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電影紅星照耀中國選取了書中的什麼情節
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代表作《紅星照耀中國》改編成影片並於今日正式上映，從書本走向熒屏，斯諾及其著作《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近年來一直是各大高校考研真題的常客，今天阿匠專門開設一個專題版塊來聊聊這位傳奇記者的故事。
埃德加·斯諾1905年出生於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城。他是第一個來到陝北蘇區報道中國革命的記者，是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采寫《毛澤東自傳》的作家，是第一個將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傳奇故事傳遍世界的外國人，也是第一個登上天安門城樓陪同毛澤東觀禮中國國慶慶典的外國記者。
除了埃德加·斯諾以外，抗戰時期還有一些著名的外國記者來華采訪報道，正是這些外國記者，利用各種途徑走向抗日最前線和各個抗日根據地，在追尋中共足跡過程中探究中國革命的真相。他們用手中的筆和鏡頭，從不同視角將清貧而廉潔的共產黨員、裝備低劣卻始終奮戰在民族解放第一線的人民軍隊呈現在世人面前。
第一位訪問延安的外國女記者史沫特萊
艾格妮絲·史沫特萊，美國著名女記者、作家、社會活動家。1929年初，史沫特萊以《法蘭克福日報》記者身份來到中國，並赴各地進行采訪。希特勒上台後， 她改為擔任英國《曼徹斯特衛報》駐中國記者。1934年史沫特萊再次來華。1936年冬，她到達西安，准備去延安。恰逢西安事變爆發後國民黨封鎖消息，史沫特萊在西安無線電台將事變情況及時向上海的西方新聞媒體通報，成了相當一段時間里唯一的英文新聞來源，一時聲名鵲起。
抗戰期間，她隨八路軍、新四軍轉戰各地，寫了大量介紹中國抗戰的報道。同時，她在國際上積極為中國抗戰籌集醫葯和其他物資，促成了中國紅十字會成立。史沫特萊十分關注中國革命，撰寫了《中國的戰歌》《中國紅軍在前進》《中國在反擊》等作品，在中國青年中影響很大。她寫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主要記錄了朱德60歲以前的革命歷程），影響深遠。
第一位訪問延安的英聯邦記者詹姆斯·貝特蘭
詹姆斯·貝特蘭，紐西蘭人，著名的新聞記者。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傾向社會主義。20世紀30年代，因獲得英國西塞爾·羅得斯獎學金到燕京大學進修中國政治，與埃德加·斯諾夫婦交好。西安事變爆發後，貝特蘭受邀對有關情況進行了采訪，並打破新聞封鎖，與當時正在西安的史沫特萊一起在西安無線電台通過英文把西安事變的真實情況向外傳播。
與此同時，他搜集了大量有關西安事變的第一手資料，寫成《中國的危機：西安兵變真相》，1937年在英國出版。該書1938年在美國出版，時改名為《中國的第一幕：西安兵變》，1939年在中國出版時由上海譯報圖書部印行的中譯本名為《中國的新生———西安事變的真實記錄》。正是他，傳播出中國人民的心聲，紅軍是農民的軍隊，紅軍是中國人民的軍隊」。
「中國人民很好的宣傳家」斯特朗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國著名記者，一生先後六次來到中國。她在美國各大報紙如實報道了抗戰期間中共領導人民軍隊英勇抗戰的業績。同時，她高度關注延安的「紅色理論」，通過紐約《亞美》雜志，第一次把毛澤東思想向世界推介，被毛澤東稱為「中國人民很好的宣傳家 」。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接待斯特朗，「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經她報道後被廣泛傳播。
為延安拍攝了影像片的瑞士記者博斯哈德
瓦爾特·博斯哈德，瑞士人，1931年來華，他是第一個訪問延安並見到毛澤東的歐洲記者。在周恩來、林伯渠等人幫助下，1938年4月，他與美國《芝加哥每日新聞》記者阿·斯蒂爾跟隨一支美國物資運輸大隊到達陝西。與其他外國記者相比，博斯哈德不僅是位優秀的文字記者，還是一位優秀的攝影記者。
在延安期間，他拍攝了大量照片， 還將從西安到延安沿途所見所聞拍攝製成視頻資料， 留下了長達21分49秒的黑白無聲紀錄片。其中，既有毛澤東走出窯洞的畫面， 也有抗大女生唱歌、邊區百姓吃餅、士兵操練等場景。這段紀錄片是外國記者在延安拍攝的第一部影像片，為研究延安時期的中共，積累了非常寶貴而又鮮為人知的新聞素材。
Ⅱ 《風箏》中，鄭耀先在延安時為什麼影子不和他接頭
《風箏》是我近幾年看的比較好的諜戰劇，盡管在立場上有點明顯偏向我方，極大的提高了我黨人員的形象，當然，其中也有揭露和反思，總體上來說，在當前的審核體制下，比較有水平的影視作品吧！尤其是在邏輯的把握上，將國共兩方的特務斗爭情節展現的跌宕起伏。
鄭耀先為什麼被派去延安執行這次任務？
想要鬧明白影子為什麼不和鄭耀先接頭，事實上應該首先搞清楚戴笠為什麼要讓鄭耀先去延安執行任務。
在文中出現的戴笠軍統打入我方特工名單泄露，也就是曾墨怡泄密案，是一次重大的特情事件，70多個人軍統特工潛伏人員被一網打盡，對軍統來說，簡直就是重創，就是恥辱。
很明顯就是軍統內部出了鬼，鬼是誰，極大的可能就是鬼子六，作為一個情報領導的戴笠，打入不了別人的內部並不丟人，最丟人的事是被敵人打入了內部。
老蔣說「寧肯錯殺一千也不放過一個」，實際上還是特情工作做得不好，如果做好了，就應該是一殺一個准。
所以，戴笠極為懷疑鄭耀先，但是緊接著鄭耀先就被我黨武裝人員給打傷，而且差點打死，這對於軍統，尤其是戴笠來說，是極為震驚的，大大降低了鄭耀先的嫌疑，從本質上來說，鄭耀先要是卧底，即使是做戲也不至於往死里做啊。
影子為什麼不和鄭耀先接頭？
但是戴笠是什麼人？他能那麼容易就相信鄭耀先嗎？畢竟，曾墨怡案還沒找出真凶，再加上戴笠很可能早就接到了軍統高層有代號為風箏的卧底的情報，而且還有別的情報，一種不能用電報發送這樣的情報（延安撤退路線圖），所以，才要人去接頭。
戴笠選擇鄭耀先，並不是戴笠相信鄭耀先，而是一次考驗，江心是一個障礙，宮庶也是一個障礙，影子又是一個障礙，所以，戴笠的目標就是看看鄭耀先到底是不是卧底，是的話就幹掉。
影子韓冰不和鄭耀先接頭，其實就是在考驗鄭耀先，江心這種性格根本不適合做特工，早就已經暴露了，之所以戴笠還利用她，就是為了遙控江心的父親江副主任；宮庶是一個保險，一旦鄭耀先暴露，宮庶就是結束鄭耀先什麼的劊子手。
其實很有可能，鄭耀先到延安去這個任務，根本就是韓冰要求戴笠的，她也是在考驗鄭耀先，之所以不接頭，很可能也是根本不想和鄭耀先接頭，直到鄭耀先要離開延安的時候再遞交情報，即使給情報，也不暴露自己，因為相對於證明鄭耀先是叛徒更為重要的是保護好自己的身份，韓冰之所以一直到最後才暴露，很可能是從死人堆裡面堆出來的，因為影子很可能是重影，前面都有擋的東西。
而且，影子給鄭耀先的是兩份情報，很可能也事先告訴了戴笠，那就是有兩份情報，並且都是特殊處理密封的，一旦打開就可以確定鄭耀先是特務，但是鄭耀先不但打開了，而且兩個都打開了（他要不打開，怎麼可能知道有一份是撤退路線），最後卻又密封回去了，手段應該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戴笠活著，那鄭耀先一定是報廢的，因為戴笠知道那是兩份情報，少一份還是說明鄭耀先是叛徒。
層層考驗，層層試探，都是為了看看鄭耀先到底是不是特務，因為曾墨怡案沒有結案，沒有結案就說不清嫌疑。
其實按照戴笠的設想，鄭耀先基本上是有去無回的。如果鄭耀先是鐵桿軍統人員，我方延安軍方不會放過這個讓他們恨之入骨的鬼子六。如果鄭耀先露出是我黨潛伏人員的馬腳，他身邊的宮庶會對其格殺勿論。
