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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仁恩訪問視頻

發布時間: 2022-05-12 08:51:20

① 自編歷史情景劇 ;《孫中山求見李鴻章》

孫中山是民主革命先行者,李鴻章是晚清元輔重臣。孫中山與李鴻章的關系,涉及到他們的思想風貌和晚清政局的演變,但因史料殘缺,難窺真相。現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就庚子年間孫李關系和中國政局作些探討,不當之處,希望批評指教。

一庚子孫李關系頗為微妙,甚至富於戲劇性,這主要表現在籌議「兩廣獨立」問題上。

所謂孫李合作搞「兩廣獨立」,是在義和團掀起反帝狂飈和八國聯軍闖進國門,推行分裂剝削中國的政策、清朝統治營壘發生破裂的形勢下,由香港華人上層、廣東紳商和香港殖民當局所策動的。

香港華人上層和廣東紳商非常擔心北方動亂擴展到兩廣和香港地區,危害自身的政治、經濟利益,因而把穩定社會秩序的希望寄託在李鴻章身上。據《中國旬報》記載,當清廷「特召粵督李鴻章入都,粵省紳商紛紛稟留,而其稟稿措詞命意各有不同,尤以西關文瀾書院紳士公稟為最得體」。稟稿寫道:

稟為愛戴情殷,懇思暫緩北上以順輿情而維大局事。竊粵者盜風素熾,民困日深,外侮內訌,禍機隱伏。幸值中堂蒞粵,整頓庶務,地方賴以綏靖,太平景象,紳等方拭目俟之。忽聞拳黨倡亂,傅相奉詔入都,君父之命,誠無敢阻。惟據外間傳聞,近畿地方多被蹂躪,道路梗塞,音信難通,中堂此行恐難遽達,與其停留中道而無補時艱,何如稍緩行期而徐商進止。與其單騎見敵,徒有空拳孤掌之憂,何如保守完區,徐圖靖難勤王之計。在憲台公忠體國,固欲不俟駕而行。而紳等愚見以為,臣節所在,本聞命而不可違,而全局攸關,亦慮定而後可動。況使旌一啟,粵省盜患更恐復張,此時情勢,不又跋前顧後耶?可否吁懇仁恩,俯順群情,暫緩北行。如蒙俯允,紳等無任馨香祝禱之至。

這份稟稿真實地反映了廣東紳商企圖挽留並依靠李鴻章「保守完區」、防止「外侮內訌」、維護「太平景象」的殷切心情。據詹森在《日本人與孫逸仙》一書中說,廣東紳商提供現款2500萬兩,作為發動挽留李鴻章的經費。《士蔑西報》報道廣州商人甚至威脅說要躺在李鴻章的車輪前而不讓他走。李鴻章也一再聲稱「粵民遮道攀留」。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華人上層,既依託廣東腹地,又在香港擁有巨大財富,認為李鴻章一旦北上,「粵省盜患更恐復張」,危害廣東,波及香港,因而與廣東紳商懷有同樣心情。何啟和劉學詢策動孫李合作搞「兩廣獨立」的活動,正是香港華人上層和廣東紳商這種願望的反映。

何啟是香港華人上層的代表。何啟祖籍廣東南海,出生於香港,其父何福堂為倫敦傳道會著名牧師,又投資成巨富。何啟早年就讀於香港皇仁書院,後留學英國,取得醫科學位和大律師的資格。在英國留學期間,娶英國女士雅麗氏為妻。1882年回香港,被委任為太平紳士,1890年港督稱贊他是香港「最受尊敬的華人領袖」,推薦他為香港立法局華人議員。在香港除政府官員外,具有最高政治及社會地位的是立法局和行政局議員。當時立法局只有一名華人議員,行政局議席非英人莫屬。何啟不僅在香港具有「華人領袖」的政治、社會地位,同香港歷任總督、特別是卜力總督「甚為相得」,而且同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有著特殊關系。1887年何啟用亡妻遺產創辦了雅麗氏醫院和香港西醫書院,同年孫中山進入香港西醫書院求學,當時何啟為該院教授,遂與孫中山相識,有「師生之誼」。何啟從1887年開始與胡禮垣合作發表抨擊清朝統治、宣傳社會改革思想,認為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之策,在於「行選舉以同好惡,設議院以布公平」。何啟的言論,對孫中山早期思想影響極大。1895年何啟曾經參與孫中山廣州起義密謀,負責起草對外宣言和交涉事宜。值得注意的是,何啟對李鴻章也不無好感。1889年何啟創辦的西醫書院推舉時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為該院的贊助人,李鴻章欣然接受,特地致書該院掌院表示感謝,並對醫學教育提出了一些獨到見解,期望「其能使西方科學之利益,沾惠於中國醫學之實用」。1892年在該院第一屆畢業典禮上,教務長康德黎發表演說,盛贊李鴻章:

各位亦知,李鴻章者,中國之俾斯麥也,伊對本院極愛護。……各位勿謂貴國之當局不信仰科學,彼極有權威之李鴻章氏,對於本院院務,曾復書述其意見,謂希望化學與解剖學,成為吾人慾為訓練之一特別部門等語,彼不似流俗之只說:「惠我奇方」,而欲以啟牖運動,使成為赫胥黎或鄧德爾,彼謂「先予吾人以科學,則一切可隨之而至」。

這里所謂李鴻章「信仰科學」,為「中國之俾斯麥」雲雲,不只是康德黎個人的看法,也可以說反映了該院創辦人兼教授何啟的見解。正因為何啟是香港「華人領袖」,並同香港總督卜力、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和兩廣總督李鴻章有著特殊的關系,所以他才有可能反映香港華人上層的意願,依靠港督卜力、策功孫中山與李鴻章合作搞「兩廣獨立」。馮自由記述說:庚子五月,何啟「以時勢緊急,瓜分之禍,瀕於眉睫,粵省如不亟謀自保,決不足以圖存。因向中國日報社長陳少白獻策,主張革命黨與粵督李鴻章合作救國,首先運動鴻章向滿清政府及各國宣告兩廣自主,而總理率興中會員佐之。其進行方法,則先由中國維新黨人聯名致書香港總督卜力求其協助中國根本改造,以維世界和平。再由卜力根據書中理由,轉商鴻章,建議廣東自主方案,並介紹興中會首領孫某與之合作。鴻章如贊成此策,即由渠電邀總理回國同組新政府」。陳少白記述說:庚子五月,何啟「私下與我商量,使我們借重香港總督之力,勸李鴻章獨立,他願意代說香港總督轉勸李鴻章」。馮、陳的記述雖然有些出入,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即何啟是借重香港總督之力、策動孫、李合作搞「兩廣獨立」的倡議者。

