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歐洲人眼中，他們是如何看待明朝的市井文化的
在歐洲人眼中的明朝市井文化是一種特別小市民的市井文化，同時也呈現了明朝的繁榮景象。在明朝的時候，其實中國還是處於比較發達的階段，很多歐洲的傳教士來到中國以後，看到中國明朝的繁榮發展，都會覺得那個時候的明朝其實是比歐洲要發展的好一點的。
所以，根據上面所說的，歐洲人眼裡的明朝市井文化是一種更加真實的文化，更能體現當時明朝的發展水平，也更能體現明朝的經濟和文化繁榮昌盛。
2. 俄羅斯萬曆年間派往明朝的使團，為什麼會無功而返
中國現今與俄羅斯是戰略協作夥伴。歷史上兩國並不接壤，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羅曼諾夫王朝建立，之後的歲月里，俄羅斯漸漸由一個閉塞的小國變成世界范圍內的強國之一。羅曼諾夫王朝建立的初期，俄羅斯就謀求與中國接觸，進而派出了外交使團前往大明。
其次從明朝角度來看，明朝自居天朝上國，不乏自持優越的一面，又由於對俄國知之甚少，所以從始至終都將佩特森使團看成韃靼一類的蒙古人。在明廷眼中，俄方應該向明朝進貢輸誠、希求冊封，但佩特森使團及其本人都沒有。這不僅有損明朝的優越性，還違背了中國禮尚往來的傳統。實際上佩特森使團自進入明朝境內，中方便向他們免費提供食宿馬車。相比之下，俄方誠意尤為缺欠。
再者兩國當時都面臨更為緊迫的事情——俄國一面鎮壓波格特尼科夫起義；一面與波蘭、瑞士對戰；一面向東擴張，探索西伯利亞高原。而明朝在萬曆晚年，政治逐漸衰敗，女真部落重新崛起，成為明朝重要邊患。基於兩國都沒有空餘時間，來往自然便擱淺了。即使中俄這次來往沒有實質性的進展，但它使中國更為全面、真實地進入歐洲人的視野，實為一次有意義的探索。
3. 為什麼外國人來訪明朝與清朝，對明朝評價較高
西歐人對中國的描述、褒貶和中國本身政治制度的內容、政治績效好壞關系並不大，對中國的描述和褒貶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西歐內部的需要。在啟蒙運動的早期，西方思想家樹了一正一反兩個標桿，正面的標桿是吏治清明組織完善的中華帝國，反面的標桿是國君壓迫臣民予求予取的土耳其帝國，目的是為了勸誡本國的君主走上開明專政的道路。中華帝國恰巧被當成「外國的月亮」，自然就比較圓了。其實土耳其帝國曾經也一度充當「外國的月亮」，大概是因為歐洲人對土耳其更加熟悉，歷史上相互交戰又比較多，不利於大肆吹捧，所以才把外國月亮的榮譽給了更遙遠的中華帝國。但是到了啟蒙運動後期，這種借東方諷西歐的論證手法不流行了，相反西歐人自信的相信文明是線性發展的，而且自己走在線性發展的最前列，對其他民族的評價自然就大大降低了。
馬戛爾尼本人的日記卻如此記載：「中國政府的行政機制和權力是如此的有組織和高效，有條件能夠迅即排除萬難，創造任何成就」馬戛爾尼訪華團成員之一的愛尼斯·安德遜卻如此評價：「殺頭案在中國是非常少見的。關於這問題，我甚為注意而且好奇地去打聽，一有機會就向人探問，我不只問過一個人，有好幾個人，至少有70歲高齡的老人，他們從未見過或聽到過有殺頭處刑的事……比較輕的刑事案，在這人口非常多、商業又發達的國內也不常有」；「走過的鄉村（北京郊區）前後每1英里路上的人數足以充塞我們英國最大的市鎮」；「這城市（廣州城）的街道一般是15英尺到20英尺寬，用寬大的石板鋪砌，房屋超出一層的很少，用木材和磚建築。商店的正面大門之上有漂亮的陽台，因而門前形成一街檐，用各種油漆裝修得很美麗」；「……這個馬車隊伍停歇在一個大市鎮內，鎮名「吉陽府」。說它是人口稠密，則我又用了這冗繁的語詞，這語詞可以同樣應用於整個帝國，如每個村莊、市鎮、城市；不，每一條河流和河流的兩旁也充滿了人。在這國家裡，在我們所經過的地方，人口是極為眾多而且是到處是那麼多：我們走過的鄉村前後每1英里路上的人數足以充塞我們英國最大的市鎮，道路兩旁不少別墅田莊散布在田野之間，大為增色，也足以證明其富裕」；「……不能不對這位偉大、顯赫、聰明、慈善的中國皇帝致以崇高敬意。他治理中國60年之久，按他的百姓的普通呼聲，他對他們的康樂與興旺從未忘懷。在他管理司法方面的情況是：他保護他的百姓中最低微的人」
4. 這個歐洲人成為明朝最後一個外交官，後來怎樣
自明朝中葉起，西方傳教士陸續踏入中土，清朝入關後，一部分傳教士迅速投入新主子清廷一部分繼續為苟延於南方的明王朝服務。
他漂洋過海，歷盡艱辛，足足走了一年才到達威尼斯，然後轉赴羅馬。事情出乎預料，羅馬教廷對他們的使者身份極表懷疑，不肯接見，耶穌會長的態度也很冷淡，還責怪他們不該貿然前來。延遲了許久，新教皇亞歷山大七世繼位，通過澳門天主教會發來的信函，才確認他們是永曆王朝派來的使者，不過這已是三年之後的事了。1655年12月18 日, 卜彌格向教皇呈上了南明的求助信，可是當時教皇考慮到當時中國政局的變化，認定南明必將滅亡於是叫人寫了一封敷衍的回信，交卜彌格帶回。1658年才到達暹羅(今泰國)。
等到他回到中國廣西邊境，距離出發已經過去快10年，才知道永曆皇帝已經逃入緬甸，他悲憤交加，一病不起。
不過一個外國人對大明的忠誠和愛戴卻值得敬佩。
5. 尋找元朝和明朝時期來中國的著名外國人
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年9月15日－1324年1月8日），又譯馬可·波羅、馬哥·波羅、馬哥孛羅，是威尼斯共和國商人和探險家。曾隨父親和叔叔通過絲綢之路到過大元，擔任大元大蒙古王國官員。回到威尼斯後，馬可·波羅在一次威尼斯和熱那亞之間的海戰中被俘擄，在監獄里口述其旅行經歷，由魯斯蒂謙寫出《馬可·波羅游記》。他的游記讓歐洲人得以了解中亞和中國，對東西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馬泰奧·里奇（義大利語：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漢名利瑪竇，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天主教耶穌會義大利籍神父、傳教士、學者。1583年（明神宗萬曆十一年）來到中國居住。在明朝頗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稱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華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除傳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