只是沒想到鄭耀先憑借自己良好的心理素質和過硬的公關交鋒，硬是讓延安方面沒辦法坐實他就是鬼子六鄭耀先。其實在延安的時候，影子韓冰包括其手下江萬朝都在想辦法找出鄭耀先的破綻，幸虧鄭耀先臨場處理能力強，完全以不變應萬變，打死不承認自己是鄭耀先。而且還差點被共方的江心用帶毒的刀刺殺，這個時候影子和宮庶都不能確定鄭耀先到底是什麼身份了。
影子韓冰更加不會露出任何暴露自己身份的馬腳，畢竟她的主要任務是找出潛伏中的風箏。而且在延安這種周圍都是明崗暗哨的情況下，稍微一步不對，不僅完不成自己潛伏的使命和任務，還有性命之虞。
所以，最後影子在不能確認鄭耀先身份的情況下，只好用一顆特製的子彈將情報交給鄭耀先帶回給戴笠復命，而且這也是極為陰損的一招。因為只有她和戴笠知道子彈裡面的結構和情報的打開方式，並且告知鄭耀先情報極為重要，倘若鄭耀先是我方潛伏人員，必然會想方設法打開子彈獲取情報，還好一切都在鄭耀先的計算之內，鄭耀先暫時化險為夷。
首先要說鄭耀先非常迫切的找出影子，因為影子的危害，要遠超那70個名單，而影子是懷疑鄭耀先是不是隱藏的風箏而對他進行甄別。也就是說，她們兩個是一個想見，一個不想見。
其次，也說明這個劇情出現了一個最大的笑話：一個非常精明，長著火眼金睛的鄭耀先，一眼就看出來江副書記是特務，卻花了近四十年的時間，都沒有找到影子，而一個毫無經驗的娃娃高君寶，用了不到數月就和影子接上了頭，這是多麼大的反差，難道這不違背邏輯嗎？
柳雲龍主演的另一部劇《告密者》同樣范了同樣漏洞，輾轉曲折，死了那麼多人，都沒有注意到一個雙目失明的小女孩寶寶這條線索，給人的感覺是一個大笨蛋，最後還是斷送了寶寶的性命。兩個柳雲龍，風格完全一致，千慮之後，出現更大的失誤，實在是與智者不符。稍微動點腦子，全劇情節就不一樣了，使人看著很不舒服，為什麼呢，是演員，還是導演？
因為韓冰就是影子，而韓冰每天都在與鄭耀先見面。只不過，韓冰不敢也不會暴露自己的身份。有三個原因：
第一，鄭耀先這次帶傷出行，實際是戴笠安排的一次試探行為，如果影子貿然暴露，就存在很大風險。
第二，韓冰負責鄭耀先的溝通協調甚至是監視行動，對鄭的行蹤了如指掌，她有把握在不暴露自己的情況下，用最安全的方式傳遞情報。
第三，影子之外還有影子，他就是江副主任，他的任務就是掩護真正的影子，在這種情況下，韓冰更沒有必要跳出來相認。
《風箏》這部由柳雲龍自編自演的電視劇劇情懸疑，故事情節令人深思，多數情節令人感動，他在劇中演的鄭耀先是惟妙惟肖，深得廣大人民的喜愛，劇中有個情節他在延安時影子為什麼不與他接頭，確實令人不解，但我認為有以下幾點:
1. 影子是戴笠安插在共產黨內部的一個釘子，她不可能輕易暴露，這也是由於戴笠是個生性多疑的人，作為國名黨軍統的一個特務頭子，他不輕易的相信任何一個人，對軍統六哥（鄭耀先）更是持有懷疑的態度，在不完全確定身份之前，影子是不可能暴露的。
2. 這也是柳雲龍導演劇的高明之處，不讓影子輕易暴露，是為了讓劇情更加懸疑，吸引群眾的眼球，要是極早暴露影子的身份，以後的劇情會不是那麼精彩，那麼的生動形象。
柳雲龍的電視劇確實不錯，劇情也引起了廣大人民的喜愛，真期待柳雲龍會拍出更好的電視劇，給人們生活中帶來一絲樂趣。
一下幾個原因:第一因為她知道了風箏的存在，想要得到風箏是誰。
第二她是進入共產黨心臟的人物，在沒有得到撤退消息的時候是不會暴露自己，因此這個時候和一個沒有百分之百保證的人是沒法見面，一個高級特工的特點。
第三她也可能知道暴露會犧牲，所以她不願意暴露，畢竟她還有下線和同夥。
第四這個問題真就沒必要回答，因為一百個人有一百個想法，只要能夠符合劇情需要沒有漏洞就行，而且要有一個深的伏筆，不然影子吃了盒飯，後面的劇情還怎麼展開
《風箏》是近年來諜戰片中表現較為突出的影片之一，之所以表現突出，就是因為該片更加符合實際，沒有「標簽化」，沒有「臉譜化」，等到最後當大家知道韓冰就是「影子」後，更沒有人能恨她，就想宮庶一樣，雖然是特務，但又有多少人不喜歡他呢？
下面就來說說在延安時為什麼影子不和他接頭？
第一，其實已經接頭了，「影子」只是一個代號，是一個小組，不單指韓冰，老常也是該小組人員之一。六哥，宮庶他們撤離時，老常已經表明了身份，並且打死了江心，將情報傳遞給了六哥他們，所以說沒有接頭是不對的，只是沒有和韓冰見面。
第二，弄清楚六哥，宮庶去延安的目的。六哥去延安是為了情報但不單單是為了情報，還有他也知道這是戴笠對他的考驗，對他的一種試探，試問這種情況下，那麼重要的第73人，怎麼可能隨便見他。
第三，這就是這部電視劇的嚴謹之處，要知道不論是我黨還是國民黨在特工方面發展是很完善的。按照間諜工作原則，都是單線聯系，是不允許橫向之間聯系的，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老陸被害以後，六哥和我黨失去了聯系。所以韓冰也不能和六哥接頭，只能通過老常來完成情報的傳遞。
主要有以下幾點：
1、延安之行，本就是戴笠對鬼子六的試探甄別行為，並不是所謂的接頭，戴笠臨行前給宮庶的交代，共黨江心的跟隨，都足以證明這絕不是一個接頭行動。
2、影子是隱藏延安我黨心臟的高級特工，接頭暗號只有宮門倒郵票，所謂的派克鋼筆都是幌子，軍統又不是傻子，也都是精英組成的，斷不會貿然接頭。
3、延安之行的甄別結果並沒有結論，整個監視過程，發現鬼子六既有對延安的莫名情愫，又有原有的狡詐、陰險，甄別毫無價值。
綜上無論從哪一點看，影子都不會與鄭耀先接頭。
因為戴笠懷疑老六，早就聯系過影子，六哥去延安，用的是借刀殺人和一石二鳥的計策，派宮庶跟著監督。其實戴笠要就知道內部有風箏，最後六哥給拿回的子彈頭情報其實就是份沒價值的情報。
Ⅲ 梁漱溟為什麼與眾不同
做學問和做其他許多事情一樣，不能上來就干，要有一些積累和准備，即所謂「學術基礎」，或者說「知識結構」。魯迅的學術基礎是國學、德國哲學和浪漫主義詩學等；周作人的知識結構相當駁雜，他把它們分成八類：詩經論語註疏、小學、文化史料、年譜日記游記家訓尺牘、博物書、筆記、佛經、鄉賢著作。從那個年代過來的學者，各有偏好，術業也各有專攻，但私塾似乎是他們接受教育的共同起點，差不多都是從四書五經中背出來的。梁漱溟則不一樣。他接受教育，盡管也是從這里起步，但他生長在北京，其父為開明人士，因而能得風氣之先，成長經歷與同輩學者之間，有本質上的不同。
梁漱溟5歲開蒙，讀過《三字經》和《百家姓》後，就在接著要讀四書五經的當口，趕上了變法維新。父親梁巨川本來就不贊同兒童讀經，此時借「停科舉、廢八股」之機，便斷了兒子的讀經之路，讓他去看《地球韻言》。此書的內容，顧名思義，多是一些歐羅巴、亞細亞、太平洋、大西洋之類，說的是世界大勢。第二年，北京出現了第一個「洋學堂」――中西小學堂。梁漱溟便被父親送到這里讀書。後雖因社會動盪，他轉過幾次學，11歲時還曾回家請先生教讀一年，但仍不習四書五經，而是讀小學課本，他後來曾回憶說：「我對於四書五經至今沒有誦讀過，只看過而已。這在同我一般年紀的人是很少的。」1906年，13歲的梁漱溟考入順天中學堂，1911年畢業於順天高等學堂。這便是梁漱溟最後的學歷。
梁漱溟曾說：「我的自學始於小學時代。」在同齡孩子死背四書五經的時候，他卻能津津有味地看著一種課外讀物――《啟蒙畫報》。《啟蒙畫報》的創辦者彭翼仲與梁家是親戚，他手創了三種報紙――《啟蒙畫報》、《京話日報》和《中華報》。《啟蒙畫報》作為中國人在北京創辦的第一家報紙，讀者寥寥，頭幾年一直負債經營，幾度瀕臨倒閉。這類不為當時社會主流觀念所接受的讀物，卻成就了梁漱溟的自學基礎。梁漱溟成名多年以後，仍能清晰和細致地回憶出《啟蒙畫報》的大致內容。梁漱溟十來歲時，已經擁有了三整年六巨本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和一整年的《新小說》（雜志月刊）。
在中學時代，梁漱溟依然不看「正書」而讀報，這在與梁漱溟同輩且齊名的學者中，似乎很難找到這樣類似的成長經歷。這應該歸因於父親對他的「放任」。梁漱溟在一些回憶文字中，也曾反復申明過。他說：「由於先父對子女採取信任與放寬態度，只以表明自己意見為止，從不加干涉，同時又時刻關心國家前途，與我議論國家大事，這既成全了我的自學，又使我隱然萌露對國家社會的責任感，而鄙視只謀一人一家衣食的『自了漢』生活。這種向上心，促使我自中學起即對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追求不已。」可見梁巨川不僅「放任」梁漱溟，更影響著梁漱溟。
