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發展的特點是什麼
江下游經濟區的市場網路型商品經濟及其特點
長江下游經濟區特別是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盛況學術界研究成果頗豐，這里不作重復。透視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發展過程，可以發現，長江下游經濟區的商品經濟具有以下特點：
1.這種商品經濟產生於傳統自然經濟結構的內部，是下游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促成下游地區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型主要原因，一是由於明中葉以來農業生產力的回升、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擴大；二是由於人口的增殖，人浮於地，使大多數的小農家庭面臨著生存壓力，同時也在農村中出現了過剩的勞動力。三是由於江南地區自唐宋以來一直是國家的重賦區，到了明清時期，在農業資源和技術資源充分利用的情況下，重稅浮糧已成為江南人民的一大負擔，為了交納"比限日嚴"的國家賦稅，小農們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從事多種經營，或者把家內自給之外的剩餘紡織品推向市場，最終在市場經濟利潤的刺激下，人們開始以經濟作物排擠糧食作物，出現了"每村莊知務本種稻者，不過十分之二、三，圖利種棉者，則有十分之七、八"的現象（註：皇清奏議卷61，奏請海疆禾棉兼種疏。），同時心靈手巧的農村婦女們也"通宵不寢"，盡可能織出更多的剩餘紡織品。
2.這種商品經濟以下游經濟區強大的農村基層社會需求為基礎。長江下游經濟區內部"自生"的商品經濟在它孕育、產生的過程中，耕織結合的傳統經濟結構經歷了多層次的分化瓦解，這不僅表現在農產品商品化和手工業產品商品化趨向的擴大，而且表現在商業性農業內部出現了地域分工、集約經營；手工業商品生產內部出現了行業分工、專業分工，幾乎社會的每個角落都有小商品生產者在進行著種類有別的小商品生產，小商品生產原料的獲得，生產工具的添置和生產的各個環節幾乎都和市場發生關系，城鄉之間、手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之間，手工業部門和農業部門內部的交換進一步擴大。廣泛存在於長江下游經濟區內的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的分化和交換，在農村基層社會形成了強大的生產和消費需求，下游經濟區的市場網路型商品經濟正是建築在這種強大而廣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這里，小商品生產者生產和消費需求的滿足、商品交換中心的興起和發展，不再單純地表現為大都市的集中化發展，而是以小城鎮和以農村為依託的集市的興起為主要特徵。明清時期，下游江南地區這樣的市鎮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它們的種類也各異，有的是當地的手工業中心，如嘉興的濮院鎮、王江涇鎮；吳江的盛澤鎮、黃家溪市；湖州的雙林鎮、南潯鎮等，都以某種手工業品的生產而聞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業中心，如湖州的烏青鎮、菱湖鎮，太倉鶴王市，海鹽的沈盪鎮等，"五穀、絲布、竹木、油坊、貿店、大賈往往雲集"（註：劉石吉：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研究，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市鎮數量之巨，以及市鎮種類的多樣性充分體現了基層社會需求的廣泛性和多樣性。
3.在這種商品經濟中，各種層次的市場相互交織，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場網。明清時期，在市鎮和農村集市廣泛發展的基礎上，長江下游經濟區原有的城市也在擴大規模和增強經濟功能，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層次和更大的范圍內滿足人們的需求。這樣，從中心都會到農村基層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個由農村市場、小城鎮市場、中小城市市場和大都市市場等一系列多級層次的市場連結成的市場網路，這些市場在不同層次上發揮著交換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從而使整個區域的社會經濟連成一體，整體走上商品經濟的發展道路。
總之，長江下游經濟區的商品經濟是區域內部"自生"的，它以農村基層社會廣泛的生產和消費需求為基礎，並且形成了市場網路，因而這種商品經濟比較穩固，能夠持久，不會因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長江上游經濟區的"特產型"商品經濟及其特點
明清時期，在長江上游經濟區這個封閉的地理單元里，同樣也存在著因區內自然經濟內部結構的變動而產生的商品經濟，特別是清中葉後，四川等地的商業性農業和手工業都有了較快的發展，經濟作物的種植在農村中較為普遍，家庭手工業也出現了"機聲軋軋常徹夜不休"的火熱場面；商品交換也有所發展，據四川有關方誌的記載，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場數1000多個，到了清乾隆年間已有3000個（註：高王凌：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經濟史》專題1994年第6期。）。但總的來說， 上游經濟區小農經濟商品化的規模和程度遠不如下游經濟區。在有限的商品經濟總量中，源於上游經濟區區域內部需求的商品經濟所佔的比重很小。上游經濟區商品經濟的主要方面體現為因外部市場需求刺激而發展起來的"特產型"商品經濟。它的特點是：
