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紅星照耀中國》的歷史
《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原名《西行漫記》，是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不朽名著，一部文筆優美的紀實性很強的報道性作品。作者真實記錄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國西北革命根據地（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進行實地采訪的所見所聞，向全世界真實報道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以及許多紅軍領袖
作者
埃德加·斯諾
《紅星照耀中國》(原名《西行漫記》)的作者埃德加·斯諾於1905年出生在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市，是家中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他父親開了一家小印刷廠，家裡過著小康生活。父親要他也從印刷業開始自己的生涯。但他卻走上了一條與父親截然不同的道路，成為世界著名的記者。埃德加·斯諾於1928年來華，曾任歐美幾家報社駐華記者、通訊員。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諾同時兼任北平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1936年6月斯諾訪問陝甘寧邊區，寫了大量通訊報道，成為第一個采訪紅區的西方記者。
寫作經歷
作者於1936年6月至10月對中國西北革命根據地進行了實地考察，根據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記》的寫作，斯諾作為一個西方新聞記者，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作了客觀評價，並向全世界作了公正報道。
斯諾同毛澤東、周恩來等進行了多次長時間的談話，搜集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第一手資料。此外，他還實地考察，深入紅軍戰士和老百姓當中，口問手寫，對蘇區軍民生活，地方政治改革，民情風俗習慣等作了廣泛深入的調查。四個月的采訪，他密密麻麻寫滿了14個筆記本。當年10月底，斯諾帶著他的采訪資料、膠卷和照片，從陝北回到北平，經過幾個月的埋頭寫作，英文名《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譯名為《西行漫記》或《紅星照耀中國》的報告文學終於誕生。
出版發行
紐約Grove Press社英文版
紐約Grove Press社英文版
由於斯諾在西北紅色區域的冒險中引起的激情和對中國人民的熱愛，他用了後半生的幾乎全部精力，對中國問題作繼續的探索和報道。《西行漫記》先後被譯為二十多種文字，幾乎傳遍了全世界。該書不斷地再版和重印，教育了千百萬讀者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使它成為享有盛譽，家喻戶曉的文學作品。
1937年10月，英國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出版斯諾的英文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這本書就是斯諾回來後寫的關於紅色中國的新聞報道集，也可以說是報告文學集。以後，此書以近二十種文字翻譯出版，幾十年間幾乎傳遍了世界，成了著名的暢銷書。
1938年2月10日，由胡愈之策劃，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人集體承譯，以復社名義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在孤島上海問世。考慮到在敵占區和國民黨政府統治區發行的緣故，譯本改名為《西行漫記》。此書在短短的十個月內就印行了4版，轟動了國內及海外華僑聚集地，在香港及海外華人集中地還出現難以計數的該書重印本和翻印本。國民黨政府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諾的這些著作，先後查禁的這類著作達十幾種。
《西行漫記》1938年版
《西行漫記》1938年版
1938年7月，美國出版《Red Star Over China》的修訂版。由美國紐約蘭登出版社印行，1938年的版權，精裝漆布封面，書的高乘寬是24乘16厘米。封二與環襯相連的是一幅中國地圖，圖中詳細畫出紅軍長征路線。封三和環襯印的也是一幅地圖——中國西北地圖，實際是1938年國共雙方控制區域圖。此書環襯鈐有多枚橢圓形印章，原文是：NANKING CALIF. JESUITS LIBRARY。美國版經過斯諾修訂增補，文字與復社版不同，內容上又多出一個第十三章：Shadows on the Rising Sun（旭日上的暗影）。
1949年後，中國政治斗爭越演越烈。斯諾的書繼續照耀世界各地，而在中國反倒被打入黑牢。《西行漫記》只是在1960年2月由三聯書店根據復社版印了一小部分，作為內部讀物，限於內部發行，這還是因為新中國成立後斯諾第一次訪華而特批的。文化大革命期間，《西行漫記》也難逃劫，被加蓋嚴控之類印記，密封於圖書館和資料室書庫中，禁止借閱。
1979年12月，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由董樂山根據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1937年版《RED STAR OVER CHINA》翻譯的中文本《西行漫記》，胡愈之為該重譯本作了序，該譯本還收入了1938年斯諾為復社的中譯本作的序。
2016年7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最新版《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推出。該版還插入如今很難覓見的從1937年、1938年、1939年三版《紅星照耀中國》中遴選出的數十幅珍貴歷史照片，以及書末所附譯者董樂山撰寫的《斯諾的客廳和一二·九學生運動》等三篇文章。
