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邱震海是美國代理人嗎
是的。邱震海是上海人，擔任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及同濟大學兼職教授、國際問題研究者，在2010年成為美國代理人。
② 鳳凰衛視的評論員，誰最有水平最值得看
鳳凰衛視的評論員，阮次山最有水平，是有少有的有大智慧和前瞻性眼光的人物。
阮次山，鳳凰衛視資訊台總編輯兼首席評論員。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學士，美國紐約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美國紐約大學(N.Y.U)政治研究所博士。
阮次山生在大陸、長在台灣，成名於政治評論，在政治研究領域浸淫多年，對兩岸問題、中美關系、中日關系以及中歐關系都極富洞見，采訪過前國家主席江zemin、美國前總統卡特等政壇大腕，當年劉長樂三顧茅廬才將他招自麾下。
鳳凰衛視介紹：
鳳凰衛視控股有限公司是全球性華語衛星電視頻道。鳳凰衛視的主持人來自於中國大陸、港澳和台灣地區。鳳凰衛視是華語媒體中最有影響力的媒體之一、是中國大陸地區最先獲得落地權的香港電視媒體之一。
總部位於中國香港，內地中心在深圳。鳳凰衛視在香港取得的只是「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牌照」。
③ 邱震海的榮譽成就
學術研究
雖然語言學與他從事的時事評論似乎毫無關系，但「語言學的研究方式卻對時事分析有很大幫助」，邱震海說，研究詞法和語意就要像切西瓜一樣把一個很大的東西切成一片一片，這種結構性的分析方法是德國人善用的方式，盡管讀書的時候不甚喜歡，但後來發現，研究問題的很多方法，正是運用了當年學習專業時掌握的技巧。 1990年，邱震海留學德國，也更加緊密地了解到德國人的結構主義思維方式，「運用這種方式看問題，就
如同透視一樣，會把一個事物的每一個部分看得清清楚楚」。
由於喜歡寫作，在德國的7年中，邱震海一邊研究傳播學，一邊開始給「德國之聲」電台撰稿，他同時編譯許多德國的新聞給香港和上海的《文匯報》、《新民晚報》等。由於上海《文匯報》更聘他為駐德國的特約記者。「當年正值東、西德剛剛統一，發生很多故事，為《文匯報》工作是用中國人眼光看西方，為『德國之聲』工作又是用西方人眼光看中國」。邱震海說，自己非常享受用這種交叉的眼光看問題，視角的轉化也豐富了自己的內心世界。
德國生活
在德國的生活經歷和自己從16歲就開始學習德語的優勢，讓邱震海的德語說得和德國人一樣好，想要留在德國發展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然而他放棄了在德國的一切，回到香港。
談起這個決定，邱震海說：「和德國貼得太緊了，反而想脫離它。」一直研究德國、用它的眼光看世界，但德國的文化相對封閉，這讓邱震海在那裡找不到使命感，最終，30歲出頭的邱震海帶著「一隻淚眼和一隻笑眼」離開了德國。
除了跟德國貼得太緊的危機外，邱震海感到的第二個危機就是使命感，「無論是人文科學還是從事新聞實業的人，都希望將社會當作一個舞台和實驗室，對這個社會的某些方面去架構一些東西，哪怕是國民素質的培養」。邱震海認為，這些方面的架構，歐洲人已經做得很成熟，而亞洲地區則還需要從事人文科學的人，在他的母體文化土壤上去做很多事。
當「三棲人」
香港的自由氣息最終吸引邱震海將之作為「進可攻，退可守」的寶地，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邱震海當時的想法多少帶了理想化的色彩。回到香港的邱震海先是進了一家報社，但香港的現實告訴他，這里雖然自由，但淺薄和缺乏深度也是它的弱點。「要從事嚴肅新聞的時候，這里沒有空間，這令人感到失望！」邱震海說，自己在給上海《文匯報》做記者時，還能寫大量國際分析的文章，但香港人並不關心這些。
沮喪之餘，邱震海有了「既然實現不了自己理想，那就去賺錢」的想法。於是，他進入一家上市公司，做起了企業傳訊主任。然而賺錢賺了一段時間，仍然不滿足，邱震海再次拿起筆，給香港《信報》寫專欄文章。「稿費不高，但這報紙的影響力很大，當時的朱鎔基總理就說，他只看香港的兩家報紙，《明報》和《信報》」。