1.從進入市場的主要商品來看，大多數為本省特有的產品或優勢產品。長江上游經濟區是我國主要的農業區，糧食作物是本區的一大優勢之一，糖、麻、桐、茶、葯材等經濟作物更是本區特有的優勢。明清時期，隨著長江下游及其他地區城鎮的繁榮，非農業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國商品市場的形成，上游地區的糧食成為全國市場的急需品，各類特有的經濟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為外部市場的搶手貨。上游川省人民便順應這種需求，將糧食和山貨轉化為商品。重慶是四川糧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買米之商販，皆"接踵而至"，然後，"外販、又運下江，絡繹不絕"。據記載，乾隆十八年四川運往江蘇、浙江的糧食達40萬石，乾隆二十三年運往山東的糧食亦達40萬石（註：李龍潛：明清經濟史。）。一些縣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產運往外地的記載。如綦江縣所產之山絲、枳桔、桐油、竹紙、葯材、靛藍，歲銷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屬之錢，不可以數計也"（註：同治綦江縣志卷2。）； 南川縣"邑產除稻、椒、麥、黍及尋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攜外"，葯材、茶、筍、漆、蠟、煤、鐵、硝、磺、桐等"較他處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農之餘藉資貿易，負販絡繹於途，歲獲其利"（註：光緒南川縣志卷2。）。
2.商品生產結構受外部市場需求的調節。在外部市場需求吸引下，上游經濟區總是選擇具有區域優勢的物品投入市場。明清以來日益強大的外部市場需求促使上游地區擴大原有優勢物產的種植和生產規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產優勢，從而改變商品生產結構。乾隆以來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糧食作物優勢之外，經濟作物得到了顯著的發展，出現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規模的商品種植（生產）優勢。一些地域產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專業種植區，如，潼川、順慶等府形成了養蠶區域，"蜀中牆下種桑，宅內養蠶以為常業"（註：皇朝經世文編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縣多種煙草，新津"邑人業煙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種之殆遍"（註：道光新津縣志卷29。）。以本地特產為原料的手工業形成一定規模，如隆昌、榮昌一帶"比戶皆績"所產夏布"富商大賈購販京華，遠逮各省"（註：光緒榮昌縣志卷16。）。道光以後四川省開始大量種植鴉片，鴉片的種植和貿易成為近代四川商業性農業的主要方面，盡管這是一種罪惡的畸形狀況，但單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這種現象也正體現了外部市場對上游地區商品生產結構的調節作用。
3.商品的流通對商人和商路依賴性大。長江上游經濟區地形的復雜，地理環境的封閉性，使該區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該區的商品外運以水路為主，長途販運往往以一些河流為依託，與一些城市相連，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販運路線。如成都府16州縣的鹽、白蠟等物品靠岷江運出；重慶、合州等城市則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輸出茶、桐油等，這些物產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長江幹流而下，運到長江中、下游地區和全國各地市場。四川盆地也有幾條通往外地的陸上運輸線，分別是北大路、西藏路、雲南路、兩湖路，但是這些山路運輸條件非常艱苦，只能靠挑夫和馱畜組成的商隊，翻越盆地邊緣的山道（註：彭澤益主編：中國社會經濟變遷。）。封建政府為謀取暴利，往往加重長江水運路線的商稅，迫使許多商品的運輸由便利的水運轉向艱難的陸運，這種流通渠道的畸形現象從反面說明了上游地區"特產型"商品經濟對商路的依賴。
同時，由於這種商品經濟主要面向外地市場，商品的流通主要經過長途販運，商品生產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換的全過程，而是經過一些商人或商幫的采辦。在長期的商品流通過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辦也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模式，相對固定的商幫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辦者主要為西幫，到清代廣東幫及川幫均有采辦；川東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陝幫商人購運，以後湖北、江西兩幫商人來得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時由漢口幫采辦（註：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版。）。這種采辦方式說明上游地區"特產型"商品經濟對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賴性。
2. 明清時期鼓勵消費的理由
任何時候國家都是鼓勵消費的，這樣才能促進經濟發展