2018年2月，該書中文版已誕生整整80年。新版《紅星照耀中國》銷量已高達300萬冊。新版《紅星照耀中國》推出20個月來，創下了銷售奇跡，也是人文社首部一年內碼洋過億元的書，更是國內出版界2017年頭號爆款圖書。新版《紅星照耀中國》至2018年2月已加印31次，一年內發貨碼洋達1億元，一本書就為人文社盈利2000多萬元。[1]
紅星照耀中國[埃德加·斯諾創作紀實作品]
紅星照耀中國[埃德加·斯諾創作紀實作品]
2018年8月，長江文藝出版社重磅推出了由斯諾基金會官方授權的《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此書根據《紅星照耀中國》定版翻譯而成，是經過斯諾基金會官方認證的中文譯本。[2]
目錄內容
全書共12篇，主要內容包括：
1、關於紅軍長征的介紹；
2、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主要領導人的采訪；
3、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紅軍的軍事策略；
4、作者的整個采訪經歷和感受等。
以下目錄來自本書1979年北京三聯書店版：
中文重譯本序（胡愈之）
一九三八年中譯本作者序（斯諾）
《紅星照耀中國》1979年三聯書店版
《紅星照耀中國》1979年三聯書店版
第一篇探尋紅色中國
一．一些未獲解答的問題
二．去西安的慢車
三．漢代青銅
四．通過紅色大門
第二篇去紅都的道路
一．遭白匪追逐
二．造反者
三．賀龍二三事
四．紅軍旅伴
第三篇在保安
一．蘇維埃掌權人物
二．共產黨的基本政策
三．論抗日戰爭
四．懸賞二百萬元的首級
五．紅軍劇社
第四篇一個共產黨員的由來
一．童年
二．在長沙的日子
三．革命的前奏
四．國民革命時期
五．蘇維埃運動
六．紅軍的成長
第五篇長征
一．第五次圍剿
二．舉國大遷移
三．大渡河英雄
四．過大草地
第六篇紅星在西北
一．陝西蘇區：開創時期
二．死亡和捐稅
三．蘇維埃社會
四．貨幣解剖
五．人生五十始！
第七篇去前線的路上
一．同紅色農民談話
二．蘇區工業
三．「他們唱得太多了」
第八篇同紅軍在一起
一．「真正的」紅軍
二．彭德懷印象
三．為什麼當紅軍
四．游擊戰術
五．紅軍戰士的生活
六．政治課
第九篇同紅軍在一起（續）
一．紅色窯工徐海東
二．中國的階級戰爭
三．四大馬
四．穆斯林和馬克思主義者
第十篇戰爭與和平
一．再談馬
二．「紅小鬼」
三．實踐中的統一戰線
四．關於朱德
第十一篇回到保安
一．路上的邂逅
二．保安的生活
三．俄國的影響
四．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和共產國際
五．那個外國智囊
六．別了，紅色中國
第十二篇又是白色世界
一．兵變前奏
二．總司令被逮
三．蔣、張和共產黨
四．「針鋒相對」
五．《友誼地久天長》？
六．紅色的天際
附一：《西行漫記》新譯本譯後綴語
附二：斯諾在西北蘇區的攝影采訪活動
附三：斯諾的客廳和一二·九學生運動
作品影響
《紅星照耀中國》不僅在政治意義上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而且在報告文學創作的藝術手法上也成為同類作品的典範。人物刻畫、環境描寫以及敘事的角度幾近出神入化的程度。《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本出版後，在中國同樣產生巨大的反響，成千上萬個中國青年因為讀了《紅星照耀中國》，紛紛走上革命道路。
《紅星照耀中國》英文版
《紅星照耀中國》英文版
1937年10 月，《紅星照耀中國》首先在英國出版，一問世便轟動世界，在倫敦出版的頭幾個星期就連續再版七次，銷售10萬冊以上。世界輿論普遍認為這是一個傑作，標志著西方對中國的了解進入一個新時代。美國歷史學家哈羅德·伊薩克斯的調查說明，作為美國人對中國人印象的主要來源，《紅星照耀中國》僅次於賽珍珠的《大地》。《大地》使美國人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國老百姓，而《紅星照耀中國》則使西方人了解中國共產黨人的真實生活。從某種意義上說，一代美國人對中國共產黨人的知識都是從斯諾那裡得來的。
在《紅星照耀中國》中，斯諾探求了中國革命發生的背景、發展的原因。他判斷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和具體行動，使窮人和受壓迫者對國家、社會和個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須行動起來的新的信念。由於有了這一種思想武裝，使得一批青年，能夠對國民黨的統治進行群眾性的斗爭長達十年之久。他對長征表達了欽佩之情，斷言長征實際上是一場戰略撤退，稱贊長征是一部英雄史詩，是現代史上的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斯諾用毋庸置疑的事實向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事業猶如一顆閃亮的紅星不僅照耀著中國的西北，而且必將照耀全中國，照耀全世界。
《紅星照耀中國》的另一魅力，在於描繪了中國共產黨人和紅軍戰士堅韌不拔、英勇卓絕的偉大斗爭，以及他們的領袖人物的偉大而平凡的精神風貌。他面對面采訪了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賀龍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和紅軍將領，結下了或淺或深的交情。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毛澤東。斯諾准確地把握到毛澤東同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民眾的精神紐帶。沒有人比毛澤東更了解他們，更擅長綜合、表達和了解他們的意願。這將深刻地制約著以後數十年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包括其成功和曲折。