後來，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報紙也開始有了邱震海的評論專欄。就這樣，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邱震海過起了「兩棲人」的生活。再到後來，他又過上了「三棲人」的生活，即同時到香港大學教公關和新聞。在邱震海的印象中，香港的學生很現實，「他們的興趣在股票和房地產會不會升」。邱震海說，如果沒有後來與鳳凰衛視的結緣，自己可能已經離開香港了。
寫專欄搞評論
邱震海的專欄文章最終為他鋪開了局面，中國內地的《參考消息》、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歐洲的報紙，都開始引用他的文章。就在這時，鳳凰衛視也主動找到了邱震海，開始請他做嘉賓評論員。當時的鳳凰衛視定位還是「城市青年台」，對於電視評論也處於初創階段。1999年5月8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美國飛機轟炸，鳳凰才發現電視原來可以搞評論節目。鳳凰衛視由此開始轉型，逐漸變成以資訊評論為主。兩年後的「9·11」恐怖襲擊事件讓鳳凰的資訊評論得到關鍵提升，並找到准確定位。
邱震海的評論也由最初以歐洲為主、擴展為歐美關系，中歐評論等。尤其在2002年後，中國的外交飛速發展，中美、中日、中印，中俄大國關系以及朝核問題等越來越復雜。「原先不是很引人注目的問題逐漸提上日程，被迫開始研究」，邱震海說，從2001年到2004年，是他和鳳凰的合作期，直到2004年9月，他辭去上市公司的職位，正式進入鳳凰成為鳳凰的專職評論員。
進駐鳳凰第一天
進駐鳳凰第一天就「上戰場」
鳳凰衛視擁有自己的專職評論員，所以有人將鳳凰的評論員稱為「駐台評論員」。對於鳳凰的這個發明，邱震海認為是開創了電視史上的第一步，「我們的日程是新聞到哪兒，我們到哪兒」。
邱震海正式進入鳳凰衛視的當天，就主評了至今難忘的一次事件，這就是2004年9月1日別斯蘭綁架事件，俄羅斯武裝分子佔領俄羅斯南部北奧塞梯共和國別斯蘭市第一中學。當天下午2點，邱震海接到該消息，5分鍾後開始直播，10分鍾後進行評論。「當時連綁架的地名和位置都還不知道，趕緊找地圖、查資料，現炒現賣就上去了！」後來，邱震海在自己的博客里寫道：新兵第一天就上戰場變成了老兵。
綁架事件持續3天，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邱震海還能激動地把盧宇光當時的經典報道重復出來。他笑著說，這和之前做特約評論員完全不同，沒有預約，「現在是苦勞力了，和部隊一樣，不分時間的輪番上」。
邱震海政經論道在深圳舉行，鳳凰衛視著名評論員邱震海以《未來2-3年中國的經濟走向和潛在風險》作主題演講。針對經濟下行，邱震海提出要增加經濟的自由度與創新成分。
若不能影響社會，至少應守住公正客觀
邱震海除了輪班主持《有報天天讀》，還擁有自己的兩檔評論節目：《震海聽風錄》與《寰宇大戰略》。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專訪時對記者說。「每周兩場公共討論，這是一個很珍貴的自由空間、資源。如果我濫用這種資源，可以把這兩個節目弄成一種民族主義情緒，收視率會很高。或者我可以把它做成很無聊的、很符合官方口味的，都在我一念之間。但只要還有一定自由空間，我還是會服從於我自己的內心。若不能影響社會，至少應守住公正客觀。」
做一名有思想有擔當的媒體人
作為一名媒體人對國家及社會的責任，在當今這個時代，媒體人應具備哪些素質和責任？在接受《今傳媒》雜志的記者專訪時，邱震海說「作為媒體人首先要具備兩種大的素質，一種是專業的素質，一種是道義上的素質。專業素質好培養，道義上的素質其實也不難培養，就看你願不願意去學，願不願意去做。新聞人的特點是忠實於事實的真相，作為評論人則是要傳遞一種正確的價值觀。我們要解釋及引導觀眾形成正確的觀念，這就對一個人的人品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國古人有句話叫「為學先為人」，這是對新聞人最本質的要求。做新聞不要想著去賺大錢，如果想賺錢你可以選擇去學金融，做新聞人你就要敢於擔當責任，甚至深入災區，進入戰區，潛入幕後，將真正的事實呈現在觀眾的面前，讓觀眾了解事實的真相，以一種正確的價值觀來引導受眾，使社會形成一種正確及真實的輿論環境。」
用德國嚴謹的研究方式做新聞