3. 明清時期統治者對待商業採取的措施
明朝商品經濟的繁榮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經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進入了繼西漢、宋朝之後的第三個高峰。除明清之際因戰亂一度受到破壞外，這一高峰基本上持續到了清朝。如上文所述，由於農民多種經營現象的推廣，很多地方的農業染上了商業色彩，農產品主要面向市場而並非自己消費，同時糧食商品化的趨勢也日益明顯。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增加了全國各地區的商業聯系，也引起了明代黑漆嵌螺鈿山水人物圖盤明代白玉螭龍杯農業各部門及其與手工業相關部門之間的連鎖反應和相互依賴。許多重要商品的貿易，已不再局限於地方局部范圍內的狹小市場，而是被長途販運到很遠的地方銷售，乃至行銷全國。奢侈品在商品總量中仍佔一定比例，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仍然占據了市場流通總額的大部分，尤以糧食、棉花、棉布、生絲、絲織品、鹽、茶七類物品為商品中的大宗。
在國內貿易發展的基礎上，海外貿易的需求日益強烈。明朝中期，有關禁海、開海的斗爭由地方達到中央，私人海外貿易與倭寇合流，成為影響沿海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這種情況為前所未有。隆慶年間開放海禁之後，大批中國商品以東南亞為跳板流入歐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響了歐洲工業技術的革新，為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做出了貢獻。與海外貿易的發展相聯系，白銀貨幣化成為明朝後期乃至清朝引人矚目的現象。明初以銅錢、紙鈔為法定貨幣，白銀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紙鈔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導致信用下降，漸至名存實亡，銅錢則因幣材缺乏，鑄幣量難以滿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銀之禁，而通過海外貿易大量流入中國的白銀恰好彌補了國內銀礦不足的缺陷。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時，即規定賦稅折銀徵收，說明民間使用白銀已比較普遍。大額交易通用白銀，政府財政也以白銀為計算單位。白銀作為貨幣，具有不變質、易分割、價值高等優點，其貨幣化本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在商業資本日益膨脹的趨勢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團，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為著名。徽商出於安徽南部的徽州府（治今安徽歙縣），其地屬山區，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經營工商業謀生。當地物產豐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類特產都馳名全國，為商業資本的積累提供了物質條件。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蘇、浙鄰近徽州，交通便利，成為其絕好的商業市場。在上述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徽商實力勃興，明代錢幣長江中下游地區至有「無徽不成鎮」之諺。部分徽商還把經營方向發展到海外，嘉靖倭患的著名首領許棟、王直、徐海等都是徽商出身。久之經商成為徽州普遍的風氣，「其俗男子受室後，尊者即督令行賈，無贏折皆不得速歸，久者數十年，近亦逾紀」（見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3《王彥孝妻金氏墓碣》）。他們的商業活動以販鹽為主，亦兼營糧、棉、絲、茶等多種貿易，很多人通過與官府的合作演變為豪富特權商人。西商主要是指山西和陝西商人，他們在明朝通過經營邊防軍需物資起家，積累了大量資本，勢力經久不衰。此外其他地方還有很多較小規模的商人集團，其經商活動大都帶有地域性、宗族性的共同特點。
宋朝時開始出現的地方性鎮市、集市（草市），在明中葉以後有了更大的發展，幾乎遍及全國，對各地自然經濟起到了一定的調劑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較好的鎮市，明代都市綢緞店人口逐漸聚集，越來越多地吸引外地商業資本，逐漸發展為專業性市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區工商業中心的性質。這類市鎮以江南地區最為普遍，如以棉織業為主的松江朱涇鎮、以絲織業為主的蘇州盛澤鎮、湖州南潯鎮，都是人煙繁庶，名聞全國。到明朝末年，四所規模巨大的專業性市鎮——廣東佛山鎮、江西景德鎮、湖北漢口鎮、河南朱仙鎮合稱「天下四大鎮」，儼然已成為新興的商業城市。它們與作為州縣治所的傳統城市不同，行政級別低下，機構設置簡單，完全是因為經濟發展而崛起的工商業中心。即使是傳統的政治型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廣州之類，由於城市經濟的繁榮，其本身的經濟職能也在明顯強化。由城市到市鎮，再到星羅棋布的鄉村集市，構成了一個個較大的地區貿易網路。