正因如此，梁漱溟與那些「國學大師」們，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兩條路。他們是先打基礎，然後專心問學，梁漱溟則說：「我本來無學問，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來，實來自我的問題，來自我的認真。因為我能認真，乃會有人生問題，乃會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學。」他顛覆了治學之路上的某些鐵的定律，這是尤其發人深思的。同時，父親對梁漱溟的影響，不僅是深刻的，而且是持久的。1918年，梁巨川在60生辰的前三天，因憂國而投湖，臨走前他還在和兒子討論國際形勢，他問梁漱溟：「世界會好嗎？」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他點頭說：「能好就好啊。」這是他留在世間的最後一句話。梁漱溟感慨說：「父子最末一次說話，還說的是社會問題。」
不是學者
梁漱溟是不是學者，這本來不成問題。1916年，他23歲時就在蔡元培校長的引薦下任教於北京大學哲學門（系），次年開講，先講「印度哲學」，再講「儒家哲學」。講「儒家哲學」時，因聽者踴躍，除一般學生外，還有三四五十歲的前輩，還有一些當時及後來的風雲人物。四年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出版，更使他享有新儒學先驅者的盛名。他是因學問而出名的，世人歷來也是以「知名學者」來看待他的。
但是，梁漱溟本人卻一向不自視為學者，也一向不為了學問而做學問。他生前曾在許多文字或演講中明確表態。1930年，他在題為《我是怎樣一個人》的文章中寫道：「大家誤解我什麼？這就是誤認為我是一個學者，甚或說是什麼『哲學家』、『佛學家』、『國學家』……這真是於兩面都不合適：一面固然糟蹋了學者以及國學家；一面亦埋沒了我簡單純粹的本來面目……談學問，在我只是不得已，非是有心……我只是好發生問題――尤其易從人事上感觸發生問題。有問題，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見；有主見，就從而有行動發出來。外人看我像是在談學問，其實我不過好用心思來解決我的問題而已，志不在學問也。我一向之談哲學，談心理學，始終是此態度；今日所談又涉及政治與經濟，仍不外此。」
此時，梁漱溟不足40歲，他的後半生，依然沒有變。在梁漱溟看來，儒學也好，佛學也好，都是人生實踐之學。他曾說：「孔子的東西不是一種思想，而是一種生活。」他認為如果在大學講堂里把孔子學說只當做哲學思想來講，則「其固有精神實質亡矣！」梁漱溟曾再三強調，孔子的學問是專門致力於人的身心進於自覺、自主，使人的生命整體上有所變化和提高，將自己的智慧用於修養實踐上。把四書五經背得爛熟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將儒家的精神用在自己身上，用在人類社會。這個觀點貫穿於梁漱溟的一生，他晚年依然認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國人有的是需要學習的東西，而中國古書汗牛充棟，除了少數研究者，未必人人都要去讀，但有一本書，即《論語》，作為中國知識分子，是不可不讀的。
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艾愷曾與梁漱溟有過十餘次長談，他稱梁為「最後一個儒者」。1924年夏天，他在當講之年毅然辭去多少人夢寐以求的北大教職，此後，再也沒有回到大學的講台上。當時也有幾所大學請梁漱溟去，但梁漱溟謝絕了這些邀請。多年後，他在寫給侄子的信中說：「我這里沒有旁的念頭，只有一個念頭：責任。」又說：我「處處皆有責任，而我總是把最大的問題擺在心上。所謂最大的問題即所謂中國問題」。在這樣的信念驅動下，梁漱溟南來而北往，數十年如一日，奔波於他的「人生實踐」之路。
請看梁漱溟的若干經歷：他在1924年（31歲）辭去北大教職後，先用七八年的時間，到山東、廣東、上海、山西、河南等地辦學和考察。自1931年起，梁漱溟落腳山東鄒平，開始了長達七年的鄉村建設活動。兩年後，他把妻子及兩個孩子從北平接到鄒平，全家的生活從某種意義上說，等於從一個世界到了另一個世界。他的長子梁培寬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
「鄒平縣城很小，一個百貨店都沒有……沒有水電，我們生活在那裡，吃的是井水，點的是油燈。當然也沒有什麼劇院影院之類的文化場所，除了縣城西關在逢五逢十兩天上午集市中有一番熙熙攘攘的熱鬧，平日縣城裡總是冷冷清清，基本上過的就是農村生活……父親平時在研究院與學生同吃同住，只是偶爾回趟家」。
在這樣的環境里，梁漱溟一干就是七年。梁漱溟曾在若干場合對這七年有過簡略總結。例如半個世紀後，他在自撰的《生平述略》中說：「1931年與同仁赴山東鄒平創辦山東鄉村研究院……它以全體鄉民或村民為對象，培養農民的團體生活習慣與組織能力，普及文化，移風易俗，並借團體組織引進科學技術，以提高生產，發展農村經濟，從根本上建設國家。此項試驗在進行七年之後，終因1937年日寇入侵而被迫停止。」
抗戰的爆發，讓梁漱溟為之努力七年的鄉村建設活動戛然而止。但隨後他進入了自己政治上的活躍歲月。1938年1月，梁漱溟訪問延安，與中共領導人進行了廣泛接觸，和毛澤東談話達八次之多（其中兩次通宵達旦）。1939年2月，梁漱溟赴晉冀豫皖蘇魯等地的敵後游擊區巡視，與國民黨將領蔣鼎文、閻錫山、衛立煌、程潛和八路軍、新四軍領導人羅榮桓、陳光、彭雪楓等都進行了會晤，在槍林彈雨、風餐露宿甚至上頓不接下頓的嚴酷環境中度過了八個月。他後來在回顧這段經歷時，用了「歷經艱險」四個字。1940年底，梁漱溟與黃炎培、左舜生、張君勱共同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試圖以「第三方面」的力量協調國共兩黨關系，促成兩黨的團結，以求抗戰的最後勝利。抗戰勝利後，梁漱溟於1946年4月接任民盟秘書長。直到晚年，他在一次帶有總結性的演講中依然這樣說：「我不是一個書生，不是一個單純的思想家、理論家，我是一個實行家、實幹家……我是一個要實踐的人，是一個要拚命乾的人。」
30歲到50歲，被視為生命的黃金時期。學者們的「代表作」，也大多出自這個年齡段。而梁漱溟從31歲退出北大後，二十餘年間奔走於社會，他參與的所有社會活動、政治活動，無疑都屬於在儒家大義指導下的遠離書齋的人生實踐。自這個意義上看，梁漱溟雖享學者之名，實乃一個社會活動家。而他從事各種社會活動的出發點，也就是他一生不斷思考和追求的兩個問題：一是中國問題，二是人生問題。
脫離了俗念
1934年，梁漱溟寫過一篇題為《三種人生態度》的文章，當中的第一種，他稱之為「逐求」，並解釋說：「此意即謂人於現實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飲食、宴安、名譽、聲、色、貨、利等。」縱觀梁漱溟的一生，上列「逐求」的東西，他都看得很淡，甚至視而不見。他在回答艾愷的問題時說：「我總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覺得茶，它有點興奮性。我都不要喝茶；白開水好。我吃飲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類，人家認為好吃的東西我都不要吃，並且我吃得還很少。」上世紀50年代初，梁漱溟在一個《自我檢討提綱》上，也寫過這樣的話：「志不在溫飽，」「惡莫大於俗，以俗為恥。」許多事例表明，梁漱溟達到了這個境界。