邱震海的理性，與他當年在德國留學有關。1991年，邱震海申請到同濟大學的公派名額，開始了在德國圖賓根大學博士學位的學習。從大學本科到碩士再到博士，德語的嚴謹、縝密、一絲不苟，訓練了他的思維，也重新架構了他的思維方式，為他日後成為一個理性的時事評論員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1997年，處於對西方迷戀後的迷茫期的邱震海決定回國，他選擇「進可攻，退可守」的香港作為跳板。在這個跳板，他也在不停地跳躍著尋找適合自己的落腳點。從學界、商界到媒體，直到2004年正式加入鳳凰衛視，邱震海終於停止了他的身份轉換。也正由於不同職業的身份轉換，使得邱震海的性格中既具備學者的沉靜、理性與縝密，又具備商界人士的雷厲風行與干練敏捷，同時還具備新聞人的敏銳與練達。所有這些特質，恰恰成就了今天做時事評論員的邱震海。
在做時事評論的同時，他也在通過書籍、文字的方式，不斷地將他的觀點二次沉澱和呈現給受眾。從《中日需要「亞洲大智慧」：邱震海論中日關系》、《訪與思——中國人成熟嗎》到《當務之急：2014-2017年中國的最大風險》，邱震海在堅持用國際的全球視野探討現今的中國。
人口紅利危機和人才紅利危機，在你看來，怎樣才能吸引「海歸」?邱震海向《留學生》雜志記者直言「有一些是短期的機制，或者硬體的機制。比如說我們吸引留學生的政策，給他們的待遇等等，這些東西國家現在都做得不差。現在中國缺的是其他方面的東西，就是你怎樣能吸引一個人在這里真正長遠地發展。要留住一個人才，除了空氣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讓他覺得有發揮空間。比如一個人回來以後，他是不是會陷入官本位的體制。在外面可能是學者至上，教授至上，一個學者是真真正正可以得到尊重的。在我們這里是官本位的體制，它逼著學者一定要去做官，或者一定要去走官本位的路線，才能拿到資源，拿到項目和經費，那久而久之，就變了。一個真正的學者，一個真正的專業工作者，他不會去，甚至他也不願去、不需要去做這樣的事情。一個會做這樣的事情，或者很擅長做這樣的事情的人，他往往也不是一個真正的學者。真正的學者，他會覺得，你可能會給我很多錢，但這些錢我在國外也可以拿到，我可以創造出真正的、一流的成績，而不是一天到晚在跟官場搞關系。
另外，我覺得不但要吸引留學生，還要吸引國外的一流人才到中國來工作。我們現在的境界還沒有達到在全球當中搜羅一流人才。是我們沒錢嗎?我們錢已經有了，為什麼那些全球的一流腦袋都願意去美國，不願意到中國，那就是跟你的軟環境有關。」
④ 邱震海：中國人為什麼感覺不快樂
本文選自《訪與思——中國人成熟嗎》邱震海著在道德體系嚴重動搖的同時，今天中國的許多人似乎都感到不快活。曾有報道稱，調查顯示，中國的許多階層，其中甚至包括公務員和警察，都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在這種情況下，幸福指數就成為媒體津津樂道的一個話題。談幸福，在今天的很多場合成了一種時髦。我無意追問這一趨勢的來源，我感興趣的只是，為什麼中國越發展，很多人越發覺得自己不幸福？所謂國民幸福指數（GNH），最早是20世紀70年代由南亞的不丹王國的國王提出的，他認為「政策應該關注幸福，並應以實現幸福為目標」，人生「基本的問題是如何在物質生活（包括科學技術帶來的種種好處）和精神生活之間保持平衡」。在這種執政理念的指導下，不丹創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級因素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GNH）指標。用通俗的話來說，國民幸福指數，是衡量人們對自身生存和發展狀況的感受和體驗，即人們的幸福感的一種指數。今天的中國，從支撐滿意感的收入來說，普通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減緩，價格上漲感受加劇，生活經濟負擔越來越重。有數據顯示，從1997年到2005年，中國連續9年出現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明顯低於GDP增速的現象。同時，就業壓力、下崗威脅、看不起病、上不起學、養老無著落、買不起房或者背負巨額貸款買房等壓力越來越重，根本談不上生活的滿足感，也根本體驗不到快樂感。「活著不容易」，更遑論潛能實現的價值感了，這恐怕是許多中國城市人的共同心聲。