與商品經濟的繁榮相聯系，明朝中葉以下的社會風氣也出現了顯著變化。在明朝後期一些人看來，嘉靖前後明顯是兩個不同的時代。成書於神宗萬曆時期的《歙志風土論》在這方面的論述頗具代表性。其中贊譽明孝宗弘治年間「家居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為「一時之三代」。至武宗正德末、世宗嘉靖初「則稍異矣，出賈既多，土田不重，操貲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東家已富，西家自貧。高下失均，錙銖共競，互相凌奪，各自張皇」。至嘉靖末、穆宗隆慶初「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到萬曆時「則迥異矣，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不能敵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9冊《鳳寧徽備錄》）。這一類對明朝後期百年之間社會風氣變化的敘述，在其他一些地區的方誌里也頗不乏見。歸納而言，變化主要表現在農業人口「棄本逐末」，工商業競爭激烈，金錢崇拜和追求奢侈高消費之風盛行，逾越禮制現象日趨普遍，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受到猛烈沖擊等方面。這些變化趨勢清朝前期在政府幹預下一度有所遏制，但社會風氣畢竟已不能回到明朝前期的「三代」階段。相反只要政府控制稍有放鬆，這些趨向即有繼續發展的態勢。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明中期以下商品經濟的發展，的確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康乾盛世的工業
棉桑等經濟作物只准種在「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2.糧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況工商。滿清皇帝認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則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開廠……斷不可行」，「礦廠除嚴禁之外，無二議也」
先看古人的記載: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這樣概括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
(根據日本學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時期,從此以後在人口壓力下,中國的人均GDP開始一路下滑)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
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良賈無籌。行於都市，列肆琨耀，冠服華腆，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蜷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
乾隆朝詩人魏來朋的《鬻子行》寫道：
濰北邑當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煙。無麥無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懸。 膝下嬌兒莫能蓄，百許銅錢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飢餓，寧甘下賤為人仆。 交錢交兒說分明，錢交兒不隨人行。翁亦無奈強作色，驅之使去終不能。 望兒揮手頻頻打，旁觀誰是解救者？頻打頻來懷中藏，兒聲長號翁如啞。
再看看西人的回憶
明末西方傳教士還在贊揚中國物產極為豐富,物質生產能力遠勝歐洲,聲稱"大明人"是"衣飾華美,風度翩翩".而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在乾隆時期的出使日記中卻說：
「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10] 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節。〕在馬戛爾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這樣的..."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善襤褸甚至裸體","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
下面是一些有良知的歷史學家的記載
山西產好鐵，滿清就向山西的冶鐵戶征鐵，所征之數不斷增加。雍正時征2.5萬斤，乾隆時增加到5萬斤，嘉慶時又增加到20萬斤。征鐵給的鐵價、腳費不到市價的1/6，近於掠奪！潞安府是當時北方最大的絲織業中心，潞綢精美，被滿清列為貢品，每年派造的數量，大大超過機戶的承受力。明朝盛時，潞安府有機織 1.3萬多張，明朝派造3000匹。經過明末戰亂，清代僅剩織機300張，居然還是派造3000匹，致使「機戶支價賠累，盪產破家」，逃亡的不少，但滿清朝廷並不因此放棄派造，直到機戶完全逃光，潞綢在歷史上消逝，才算停止。
松江棉紡織業的發展，使松江成為明朝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地，「蘇松財賦半天下」，蘇州、松江兩府的田賦位居全國榜首，其上繳中央的錢糧總額超過了浙江全省。當時松江的面積是蘇州的十分之三，而賦稅額卻是蘇州的一半，因此，在明代，松江的賦稅額為全國最高。然而松江的棉紡織業到清代開始退步，葉夢珠在《閱世編》中說：明朝「標布盛行，富商巨賈操重資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計，少亦以萬計」，而到了清朝，「標客巨商罕至，近來多者所挾不過萬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令："聞開礦之事，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采者，悉不準行"。對於不能封閉的冶鐵廠，則抽十分之二的重稅。到乾隆時，全國合法的鐵礦廠只有九十三處了。