這樣，斯諾對中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發現了一個「活的中國」，對普通中國百姓尤其是農民即將在歷史創造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作出了正確的預言，他發現了隱藏在億萬勞動人民身上的力量，並斷言中國的未來就掌握在他們手中。
網友評價
「讓人覺得很溫暖」、「非常可愛」。許多年輕讀者還坦言，讀這本書是因為選入了課本，但細讀下來發現別有洞天。一位學生在網上書店留言，「完全是被迫買來讀的，不過考試之後又自願讀了一遍，覺得挺有趣的。」另一位學生坦言，「一開始覺得晦澀難懂，後來發現越看越好看，這本書客觀講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崛起經過，給人以一種自豪感。」還有讀者說，「讓我想起了近兩年很紅的《尋路中國》作者、美國作家何偉，莫名有種傳承迭變感。說實話，這本書比電視劇出彩得多。」[1]
關於最新的一輪《紅星照耀中國》熱潮，陝西省中美文化研究會會長、斯諾研究中心主席安危認為，這與國內外的中國熱、毛澤東研究熱有很大關系。「2018年，《紅星照耀中國》創下銷售300萬冊這個新紀錄，說明我們沒有忘記斯諾，說明中國人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孫華認為，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黨、政府實施的一系列政策，其實都在學習以往寶貴的經驗，如『以人民為中心』、『人民的美好生活』始終是中國共產黨最首要的目標。」他認為，許多讀者正是通過這本書回顧了中國共產黨走過的路，深刻領悟到什麼是「不忘初心」，讓他們心中點燃了希望，對現在、對未來充滿了自信。[1]
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從位於中國版圖中南部的江西瑞金出發，開始了一項現代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壯舉——長征。這一歷時長達兩年多的征途接近尾聲時，迎來了一名外國記者。
這名當時30歲出頭的記者，後來回到北平，寫下了游歷「紅色中國」的所見所聞所訪，轟動西方，也轟動了全民族抗戰一觸即發的中國。這名傳奇的旅行者名叫埃德加·斯諾，美國堪薩斯城人，他用英文寫下的新聞報道匯集成《紅星照耀中國》（RedStarOverChina），被翻譯成近20種語言文字，70多年來在世界各地暢銷不衰。
2014年是長征80周年，在中國各地舉行大規模紀念活動之際，人們只需打開電子書，用手指輕點，花不多的錢就可以下載《紅星照耀中國》或者是它的中譯本《西行漫記》。
中國埃德加·斯諾研究中心副主任、秘書長孫華說，其實已經無法統計「紅星」在全球的出版發行總數了，僅中譯本就有10多個版本。
但即使如此，在世界各地出版的「紅星」都很難與在中國上海淮海中路1843號內珍藏的那一本媲美。
宋慶齡促成斯諾「西行」
1937年10月，《紅星照耀中國》由倫敦戈蘭茨公司首次出版發行，一個月內就增訂到了第五版。此時，斯諾正在上海，他將一本1937年版的「紅星」贈予宋慶齡，並在扉頁上用英語寫道：「送給勇敢的革命家宋慶齡同志，你是中國第一位鼓勵我寫作此書的人，而且是此書的第一位讀者。書中的不妥之處請見諒。」
現如今這本珍貴的「紅星」依然陳列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宋慶齡故居紀念館內。連同展出的還有斯諾當年在陝北時拍攝的黑白照片——毛澤東的經典肖像、毛澤東與賀子珍在陝北的合影、留著胡須的周恩來騎在馬上……
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研究專家孫娟娟告訴記者，追溯到紅軍長征前3年，1931年9月，斯諾就以《紐約先驅論壇報》記者的身份在上海結識了宋慶齡，他們在一家巧克力店裡從午間暢談到晚餐時分，不久後斯諾第一次受邀前往位於法租界的莫利愛路兩層樓寓所（今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拜訪。
歷史學家認為，斯諾與宋慶齡的友誼後來很大程度上成為決定性因素，宋慶齡促成了斯諾前往陝北，並順利采訪了「紅色中國」。「紅星」成書於當年北平城的未名湖畔，而斯諾為何出發去延安，又如何實現了這一次「紅色長征」，與他在上海的經歷有很大關系。
「斯諾來到中國有一定的偶然性。在他到世界各地采風的過程中，原計劃在中國停留數周，沒想到後來變成了13年。」孫華說。
史料顯示，斯諾及其第一任夫人海倫都曾在不同場合承認，影響他們最終駐留中國、促成《紅星照耀中國》的誕生，與兩個中國人有關，一是宋慶齡，二是魯迅。
據《宋慶齡年譜》記載，斯諾渴望到中國共產黨的陝北根據地考察，並於1936年春專程到上海拜訪宋慶齡請求幫助，「以便到紅軍地區以後起碼作為一個中立者的待遇」。
也是在這年春天，經宋慶齡的努力溝通，斯諾和外籍醫生馬海德都得到了確認口信。《宋慶齡年譜》上說，當時宋慶齡曾對馬海德說：「中共中央想邀請一位公道的記者和一名醫生，到陝北實地考察邊區的情況，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張，我看你和斯諾一塊兒去吧！」
歷史研究發現，1936年春夏之交，宋慶齡促成斯諾與馬海德前往陝北，安排接頭和護送的就是「紅星」中提到的「王牧師」（真名董健吾）。於是，後來讀者們能夠在《紅星照耀中國》的開篇中讀到，用隱形墨水準備了給毛澤東的介紹信以及得到北平朋友的幫助等，其主要的促成者和聯絡人之一就是宋慶齡。
斯諾面對「革命青年」的提問清單
現在看來，斯諾的「紅星」依然是一部寫作精良的長篇通訊，他帶著無數的好奇心向「紅色政權」提問：
「中國共產黨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們同其他地方的共產黨人或社會黨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他們是不是留著長鬍子，是不是喝湯的時候發出咕嘟咕嘟的響聲，是不是在皮包里夾帶土質炸彈？」
「他們的領導人是誰？他們是不是對於一種理想、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學說抱著熱烈信仰的受過教育的人？他們是社會先知，還只不過是為了活命而盲目戰斗的無知農民？」
「中國的蘇維埃是怎樣的？農民支持它嗎？」「共產黨怎樣穿衣？怎樣吃飯？怎樣娛樂？怎樣戀愛？怎樣工作？他們的婚姻法是怎樣的？」
