國在1990年代積極推動東歐劇變和北約東擴，尤其是西方國家中第一個支持前南斯拉夫分離的國家，這，事實上是嚴重損害中國海外利益的。當然由於德國在對經濟貿易方面相對於英法兩國更加務實（英法兩國間情況不同，英國是由於當地媒體對於很多貿易產生的經濟問題的浮躁態度，法國是由於自身經濟在歐洲國家的特殊性，不象其他西歐國家那樣依賴於貿易），所以，就德國人均對華貿易和對華提供技術轉讓的積極性，德國遠走在英國之前。

不過有一點，德國和英國一樣，和台灣政權都保持相當的距離，從不對台灣出售任何武器。同時，就反G傳統來說，德國也不如大多數美洲國家那麼強硬。

1972年聯邦德國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 這在絕大多數美洲國家之前，在西歐大國，卻屬於相對較遲的一個。

附：

西歐大國和大陸建交時間表：

英國：1954年和中國建立代辦級外交關系，1972年升級為大使級外交關系。

法國：1964年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

義大利：1970年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

聯邦德國：1972年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

西班牙：1973年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

Ⅸ 德國總統在同濟大學演講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受嗟來之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昨天上午，在華進行國事訪問的德國總統霍斯特·克勒在同濟大學送上百年校慶祝福，並作了長達40分鍾的主題演講，而中國的這3句傳世名言，成為其演講的3大「關鍵詞」。他呼籲，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國應該互相尊重，並且形成經濟、命運和學習的共同體。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國家間應該互相尊重

演講一開始，克勒就提出了3個「共同體」的概念。「全球化已經使我們成為了經濟、命運的共同體，而人類必須成為學習的共同體，不應互相指責，而要共同探究哪些錯誤是不應該重犯或繼續的。」他表示，歐洲的歷史就是一個很好的注釋，「歐洲曾經歷過戰爭，而在和平地接受和欣賞彼此的差異後，如今逐漸變得美好富足」。

「孔子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克勒表示，每個國家都有權利走自己的道路，必須學會尊重不同的多樣性，互相學習、接受彼此的不同點，才會共同進步，「我非常高興，我們兩個國家正本著這種精神在進行對話」。

不受嗟來之食———公民尊嚴、權利最值得保護

克勒表示，實現國家的發展，最重要的是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和尊嚴，他再次引用了中國儒家的另一位先賢孟子關於「嗟來之食」的典故：「即使快餓死的人，也不會吃『嗟來之食』，這就體現了中國自古對於人的尊重理念。」

克勒特別對中國在克服貧困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贊賞：「據我所知，中國在1981年有64%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而到了今天貧困人口減少至不到總人口的15%，有4億中國人脫離了貧困，這個成就非常值得欽佩。」克勒表示，中國的發展為聯合國在2015年實現全球貧困人口減半的目標，做出了巨大貢獻。不過，克勒強調，非洲的貧困問題日益嚴重，這種情況在全球化的進程中，需要引起重視。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環境保護值得每個人關注

演講的最後，克勒還就環境保護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德國最初幾十年重建家園的過程中，由於沒有注重對環境的保護，因此走了很多彎路，最後我們得出結論，避免環境污染比消除已經產生的污染，成本要小得多。」

得知中國長江的白鰭豚數量急劇減少，瀕臨滅絕的現狀後，克勒聯想到了幾十年前的萊茵河。他回憶到，當時急速發展的工業、農業和鄉鎮，也產生了大量的廢棄物，並通過下水道直接排放到萊茵河，造成了污染，萊茵河的魚類瀕臨滅絕。「經過環保意識的提高和長期的治理，最近三文魚又重現萊茵河，這意味著萊茵河的治理有了成效，希望白鰭豚有朝一日能重返長江」。

「地球像艘大船一樣承載著所有的人，每個人都要對地球環境保護承擔一份責任，就好像同濟校名的由來———『同舟共濟』，也正如中國的一句古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克勒第3次援引中國名語，結束了自己的演講，全場掌聲雷動。

德國歡迎更多中國留學生

昨天，克勒還與同濟學生進行了現場對話。在被問及德國的教育和留學方面問題，克勒透露，德國的教育目前正處於改革時期，最重要的是在科研學術領域，「我們正在資助那些優秀的學校，使他們變得更優秀」。他特別強調，希望更多的中國學生去德國留學。「中國學生的加入，使得中德兩國能更進一步互相了解，也能對學校教育產生良好影響」。

據了解，為了慶祝同濟大學建校100周年，克勒昨天還專門在同濟大學中德學院設立了「總統獎學金」，將每年資助4名優秀學生前往德國學習一學期至一年的時間，並連續資助3年。克勒昨天還在同濟見證了中德學院項目、中德合作職教師資培養項目的簽約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