劉學詢是廣東紳商的代表。據馮自由記述:「劉學詢字問芻,又號耦耕,粵之香山人,少登甲榜歸廣州為大紳,交結權要,勢傾一時,有土豪之稱。時粵垣有一種官督商辦之公開賭博,號闈姓者,每屆科舉皆以報考士子之姓氏為賭,政府度支及試官私囊均恃為收入之大宗。劉包辦闈姓多年,其金錢勢力足以左右士子的成敗及官吏之進退,典試者莫不仰其鼻息。」作為「廣州大紳,中過進士,並且大富」的劉學詢「頗為當道倚重」。早在甲午前後,劉學詢就受到兩廣總督李瀚章、廣東巡撫剛毅的賞識和庇護。1899年時任軍機大臣的剛毅稱譽劉學詢為「中國三人才」之一,並推薦他赴日考察。清廷特地將劉學詢由四品知府銜擢升為二品銜道員,作為欽派專使前往日本。劉學詢返國不久,就與商務大臣李鴻章頻繁交往。12月19日在李鴻章受命署理兩廣總督之日,清廷下諭將劉學詢交李鴻章「差遣委用」。按清制,凡奉特旨交「差遣委用」的人,地方督撫均須另眼相待,因為他們與朝廷聲息相通,迥非尋常僚屬可比;再加上需要藉助這位「廣東大紳」穩定廣東統治秩序,所以李鴻章非常器重劉學詢,將其視為自己的心腹幕僚。劉學詢不僅「頗為當道倚重」,而且同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有著密切關系。孫中山因劉學詢與自己「有同邑之誼」,並「蓄志非常」,所以早在甲午前後,就與之往還,邀請他列名發起「農學會」,並參與乙未起義密謀。1899年劉學詢訪日期間,曾與孫中山多次秘密會見,表示「若政治革命,可以協力,種族革命,恐其事甚難」。正是由於上述諸多因素,使得劉學詢既能掌握廣東紳商的心態,又能成為溝通李鴻章與孫中山的橋梁。陳少白記述說:何啟與他在密商「借重香港總督之力,勸李鴻章獨立」之後,就使人約請「李鴻章幕下的要人」劉學詢、曾廣銓,「他們甚以為然,答應相助」。馮自由記述說:「先是何啟、陳少白已由香港卜力斡旋,勸李鴻章乘機宣告獨立。李幕中有劉學詢、曾廣銓二人亦極力從旁慫恿」。

香港總督卜力在7月2日從休假地返回香港之後,確曾「有意充當李、孫之間誠實的掮客」。當然這並非是為了支持中國「革新運動」,而是出於英國自身利益的考慮。首先,卜力和香港的英國人擔心李鴻章一旦應召北上,兩廣那些「與義和團同屬一類的會黨」和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就有「可能利用這個不受羈絆的機會」發動起義,而「卜力和這個通商口岸的發言人認為,北方的排外運動是由暴力行動引起的,因此任何暴力行動,即使它是反對清政權的,都是對西方生命財產的威脅」。所以防止「南方發生暴亂」、保障香港和兩廣地區「西方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就成為卜力策動孫、李合作搞「兩廣獨立」所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其次,卜力和香港的英國人深知香港是英國侵略中國的橋頭堡,兩廣是香港的腹地,長江流域是英國勢力范圍。面對迅速擴大的北方動亂並得到「反滿起義預計將於『兩周內』在湖南和南方爆發」的信息後,卜力便向英國政府建議「英國應該准備照料它在長江和西江流域的權益」。在他看來,「如果贊同孫中山和李總督締結一項盟約,對於英國的利益將是最好不過的」,因為當時局勢「系由清國分割兩廣成立獨立國的好機會」,經過自己策動的由孫、李合作搞出的所謂「獨立」的兩廣,勢必置於英國的控制之下。所以孫中山判斷「香港總督之說系擴大英屬鄰土利益范圍至兩廣之計略」。英國政府有鑒於此,欣然贊同卜力的建議,但強調只有孫中山得到李鴻章的同意而回來的時候,方准撤銷對他的驅逐令;同時電示駐廣州領事薩允格說:「我們認為,在目前情況下,李鴻章留在廣州比他前往北京將更有效地促進維護秩序的目的。」

不過,香港華人上層、廣東紳商和香港殖民當局的策動,只是籌議孫、李合作搞「兩廣獨立」的外因。孫、李能否合作,「兩廣獨立」能否實現,則取決於內因,即孫中山和李鴻章的態度。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

二對於香港華人上層、廣東紳商和香港殖民當局所策動的「兩廣獨立」,孫中山採取了積極的態度。

「兩廣獨立」即據有兩廣以為根本,是孫中山自從踏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後所執意堅持的戰略思想。早在1895年春,孫中山就對日本駐香港領事中村恆次郎表示「要在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他所以籌劃乙未起義,目的就在於實現這個戰略思想。在1897—1898年間,孫中山曾與宮崎寅藏等日本友人認真地討論過戰略問題,孫中山主張「先據有一二省為根本,以為割據之勢,而後張勢威於四方,奠定大局」。但他對選擇哪個省分作為「發軔之處」,一時還舉棋不定。他從前認為「發軔之處」「以廣東為最善」,而此時卻改口說:「廣東者,今日非善矣」。因為乙未起義失敗後,「當地之官已如驚弓之鳥,到處提防,我輩舉動較前略難矣。」不過,即使這樣,他在內心深處,「仍不能舍廣東」。及至1900年隨著中國政局的劇變,孫中山明確表示:「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與華南人民協商,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所謂「要在華南建立一個獨立政府」,具體說來,就是要搞「兩廣獨立」。孫中山一直鍾情於「兩廣獨立」,並不是偶然的。他認為「不先擇一地」作為「發軔之處」即「起點之地」,「則無由定經略之策」。而選擇「起點之地」,「不拘形勢,總求急於聚人,利於接濟,快於進取而已矣」。在「聚人」、「接濟」和「進取」三者之中,「仍以聚人為第一著」。孫中山說,自己所以「心仍不能舍廣東者,則以吾人之所在也」。據馮自由《興中會會員人名事跡考》統計,甲午至庚子年間,興中會會員共計250人,其中籍隸湖南、福建、外國和不詳者只有33人,而廣東籍的卻多達217人。興中會員的業居地,則主要集中在檀香山、橫濱、香港和廣州等地。上述事實表明,興中會具有明顯的地方性質。孫中山在海外主要依靠從廣東籍華僑中籌款,在國內則主要依靠廣東會黨群眾。他聲稱「在廣地,一月之內必可集山林剽悍之徒三四十萬」。廣東不僅易於「聚人」,而且「利於接濟」,因為廣東既靠近英葡殖民地香港和澳門,又有較長的海岸線,便於獲得海外餉械的接濟。加之廣東地處邊陲,距離清朝統治中心較遠,攻佔較易。在孫中山看來,廣東一旦得手,奪取與廣東密邇的廣西則易如反掌。然後據有兩廣以為根本,治軍北上,長江南北及黃河南北諸豪傑必齊起響應,「成恢復之大功,立文明之政體」。為了實現據有兩廣以為根本的戰略思想,孫中山非常重視抓住時機問題。籌議乙未起義,是在甲午戰爭中國慘敗之際。孫中山說:「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旅、威繼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庚子籌議「兩廣獨立」,是在義和團掀起反帝風暴、八國聯軍大舉入侵、清朝統治陷於癱瘓之時。孫中山說:「時遇清廷有排外之舉,假拳黨以自衛,有殺洋人、圍使館之事發生,因而八國聯軍之禍起矣」。「北京風雲變幻,是一個亟需注意的時機。如果說清政府最終完全喪失實力之時則正是我們成事的好機會,那麼我覺得目前的狀況正應特別加以注意」。