來自斯諾研究的權威機構——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的一篇學術論文顯示，1936年斯諾提交給中國共產黨人的采訪提綱起碼包含了十多個方面的宏觀問題，涉及外交、抵禦外敵入侵、對不平等條約和外國投資的看法，以及反法西斯等。後來毛澤東與斯諾在陝北窯洞的首次對談，很多內容即始於對提綱的回答，這是中共中央集體智慧的結晶，進而向世界呈現了一個與時俱進、公開透明、開誠布公的中共形象。
後來斯諾在1938年1月上海復社的中譯本前言中寫道：「從字面上講起來，這一本書是我寫的，這是真的。可是從最實際主義的意義來講，這些故事卻是中國革命青年們所創造，所寫下的。這些革命青年們使本書所描寫的故事活著。」
在斯諾看來：「毛澤東、彭德懷等人所作的長篇談話，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
斯諾個人認為，盡管英文本第一版有一些錯誤，但「中國在這最緊急的時候，找到了民族最偉大的統一，找到了民族的靈魂，基本的因素在哪裡？原因在哪裡？關於這一點的研究，這一本著作是頗有一些價值的。」
而在斯諾開出的「問題單子」中，也有關注延安「紅色文藝」的，他提到「紅色劇團」和娛樂等。魯迅文化基金會的研究者認為，斯諾後來對於中國左翼文化、延安文藝的濃厚興趣，大多來自與魯迅對話的啟迪。斯諾亦是最早向西方翻譯推介魯迅作品的外國記者。
在斯諾的筆下，陝北的「紅色戰士」愛打乒乓球，還學識字、辦牆報，「外界傳說『紅軍縱酒宴樂、大肆搶劫』等，都是胡說八道」。海倫·斯諾認為，「紅星」吹奏出了雄壯而激昂的號音，讓西方積累起來的對中國共產黨人的謠言和猜疑倒塌了。
「紅星」仍在照耀
在「紅星」向世界傳播的70多年時間里，斯諾帶給世界的不僅是一個真實的「紅色中國」，還包括大量的新聞照片、毛澤東的長征律詩、《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詞等。
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紅星」為順利出版而化名的中譯本《西行漫記》，以及相關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記》《紅旗下的中國》等都曾被查禁。直至1949年新中國誕生前夕，上海和香港又出現了《長征25000里》等幾個新版本。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多場政治運動中，出自外國人之手的「紅星」一度在中國國內漸受冷落，但在世界各地依然風行暢銷。直至上世紀70年代初，斯諾的再一次訪華，「紅星」得以作為「內部刊物」再度印發。
改革開放後，「紅星」重新被「擦亮」，除了早年復社胡愈之團隊的譯本外，又多了董樂山的新譯本。到1984年新華出版社推出《斯諾文集》時，《紅星照耀中國》的名字得以恢復，「西行漫記」轉為副題，這一年僅文集征訂就超過28500冊。
「紅星」暢銷世界的歷史，還告訴我們，諾爾曼·白求恩和柯棣華都曾閱讀這本書，它成為促使他們下決心來華工作的主要動因之一；從二戰時期，到上世紀末，美國多任總統承認曾閱讀「紅星」，這本書也成為他們決策對華戰略的一個重要參考；在日本、韓國，學者也把閱讀「紅星」作為了解20世紀中國的「一把鑰匙」。
作為「紅星」的主要翻譯者之一，胡愈之在1978年的中譯本序言中寫道，斯諾是「第一個報春的燕子」。這個年輕時曾經當過農民、鐵路工人、印刷學徒、海員的新聞記者，擁有驚人的洞察力和敏銳的分析能力，才使他認識了問題的本質，這是西方的一些所謂「中國通」所不能辦到的。
「斯諾對中國的深刻認識源於他對事件本身深度、全方位的參與。他不僅僅准確記錄了歷史，還准確預測了未來的趨勢。」孫華認為。
現在，斯諾的部分骨灰就安葬於當年他奮筆疾書「紅星」的北京大學未名湖畔。斯諾墓前仍會定期有人祭掃，但顯然不是每個路人都了解這位傳奇人物的各種往事。
譯者們認為，該作品傳播70多年之後，重讀《紅星照耀中國》依然不會過時。事實上，在每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期，「紅星」仍在照耀
⑵ 馬海德的介紹
馬海德（羅偉飾），電視劇《歷史永遠銘記》1是由中央電視台、陝西廣播電視台、北京中視嘉銘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力超(上海)影視文化工作室聯合出品革命愛情史詩劇，劇中馬海德原名喬治·海德姆，23歲就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並到中國考察和工作，1937年在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馬海德不僅為革命時期的醫療事業立下不朽功績，還在延安時期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和新華通訊社顧問，積極參加外事活動和對外宣傳工作。
⑶ 馬海德的人物生平
1910年9月26日，馬海德出生於美國紐約州布法羅市。
1927年，進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讀醫學預科。
1929年，到黎巴嫩貝魯特美國大學繼續學醫。 1931—1933年，到瑞士日內瓦大學攻讀臨床診斷，畢業時獲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後，馬海德為了考察當時在東方流行的熱帶病，便和兩個同學一起來到中國上海，原本計劃在中國只停留一年，但當看到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和中華民國政府的腐敗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後，決定繼續留下來，他考察熱帶病的職業病和工人營養不良的狀況，並通過調查他認識到，中國工人需要的不僅是葯物，更需要吃的、穿的問題，而是只有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的社會結構，才能徹底改變中國勞動人民的悲慘命運。這時，他結識了宋慶齡和在上海的外國進步人士史沫特萊、艾黎、格蘭尼奇、希伯等人。在他們的影響下，馬海德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和研究中國革命問題。從中知道了中國還有另一個世界，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根據地。便開始投身於革命活動，在他開的診所常常成為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人員聯絡、開會的地方。他還在美國《工人日報》和當時在上海出版的進步刊物《中國呼聲》上發表介紹中國工農紅軍和揭露中國社會的黑暗和國民黨腐敗的文章。