BTW1:第一個對康乾盛世提出質疑的人大概是魯訊,他看了外國人的一些記載,懷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獄吹出來的.康乾盛世的工業總產量其實不及明末萬曆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業極為發達,而明朝則有進一步發展,鐵產量為北宋的兩倍半,棉布取代麻布成為紡織品的主流產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築等重工業,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輕工業,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工業產量佔全世界的2/3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於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的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結束不久,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康乾盛世」都遠遜明代，具有歷史上罕見的全面頹廢崩潰之勢。
所謂的「康乾盛世」，起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止於嘉慶元年(1796年)川陝楚白蓮教起義爆發，持續時間長達115年。很多的歷史學家們將「康乾盛世」稱為輝煌，是因為他們覺得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將中國傳統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創造了中國歷史的奇跡。他們認為國家統一的最終完成，社會經濟的高度繁榮，學術文化的集大成趨勢是「康乾盛世」最顯著的歷史特徵。
然而事實如何呢？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號稱盛世的其他各個時期相比較，就會發現，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它都遠遜前代，具有歷史上罕見的全面頹廢崩潰之勢。
4. 歸納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發展的新現象
明清時期。政府對商人徵收沉重的商稅，並施行種種壓制政策，相比於宋元，有明顯的退步。這需要補充一定的資料，加以說明。明清時期，政府對民營商業，不斷加征商稅，對民營商業征稅不僅稅率高，稅目繁多而且關卡林立。明清政府還繼承了專賣專營的傳統，限制了民營商業的經營范圍，從而阻礙了工商業發展。
明清城鎮商業依然呈現繁榮景象。棉花、茶葉、甘蔗、染料等農副產品大量進入市場成為商品，體現了小農經濟與市場的聯系日益密切，農產品商品化得到了發展；城鎮經濟空前地繁榮和發展，許多大城市和農村市場都很繁華。只有這樣才能使區域間長途販運貿易發展迅速。
其次，隨著商業的繁榮，商人的情況發生了新變化，明清時期出現了地域性的商人群體，叫做「商幫」，其中，人數最多、實力最強的是徽商和晉商。
(4)明清時期歷史上傳統的消費擴展閱讀
商品經濟產生和存在的一般條件有兩個：一是社會分工；二是生產資料和產品屬於不同的物質利益主體所有。
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存在的前提，是一切商品生產的一般基礎。在原始社會末期和奴隸社會初期，曾有過的三次社會大分工，使生產具有單一性，生產的單一性與需求的多樣性發生了矛盾，為了解決矛盾，互通有無成為必要。
但社會分工並不能決定相互交換的產品必須採取商品形式，因而也不能決定商品經濟的存在。商品經濟產生和存在的決定性條件，是生產資料和產品屬於不同的物質利益主體所有。這個決定性條件是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家庭和私有制的出現而產生並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
從事不同產品生產的不同財產權利主體，為了維護各自的經濟利益，在互通有無時，惟一能夠接受的方式，就是等價交換，這樣，產品便表現為商品，產生了商品交換。
商品經濟產生和發展的兩個基本條件是同社會生產力相聯系而產生和發展的，最終也將會隨著生產力的高度發展而歸於自行消亡。所以，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發展水平是商品經濟產生和發展的最終經濟原因。
5. 【高中歷史必修二】明清時期,不少商人把經商所得投資於購買土地, 或用之於奢侈的消費,其做法
選C。
商人把經商所得投資於購買土地, 或用之於奢侈的消費，這樣的話就沒有再次把資金投入再生產，反倒不利於商業健康發展。沒辦法，重農抑商思想根深蒂固啊，商人有錢了就去做地主。
至於ABC沒體現或是沒關系的。
若覺得滿意，望採納，謝謝。
6. 明清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表現及其局限性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經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進入了繼西漢、宋朝之後的第三個高峰。除明清之際因戰亂一度受到破壞外，這一高峰基本上持續到了清朝。
由於農業多種經營方式的推廣，很多地方的農業染上了商業色彩，農產品主要面向市場而並非自己消費，同時糧食商品化的趨勢也日益明顯。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增加了全國各地區的商業聯系，也引起了農業各部門及其與手工業相關部門之間的連鎖反應和相互依賴。許多重要商品的貿易，已不再局限於地方局部范圍內的狹小市場，而是被長途販運到很遠的地方銷售，乃至行銷全國。奢侈品在商品總量中仍佔一定比例，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仍然占據了市場流通總額的大部分，尤以糧食、棉花、棉布、生絲、絲織品、鹽、茶七類物品最為商品中的大宗。