當世界進入資本主義時代以後,任何國家革命運動的成功都離不開國際援助。孫中山認為爭取一二強國的支持,是實現據有兩廣以為根本的戰略思想的重要條件。早在籌劃乙未起義時,孫中山就曾與日本駐香港領事中川恆次郎會晤,請求日本提供二萬五千枝步槍和一千枝短槍。這次求援遭到拒絕,但興中會員謝纘泰卻聲稱「我們通過日本領事得到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1897年—1898年間,孫中山在與宮崎寅藏等筆談時,贊成宮崎提出的「中東合同,以為亞洲之盟主」,「阻遏西勢東漸之凶鋒」的主張,說「極是,極是。惟不可先露其機,以招歐人之忌,則志無不成也。」孫中山表示要「暗結日、英兩國為後勁」,藉以對抗列強瓜分中國的陰謀,推進「先據有一二省為根本」的革命大業。在此後一段時間里,孫中山把日本朝野作為重點爭取對象,但結果收效甚微。當歷史跨進1900年時,孫中山面對北方的風雲變幻,認為「機不可失」,更加積極地開展爭取外援的工作。何啟、陳少白關於「借重香港總督之力」搞「兩廣獨立」的提議,正中孫中山的下懷,所以孫中山接到陳少白的通報後,「大喜,立復電少白贊成」,並親自赴港,企圖與香港總督直接取得聯系。「在香港因五年不許入境之期尚餘八個月,未能上陸,於客輪中呈書於認識的總督卜力氏,並得其答書。」孫中山不僅企圖借重香港殖民當局,而且積極爭取日本和法國政府和台灣殖民當局的援助。孫中山還曾分別會見法國駐日公使和印度支那總督代表,希望法國援助武器和軍官,並允許從北圻進入廣西。孫中山所以把「兩廣獨立」的希望寄託在英、日、法等列強的援助之上,是因為他賴以實現自己戰略思想的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十分薄弱,還沒有與民主革命主力軍農民階級結成聯盟,加上自己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對外國資本主義本質缺乏認識。孫中山為了取得英、日、法等列強的援助。竟然不惜以出讓國家某些權益作為代價。他明知香港總督卜力意在使「獨立」的兩廣「置於英國的保護之下」,而默然置之。他為了取得日本政府和台灣殖民當局的援助,曾允諾盡力代為平息台灣閩、粵人士的抗日活動。他甚至表示「願意接受」法國「一切的要求作為交換」,以取得法國的支持。孫中山這種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作法,顯然是不足取的,但究其原因,一是由於孫中山所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的制約,一是源於孫中山的深受美國影響的實用主義傾向。孫中山的這種政治性格,在他處理與李鴻章、劉學詢的關系方面,也表現得非常突出。

在半殖民地中國,要想實現「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的理想,舍棄武裝斗爭別無他途。興中會成立之初,孫中山決定採取武裝斗爭的方法,推翻清朝在兩廣的統治,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到了1900年,孫中山卻一面准備發動武裝起義,一面宣稱「不抱任何危險激烈的企圖,而是考慮始終採取溫和的手段和方法」。前者表現為「命鄭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謀發動,而命史堅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謀響應」,並企圖「潛入內地,親率健兒,組織一有秩序之革命軍以救危亡」。後者表現為「借重香港總督之力,勸李鴻章獨立」。不管採取暴力仰或和平方法,目的只有一個,這就是據有兩廣以為根本,即搞「兩廣獨立」。

作為晚清元輔重臣的李鴻章本來屬於民主革命的對象,而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卻企圖爭取李鴻章、通過和平途徑實現「兩廣獨立」。這種反常的現象,並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特殊的歷史淵源和時代背景決定的。孫中山早在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前,就對李鴻章抱有好感。這不僅因為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坐鎮北洋,遙執朝政,聲勢顯赫,並為洋務派的首腦和旗幟,「在當時算為識時務之大員」;而且由於李鴻章是孫中山肄業的香港西醫書院的贊助人,提倡學習西方科學技術。1892年孫中山既在畢業典禮上聆聽了康德黎盛贊李鴻章「信仰科學」、為「中國之俾斯麥」的演說,又經香港總督和駐京英國公使推薦,獲得李鴻章的賞識。李鴻章曾准予孫中山赴京候缺,暫給月俸50元,授予「欽命五品軍牌」,此事雖因兩廣總督衙門刁難而未果,但卻不能不影響孫中山對李鴻章的好感。正是基於這些因素,1894年孫中山才有上書李鴻章,企圖依靠這位晚清元輔重臣「倡行新政」、進行某種自上而下的社會改革之舉。由於上書李鴻章被拒和清廷的倒行逆施,使孫中山「撫然長嘆,知和平之法無可復施。然望治之心愈堅,要求之念愈切,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不過,到了庚子年間,孫中山既堅持以暴力對付清廷,又對李鴻章寄以厚望。在孫中山看來,由於義和團風暴和八國聯軍入侵的沖擊,清朝統治營壘必將發生破裂,李鴻章作為漢族大員、總督遠離京畿的兩廣,有可能獨樹一幟;加之「清朝雖頹,猶儼然一大帝國,北地雖糜爛,而南部尚金湯無缺」,相比之下,興中會則「萬事草創,人才、兵械多形不足」,敵強我弱之勢顯得十分突出;因而孫中山認識到為了實現據有兩廣以為根本的戰略思想,有必要並有可能聯合包括李鴻章在內的各種社會力量,共同奮斗。他說:

在中國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盡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於歷史的進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爭執不休,而可設法將各派很好地聯成一體。作為眾望所歸的領袖,當推容閎,他曾任駐美公使,在國內也頗孚人望。此外,對國內的李鴻章等總督以及康有為一派也應重視,暗中聯絡,這樣可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漸次施行。

這里所謂「歷史的進展和一些感情因素」,顯然是指義和團風暴、八國聯軍入侵、清朝政治營壘破裂和滿漢民族矛盾等等;所謂中國的「政治改革派」,既指革命派和改良派,又包括清廷派駐東南的某些漢族封疆大吏。孫中山認為在中國政局激烈動盪的時刻,包括李鴻章在內的各派力量有可能聯成一體,推進中國的政治改革。香港總督卜力「有意充當李、孫之間誠實的掮客」,更使孫中山對李鴻章的幻想有增無減。