1933—1936年馬海德到中國上海考察當時在東方流行的熱帶病。先後在上海廣慈醫院和雷士德醫院工作，後來和兩位同學合開診所。
1936年春末，中共中央想邀請一位公正的外國記者和一名醫生去陝北，實地考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區情況和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宋慶齡推薦了斯諾和馬海德前往。6月他們到達中國工農紅軍的臨時駐地保安，毛主席接見了他們並在周恩來的安排下，他們到保安和蘇區各地參觀、訪問。後來隨紅軍第一方面軍南下甘肅省迎接在長征途中的第二、四方面軍。10月，紅軍三個方面軍在甘肅省南部勝利會師後，又先後隨第二、四方面軍行動。
1937年1月，隨紅軍隊伍回到陝北延安，以滿腔熱情一邊緊張地投入診療工作，一邊作調查研究。在一個多月中，他巡視了陝北各地衛生醫療單位，掌握了大量材料，寫了一份詳細的調查報告，提出了改進蘇區醫療事業的建議。毛澤東很欣賞他的這份實事求是的報告，任命他為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衛生顧問。同年2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隨部隊到山西五台山八路軍總部工作。年底回延安籌建陝甘寧邊區醫院。為了更好地接近陝甘寧邊區人民，不僅很快學會了中國的普通話和陝北的方言，而且把自己的美國名字改成了中國名字——馬海德。
1938年，宋慶齡在香港成立了保衛中國大同盟以後，馬海德受宋慶齡的委託，經常向該同盟報告陝甘寧邊區的情況，通過宋慶齡的保衛中國大同盟向海外呼籲，爭取國際援助。邊區因而獲得了許多急需的醫療器材和葯品。
1942年，被調到延安國際和平醫院工作。在抗日戰爭時期，馬海德曾先後接待了白求恩、柯棣華、巴蘇華、米勒等外國醫生，並協助他們去各抗日根據地開展醫療救護工作。
僅在1944年到1947年，馬海德就曾診治傷病員4萬餘人次。由於出色的工作，他受到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多次獎勵。延安時期，還曾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和新華通訊社的顧問，積極參加外事活動和對外宣傳工作。
1937年11月，幫助新華社創立了英文部，開始向國外播發英文消息。
還經常為當時中央出版的對外宣傳刊物《中國通訊》撰寫稿件。 1946年，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醫療顧問，參加了在北平成立的由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和美國三方代表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他和代表團的同事們一起揭露了國民黨發動的內戰陰謀。不久，又作為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醫療顧問，與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和美國紅十字會的人員進行接觸，積極爭取他們對解放區的援助。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馬海德立即申請加入中國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外國血統的中國公民。
1950年，正式加入中國國籍，並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顧問。
1953—1966年，協助組建中央皮膚性病研究所（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性病研究所前身）。該所成立後，主要從事對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在衛生部的領導下，他會同有關專家首先制訂了消滅性病計劃，先後到內蒙古、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江蘇、江西、西藏和新疆等地，為消滅那裡的性病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勞動。接著，他又確立了新的奮斗目標——消滅麻風病。
1969—1976年在北京阜外醫院皮膚科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到「四人幫」的迫害，但他沒有動搖，主動到北京阜外醫院擔任皮膚科門診工作。 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馬海德精神振奮，加緊了消滅麻風病的工作。
1981年，經過周密的調查和論證，他提出「中國要在2000年基本消滅麻風病」的奮斗目標。為實現這一目標，他積極開展中外醫學界的合作與交流，1985年在廣州召開了中國第一屆國際麻風病學術交流會。
1986年，為進一步落實各國麻風基金會給中國的援助，出訪十幾個國家，為中國爭取了價值上千萬美元的援助。馬海德根據中國的國情，將麻風病傳統的住院隔離治療辦法改變為社會防治，並於1980年把國外治療麻風病的新技術——強殺菌聯合葯療引進了中國，大大提高了療效。
1988年10月3日在北京病逝。 1954年-1964年期間，馬海德帶領醫療團隊在邊遠牧區對牧民進行檢查和復查，並最終取得中國范圍內基本消滅性病的成就。