梁培寬曾這樣評價父親：「一輩子的態度都是不謀衣食，不顧家室。不因家事拖累所奔赴的大事，是他的原則。」梁培寬拿自己為例回憶說，母親在世時，家事都由母親操辦，1935年母親去世後，父親就把他們兄弟兩人交給學校或親戚家照管生活。而父親對自己和弟弟的教育，一向採取放任的態度，「從小學到中學，父親從不過問我的考試成績，從沒有向我要過成績單。考大學這樣的大事他也不管不問。我上初一的時候，考試成績一般都是中等，父親也沒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年寒假，學校突然通知我補考地理，那時是60分及格，我考了59分。通知單寄來時，父親剛好在旁邊，我就給他看，他看了以後，一個字都沒有說就還給我了，沒有不滿的表示或任何批評。我理解他的意思，不及格是怎麼造成的，你自己清楚，不需要我說，我也說不出來；不及格之後應該怎麼辦，你自己也應該知道，也不需要我多說。」在梁培寬的記憶中，這是父親唯一一次看到自己的成績。後來涉及到「子承父業」的問題時，梁漱溟明確表示，如你們有此意，也很好，但他本人並無此要求。他的意思是，只要你將國家和社會需要作為考慮自己前途的出發點，干大事小事，干這種事那種事，全由自己決定。像梁漱溟這樣以如此態度對待子女的成長，在今天，恐怕是沒人能做到了，即使是在當時，在當時的名家當中，也沒幾個人能做到。不僅是子女的成長，世俗所看重的許多「模式」，在梁漱溟看來，都不是不可以破的。例如過年，在梁漱溟的生活中就幾乎不存在。1930年在河南輝縣辦村治學院時，他給親戚寫信說，看到老百姓生活之苦，就沒有心思回北京過年了。那時兵匪不分，這個年，他是和衣而睡，在分不清鞭炮聲和槍聲中一個人度過的。1935年春節，他在上海訪問軍事家蔣百里。1936年春節是在梧州到南寧的途中過的。1938年初梁漱溟去延安，歸途坐火車到開封時恰值大年三十晚上，他一個人住進河南旅館，就這樣把年過了。1939年春節，他正在前往敵後巡視的途中，2月18日的日記記道：「舊歷除夕，車過三原，晤趙戴文於一花園中；晚抵洛川，途中落雪。」1940年春節，梁漱溟覺得和孩子在一起的時間太少，便利用寒假帶兩個孩子去重慶北碚，除夕是在附近的縉雲寺里過的。解放後，生活穩定，不再東奔西跑，過年時他也和平時一樣，一般都是在寫作，從沒把它當做什麼特別的日子。
很多名人在本業之外，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愛好。上世紀30年代，留美女學者俞慶棠曾問梁漱溟有什麼愛好，梁答：我的愛好是思考問題。俞聽後說，這太可怕了！思考問題本是一種工作，怎麼能夠當做愛好呢？梁漱溟的一個學生有一次和梁漱溟夫婦同坐一趟火車，見梁夫婦間一路無話，就對梁漱溟說，旅途中應該聊聊天，怎麼你坐在那裡一言不發？梁漱溟說，你不要以為我是在閑著，你看我閑的時候可能是我最忙的時候。正是因為這個「愛好」，梁漱溟在北大教書時一度腦子總停不下來，以致嚴重失眠，身體不能支持，向蔡元培校長提出過辭呈。他曾說，自己的頭腦「好像一條長的繩索，發揮放射出去，就收不回來」。他也曾在一個記事本上寫過這樣兩句話：「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負擔。」
梁漱溟信佛，甚至被許多人視為佛學家。但他從不燒香拜佛，家裡也從不供奉佛，入廟也只是參觀式地看看。梁漱溟的信佛，和芸芸眾生從利害出發許願還願那一套是兩回事。宗教信仰在境界上有高低之分，後者滿足於偶像崇拜，心態上並沒有脫俗；前者則是從佛理中吸取有益的東西。梁漱溟正是出於對佛教教義、教理的理解和推崇而走進佛學的。但形式上的一些東西，他並不去追求。例如他的食素，和僧人的吃齋是不一樣的，類似牛奶、雞蛋這些能提供人體必須攝取的營養的食品，他並不一概拒絕。梁漱溟被稱為新儒學的奠基人，但他從不以這個稱號自居，就是對孔子的學說，自己也只是在其殿堂之外往裡看，看到了一些，還不敢說已登堂入室，只是比有些人多一點罷了。他的這種學術境界，在當年和今天，都是十分難得的。
Ⅳ 這是毛主席給傅斯年的手跡、周恩來與傅斯年的合影，為何會在台灣
1945年7月傅斯年、黃炎培等6人訪問延安時，留下了兩份珍貴的 歷史 資料。
如今，這兩個珍貴的 歷史 資料珍藏在台灣。它們的背後有何動人的故事？
傅斯年（1896-1950年），字孟真，我國著名的史學家、教育家、 社會 活動家。他的七世祖傅以漸是清代開國狀元，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尚書。
此後，傅氏家族便榮冠當世，漸成聊城名門望族。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少負才名，博古通今，尤精詩文書畫，年僅17歲便被選為拔貢。傅淦卻不願入仕，終生不願謀取一官半職。
傅斯年的父親傅旭安，中舉之後，也是不肯人仕，而是甘心以教書為業。
先輩兩代絕意仕途的品行就影響了傅斯年的一生，所以才有傅斯年「參政不從政」的人生軌跡。
不幸的是，傅旭安年紀輕輕就過早亡故，傅氏家境開始衰落。那年，傅斯年剛滿9歲。
由於生計艱難，他的母親經常帶著他與弟弟去鄉下外祖母家小住，使他目睹了聊城農民的困苦生活，對他影響至深。
於是，在他幼小的心靈產生了人生艱難的壓力，也使他日後比較容易接近和了解中國的下層 社會 。並鑄就了他一生自強不息、奮斗不止、生活儉朴、憎恨貪官污吏的性格。
後來，他成了著名教授、北京大學代校長。
講到農民的艱苦時，他說道： 「孟子說樂歲終生苦，凶年不免於死亡，乃是至理真言。中國這塊土地上，自從有了農民後，這千千萬萬的農人就沒過過一天舒心的日子，可政府官員還要千方百計去盤剝他們，天理難容，天理難容！」
他一邊說著一邊用手杖在地上搗，透露出義憤填膺、欲為百姓討公道的神情。他提出「貪污要絕對禁止，懲罰貪污要從大官做起」。
他對國民黨高官的貪污腐敗深惡痛絕，並與之進行堅決斗爭。他剛正不阿，喜歡仗義執言。說到動情處，總是慷慨激昂，一掃知識分子的那種斯文修養，故有「傅大炮」之稱。
1938 年7月，國民參政會成立，傅斯年作為教育界的代表，被選為國民參政員。
傅斯年曾為國共兩黨和談積極奔走。1945 年4月，抗日戰爭勝利在望，毛主席發表了《論聯合政府》一文，提出了把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團結在一起，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
這個主張得到了民主人士的普遍擁護和響應。傅斯年、黃炎培、褚輔成等人商議，要為國共和談、和平建國做些推動工作。
1945年5月，國民黨六大召開。它違背全國人民團結抗日的願望，決定於11月12日單方面召開國民大會，公開製造分裂，並通過兩個反共的決議。
6月2日，參政員傅斯年、褚輔成、黃炎培等七人，聯名致電毛主席、周恩來：
要求訪問延安。
6月18日，毛主席、周恩來致電七位參政員： 「諸先生團結為懷，甚為欽佩。由於國民黨當局拒絕黨派會議、聯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並以定期召開一黨包辦之國民大會製造分裂，准備內戰相威脅，業已造成並將進一步造成絕大的民族危機……倘因人民渴望團結，諸公熱心呼籲，促使當局醒悟，放棄一黨專政，召開黨派會議，商組聯合政府，並立即實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則敝黨無不樂於商談。諸公惠臨延安賜教，不勝歡迎之至。」 全面闡明了我黨的立場和態度。
6月27日，傅斯年等七大參政員會見蔣介石，提出兩項建議：
蔣介石表示可以商談。
於是，七大參政員決定訪問延安。
7月1日上午9時35分，七位參政員除一人因病未能成行外，傅斯年等6人在王若飛的陪同下，從重慶九龍坡機場起飛，下午1時抵達延安。
他們在機場受到了毛主席、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人的熱烈歡迎。