孫中山為了爭取李鴻章,通過和平途徑實現「兩廣獨立」,曾經從流亡地三次冒險返國活動。起初,孫中山雖然「頗不信李鴻章能具此魄力」,但卻認為「此舉設使成功,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試」。6月17日孫中山一行從日本乘船抵達香港海面,為防範李鴻章「設阱誘捕」,「不欲冒險入粵」,特派宮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赴廣州與李鴻章的代表劉學詢會談,會談雙方就特赦孫中山、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和貸款十萬兩兩個問題,達成了共識。當談判結束宮崎等人返回香港海面時,孫中山的坐船「已經啟碇,正向西貢開去」。孫中山到達西貢後立即致電劉學詢探問談判情況,並致函在香港的同志說「今日者乃分頭辦事之時」。所謂「分頭辦事」的內容之一,就是爭取李鴻章搞「兩廣獨立」。7月17日孫中山從新加坡乘船回到香港海面,等待香港總督卜力和應召北上的李鴻章會談結果,准備登岸與李鴻章密商。孫中山認為「李這個人既無主義上的信念,又甚缺乏洞察大局的見識。並且年已老邁,對功名事業早已看透。所以,總督的勸止多數不能為李所接受。但這是旱天的一朵烏雲,我不能不預先考慮萬一的可能性」。結果所謂可能性並沒有變成現實性,「這事又變成一場夢」。但是孫中山卻沒有因此而從幻夢中徹底擺脫出來。他在日本對某人說:相信「隨著時勢的變遷」,「清國南部各總督及進步的智能人士」「遲早會同自己的意見相一致。因為身入故國,必有危險,因此,根據場所,為了不出太大危險,作為平和手段來達到目的的方法,與持有這種意見的人會面,很有必要。只要沒有危險,也可與李鴻章會談」。正是基於這種設想,孫中山於8月29日特地從日本回到上海。孫中山在上海期間,曾訪問英國駐滬總領事,會晤劉學詢,與之商定「行事之法,一為車駕回京之辦法,一為車駕西遷之辦法」。據劉學詢後來說,他當時曾陪同孫中山「往見李鴻章」。上述事實說明,對孫、李合作搞「兩廣獨立」之事,孫中山雖然為一種懷疑和希望交織的復合心態所支配,但總的說來,希望壓倒懷疑,採取了積極爭取其實現的態度。

其實,對李鴻章寄以希望的,並非只有孫中山一人。早在1898年2月章太炎就上書李鴻章,企望他「轉旋逆流」,說什麼「今世足以定天下者,無過相國」。及至1900年6月,面對北方變局,章太炎再次上書李鴻章,公然要求他據有兩廣宣布獨立,以為東南各省督撫的表率,說「某等所望於公者,則明絕偽詔,更建政府,養賢致民,以全半壁」。甚至連一度主張過暗殺李鴻章的梁啟超都認為在奪得廣州之後,以李鴻章「為傀儡最妙」。在他看來,「此舉有數利:示人以文明舉動,一也;借勢以寒奸黨之心(助我聲勢),二也;西人頗重此人,用之則外交可略得手,三也;易使州縣地方安靜,四也。」由此可見,對李鴻章寄以希望,是當時的一種普遍傾向。

三和孫中山不同,李鴻章並沒有什麼「兩廣獨立」的念頭,有的只是設法「羅致」孫中山以為我用。

李鴻章「羅致」孫中山的活動,見諸載籍的,一共有三次:1899年冬為第一次,第二、三次則在1900年春夏。這三次是一脈相承的。

1899年11月24日清廷任命李鴻章為商務大臣,前往各埠考察商務。據《清史紀事本末》說:「時因上年八月南洋、美洲、日本等處商民,屢有申請帝安及歸政之事,聯署以萬數千計,特命鴻章前往各埠,宣布太後德意,及兩宮和好,勸僑民勿聽黨人煽惑。」這里所謂「黨人」,系專指逃亡海外的康有為及其領導的保皇黨。慈禧視康有為及其保皇黨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後快,因此當面指令李鴻章「設法捕逆」。李鴻章本來是同情康有為、梁啟超及其領導的維新運動的,但因時遷勢易,現在既「管商務又奉密旨,不能漠視」。他特地奏明將「設法捕逆」之事,「仍交」劉學詢等「妥辦」。既然說是「仍交」「妥辦」,那就無疑表明在此之前劉學詢等業已承擔了「捕逆」的重任。其實,早在7—9月間,劉學詢出訪日本的使命,就是「明以振興商務,暗以訪拿康逆」。正因為如此,李鴻章在「面奉懿旨」之後,就把「設法捕逆」的希望寄託在劉學詢等人的身上。可能是由於這位與孫中山「有同邑之誼」的劉學詢的獻策,李鴻章才決定「羅致」孫中山來對付康有為的。李鴻章鑒於康有為尊皇復辟嚴重威脅慈禧的寶座而為慈禧所不容,孫中山雖然倡導反滿革命但因眾寡勢弱對清王朝尚未構成直接威脅而不大為慈禧所重視;孫中山熟悉「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是一位有改革進取精神的青年;因而認為「羅致」孫中山既能得到慈禧的允准,有利於推進中國的改革和振興;又能離間孫、康兩派,以孫制康,消弭革命和鎮壓保皇黨。因此,李鴻章與劉學詢等往返電商,急迫之情躍然紙上。11月27日李鴻章《致上海虎城》電中說:「孫已到否?康已離港否?究在何處?望查明隨時電知兩廣密捕是確。」28日劉學詢復電:「孫函約尚未得復。康仍在港。英捕忌厘家,飭廣密捕。滬上各報已播傳,恐打草驚蛇,蹈上年李盛鐸覆轍。並恐礙孫辦法。詢現擬得到迴音,即先赴粵,可否請奏飭粵暫緩,俟詢到商妥再辦。」29日李鴻章致電劉學詢:「孫未復,或尚遲疑。粵早奉電旨,難再飭緩。擬赴粵,有何辦法?」30日劉學詢致電李鴻章:「法用誘用擄,活上斃次。上瞞港官串巡捕,如劫盜行徑,與國事無涉。詢已有港、澳可用之人,逆不遠揚,相機必得。候孫來商截南洋之路,防逆聞此次詔捕外竄。」當日李鴻章即復電劉學詢:「用誘用擄,能生獲尤妙。瞞港官串巡捕,除此禍根,有俾國事,兄勉為之。逆聞詔捕,乃意中事,難保不外竄。欲請赴粵面陳,恐來不及。孫無來信,何也。」上述電報表明:一、李鴻章是通過劉學詢函約孫中山的;二、李、劉企圖「候孫來商截南洋之路」,防止康有為離港「外竄」;三、李、劉議定對付康有為「法用誘用擄,活上斃次」,「瞞港官串巡捕」,收買港澳「可用之人」,「相機」下手;四、孫中山既未復信,也未前來,因而李鴻章第一次「羅致」孫中山的活動,就以失敗而告終。