在國內貿易發展的基礎上，海外貿易的需求日益強烈。明朝中期，有關禁海、開海的斗爭由地方達到中央，私人海外貿易與倭寇合流，成為影響沿海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這種情況為前所未有。隆慶開放海禁之後，大批中國商品以東南亞為跳板流入歐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響了歐洲工業技術的革新，為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作出了貢獻。
與海外貿易的發展相聯系，白銀貨幣化成為明朝後期到清朝引人矚目的現象。明初以銅錢、紙鈔為法定貨幣，白銀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紙鈔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導致信用下降，漸至名存實亡，銅錢則因幣材缺乏，鑄幣量難以滿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銀之禁，而通過海外貿易大量流入中國的白銀恰好彌補了國內銀礦不足的缺陷。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時，即規定賦稅折銀徵收，說明民間使用白銀已比較普遍。清朝也曾鑄造銅錢，並在雲南等地大力開采銅礦，但仍不能完全解決幣材問題，同時用銀之勢也已不可遏止，因此在流通領域仍然是「用銀為本，用錢為末」。大額交易通用白銀，政府財政也以白銀為計算單位。白銀作為貨幣，具有不變質、易分割、價值高等優點，其貨幣化本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在商業資本日益膨脹的趨勢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團，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為著名。徽商出於安徽南部的徽州府（治今安徽歙縣），其地屬山區，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經營工商業謀生。當地物產豐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類特產都馳名全國，為商業資本的積累提供了物質條件。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蘇、浙鄰近徽州，交通便利，成為其絕好的商業市場。在上述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徽商實力勃興，長江中下游地區至有「無徽不成鎮」之諺。部分徽商還把經營方向發展到海外，嘉靖倭患的著名首領許棟、王直、徐海等都是徽商出身。他們的商業活動以販鹽為主，亦兼營糧、棉、絲、茶等多種貿易，很多人通過與官府的合作演變為豪富特權商人。西商主要是指山西和陝西商人，他們在明朝通過經營邊防軍需物資起家，積累了大量資本，入清後繼續為政府和皇室經營專賣物資，並兼營典當、匯兌等業務，勢力經久不衰。此外其他地方還有很多較小規模的商人集團，其經商活動大都帶有地域性、宗族性的共同特點。清朝廣東的「行商」（又稱「十三行」）則是在清廷外貿政策背景之下新興的商幫，通過代替政府經營對外貿易賺取了巨額利潤。
宋朝時開始出現的地方性鎮市、集市（草市），在明中葉以後有了更大的發展，幾乎遍及全國，對各地自然經濟起到了一定的調劑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較好的鎮市，人口逐漸聚集，越來越多地吸引外地商業資本，逐漸發展為專業性市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區工商業中心的性質。這類市鎮以江南地區最為普遍，如以棉織業為主的松江朱涇鎮、以絲織業為主的蘇州盛澤鎮、湖州南潯鎮，人煙繁庶，名聞全國。到清朝前期，四所規模巨大的專業性市鎮——廣東佛山鎮、江西景德鎮、湖北漢口鎮、河南朱仙鎮合稱「天下四大鎮」，儼然已成為新興的城市。它們與作為州縣治所的傳統城市不同，行政級別低下，機構設置簡單，完全是因為經濟發展而崛起的工商業中心。發展進程稍晚的近代大都市上海和天津，基本也屬於同類性質。即使是傳統的政治型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廣州之類，由於城市經濟的繁榮，其本身的經濟職能也在明顯強化。由城市到市鎮，再到星羅棋布的鄉村集市，一個個地區貿易網路就這樣逐步形成。
與商品經濟的繁榮相聯系，明朝中葉以下的社會風氣也出現了顯著變化。在明朝後期一些人看來，嘉靖前後明顯是兩個不同的時代。變化主要表現在農業人口「棄本逐末」，工商業競爭激烈，金錢崇拜和追求奢侈高消費之風盛行，逾越禮制現象日趨普遍，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受到猛烈沖擊等等方面。這些變化趨勢在清朝前期政府幹預下一度有所遏制，但社會風氣畢竟已不能回到明朝前期的「三代」階段。相反只要政府控制一旦稍有放鬆，這些趨向即有繼續發展的態勢。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明中期以下商品經濟的發展，的確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另一方面，明清商品經濟的繁榮仍然帶有嚴重的局限性。中國古代的自然經濟結構雖以自給自足為主，但本身也能夠容納一定程度的商品生產。在一般情況下，每個農戶作為剩餘產品向市場提供的商品，在其總產品中所佔份額很小。但由於農民人數眾多，其剩餘產品總量大大超出獨立手工業者的產品總量，因此農民實際上成為社會商品的主要提供者。