然後乘車至王家坪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吃午餐，又乘車至瓦窯灣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下榻。
從7月2日起，傅斯年等人同毛主席、周恩來、朱德、劉少奇、林伯渠、張聞天、任弼時、王若飛等中共領導人進行了3次會談。六位參政員認為國共兩黨商談的大門沒有關閉。
毛主席說：「雙方的門沒有關，但門外有一塊絆腳的大石擋住了，這塊大石就是國民大會。」
他們會談的事項特別多，但氣氛和諧融洽，大家各抒己見，盡情自由發言，但不涉辯論， 「彼此都十分坦誠，十分懇切」 。
最後，雙方在兩個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 「一、停止國民大會進行。二、從速召開政治會議。」
中共方面還建議國民黨當局：「在國民政府停止進行不能代表全國民意的國民大會之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同意由國民政府召開民主的政治會議「；「召開前應對這一會議的組織、性質、議程以及釋放政治犯等作出確定」。
六位參政員同中共方面取得的兩點共識和中共對國民黨當局的建議，構成了《中共代表與褚輔成、黃炎培等六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
傅斯年和毛主席是老相識。「五四運動」時期，二人同在北京大學，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任圖書管理員，傅斯年則是北大學生，常到圖書館看書，二人逐漸相識。
後來毛澤東在湖南創辦了《湘江評論》，傅斯年在北大創辦了《新潮》雜志。二者遙相呼應，相互聲援。
這些使毛、傅二人更覺親近。
因此，7月5日凌晨，毛主席單獨邀請傅斯年會談。
談話中，毛主席高度贊揚傅斯年「五四」期間在反帝反封建方面做出的貢獻。
傅斯年回答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
兩人無拘無束，從局勢到 歷史 ，從抗日戰爭到國共和談，無所不談。
當長談結束時，傅斯年提出想要一幅毛主席的親筆手書，毛主席欣然應允，以章碣的詩作為交談的延續，所謂「述唐人語以廣之。」
毛主席寫的條幅，是晚唐詩人章碣的一首《焚書坑》:
竹帛煙銷帝業虛,
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燼山東亂，
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詠史一首書呈孟真先生
毛澤東
另外，毛主席還寫了一封親筆信，內容為：
毛澤東把信寫好後，交給了負責接待的工作人員王世英，信封上寫道： 「早上 送交際處 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 毛緘」。
周恩來作為共產黨的代表，長期活動在國民黨的「心臟」重慶，在國民黨和民主黨派中有很多朋友，是一個受到廣泛尊重、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
當傅斯年和身穿中山服、英俊瀟灑的周恩來見面時，兩人緊緊地握著手，互相問候，並進行了愉快的交談。
周恩來向傅斯年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 堅持和平反對戰爭；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
他說： 「我們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國共合作，這是 歷史 的潮流，頑固派搞摩擦，這是不會得逞的。」
他還進一步分析了國內形勢，指出了維護民族團結、建立聯合政府的光明前途。
周恩來侃侃而談的時候，傅斯年靜靜地、專心地聽著。
面前這位著名的共產黨領袖的精闢的政治見解、平易近人的作風、虛懷若谷的胸襟，傅斯年深為折服。
之後，傅斯年向周恩來介紹了和平解決國內團結問題的情況，表達了無黨派人士和民主黨派人士的願望，他說： 「我們這次來延安是希望國共兩黨能夠竭誠合作，促進全國統一。」
周恩來一邊聽一邊頻頻點頭，對傅斯年等參政員所作的貢獻十分贊許。
從周恩來和傅斯年的合影來看，他們是在十分融洽的氣氛中會談的。
六位參政員訪問延安結束後，第四屆國民參政會於7月7日開幕。
當日下午，他們會見蔣介石，匯報了延安商談的結果，並將《延安會談記錄》交給國民黨方面。
與此同時，傅斯年把毛主席所書條幅、親筆信、信封和毛澤東宴請時的請柬，以及周恩來和傅斯年的合影，交際處安排的訪問活動日程表和他訪問延安時的筆記等全部帶回了重慶，後來又帶到南京，1948年又帶到台灣，如今保存在台灣研究院 歷史 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
Ⅳ 陳嘉庚的投身政治
陳嘉庚雖身處南洋，但一直心繫中國，積極支持中國國內的革命活動。他結識了孫中山，在1910年加入同盟會並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後，陳嘉庚擔任福建「保安會」會長，籌款支援福建，穩定了當地局勢。
陳嘉庚對於文化事業，也是積極支持。他支援了范長江、夏衍等人主辦的「國際新聞社」和《華商報》等，還匯款支持鄒韜奮復辦《大眾生活》周刊。
1928年中國濟南慘案發生後，南洋華僑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聲援運動，陳嘉庚擔任「山東慘禍籌賑會」主席，積極籌款救濟難民，還發起抵制日貨運動。 陳嘉庚堅持抗日到底，針對汪精衛等人的妥協方案，在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上提出「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的著名提案。電文提案經5次刪改，原意被歪曲，鋒芒被砍掉，盡管如此，仍產生日益廣泛的影響，振奮了全國人民和廣大海外僑胞的人心，對於當時重慶的主戰派亦起著很大的鼓舞作用。
（按：上述「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是盛傳的十一字之提案，和事實有出入。提案原文不止11字，而是三條、100多字。汪精衛一夥刪去其第二、三條提案，對第一條則幾經修改，想模糊提案的針對性，刪改為「公務員不得談和平案」。後經大會成員激烈討論，認為9個字的修改案含糊不清，不倫不類，形同兒戲，表示反對。最終定下的則是19個字，即「在日寇未退出我國土之前，公務員不得言和案」，成為國民參政會正式文獻記錄在案，在1938年11月2日重慶《中央日報》上公諸於眾。由於這是陳嘉庚提出的震動中外的堅決反對漢奸國賊、妥協分子投降賣國的著名提案，因此特摘錄原文如下：
議長、秘書（長）公鑒：
東電悉。庚因事未能赴會，甚歉。
茲有提案二宗，乞代徵求參政員足數同意並提請公決。
一、日寇未退出我國土之前，凡公務員對任何人談和平條件，概以漢奸國賊論。
二、大中學校、在抗戰期間，禁放暑假。
三、長衣馬褂限期廢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
陳嘉庚叩首（1938年10月26日） 1940年3月，陳嘉庚率領南僑總會組織的「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考察團」，慰勞抗日前線的將士與後方的軍民，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轉折。從1927年到1940年回重慶之前，他是堅決的「擁蔣派」，稱「蔣委員長乃中國國內外四萬萬七千萬同胞共同擁戴之唯一領袖」，「蔣委員長的意志，即中國全國國民的意志」。抗戰義捐款項悉數匯交國民政府行政院。訪問重慶與延安之後，他了解了中國抗戰的真相，分清了是非，思想認識產生了飛躍，斷定「共產黨必勝，國民黨必敗」。