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馬海德積極推動中外醫學界的交流與合作，一方面對外宣傳中國在消滅性病、麻風病方面的經驗和成就，提高國際影響力；另一方面，從80年代開始，引進國外治療麻風的新技術並廣泛爭取國際支援，曾抱病出訪十幾個國家，為中國爭取了價值上千萬美元的葯品、醫療器械和交通工具等援助，為中國醫療衛生事業和世界麻風防治工作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從1938年開始，馬海德接待了許多外國醫療隊和外國友人，包括：白求恩率領的由加拿大人和美國人組成的醫療隊、印度援華醫療隊、德國醫生漢斯米勒、蘇聯的A 阿洛夫以及許多外國記者、專家、外交官和軍人。
1944年，史迪威將軍派美軍觀察組到延安實地考察，馬海德擔任美軍觀察組顧問。
1946年，馬海德以中共代表團醫療顧問的身份參加了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馬海德利用出訪和接待工作的機會，向世界各地的人們介紹新中國。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爭取良好的國際環境做出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⑷ 第一個取得中國國籍的外國人
馬海德——第一個加入中國國籍
抗日戰爭時期，國際友人來華支援中國抗戰，與中國人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抗戰勝利後，有的國際友人由於思鄉心切或工作的需要，離開了中國；有的國際友人割捨不了對這塊土地上的深情，自願留在了中國，加入了中國國籍。美國醫生馬海德就是其中的一位，而且有幸成為新中國第一個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
醫治社會病的醫生
1910年9月26日，馬海德出生在美國紐約州水牛城一個阿拉伯移民家庭。他原名喬治·海德姆，後在中國改名為馬海德。1933年夏，憑著良好的學習成績，喬治榮獲醫學博士學位。
在求學時期，喬治結識了一位中國留學生，從他那裡了解到古老的東方悠久燦爛的文化，同時也了解到中國是一個貧困落後、任由西方宰割的國度。在那裡，悠久的文明與落後並存，中國人被稱為「東亞病夫」。喬治對中國充滿著好奇，強烈的治病救人理想促使他決心到中國去行醫。當時，他正在研究東方熱帶病，而中國是最好的研究地點。1933年11月，他毅然飄洋過海，孑然一身，來到中國這個陌生的土地上。
在上海，他結識了一批國際友人，如美國女作家史沫特萊、紐西蘭人路易·艾黎等，而且還結識了被中國人尊稱為「國母」的宋慶齡。
1936年初，喬治應邀來到宋慶齡家。宋慶齡告訴他一個夢寐以求的消息，中共中央准備邀請一位外國醫生和一位外國記者去邊區進行實地考察，了解共產黨的抗日政策。在宋慶齡的安排下，懷揣半張五英鎊的鈔票，奔向延安。
6月初，喬治先到達南京，然後乘車北上，再轉道西安，目的在於迷惑國民黨特務的跟蹤。在西安，喬治與手持另外半張五英鎊的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接上頭。在董的安排下，喬治與同胞斯諾闖過重重封鎖線，離開西安，輾轉來到陝北紅軍駐地——安塞。
年輕的衛生部顧問
初到陝北，馬海德對偏僻落後的黃土高坡非常陌生。然而被毛澤東同志接見後，他為毛澤東等人的樂觀精神所感動，立即穿上紅軍的服裝，實際調查根據地情況。
他雖然是外國人，但他不把自己看作是外人，而是把自己當作紅軍中的一員。為了便於結識群眾，他把自己的名字改為馬海德。這樣一改，既保留了原美國姓，又增加了邊區回族同胞姓氏常見的「馬」字。這是他決心獻身中國革命事業的一個重大行動。
馬海德與斯諾在邊區采訪了4個多月。當斯諾完成采訪任務離開邊區時，馬海德卻說：「我決定留在陝北工作，要為中國革命事業作一些貢獻。」
馬海德參加紅軍的請求，得到毛澤東的贊許，並委任他為衛生部顧問。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又擔任八路軍衛生部顧問。26歲的洋博士能夠留在陝北邊區，並被委以重任，充分體現中國共產黨對他的信任和寄予重託。
馬海德因為工作成績突出，被光榮地吸收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時他也受到魯藝藝術學院一位叫周蘇菲的年輕女學生的青睞，並在1940年3月，兩人結為終身伴侶，從此，蘇菲便成為他的同志和親密幫手。
領導人的保健醫生
馬海德抗戰時期除了擔任衛生部顧問這一重要職務外，更重要的是保證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身體健康。他深知這一工作的重大意義，竭盡全力去完成這一任務。
毛澤東主席在長期的革命斗爭環境中，養成了夜裡辦公，白天休息的習慣。馬海德從醫學角度，幫助毛澤東調整好生物鍾，保證他完成對全國抗戰的指導工作。馬海德有時拉毛澤東主席開展各種體育活動，加強體育鍛煉，增強體魄。當他發現主席有輕微風濕性關節炎後，就陪主席散步，增強肌體的抗病能力。
馬海德當時還有一位重點醫療保護對象，就是當時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王稼祥在長期艱苦的革命環境中，積勞成疾，患有多種疾病。馬海德對症下葯，體貼細微。每當王稼祥稍有不舒服的感覺，馬海德就日夜守在他的身邊，直到病情痊癒後才離開。
周恩來總理在抗日戰爭時期有一次在騎馬時，不慎跌落馬下，摔斷了右臂，馬海德立即組織當時在延安的印度醫療隊的巴蘇華、柯棣華等著名醫生對周總理進行會診，當他們發現周總理的臂骨癒合很不理想，右臂肌肉出現萎縮時，感到萬分內疚。但是馬海德並沒有從困難中退縮下來，仍然抱著極負責任的態度，想盡辦法幫助周總理度過難關，直到中共中央決定送周總理去蘇聯治療時為止。
延安當時是中國抗戰的指導中心，匯集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同志，如董必武、吳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等。大部分從前線到延安匯報工作或開會的領導同志，都接受過馬海德醫生的檢查或治療。他認為：「這些同志都是用自己的生命在為中國人民爭取未來的幸福生活，我們必須保證他們的健康。」保證中央領導同志的身體健康，是馬海德在抗戰時期的一大貢獻。
最幸運的國際友人
抗日戰爭勝利後，馬海德並沒有離開中國，而是繼續支持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新中國成立後，馬海德一進北京城，提出加入中國國籍的申請。他已經模糊了國別，已經把自己看作新中國的一個分子，他要投入於新中國的建設中去。他這種崇高的國際主義精神贏得了中國政府的尊重。周恩來總理親自批准了他的請求，馬海德有幸成為新中國第一個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