② 過年的時候有什麼習俗家裡都吃什麼東西

過年習俗及相關食物如下:
臘月
二十三祭灶日
小年就是臘月二十三日(臘月二十四日),是漢族民間祭灶的日子。民謠中「二十三,糖瓜粘」指的即是每年臘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的祭灶,有所謂「官三民四船家五」的說法,也就是官府在臘月二十三日,一般民家在二十四日,水上人家則為二十五日舉行祭灶。
祭灶,是一項在我國漢族民間影響很大、流傳極廣的習俗。舊時,幾乎家家灶間都設有「灶王爺」神位。人們稱這尊神為「司命菩薩」或「灶君司命」,傳說他是玉皇大帝封的「九天東廚司命灶王府君」,負責管理各家的飲食,被作為一家的保護神而受到崇拜。灶王龕大都設在灶房的北面或東面,中間供上灶王爺的神像。沒有灶王龕的人家,也有將神像直接貼在牆上的。有的神像只畫灶王爺一人,有的則有男女兩人,女神被稱為「灶王奶奶」。這大概是模仿人間夫婦的形象。灶王爺像上大都還印有這一年的日歷,上書「東廚司命主」、「人間監察神」、「一家之主」等文字,以表明灶神的地位。兩旁貼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對聯,以保佑全家老小的平安。
灶王爺自上一年的除夕以來就一直留在家中,以保護和監察一家;到了臘月二十三日灶王爺便要升天,去向天上的玉皇大帝匯報這一家人的善行或惡行,送灶神的儀式稱為「送灶」或「辭灶」。玉皇大帝根據灶王爺的匯報,再將這一家在新的一年中應該得到的吉凶禍福的命運交於灶王爺之手。因此,對一家人來說,灶王爺的匯報實在具有重大利害關系。
送灶,多在黃昏入夜之時舉行。一家人先到灶房,擺上桌子,向設在灶壁神龕中的灶王爺敬香,並供上用飴糖和面做成的糖瓜等。然後將竹篾紮成的紙馬和喂牲口的草料。用飴糖供奉灶王爺,是讓他老人家甜甜嘴。有的地方,還將糖塗在灶王爺嘴的四周,邊塗邊說:「好話多說,不好話別說。」這是用糖塞住灶王爺的嘴,讓他別說壞話。在唐代著作《輦下歲時記》中,間有「以酒糟塗於灶上使司命(灶王爺)醉酒」的記載。人們用糖塗完灶王爺的嘴後,便將神像揭下,和紙與煙一起升天了。有的地方則是晚上在院子里堆上芝麻秸和松樹枝,再將供了一年的灶君像請出神龕,連同紙馬和草料,點火焚燒。院子被火照得通明,此時一家人圍著火叩頭,邊燒邊禱告: 又到二十三,敬送灶君上西天。有壯馬,有草料,一路順風平安到。供的糖瓜甜又甜,請對玉皇進好言。
送灶君時,有的地方尚有乞丐數名,喬裝打扮,挨家唱送灶君歌,跳送灶君舞,名為「送灶神」,以此換取食物。
送灶習俗在我國南北各地極為普遍,魯迅先生曾寫有《庚子送灶即事》詩: 只雞膠牙糖,典衣供瓣香。家中無長物,豈獨少黃羊。 他在《送灶日漫筆》一文中說:"灶君升天的那日,街上還賣著一種糖,有柑子那麼大小,在我們那裡也有這東西,然而扁的,像一個厚厚的小烙餅。那就是所謂'膠牙餳'了。本意是在請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調嘴學舌,對玉帝說壞話。"魯迅詩中提到"黃羊"的典故,出於《後漢書·陰識傳》:"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灶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巳後,暴至巨富。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灶而薦黃羊焉。"陰子方看見灶神,殺黃羊祭祀,後來交了好運。從此,殺黃羊祭灶的風俗就流傳下來了。
唐宋時祭灶的供品是相當豐富的。宋代詩人范成大的《祭灶詞》對當時漢族民間祭灶作了極其生動的描寫:古傳臘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雲車風馬小留連,家有杯盤豐典祀。豬頭爛熟雙魚鮮,豆沙甘松米餌圓。男兒酌獻女兒避,酹酒燒錢灶君喜。婢子斗爭君莫聞,貓犬觸穢君莫嗔。送君醉飽登天門,勺長勺短勿復雲,乞取利市歸來分。
臘月二十三日的祭灶與過年有著密切的關系。因為,在一周後的大年三十晚上,灶王爺便帶著一家人應該得到的吉凶禍福,與其他諸神一同來到人間。灶王爺被認為是為天上諸神引路的。其他諸神在過完年後再度升天,只有灶王爺會長久地留在人家的廚房內。迎接諸神的儀式稱為"接神",對灶王爺來說叫做"接灶"。接灶一般在除夕,儀式要簡單得多,到時只要換上新灶燈,在灶龕前燃香就算完事了。
俗語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說法 。有的地方,女人是不祭灶的,據說,灶王爺長得像個小白臉,怕女的祭灶,有「男女之嫌」。對於灶王爺的來歷,說起來源遠流長。在中國的漢族民間諸神中,灶神的資格算是很老的。早在夏代,他已經是漢族民間所尊奉的一位大神了。據古籍《禮記·禮器》孔穎達疏:「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為灶神。」《莊子.達生》記載:「灶有髻。」司馬彪注釋說:「髻,灶神,著赤衣,狀如美女。」《抱朴子.微旨》中又記載:「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狀。」這些記載,大概是祭灶神的來源吧。還有,或說灶神是鑽木取火的燧人氏;或說是神農氏的火官;或說是「黃帝作灶」的「蘇吉利」;或說灶神姓張,名單,字子郭……眾說不一。
由於各地風俗不同,漢族民間還有「跳灶王」和「打灶王」的活動。 「跳灶王」是漢族民間由古代「驅儺」發展而來的一種活動形式,主要是乞丐們的活動,由臘月一日至二十四日是「跳灶王」的日子。進入臘月後,乞丐們三五成群,扮灶公灶婆拿竹枝鬧於門庭,乞錢,謂之「跳灶王」,也含有驅邪之意。這一活動主要在我國的東南方進行。
祭灶節,漢族民間講究吃餃子,取意「送行餃子迎風面」。山區多吃糕和蕎面。晉東南地區,流行吃炒玉米的習俗,民諺有「二十三,不吃炒,大年初—一鍋倒」的說法。人們喜歡將炒玉米用麥芽糖粘結起來,冰凍成大塊,吃起來酥脆香甜。
晉東南地區漢族民間流傳著兩首歌謠,其一是「 二十三 ,打發老爺上了天;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蒸團子;二十六,割下肉;二十七,擦錫器;二十八,漚邋遢;二十九,洗腳手;三十日,門神、對聯一齊貼」。體現了時間緊迫和准備工作的緊張。 其二是一首童謠:「二十三,祭罷灶,小孩拍手哈哈笑。再過五,六天,大年就來到。辟邪盒,耍核桃,滴滴點點兩聲炮。五子登科乒乓響,起火升得比天高。」反映了兒童盼望過年的歡躍心理。 在所有準備工作中,剪貼窗花是最盛行的民俗活動。內容有各種動、植物等掌故,如喜鵲登梅,燕穿桃柳,孔雀戲牡丹 ,獅子滾綉球 ,三羊(陽)開泰,二龍戲珠,鹿鶴桐椿(六合同春),五蝠(福)捧壽,犀牛望月,蓮(連)年有魚(餘),鴛鴦戲水,劉海戲金蟬,和合二仙等等。也有各種戲劇故事,民俗有「大登殿,二度梅,三娘教於四進土,五女拜壽六月雪,七月七日天河配,八仙慶壽九件衣」的說法,體現了漢族民間對戲劇故事的偏愛。有新媳婦的人家,新媳婦要帶上自己剪制的各種窗花,回婆家糊窗戶,左鄰右舍還要前來觀賞。 臘月二十三後,家家戶戶要蒸花饃。大體上分為敬神和走親戚用的兩種類型。前者莊重,後者花梢。特別要製做一個大棗山,以備供奉灶君。「一家蒸花饃,四鄰來幫忙」。這往往是漢族民間女性一展靈巧手藝的大好機會,一個花饃,就是一件手工藝品。
二十四掃塵日