他們以織助耕，以副養農，可以使自己的收入基本保持穩定，甚至有緩慢的提高，但始終難以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這樣就嚴重限制了社會財富積累和商品生產的擴大。雖然出現了一些資本雄厚的商人集團，但他們往往同時又帶有地主、高利貸者的身份，其相當一部分資本轉向購買土地、放高利貸或交結官府謀求特權保護，並未真正投入於大規模的商品生產。在政治領域，國家對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形成了明顯的約束和限制，在總體方針上重農抑商，對商業活動課以重稅，責以義務性的「派買」，嚴加管理，出行要有路引（通行證），營業須有市籍，為官府盤剝商人提供了種種方便。以閉關鎖國為主的對外政策，嚴重阻礙了對外貿易的擴大和海外市場的開拓。在此類諸多因素的作用下，明清商品經濟雖比前代有了更大進步，但並未能對傳統自然經濟結構形成根本上的沖擊。
7. 明清時期的經濟，政治，文化總結
政治：明清時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加強，並在清朝達到頂峰。
經濟：自然經濟即小農經濟佔主導地位，百姓自給自足。資本主義萌芽；但統治者重農抑商並實行閉關鎖國。
文化：清朝實行嚴酷的文字獄，八股文，禁錮思想；產生早期民主思想；
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洋務派的」師夷長技以自強」思想也在這個時候萌發。
維新思想，西學東漸成為新的思想潮流。
拓展資料：
明朝（1368年 ―1644年 ）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共傳十六帝，享國二百七十六年。
明代疆域囊括漢地 ，明初東北抵日本海、外興安嶺 ，後縮為遼河流域；北達陰山，後撤至明長城；西至新疆哈密，後退守嘉峪關；西南臨孟加拉灣 ，後折回約今雲南境；並在青藏地區設有羈縻衛所 ，還曾收復安南。
明代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繁榮，出現商業集鎮和資本主義萌芽，文化藝術呈現世俗化趨勢。據《明實錄》所載人口峰值為7185萬 ，但大部分學者認為實際逾億 ，也有學者指出晚明人口接近兩億 。
明朝是繼漢唐之後的黃金時期。 明代，無漢之外戚、唐之藩鎮、宋之歲幣，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 清朝康熙皇帝對明太祖評價為「治隆唐宋」 ，《明史》評價明成祖為「遠邁漢唐」 。
清朝（1636年—1912年）是中國歷史最後一個大一統封建王朝，共傳十帝 ，享國二百七十六年。 康雍乾三朝走向鼎盛，在此期間，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在原有的體系框架下達到極致，改革最多，國力最強，社會穩定，經濟快速發展，人口增長迅速，疆域遼闊。
統一多民族國家得到鞏固，清朝統治者將新疆和西藏納入版圖，並在西南推行改土歸流政策。最終確定了中國近代的版圖，積極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 但是封建專制也推向了最高峰。 中後期由於政治僵化 、文化專制 、閉關鎖國 、思想禁錮、科技停滯等因素逐步落後於西方。
清朝沒有法定的國旗與國歌。近代以後，隨著與西方國家的交往，逐漸引入西方國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國旗與國歌。光緒十四年（1888年），清政府認定「黃底藍龍戲紅珠圖」（即俗稱的清朝「黃龍旗」）為大清國旗。
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清朝曾先後使用《普天樂》、《李中堂樂》、《頌龍旗》作為半官方國歌或代國歌 [87] 。直到1911年，清政府定《鞏金甌》為正式國歌，由於辛亥革命爆發，《鞏金甌》後來沒有流行開來。
鴉片戰爭後多遭列強入侵，主權和領土嚴重喪失。也開始了近代化的探索，開啟了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使得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清朝後期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朝統治瓦解，1912年2月12日，北洋軍閥袁世凱逼清末帝溥儀遜位，隆裕太後接受優待條件，清帝頒布了退位詔書，清朝從此結束。 清朝滅亡後復辟勢力一直存在，例如張勛復辟和偽滿洲國，二戰末期蘇聯紅軍出兵東北，偽滿洲國徹底滅亡。
8. 明清江南商品經濟與消費結構關系探析中古代人口的基本流向及其影響
明清時期（截止於鴉片戰爭），地處長江三角洲平原、杭嘉湖平原的蘇州、松江、常州、杭州、嘉興、湖州六府所轄的江南地區，商品交換與商品生產的發達水平臻至中國古代社會的巔峰，於當時的國民經濟中雄居最顯赫之地位。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消費同生產、交換、分配諸環節共同構成了一個特定的經濟結構。因此，勘察明清江南商品經濟結構，不能忽視消費的功能和作用，及其與其它環節的互相制動關系。
消費結構包括消費需求、消費水平、消費方式和消費品的類別與比例等項，能從一個重要方面反映一定社會經濟形態的性質。
一、人口壓力與人口流動所造成的消費需求結構對商品經濟的作用
一切經濟活動的最終動因是消費的需要，人口作為社會生產活動的主體，既是生產力的構成因素和生產關系的體現者，又是物質資料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一個社會、一個地區的人口發展，一方面依存於經濟，為經濟水平所制約，另一方面也對經濟發展產生作用。其中人口的消費需求與生產結構的性能密切相關。