馬海德非常激動，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他協助組織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把主要精力放在解決性病和控制麻風病領域，並取得重大成果。60年代中國政府宣布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性病在中國已經基本滅絕。這與他積極從事性病研究和治療是分不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雖然受到「四人幫」的迫害，但他仍然堅持治病救人的理想。「文化大革命」之後，他集中精力從事麻風病的研究和治療，為中國治療麻風病開出較好的良方。
1988年，當他強忍著病痛，堅持工作時，終因體力不支病倒，10月3日與世長辭。馬海德的一生，閃爍著國際共產主義戰士的燦爛光輝。（中國網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供稿）
⑸ 首位入中國籍的外國人是什麼來頭，能娶走延安第一美女
有了新中國之後，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大批外國人也開始湧入中國，有些甚至還定局於此，並加入了我們中國國籍，很多人都好奇，誰才是第一個入中國籍的外國人呢？據悉他還娶走了“延安第一美女”。
建國後，馬海德也沒有再離開中國。因為在他的心裡早就把中國當作自己的祖國了，這里有同甘共苦的戰友，還有一個溫暖的家庭，以及他一生無法放棄的事業。因此在1950年，馬海德選擇了加入中國國籍，成為歷史上第一位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有人曾問馬海德到底是什麼來頭？我想說的是他就是一名默默無聞的醫者，喜歡中國、熱愛中國，在中國呆了大半輩子、還把國籍改成中國、最後還埋葬在了中國。（1988年的時候，馬海德在北京病逝）馬海德曾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已經是一個完完全全的中國人了，我熱愛這片土地，我熱愛這里的人民，我從不後悔來到中國，也不後悔這些年所做的一切。”2019年的時候，馬海德被國家授予“最美奮斗者”的榮譽稱號。
⑹ 西行漫記介紹
這有
馬海德教授原名喬治·海特姆，1910年生於美國紐約布法羅市。1933年，23歲的馬海德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後，就在同年到了中國上海，後來認識了宋慶齡，在紅軍長征期間他曾接待過白求恩，被毛澤東任命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衛生顧問。1949年，馬海德成為第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籍美國人。自1953年開始，馬海德投身到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工作中。1956年到1988年，他不離不棄地與麻風病人在一起，並鼓勵更多的人加入到關愛這個特殊人群的行列中。1988年10月3日，馬海德在北京逝世。臨終前他吩咐，將他一部分骨灰撒在中國的延河，而另一部分帶回他離開了55年的家鄉。
⑺ 為中國做過貢獻的外國人
1、陳必娣：美國、
陳必娣從小在加拿大出生長大，後來移居到美國。當盧溝橋事變發生的時候，醫學專業出身的陳必娣，看到中國軍人在戰爭中的慘狀，於是自發開始救助中國人。
陳必娣甚至讓世界看到日軍殘殺中國人的照片，還不顧勸阻搬家到中國為中國人醫治。後來陳必娣強烈要求加入中國籍，她一生都在為中國做貢獻。
2、魏璐詩：奧地利
猶太人魏璐詩，出生於奧地利，1933通過宋慶齡了解到當時中國社會革命情況，最後決定長期留在中國。她報道中國抗日戰爭狀況給世界人民，和魯迅討論中國未來。1951年，魏璐詩從美國應周總理之邀返回中國，並為中國工作，後來魏璐詩也獲得中國籍。
3、鄭律成：朝鮮
鄭律成出生在如今的韓國全羅南道，當時是地道的朝鮮人。因為包含「抗日情懷」，鄭律成繼承兄長遺志來到中國參加革命。參加多種抗日組織和活動後，和冼星海一起創作音樂，他所創作的《八路軍軍歌》後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新中國成立之後，鄭律成加入中國籍。
4、馬海德：黎巴嫩
馬海德是黎巴嫩人，在美國生長，是第一個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在瑞士畢業後，為了考察中國正在流行的東方熱帶病，於是來到了中國。
本來打算一年後回去，但是看到外國侵略者和民國政府讓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時，毅然決定繼續留下。馬海德結識宋慶齡等人後，運用先進的醫學知識無償為人民服務。1949年，馬海德加入了中國籍。
5、愛潑斯坦：波蘭
愛潑斯坦是猶太人，出生於波蘭華沙，因為戰爭和家人一起流亡到中國定居。愛潑斯坦一直為中國革命而貢獻了自己的一生，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還曾被日軍抓進集中營，九死一生。
愛潑斯坦後來創辦《今日中國》，並成為《今日中國》總編輯，1957年加入中國國籍，1964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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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20世紀30年代，美國醫生為來中國對抗麻風，後來怎樣了
馬海德作為中國首個加入中國籍的外國人，他為中國付出了自己的一生。取中國名，說中國話，把自己完完全全中國化。
這樣一個外國人在得到國家補助的時候，很激動地說：「我又不是外國人，我是中國人。」
馬海德與妻子友人
⑼ 歷史上有哪些為遠赴中國效力的外國人