臘月二十三以後,家家戶戶都要寫春聯。漢族民間講究有神必貼,每門必貼,每物必貼,所以春節的對聯數量最多,內容最全。神靈前的對聯特別講究,多為敬仰和祈福之言。常見的有天地神聯:「天恩深似海,地德重如山」;土地神聯:「土中生白玉,地內出黃金」;財神聯:「天上財源主,人間福祿神」;井神聯:「井能通四海,家可達三江」。面糧倉、畜圈等處的春聯,則都是表示熱烈的慶賀與希望。如「 五穀豐登 ,六畜興旺」;「米面如山厚,油鹽似海深」;「 牛似南山虎 、馬如北海龍」;「大羊年年盛,小羔月月增」等等。另外還有一些單聯,如每個室內都貼「抬頭見喜」,門子對面貼「出門見喜」,旺火上貼「旺氣沖天」,院內貼「滿院生金」,樹上貼「根深葉茂」,石磨上貼「白虎大吉」等等。大門上的對聯,是一家的門面,特別重視,或抒情,或寫景,內容豐富,妙語聯珠。
舉行過灶祭後,便正式地開始做迎接過年的准備。每年從農歷臘月二十三日起到除夕止,我國漢族民間把這段時間叫做「迎春日」,也叫「掃塵日」。掃塵就是年終大掃除,北方稱「掃房」,南方叫「撣塵」。在春節前掃塵,是我國人民素有的傳統習慣。每逢春節來臨,家家戶戶都要打掃環境,清洗各種器具,拆洗被褥窗簾,灑掃六閭庭院,撣拂塵垢蛛網,疏浚明渠暗溝。大江南北,到處洋溢著歡歡喜喜搞衛生、乾乾凈凈迎新春的氣氛。
「臘月二十四,撣塵掃房子」的風俗 ,由來已久。據《呂氏春秋》記載,我國在堯舜時代就有春節掃塵的風俗。按漢族民間的說法:因「塵」與「陳」諧音,新春掃塵有「除陳布新」的涵義,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窮運」、「晦氣」 統統掃出門。這一習俗寄託著人們破舊立新的願望和辭舊迎新的祈求。
吃灶糖,灶糖是一種麥芽糖,粘性很大,把它抽為長條型的糖棍稱為「關東糖」,拉製成扁圓型就叫做"糖瓜"。冬天把它放在屋外,因為天氣嚴寒,糖瓜凝固得堅實而里邊又有些微小的氣泡,吃起來脆甜香酥,別有風味。真關東糖堅硬無比,摔不能碎,吃時必須用菜刀劈開,質料很重很細。口味微酸,中間絕沒有蜂窩,每塊重一兩、二兩、四兩,價格也較貴一些。糖瓜分有芝麻的和沒芝麻的兩種,用糖做成甜瓜形或北瓜形,中心是空的,皮厚不及五分,雖大小不同,但成交仍以分量計算,大的糖瓜有重一二斤的,不過用作幌子,買的人很少。
二十五接玉皇
舊俗認為灶神上天後,天帝玉皇於農歷十二月二十五日親自下界,查察人間善惡,並定來年禍福,所以家家祭之以祈福,稱為「接玉皇」。這一天起居、言語都要謹慎,爭取好表現,以博取玉皇歡心,降福來年。
送灶神上天後至除夕才迎回,其間人間無神管轄,百無禁忌,漢族民間多嫁娶,被稱為「趕亂歲」。亂歲是民眾為自己設計的調節社會生活的特定時段。歲末年終,人們有了閑暇與積蓄,對於平時難得有精力操辦大事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好時機。因此,人們根據現實生活需要,發明了這一特殊的時間民俗。可見,在傳統社會里,民眾生活秩序是依賴著民俗進行調節的。
照田蠶也叫「燒田蠶」、「燒田財」,是流行於江南一帶的漢族民間祈年習俗。臘月二十五這一天將綁縛火炬的長竿立在田野中,用火焰來占卜新年,火焰旺則預兆來年豐收。有些地方在年三十舉行這一活動。
千燈節是蒙古族、達斡爾族的宗教性節日。蒙語稱「明干卓拉」,意即千盞燈節。臘月二十五這一天,做「明干卓拉」去廟里點燃,認為點得越多越吉利。這一節日習俗,在新疆維拉特蒙古族中最為盛行。當地群眾在這天吃烤牛羊肉,舉行傳統的體育游藝活動。
二十六洗福祿
傳統民俗中在這兩天要集中地洗澡、洗衣,除去一年的晦氣,准備迎接來年的新春,京城有"二十七洗疚疾,二十八洗邋遢"的諺語。臘月二十六洗浴為「洗福祿」。
二十九小除夕
除夕前一日,叫「小除夕」,家置酒宴,人們往來拜訪叫「別歲」。焚香於戶外,叫「天香」,通常要三天。
過趕年,土家族的傳統節日,也叫「調年會」。土家族比漢族提前一天或幾天過春節。
在天津過春節還有掛中國結的習慣,大年30之前有到古文化街喬香閣請中國結的習俗,取喬香納福之意。
三十日除夕夜
除夕是指每年農歷臘月的最後一天的晚上,它與春節(正月初一)首尾相連。「除夕」中的「除」字是「去;易;交替」的意思,除夕的意思是「月窮歲盡」,人們都要除舊部新,有舊歲至此而除,來年另換新歲的意思,是農歷全年最後的一個晚上。故此期間的活動都圍繞著除舊部新,消災祈福為中心。
周、秦時期每年將盡的時候,皇宮里要舉行「大儺」的儀式,擊鼓驅逐疫癘之鬼,稱為「逐除」,後又稱除夕的前一天為小除,即小年夜;除夕為大除,即大年夜。
古代的人們除了在春節的時候貼春聯,還要貼著門神。傳說,大門上貼兩位門神就會讓所有的鬼怪害怕,從而保護家裡平安。古人認為,相貌出奇的人都會有神奇的本領和不凡的品性。他們善良正直,驅邪捉鬼是他們的責任,就像天師鍾馗一樣。所以漢族民間的門神都是長相兇狠的,手裡都拿著一把武器。
唐朝以後,門神除了以往的神荼和郁壘外,百姓又把秦叔寶和尉遲恭這兩位唐朝名將當做門神。據傳說,唐太宗李世民得了病,常聽見外面有鬼哭狼嚎,於是就讓這兩位將軍鎮守在門口,之後那些鬼怪就沒有再來。於是漢族民間就開始流傳了將秦叔寶和尉遲恭兩個將軍當做門神貼在門上。一直流傳到了今天。
當午夜交正時,新年鍾聲敲響,整個中華大地上空,爆竹聲震響天宇。在這「歲之元、月之元、時之元」的「三元」時刻,有的地方還在庭院里壘「旺火」,以示旺氣通天,興隆繁盛。在熊熊燃燒的旺火周圍,孩子們放爆竹,歡樂地活蹦亂跳,這時,屋內是通明的燈火,庭前是燦爛的火花,屋外是震天的響聲,把除夕的熱鬧氣氛推向了最高潮。歷代的詩人墨客總是以最美好的詩句,贊頌新年的來臨。王安石的《元日》詩: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置天地桌,這是一個臨時性的供桌,是除夕專設之桌。一般無大祠堂之家特別重視天地桌,因為平時對先祖神仙供獻較少,到年終歲盡時對先祖神仙大酬勞一次,此外,這桌主要是為接神使用。天地桌的內容與常年祠堂有所不同,除共有的掛錢、香燭、五供、大供之外還要掛畫像,與拜偶像不同,大都是表達對先祖敬意,福祿壽三星畫像等。以上諸像有的接神後即焚化,有的則須到破五、甚至到燈節才焚燒。擺天地桌的位置也不統一,如堂屋地方寬大,可置於屋中,如屋內無地,就置於院中。傳說此夜為天上諸神下界之時,所以漢族民間有此接神習俗。
我國漢族民間在除夕有守歲的習慣,俗名「熬年」。守歲從吃年夜飯開始,這頓年夜飯要慢慢地吃,從掌燈時分入席,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根據宗懍《荊楚歲時記》的記載,至少在南北朝時已有吃年夜飯的習俗。 守歲的習俗,既有對如水逝去的歲月含惜別留戀之情,又有對來臨的新年寄以美好希望之意。
放爆竹描繪了我國人民歡度春節盛大的喜慶情景。爆竹聲響是辭舊迎新的標志、喜慶心情的流露。經商人家.放爆竹還有另一番意義:他們在除夕之夜大放炮仗是為了新的一年大發大利。不過,據舊習認為,敬財神要爭先,放爆竹要殿後。傳說,要想發大財者,炮仗要響到最後才算心誠。
孩子們在玩耍放爆竹的時候,也正是主婦們在廚房裡最忙碌的時刻,年菜都在前幾天做好了,而年夜飯總要在年三十當天掌廚做出來。在北方,大年初一的餃子也要在三十晚上包出來。這時家家的砧板都在噔噔噔地忙著剁肉、切菜。此時,家家戶戶傳出的砧板聲,大街小巷傳出的爆竹聲,小店鋪子傳出的「劈劈啪啪」的算盤聲和抑揚頓挫的報帳聲,再夾雜著處處的說笑聲,此起彼伏,洋洋盈耳,交織成除夕歡快的樂章。