然而，這里的幸福感主要是指社會發展給人帶來的心理壓力。我們似乎很少真正關心自己除實際生活之外的快樂程度。有人曾這樣形容漢藏兩個民族之間的區別：「藏人應從漢人那裡多學習一點如何賺錢，漢人則應從藏人那裡多學習一點如何快樂。」顯然，漢人有極強的致富願望和能力，然而我們卻似乎不太懂得如何快樂。沒錢的時候，我們不快樂，因為沒錢；有錢了，我們還是不快樂，因為錢不夠，或者別人比我們更有錢，或者錢的分配機制尚不公平。總之，我們的快樂標准基本上是圍繞著錢的問題而展開的。而藏人則似乎不怎麼懂得賺錢，而且也不在乎是否有錢；他們看重的是內心的滿足和快樂，而這種滿足和快樂往往不來自，或者根本就不來自金錢和財富。這其實涉及我們的幸福觀和財富觀。誰也不能否認實際生活對幸福指數的重要作用，但若將此作為幾乎唯一的衡量指標，那麼我們的思維無疑就陷入了某種陷阱之中。這一道理，對於一般收入水準的人如此，對富人階層同樣如此。一百多年前，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出版《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首次揭示了在資本主義成功與宗教精神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一般人們認為，宗教講究虔誠和信仰，尤其強調精神世界，而資本主義則是物慾橫流，兩者可謂水火不容。但韋伯卻通過考察和研究發現，在美國成功的企業家大都是清教徒，顯然兩者之間有一定內在聯系。韋伯進一步發現，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追求物質的同時，也講求游戲規則和誠信，而清教徒的節儉、誠實和信念卻正好符合資本主義的這一深層成功因素，因此兩者的一拍即合也就成為自然之事。幾年前，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和「股神」巴菲特到中國，向中國富豪宣揚捐款和慈善理念，一時間巴比兩人的宴請被不少中國富豪解讀為「鴻門宴」，出席者寥寥，巴比兩人似乎自知沒趣，也就悄然收場。有人說，中國的富豪階層目前不具備捐款和慈善文化，乃中國的發展階段使然。換言之，待中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富人階層慈善文化的建立將會水到渠成。此話只說對了一半。如若沒有更為深層的精神世界的成熟，那麼發展階段的提升也許會改變人們的某些外在行為規范，但卻不會有助於其內在的成長。正如人類歷史上的一些國家（如百年前的德國和日本），由於在經濟高速成長期沒有注意精神世界的成熟，因此最後發展階段的提升並未為其帶來必然的光明，相反將其拖入到倒退的旋渦之中。本書的後面幾個章節，有對這一問題的持續探討。韋伯關於宗教精神與資本主義成功之間內在聯系的發現，也揭示了另一個道理：市場經濟的早期成功也許並不依賴於宗教精神，但成熟、完善的市場經濟則必然需要人們精神世界的一些成熟東西；同時，即便沒有市場經濟，宗教情懷也能使人在物質貧乏的處境下依然平和快樂；而市場經濟加上宗教情懷，則既能使市場經濟走向成熟和完美，同時更重要的是，它將使人不因市場經濟的物質成功而飄飄然，相反更注重自身內心層面的東西。中國自古就缺乏市場經濟的傳統，也缺乏嚴密、深刻的宗教情懷。如今，當我們同時需要兩者的時候，我們忽然發現，其實我們一個都不在行。或者說，最近二十年，我們在勉強學習市場經濟，但仍學得很不像樣；同時，由於沒有宗教情懷，我們的內心開始不平靜了，開始騷動了。騷動，或者說集體騷動，甚至是集體的浮躁和焦慮，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多少年來的一個通病。近代史上，我們在集體的浮躁和焦慮之下，曾經做出了多少蠢事。過去，我們積弱貧窮的時候曾經有過騷動，而當開始富有的時候我們依然騷動。兩者表象不同，但本質卻十分類似。
⑤ 邱震海是美國代理人嗎
是。
邱震海是鳳凰衛視時事評論員，著名時政評論員和學者，中國轉型和戰略問題專家，德國圖賓根大學博士，英國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資深會員。
曾任《震海聽風錄》和《寰宇大戰略》節目主持人。2015年4月推出力作《迫在眉睫：中國周邊危機的內幕與突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