陳嘉庚訪問延安是他政治生活的一個里程碑。他說，這次來延安慰問不容易，國民黨造謠言破壞共產黨的名聲，處處設障礙阻撓我們到延安。蔣介石捧他、拉攏他，並干擾他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接觸。陳嘉庚為了弄清國共摩擦的真相，勸說國共兩黨團結抗戰，於1940年5月31日抵達延安。他原定在延安停留三天，恰巧因隨行的李鐵民車禍住院，這樣陳嘉庚在延安多住了四天， 6月8日清晨，離開延安東行，前往山西戰區慰問考察。
「陳嘉庚當時訪問延安是需要一定的膽略的。當時延安臨近前方，經常受到空襲。延安城已被日機炸平，新建的窖洞也有被炸塌的，空襲警報的槍聲不時破空而起。就在陳嘉庚先生訪問延安之前的4、5月份，王震將軍剛率領三五九旅粉碎了日寇對晉西北河防的六路進攻，山西全境的八路軍配合晉西北戰場，大破日軍，殲敵5萬余名。在陝甘寧邊區，保衛延安的戰備大演習剛剛結束，留延安的200多名華僑青年，也在各自的學校、機關參加了演習，隨時准備行軍打仗。」
在訪問延安期間，陳嘉庚先生參加了四次群眾性集會，同毛澤東、朱德和其他黨政領導人多次會晤，深入交談；參觀了中國女子大學、抗日軍政大學、延安市容和安塞鋼鐵廠、印刷廠；與財政、公安、司法負責人談話；廣泛接觸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的校友；並同延安各界人士和歸國華僑青年進行了多次接觸和座談；出席延安各界的歡迎會和歡送會。
與毛澤東會面時，毛澤東曾對陳嘉庚描繪未來的國家：一沒貪官污吏；二沒土豪劣紳；三沒賭博；四沒娼妓；五沒小老婆；六沒叫化子；七沒結黨營私之徒；八沒萎靡不振之氣；九沒人吃摩擦飯；十沒人發國難財。
陳嘉庚這次訪問延安，經過實地考察，親眼看到邊區軍民一致，官兵一致，認為這是「克敵制勝之本」。反觀國民黨「大後方」官員腐敗，坐待外援，民眾疾苦無人過問，軍事節節失利。對比之下，感到中國共產黨深知民心僑心，國民黨無視民心僑心。陳嘉庚說，這次訪問延安最感滿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堅持國共團結、堅持抗戰到底，立場堅定，態度誠懇；對邊區各界艱苦奮斗的精神尤為感動。通過這次訪問堅定了他對抗戰勝利的信心。他心中的「疑團」也解開了，破壞抗戰、投降賣國、貪污腐敗、禍國殃民的是國民黨，真正抗日救國、維護團結統一、廉潔奉公的是中國共產黨，斷定「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1949年5月，陳嘉庚應毛澤東的邀請，回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當年9月，以華僑首席代表身份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此後，陳嘉庚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華東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務。
1961年08月12日，陳嘉庚病逝於北京，享年87歲。後安葬於福建集美鰲園。
Ⅵ 冷遹的生平經歷
冷遹（1882—1959），字御秋。江蘇省鎮江人。軍事家、政治家。中華職業教育社創始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同盟前身）創始人、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建國會前身）創始人。
1905年畢業於安慶武備學堂，期間加入「同學會」、「岳王會」。後加入同盟會，是安慶起義總指揮，因密探告發被捕，經營救出獄。創建並主持同盟會廣西支部及《南報》（後改為《南風報》）。歷任同盟會廣西支部副支部長，代理支部長、民軍混成幫統，參加辛亥革命。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授予其中將軍銜和文虎勛章。先後任陸軍第一軍第三師師長、安徽軍政府參謀部長。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1915年回國，參加護國戰爭和護法運動，任參謀處長。護國軍政府正式成立後，孫中山任命其為護國軍政府總參議（武官最高職位）及內務部副部長、代理內務部長。
1916年，與黃炎培等人創辦中華職業教育社，任理事。
1921年，退出軍界，致力於實業和教育救國。先後創辦江北鹽墾公司、蠶種場、鎮江女子職業學校、師范學校、農村醫院和鎮江農村醫葯學校。組織農村信用合作社。創辦鎮江黃墟農村改進試驗區。在杭州組建了絲綢公司，在嘉興改進了絲紡織工業，開展國際貿易活動。
1928年起，任山東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1932年開始，江蘇省政府聘請其為江蘇省保衛委員會委員、江蘇省義務教育委員會委員、江蘇省教育事業委員會委員、江蘇省賑濟委員會委員、鎮江商會主席及江蘇省商會執行委員等職。
抗日戰爭時期，任國民參政會歷屆參政員。與張瀾等人創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任中央常務委員。1945年7月，與黃炎培等六人訪問延安，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商談國是。與黃炎培等人創建民主建國會，任常務理事和常務監事。
抗戰勝利後，拒絕擔任蔣介石的「經濟部長」。歷任國大代表、軍事考察團代表、江蘇省臨時參議會議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水利部部長、華東行政委員會委員、江蘇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長）、江蘇省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委、民建江蘇省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職業教育社常務理事兼上海分社主任等職。是第一、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冷遹故居坐落於江蘇鎮江黃墟鎮，其中坐落於冷遹中學的冷遹銅像由江渭清同志題寫。「冷遹故居」由錢正英同志題寫。「冷遹紀念館」由李嵐清同志題寫。
故居佔地1400平米，是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冷遹在上海工作期間居住在復興中路（辣斐德路）285弄47號（瑞華坊）；
冷遹在南京工作期間居住在乾河沿前街94號；
冷遹在重慶工作期間居住在張家花園。
Ⅶ 明初六公、二十八侯——大明功賞
大明洪武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征虜大將軍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左副將軍、浙江行中書省平章李文忠奉詔各自從北方班師回京。
初八日早朝，太祖駕臨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百官朝服陪列，徐達率諸將上《平沙漠表》，接著李文忠上《賀表》。狠狠吹捧了下太祖皇帝的豐功偉績。
太祖自然高興，當廷宣布了大封文武功臣的決定，確定了封功原則。群臣歡呼，各自分頭准備封功的大事。
洪武三年十一月初九日早晨，太祖率群臣以武成告於郊廟，詔諭文武群臣 ：
爾等戮力王家，著有茂績，非有世賞，何以報心。朕已命大都督府及兵部官，祿諸將功績，吏部定勛爵，戶部備禮物，禮部定禮儀，工部造鐵券，翰林撰制誥。明日是仲冬丁酉之吉。諸臣各宜明聽朕言。