吃年夜飯,是春節家家戶戶最熱鬧愉快的時候。大年夜.豐盛的年菜擺滿一桌,闔家團聚,圍坐桌旁,共吃團圓飯,心頭的充實感真是難以言喻。人們既是享受滿桌的佳餚盛饌,也是享受那份快樂的氣氛,桌上有大菜、冷盆、熱炒、點心,一般少不了兩樣東西,一是火鍋.二是魚。火鍋沸煮,熱氣騰騰,溫馨撩人,說明紅紅火火;「魚」和「余」諧音,是象徵「吉慶有餘」,也喻示「年年有餘」。還有蘿卜俗稱菜頭,祝願有好彩頭;龍蝦、爆魚等煎炸食物,預祝家運興旺如「烈火烹油」。最後多為一道甜食,祝福往後的日子甜甜蜜蜜,這天,即使不會喝酒的,也多少喝一點。[3]
年夜飯的名堂很多,南北各地不同,有餃子、餛飩、長面、湯圓等,而且各有講究。北方人過年習慣吃餃子,是取新舊交替「更歲交子」的意思。又因為白面餃子形狀像銀元寶,一盆盆端上桌象徵著「新年大發財,元寶滾進來」之意。有的包餃子時,還把幾枚沸水消毒後的硬幣包進去,說是誰先吃著了,就能多掙錢。吃餃子的習俗,是從漢朝傳下來的。相傳,醫聖張仲景在寒冬臘月,看到窮人的耳朵被凍爛了,便製作了一種「祛寒嬌耳湯」給窮人治凍傷。他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溫熱的葯材,用麵皮包成耳朵樣子的「嬌耳」,下鍋煮熟,分給窮人吃,人們吃後,覺得渾身變暖,兩耳發熱。以後,人們仿效著做,一直流傳到今天。新年吃餛飩,是取其開初之意。傳說世界生成以前是混沌狀態,盤古開天闢地,才有了宇宙四方,長面,也叫長壽面。新年吃面,是預祝壽長百年。
壓歲錢是由長輩發給晚輩的,有的家裡是吃完年夜飯後,人人坐在桌旁不許走,等大家都吃完了,由長輩發給晚輩,並勉勵兒孫在在新的一年裡學習長進,好好做人。有的人家是父母在夜晚待子女睡熟後,放在他們的枕頭下,更多的人家是小孩子們齊集正廳,高呼爺爺奶奶、爸爸媽媽新年快樂,列隊跪拜;而後伸手要紅包。甚而追討到爺爺媽媽的卧房,一齊跑到床沿,大嚷特嚷:「壓歲錢,壓歲錢!」老人家還嫌不夠熱鬧,故作小氣,由討價還價到圍攻摸索,最後把老祖宗的紅包挖掘出來,大家搶掠一空,才呼嘯而散。老人家逢此情景卻樂不可支,認為這是新年事事順利的好兆頭。過年給壓歲錢,體現出長輩對晚輩的關愛,和晚輩對長輩的尊敬,是一項整合家庭倫理關系的民俗活動。
接神是為新舊年分野,但接神時間亦不太統一。有的子時一到就開始舉行儀式,有的到"子正"之時,即午夜零點開始接神,有的則在"子正"之後方接。祭灶後,諸神都回天宮,不理人間俗事,到除夕子時後,即起源新一年來臨時,又降臨人間理事。接神的儀式在天地桌前舉行,由全家中的最長者主持。因為諸神所居的天界方位不同,下界時來的方向自然也不同,至於接何神,神從何方來,要預先查好"憲書",然後帶領全家舉香在院中按方位接神。如辛未年的"憲書"上指示:"財神正東、福神正南、貴神東北、喜神西南、太歲神西南等"。按方位叩首禮畢後,肅立待香盡,再叩首,最後將香根、神像、元寶錠等取下,放入早已在院中備好的錢糧盆內焚燒。焚燒時同燃松枝、芝麻秸等。接神時鞭炮齊鳴,氣氛極濃烈。
接神後,將芝麻秸從街門內鋪到屋門,人在上面行走,噼叭作聲,稱為"踩歲",亦叫"踩祟"。由於「碎」與「祟」同音,取新春開始驅除邪祟的意思。
古時,祭祖禮俗很盛。因各地禮俗的不同,祭祖形式也各異,有的到野外瞻拜祖墓,有的到宗祠拜祖,而大多在家中將祖先牌位依次擺在正廳,陳列供品,然後祭拜者按長幼的順序上香跪拜。漢人祭祖,多半做魚肉碗菜,盛以高碗,頗有鍾鳴鼎食之意。南方人流寓北京的,祭祖尤為隆重,大半是八碗大菜,中設火鍋,按靈位設杯箸,在除夕、元旦、元夜,都將火鍋扇開,隨時換菜。旗族人祭祖,滿蒙不同,蒙古旗人供以黃油炒黃米面,撤供時炸以香油,蘸以白糖,另有風味。滿洲旗人祭祖,供核桃酥、芙蓉糕、蘋果、素蠟檀香,靜肅異常。除夕夜和元旦供素煮餑餑,上元夜供元宵,每日早晚焚香叩頭,獻供新茶。祭祖形式雖各不同,大半都是除夕夜懸影,上元夜撤供,親朋之至近的,拜年時也必須叩謁祖先堂,不獨慎終追遠至意不泯,因其人敬其祖的美德,也藉此保存了。
屠蘇酒是一種葯酒。在古代習俗中,元日全家飲屠蘇酒,以祛不正之氣。製作屠蘇酒的方法是:用大黃一錢,桔梗,川椒各一錢五分,桂心一錢八分,茱萸一錢二分,防風一兩,以絳囊盛之懸於井中,至元日寅時取起,以酒煎四五沸。古時飲屠蘇酒,方法很別致。一般人飲酒,總是從年長者飲起;但是飲屠蘇酒卻正好相反,是從最年少的飲起。大概年少者一天天長大,先飲酒以示祝賀,而年長者過一年少一年,後飲以示挽留。宋朝文學家蘇轍的《除日》詩道:「年年最後飲屠蘇,不覺年來七十餘。」說的就是這種風俗。這種別開生面的飲酒次序,在古代每每令人產生種種感慨,所以給人留有深刻的印象。
在北方,有的人家還要供一盆飯,年前燒好,要供過年,叫作「隔年飯」,是年年有剩飯,一年到頭吃不完。這盆隔年飯一般用大米和小米混合起來煮,北京俗話叫「二米子飯」,是為了有黃有白,這叫作「有金有銀,金銀滿盆」的「金銀飯」。不少地方在守歲時所備的糕點瓜果, 都是想討個吉利的口彩:吃棗(春來早),吃柿餅(事事如意)吃杏仁(幸福人),吃長生果(長生不老),吃年糕(一年比一年高)。除夕之夜,一家老小,邊吃邊樂,談笑暢敘。
正月
初一拜大年
春節俗稱「過年」,但是一般正月初一也被稱為「元旦」,隋代杜台卿在《五燭寶典》中說:「正月為端月,其一日為元日,亦雲正朝,亦雲元朔。」「元」的本意為「頭」,後引申為「開始」,因為這一天是一年的頭一天,春季的頭一天,正月的頭一天,所以稱為「三元」;因為這一天還是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所以又稱「三朝」;又因為它是第一個朔日,所以又稱「元朔」。正月初一還有上日、正朝、三朔、三始等別稱,意即正月初一是年、月、日三者的開始。
十五元宵節
元宵節是我國主要的傳統節日,也叫元夕、元夜,又稱上元節,因為這是新年第一個月圓夜。因歷代這一節日有觀燈習俗,故又稱燈節。元宵節俗的形成有一個較長的過程,據一般的資料與民俗傳說,正月十五在西漢已經受到重視,漢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宮祭祀「太一」的活動,被後人視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聲。因為它處在新的時間點上,人們充分利用這一特殊的時間階段來表達自己的生活願望。
元宵放燈的習俗,在唐代發展成為盛況空前的燈市,中唐以後,已發展成為全民性的狂歡節。唐玄宗(公元685—762)時的開元盛世,長安的燈市規模很大,燃燈五萬盞,花燈花樣繁多,皇帝命人做巨型的燈樓,廣達20間,高150尺,金光璀璨,極為壯觀。
以後歷代的元宵燈會不斷發展,燈節的時間也越來越長。唐代的燈會是「上元前後各一日」,宋代又在十六之後加了兩日,明代則延長到由初八到十八整整十天。
到了清代,滿族入主中原,宮廷不再辦燈會,漢族民間的燈會卻仍然壯觀。日期縮短為五天,一直延續到今天。
「猜燈謎」又叫「打燈謎」是元宵節後增的一項活動,出現在宋朝。南宋時,首都臨安每逢元宵節時制迷,猜謎的人眾多。開始時是好事者把謎語寫在紙條上,貼在五光十色的彩燈上供人猜。因為謎語能啟迪智慧又饒有興趣,所以流傳過程中深受社會各階層的歡迎。
唐宋時燈市上開始出現各式雜耍技藝。明清兩代的燈市上除有燈謎與百戲歌舞之外,又增設了戲曲表演的內容。
歷代人們除游燈市外,又有迎紫姑祭廁神、過橋摸釘走百病等習俗,有擊太平鼓、秧歌、高蹺、舞龍、舞獅等游戲。同時,還要吃些應節食物:南北朝時代元宵節吃伴和肉與動物油熬煮的豆粥或米粥,唐代吃一種叫「面繭」的麵食和焦飠追(即烤餅),到宋代有鹽豉湯和綠豆粉做的科斗羹,並出現了「圓子」,此後元宵節南北方均以吃元宵