在生產工具簡陋的古代農業社會，生產的增長一般依靠充足勞動力的投入，即勞動密度的增加，因此經濟繁榮往往以人丁興旺為標尺。江南地區的開發得力於西晉末年開始的具有先進勞動技能的北人南下。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外地人口的湧入，江南人口急劇膨脹，北宋時人稠地狹的矛盾已初露端倪，逮至明清階段人地關系的緊張愈演愈烈。就全國范圍看，明代人口最多時達一億左右。清乾隆在位的60年間連續突破兩億、三億大關，道光年間竟增至四億。而偏處東南一隅的江南地區人口高度集中，雄居全國之冠，據推算：明代全國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數為19人，而浙江是114人（相當於全國人口平均密度的600％），南直隸為48人（相當於全國密度的250％）；其中，蘇、松、嘉三府，每人平均占田數僅4畝左右，存在首大量的剩餘人口。①］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里，人口或勞動力過剩不是生產力發展的必需，且成為經濟和社會運行的拖累，往往需要通過移民、擴充軍隊、興辦公共工程等非生產方式來暫時消化一部分過剩勞動力。明清時期，北方的過剩人口問題很難解決，而江南地區由於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較為成功地化解了這一難題，避免了因人口過剩而導致的流民動亂。
江南地區的可耕土地在北宋時即已開發殆盡。可是，一定量的土地能夠養活的人口量有一定的界限。在以機器、化肥、大規模的農場經營為標志的近代農業興起以前，挖掘土地潛力的主要方式是強化精耕細作，提高單位面積收益。但勞動投入的增加也並不單意味著使用更多的勞動力，相反由於勞動技能的熟練和改進使生產率得到提高，將大量農業勞動力從固定數額的土地上排擠出去。江南農產之利，全在水田，因此江南人民千方百計地提高稻作集約化程度，如推廣雙季稻、稻麥連作、棉豆間作等，發展了多元性的農業結構。由於中國小農經濟以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為特徵，提供手工業原料的經濟作物得以迅速推廣——當然也與經濟作物的收益高於糧食作物有關。集約化耕作需要一定的農業投資，又往往須現金支付，而清代江南農家耕種十畝，還要「僱工以助之」，更需相當數額的資金，所以不得不依賴家庭手工業收入來補充。與生產經營的多樣化相適應，專業化亦有所提高。個體小生產者基於生產條件的差異和個人技能的專長、或專門從事糧食生產，或專門種植經濟作物（種棉、植桑等），還有的離開土地後專職人事絲、棉等家庭手工生產。生產經營的多樣化與專業化帶有為「交換價值」而生產的性質。與商品性生產相適應，並且由於人口依然大量過剩，眾多無地或少地以及土地瘠薄的人棄農就商，或兼事貨殖作為副業，如徐光啟所雲：「南人大眾，耕懇無田，仕進無路，則去而為末富、奸富者多矣。」②］
上面所述都加劇了江南工商業人口和半工商業人口比重的上升，這類人口多向新型的工商業市鎮集中。城鎮中的工商業者與市場聯系密切，他們隊伍的擴大無疑促進了商品交換與生產的發展，而且江南城居地主、官紳數量的龐大及其高消費的生活方式，也成為商品市場經濟高漲的一個動因。
二、消費主體、消費水平對商品經濟的影響
明清江南地區的生活消費水平較前有很明顯的提高，平均水平也高於同時期其它地區。然而，在商品市場經濟的旋渦中，各個消費主體由於本身經濟能力與所處的經濟環境不同，其消費水平呈現出顯著的差異，這種差異與生產結構、經營相關聯。
實際上，明清江南人口的絕大多數仍然附在土地上，即便那些游離出來的工商業者，也與土地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割不斷與土地聯系的臍帶。個體農戶的多種經營還是以種植糧食作物的農耕生產為主體，尤其在肥美的水田地區，主要種植稻作，兼種棉、桑等經濟作物，糧食基本自給自足或半自足。少數以種植經濟作物為主的農家，口糧也多取自本地，交換行為基本在市鎮這類地方小市場完成。以糧食種植為中心內容、以糊口為目的的生產規定了消費水平的低下和簡單。一般人家大都以織助耕，家庭手工業的大小直接關繫到消費水平的高低，「女工勤者，其家必興，女工游惰，其家必落；正與男事相類……且夫匹夫匹婦，男治田可十畝，女養蠶可十筐，日成布可二匹，或紡紗八兩，寧復憂飢寒乎？」③］這種配合緊密的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結構的商品化發展，不僅解決了龐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消費問題，而且多餘產品大量進入交換領域，輸出埠外。但是，農村商品化生產的發達並沒有使江南人民突破「低消費」的界定。就連植桑、養蠶、繅絲、織造專業化、商品化程度很高的湖州來說，廣大專事副業或手工業的個體家庭，仍然是靠換取糧食以維持生計和交納租賦以保障簡單再生產的進行。鮮有財富的大量積累，故時人有曰：「湖絲雖遍天下，而湖民身無一縷，可慨！④］
當然，與單純的自然經濟下「低消費」不同，明清江南地區的「低消費」具有相對性。況且，消費本身及其影響已逾出本區域，從而加強了小農經濟對市場的依賴性。
農村以小農經濟為中心的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可能完全解決嚴重的勞動力過剩問題，大量剩餘勞動力轉化為比較固定的工商業者，並洶洶湧入城鎮，成為市鎮勃興的重要因素。明清時期密如星斗的市鎮，聚集了以工商者為主體的大量人口。基於農工產品比價的「剪刀差」以及前資本主義商業的高額利潤，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高於四鄉。隨著市鎮多方面的城市功能的增強，特別是零售商業、鋪坊手工業、飲食業和酒樓、茶肆、妓院等行業的蜂起，加上大量地主、士紳的遷入，使得市鎮行政管理復雜化，官吏隊伍遽速壯大。這些達官貴人、富商巨賈憑藉經濟、政治實力，消費水準高得驚人，高檔奢侈性消費品的猛增促進了商業的繁榮。但中小工商業者的生活用品基本來自本土所產，他們所從事的商品性生產的發展主要緣自外地市場的需求。市鎮市場繁華絢麗，零售店鋪鱗次櫛比。可是，城市零售商業並非執行流通任務的職能商人資本，而是一種「不執行職能或半執行職能」的「雜種」⑤］，僅能說明消費服務環節的流暢而已。至於飲食、服務、娛樂業更與社會再生產過程無緣。市鎮居民消費水平的差異所造成的多重導向促使江南經濟商品生產的種類多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