次日五鼓，太祖臨奉天殿。皇太子及諸王、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率文武百官朝禮畢，分列丹墀左右。太祖詔諭群臣：
汝等其聽朕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己私，皆仿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群雄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以馭下，故皆無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有非人力之所致。
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之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賞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無私。
如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閈，結發相從，屢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平章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而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忠戰鄱陽時，奮勇忘軀，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生窺朕意向，以徼封爵；僉都督郭子興不奉主將之命，不守紀律，雖有功勞，未足掩過。此四人止封為侯。
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逐前元太子遠遁漠北，獲其皇孫、妃嬪、重寶，悉歸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摧挫，口無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
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與朕同鄉里，朕起兵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強撫順，勞勩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大國，以示褒嘉。余悉據功定封。
《書》雲：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廷論之，無有後言。
大明朝爵位分公、侯、伯三等，有流有世。封號有四等：輔佐太祖定天下者，叫做開國輔運推誠（成祖時，做了修改，從成祖起兵立功的，叫做奉天靖難推誠）；其餘為奉天翊運推誠，奉天翊衛推誠。
文臣統一為守正文臣，武臣統一為宣力武臣。歲祿以功勞大小區別。已授封而又有功勞者，仍爵或進爵，同時增祿。有才能而且賢德的，充京營總督、五軍都督府掌僉書、南京守備或出充鎮守總兵官，否則食祿奉朝請而已。年幼而嗣爵者，一律先到國子監讀書學習。
就這樣，大明朝確立了一套比較完善的封功制度體系。遂封李善長等六人為公爵：
李善長： 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宣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參軍國事，食祿四千石。
徐 達： 征虜大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
常 茂： 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開平忠武王，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鄭國公，食祿三千石。
李文忠： 榮祿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
馮 勝： 銀青榮祿大夫、都督府右都督兼太子右詹事，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宋國公，同參軍國事，食祿三千石。
鄧 愈： 榮祿大夫、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衛國公，同參軍國事，食祿三千石。
以上即明初六公，全部令子孫世襲，只有常茂，如無子嗣，即以兄終弟繼的形式世襲。各賜 誥命鐵卷，由中書宣讀卷文。
封湯和等二十八人為侯爵，各給丹書鐵券，皆世襲罔替：
榮祿大夫、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湯和，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中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唐勝宗，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延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陸仲亨，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吉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周德興，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江夏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榮祿大夫、燕相府左相兼同知大都督府事、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華雲龍，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燕相府左相，兼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封淮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驃騎上將軍、副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事顧時，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濟寧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資善大夫、秦王相府左相兼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耿炳文，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秦王相府左相，仍兼陝西行省右丞，封長興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陳德，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臨江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郭子興，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鞏昌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昭勇大將軍、平陽衛指揮使王志，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六安侯，食祿九百石。