元宵
為習。
傳統社會的元宵節是城鄉重視的民俗大節,在城市元宵喧鬧尤為熱烈,它體現了中國民眾特有的狂歡精神。傳統元宵所承載的節俗功能已被日常生活消解,人們逐漸失去了共同的精神興趣,復雜的節俗已經簡化為「吃元宵」的食俗。
送孩兒燈簡稱「送燈」,也稱「送花燈」等,即在元宵節前,娘家送花燈給新嫁女兒家,或一般親友送給新婚不育之家,以求添丁吉兆,因為「燈」與「丁」諧音。這一習俗許多地方都有,陝西西安一帶是正月初八到十五期間送燈,頭年送大宮燈一對、有彩畫的玻璃燈一對,希望女兒婚後吉星高照、早生麟子;如女兒懷孕,則除大宮燈外,還要送一兩對小燈籠,祝願女兒孕期平安。
迎紫姑,紫姑也叫戚(七)姑,北方多稱廁姑、坑三姑。古代漢族民間習俗正月十五要迎廁神紫姑而祭,占卜蠶桑,並占眾事。傳說紫姑本為人家小妾,為大婦所妒,正月十五被害死廁間,成為廁神,所以漢族民間多以女子做成紫姑之形,與夜間在廁所間豬欄迎而祀之。此俗流行於南北各地,早在南北朝時期就見於記載。
走百病也叫游百病,散百病,走橋等,是一種消災祈健康的活動。元宵節夜婦女相約出遊,結伴而行,見橋必過,認為這樣能祛病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