我記得老師曾說過馬海德是一名外國人，馬海德是第一個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1933年剛在瑞士讀完博士的馬海德趕往上海考察當時流行的熱帶病，這時候的馬海德想不到，就這樣，自己與中國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對我國的性病和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⑽ 馬海德的人物關系
蘇菲，又名周蘇菲，原名周素珍，1920年5月19日出生於普陀區沈家門街道東橫塘現東大居委會。6歲入學。
1935年，她為逃避包辦婚姻赴上海，經友人介紹加入中國左聯領導的話劇藝術供應社。同年夏天考入上海正風中學高中文科班，一邊讀書一邊參加進步劇目演出。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蘇菲隨藝術供應社部分同志撤離上海，經香港、越南轉至雲南昆明，通過地下黨組織介紹，參加昆明抗敵後援會，從事抗日救亡活動。
1939年8月到延安，進魯迅藝術學院學習文學和戲劇。1942年畢業後分配到延安「魯藝」實驗話劇團任演員，參加《帶槍的人》等話劇演出。在延安，與國際友人馬海德大夫結婚。1943年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9年，蘇菲隨軍從延安進入北京城。入京後開始從事電影工作和話劇演出。1960年起曾導演和參與導演多部電影，如《礦燈》、《春雷》、《孔雀公主》、《拓荒者足跡》。
1988年至今，蘇菲任中國麻風病協會副理事長，中國麻風基金會、馬海德基金會理事長，從事社會福利工作。多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交流及討論會議。蘇菲現居住北京，雖九十又三，仍身體硬朗。 1950年馬海德帶領小組成員在普查性病時，群眾對抽血化驗接受不了，馬海德親自示範，讓醫務人員在自己身上抽血，以此來取得群眾的配合。他非常重視基層防治機構的工作質量，不惜花費時間逐項檢查病人的病歷、化驗結果、治療記錄以及統計表格等。
他常常在基層舉辦性病學習班，並親自為學員講課，作示教等。他說：「要搞好一個地區的性病防治工作，必須依靠當地的幹部和醫務人員。」馬海德很注意同當地的幹部搞好關系，每當一個點的工作結束時，他都和當地幹部一起總結工作，並將書面總結材料留給當地幹部一份。他還教育皮膚性病研究所的同事們，要注意民族政策，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
在基層工作時，馬海德和大家同甘共苦，同吃同住，一起爬山、涉水，從不搞特殊化。他住過蒙古包、破廟，睡過臨時旅店的土炕，也曾和4個人合蓋過一條粗布破被。他還常常帶病堅持工作。盡管條件艱苦，但在工作之餘他還和大家一起跳舞、聊家常、說笑話，始終保持著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風。
在幅員遼闊的農牧區，對梅毒患者要一個不漏地進行復查，困難是很大的，常常為了尋找一個病人，他們要跑很遠的路程。有時做實驗，水質不好，不能保證血清試驗的可靠性，在這種情況下，馬海德總是自己動手，教大家就地取材，做簡易的沙濾缸，保證實驗用水的質量。平時，從病損中檢查梅毒螺旋體，需要用暗視野顯微鏡，可是這些地方沒有電，馬海德就對顯微鏡進行了改造，用干電池作電源，這樣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活動的螺旋體，從而保證了診斷的准確性。 馬海德在調查研究和充分論證的基礎上，於1981年滿懷信心地提出了：「中國要在2000年基本消滅麻風病」的奮斗目標，並得到衛生部的支持。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馬海德認為不能再沿用歐美國家19世紀建立麻風村、麻風病院的老辦法，而應根據中國國情，大膽闖出一條防治麻風病的新路子來。
他尊重科學，強調防治麻風病應由住院隔離治療轉變為社會防治；由單一葯物治療轉變為多種化學葯物聯移動圖片合治療；由單純的治療轉變為治療與康復並重；由專業隊伍孤軍作戰轉變為動員全社會力量共同作戰的「四個轉變」的作法。他還積極開展中外醫學界的合作與交流，爭取國際上的廣泛援助。
1985年，經他不懈的努力，在廣州成立了中國麻風病防治協會、中國麻風病福利基金會和中國麻風病防治研究中心，並在中國召開了第一屆國際麻風病學術交流會。來自26個國家和地區的100多位麻風病專家出席了會議。他們親眼看到了中國防治麻風病的工作所取得的成就。與會的各國麻風基金會代表紛紛找到馬海德，表示
從1980年起，馬海德把國外治療麻風的新技術——強殺菌聯合葯療引進中國。用這種葯療方法，病人一周內即可脫離傳染期，平均兩年即可治癒。但是這種聯合葯療的3種葯品價格較高，因而影響了在全國推廣使用。為此，馬海德抱病出訪了十幾個國家，經過緊張的工作，終於使日本、美國、義大利、比利時、加拿大、荷蘭、英國和原聯邦德國等國家的麻風基金會，分別同中國有麻風病防治任務的省區建立了對口聯系，並提供了價值上千萬美元的葯品、醫療器械和交通工具等援助。
這樣，到1986年底，強殺菌聯合葯療在全國麻風防治工作中得到了推廣，使全國每一個麻風病人的治療都有了可靠的保證，大大加速了消滅麻風的進程。 馬海德和斯諾到保安不久，就要求去紅軍前線部隊訪問。經黨中央安排，派伍修權為翻譯，陪同他倆經過長途跋涉，同年8月16日，來到寧夏豫旺縣的西征紅軍前線總指揮部，受到彭德懷司令員的熱烈歡迎。
當地群眾多為回民，信奉伊斯蘭教。恰好海德姆會說一些阿拉伯語，會寫阿拉伯文。原來海德姆出生在美國，但祖籍是黎巴嫩，知道伊斯蘭教習俗。為此，他受到當地群眾的歡迎和尊重，阿訇經常請他到家裡做客吃飯。
他和紅軍醫生戴濟民（回族）共同經常給群眾看病，他的醫術，更得到群眾信任。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也請他幫助做回民群眾的工作，他把有關中國共產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摘譯成阿文，讓紅軍戰士照著他寫的樣子刷在牆上，回民同意支援紅軍。
他在與回民的頻繁接觸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發現回民姓馬的人很多，「十個回回九個馬」。他為了同回族兄弟交知心朋友，決定自己也姓馬，改名叫馬海德。他把自己的命運同中國人民的命運緊緊連系在一起。