明威將軍、朔州衛指揮使司副使鄭遇春，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滎陽侯，食祿九百石。
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費聚，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平涼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吳良，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江陰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資善大夫、吳王相府左相兼僉大都督府事吳禎，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吳王相府左相，封靖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資善大夫、中書右丞兼太子副詹事趙庸，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南雄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詹事院事廖永忠，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德慶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俞通源，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南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華高，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廣德侯，食祿六百石。
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楊璟，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營陽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蘄國武義公康茂才之子鐸，授榮祿大夫、柱國，封蘄春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中奉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朱亮祖，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永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中奉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傅友德，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潁川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詹事院事胡美，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豫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榮祿大夫、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韓政，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東平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黃彬，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宜春侯，食祿九百石。
榮祿大夫、山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曹良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宣寧侯，食祿九百石。
資善大夫、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右丞梅思祖，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汝南侯，食祿九百石。
中奉大夫、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陸聚，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河南侯，食祿九百石。
以上全部令子孫世襲。惟有華高的兒子，許令承襲食祿米五分之四；康鐸嫡終，如無後嗣，庶長及之。康鐸為康茂才子，茂才隨大將軍徐達征西北，在定西沈兒峪大敗元將王寶寶，班師途中，在西安病逝，子康鐸世襲。賜眾人誥命鐵券、文綺及帛如下：
李善長、徐達各百疋，常茂八十疋，李文忠六十疋，馮勝八十疋，鄧愈六十疋；湯和、唐勝宗、陸仲亨、周德興各四十疋，華雲龍三十疋，顧時、耿炳文各四十疋，陳德、郭子興、王志、鄭遇春各三十疋，費聚四十疋，吳良、吳禎各三十疋，趙庸、廖永忠、俞通源各二十四疋，華高、楊璟二十二疋，康鐸、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韓政、黃彬、曹良臣、梅思祖、陸聚、汪興祖各二十疋；僉都督金朝興、平章李思齊各一十四疋，平章李伯升十六疋，參政戴德、曹興各二十四疋。
另賜征進回還、復征興元指揮二十四疋。各千戶衛鎮撫二十疋，百戶所鎮撫十六疋；征定西、興元、應昌指揮二十疋，千戶衛鎮撫十六疋，百戶所鎮撫十二疋；遍賞守御、未出征指揮文綺及帛十六疋，千戶衛鎮撫十二疋，百戶所鎮撫八疋；諸軍士除在逃不賞外，每人賞銀十兩、錢六千。賞陝西行省所屬守御將士，詔曰： 蘭州乃西北重地，近因大將班師，元將王保保乘隙攻城，指揮張溫獎勵將士，堅壁固守，屢出挑戰，大振軍威，元兵力屈。又聞大軍入關，彼遂斂兵遁去，以此保障關中一方以安，其功最大。指揮每人賞文綺帛十四疋，千戶衛鎮撫十二疋，百戶所鎮撫十疋。圍城之日在內守御軍士，不論新舊，總旗人賞白金十兩，小旗九兩五錢，軍人九兩。
不久又封中書右丞汪廣洋為忠勤伯，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劉基為誠意伯，皆賜誥命。茲錄給劉伯溫的誥命如下：
朕觀諸古俊傑之士，能識真主於草昧之初，效勞於多難之際，終成功業，可謂賢知者也，漢之張子房、諸葛亮獨能當之。朕兵至括蒼，前御史中丞劉基挺身來歸，委質事朕，累察乾象，多效謀猷，特加爾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誠意伯，食祿二百四十石。
同時，補充完善了大都督府編制和官員，曹國公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穎川侯傅友德、吉安侯陸仲亨、濟寧侯顧時、臨江侯陳德、六安侯王志、滎陽侯鄭遇春、江陰侯吳良、南雄侯趙庸同知都督府事。
升指揮王成、單發、沐英、何文輝、陳桓、庄齡、王蕳、藍玉、仇成、金朝興、費震、王弼、胡德為大都督府都督僉事，子孫世襲指揮。
至此，天下應賞者皆受賞，有功者具得功。文武功臣歡喜不盡，真個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